《我在场，我来说（贰）》柿恩酥

9、张巡，许远 他们都

　　他们都叫我张巡。可在那座城里的最后几天，没有人再叫我的名字了。他们叫我张中丞，叫我御史中丞，叫我守城的人。只有许远，还叫我张巡。他是个宽厚的长者，比我懂事，也比我更能忍。
　　我生在邓州南阳，开元末年中进士。我做过清河县令，也做过真源县令。我这一生，原本可以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县令，可安禄山反了。天宝十五载，燕军攻陷宋曹诸州，谯郡太守杨万石投降燕军，逼我接应。我带着吏民在真源玄元皇帝祠大哭一场，然后起兵了。
　　我拒绝了杨国忠的招揽。那时候有人劝我投靠他，我说：“此人是国怪祥，朝宦不可为也。”我没想到，这句话后来救了我的命——如果当初我投靠了他，就不会在真源做一个县令，就不会在安史之乱中站在这里。
　　我先守雍丘，令狐潮投降了燕军，我们夺回雍丘，杀了他全家。后来睢阳告急，许远派人来求救。我带着三千人去了。睢阳在江淮的要冲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去了之后，跟许远的兵马合在一处，总共六千八百人。许远对我说：“张巡，你来指挥。粮草器械我来管，打仗的事交给你。”一个太守，把兵权交给一个县令。这种事，我从来没有见过。
　　叛军十几万，尹子奇，安庆绪手下的大将。有时一日二十余战，我亲自擂鼓，亲自冲杀，亲自站在城墙上最危险的地方。城中的大将田秀荣与燕军私通，许远查实了，我把他召到城上斩首示众。我射瞎了尹子奇一只眼睛。城里的人看见我，觉得只要有我在，城就不会破。只有我知道——城里的粮，已经不多了。
　　后来粮尽了。先吃马，马尽了，罗雀掘鼠。雀鼠尽了，我杀了我最爱的妾。我对将士们说：“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众，宁惜一妾乎！”没有人吃得下去。我逼他们吃。我逼他们活下去。
　　后来茶纸也吃尽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城破那天，只剩下四百人。许远守在城的另一面，他杀了自己的奴仆。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怨言，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要守下去。他只是每天把分到的那一点食物，匀给士兵。一个宽厚的长者，在绝境里没有软，反而更硬了。
　　城破的时候，我被俘了。尹子奇问我：“你为什么不降？”我骂了他。我骂了他很久。
　　他们杀我的时候，我四十九岁。后来韩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守一城，捍天下。”他说得对。我守的是一座城，可那座城后面是江淮，江淮后面是半个天下。如果睢阳早陷一个月，江南的赋税就运不到长安，大唐可能早就亡了。一个四十九岁的县令，用一座城，换了整个天下。我不知道那值不值得。我只知道，我没有辜负许远交给我的兵权，没有辜负那些跟我一起死在城里的士兵。我守到了最后。
　　我叫许远。
　　他们说我是“宽厚长者”。我确实是。一个宽厚的人，不该在乱世里领兵守城。可那时候，没有别人了。
　　我是杭州盐官人，右相许敬宗的曾孙。开元末进士及第，做过高要县尉。安禄山反了，玄宗召我为睢阳太守。睢阳是进入江淮的要冲，叛军如果打通这里，江南就完了。可我知道自己不会打仗。我是一个管粮草、管器械的人，不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人。
　　张巡来了。他带着三千人从宁陵赶来。我第一次见他，就看出他跟我不是一类人。我站在城楼上往下看，他骑在马上，瘦，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那不是不怕死，是比死更硬的东西。我只有一个念头：这座城，交给他，比我守着更有用。
　　我对他说：“张巡，你来指挥，粮草器械我负责。”他说：“好。”
　　后来有人劝我，说兵权交出去，万一城破了，后人会说是我无能。我说——城破了，后人说什么都无所谓。可城不能破。
　　他守东北，我守西南。他打仗的时候，我在城楼上擂鼓。他缺粮的时候，我替他筹粮。他杀妾的时候，我没有拦他。我也杀了我的奴仆。一个宽厚的人，杀了自己的家人——可那时候没有什么宽厚的人，只有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
　　城破那天，我被俘了。他们把我送到洛阳。我骂了他们，他们杀了我。我死的时候四十九岁。我们同年生，同年死。我没有张巡的将才，没有他的刚烈，没有他那种能把一座城撑起来的气力——可我知道一件事：在那座城里，我从来没有拖过他后腿。
　　后来的人把我们并称“双忠”。我们的画像挂在凌烟阁上。韩愈说我们“守一城，捍天下”。我不在乎那些。一个宽厚的人，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在最不该死的时候，替别人守住了他该守的那一面。那就够了。
　　风从睢阳的城墙上吹过去，吹了一千三百年。城墙早就塌了，可那些骨头还在。它们替我们记得——一个县令，一个太守，六千八百人，守了十个月，挡住了十几万叛军，保住了半个天下。一座城，两个人，六千八百条命。那些命没有白死。那座城，也没有白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