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场，我来说（贰）》柿恩酥

49、宋神宗赵顼 我叫赵

　　我叫赵顼。初名赵仲针，后来被立为太子时，父皇给我改了这个名字。顼，是上古帝王颛顼的顼。一个名字里藏着帝王的人，注定要走一条帝王的路。可我这一生，走的是一条想回头却回不了头的路。
　　我是英宗的长子。我父亲英宗，只做了四年皇帝就死了。他死的时候，我十九岁。我跪在他的灵前，听着那些大臣们念遗诏，把我推上了那把椅子。我坐在上面，心里想着的不是我该怎么做皇帝。我想的是——我该怎么样让这个天下，重新活过来。
　　我从小在宫里长大，见过太多事。我见过仁宗朝的庆历新政是怎么被掐死的。我见过那些改革者是怎么一个一个被赶出朝堂的。可我也见过大宋的账本。那些年，大宋每年的收入是六千多万缗，支出也是六千多万缗。一进一出，刚好花光。养官、养兵、给辽国岁币、给西夏岁币，钱像水一样流出去。可国库里没有余粮，百姓的税一年比一年重。
　　我刚登基那年，就做了一件事——我把王安石召进了宫。
　　王安石那个人，我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听说过他。他在鄞县做知县时，就试行过青苗法。他在舒州做通判时，就写过万言书，请求改革。他说大宋的病，不在外面，在里面。在“冗官、冗兵、冗费”。他说要改，就趁现在改。
　　熙宁二年，我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熙宁三年，拜他为相。我让他放手去做。
　　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将兵法。一道道新法从汴京发出去，像一把把刀，砍向那些积弊。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是说给我听的。他在告诉我——陛下，别怕。可我怕。我坐在龙椅上，看着那些弹劾的奏章，看着那些被贬的大臣，看着那些被新法逼得走投无路的百姓，我怎么能不怕？
　　韩琦反对我。他是三朝老臣，他上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来。富弼反对我，他称病不上朝。司马光反对我，他在洛阳编《资治通鉴》，可他每一封信都在骂新法。苏轼也反对我。那些我从小就读过他们文章的人，那些我以为会站在我这边的人，几乎全都站在了我的对面。
　　可我还是推下去了。不是因为我比他们聪明，是因为我知道——大宋再不改革，就撑不过下一个二十年。我不做，谁做？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把那些饿死在路边的人画了下来。他说是我变法造成的。我拿着那幅画，看了一整夜。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吃饭。第二天，我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
　　那天夜里，我坐在宫里，风从窗缝灌进来，带着外面的哭声。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哭声，还是我的错觉。我只是觉得——我明明想做一件好事，可结果变成了坏事。我明明想救那些人，可那些人在我的新法下，死得更快了。
　　后来我又把王安石召回来了。熙宁八年，他回来复相。可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他了。他变法是为了百姓，可他的变法让百姓更苦。他用人是为了国家，可他用的吕惠卿、章惇，都不是善人。他走了，永远地走了。我没有留他。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退居江宁。他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回头。
　　熙宁年间，我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改官制。元丰三年，我推行“元丰改制”。我把那些形同虚设的官职全部废除，重编三省六部。我希望朝廷能像一架运转有序的机器，不再是一盘散沙。
　　可我终究是做不完的。元丰八年三月，我死了。三十八岁。我死的时候，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在宫里第一次见到王安石。他站在大殿上，看着我。我问他——“你那些新法，真能救大宋吗？”他说——“能。”我信了他。我信了十五年。
　　我死后，司马光从洛阳回到了汴京。他把新法全部废除了。那些我花了十几年推行的东西，几个月之内，就没了。我坐在灵柩里，听着外面的消息，什么也做不了。
　　可我不恨司马光。他不信我的新法，就像我不信他的旧法一样。我们都在替这个天下想，只是我们想的路不一样。
　　我叫赵顼。宋神宗。一个想救大宋却没救成的人。我死的时候，我儿子赵煦只有九岁。他继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把新法全废了。后来我儿子亲政了，又把新法全部恢复了。再后来，新法和旧法反复复复，把大宋撕成了两半。那些都是我死后的事了。我做过的那些事，那些我信过的道，那些我推过的法——它们还在。比我的命长。
　　风从永裕陵的封土上吹过去。那些年我批过的奏章，早就不在了。可那个想救大宋的年轻人，还站在大殿上，看着王安石，问——“你那些新法，真能救大宋吗？”风还在吹。我已经不在了。可那个问题，还没有人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