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场，我来说（贰）》柿恩酥

47、宋仁宗赵祯 我叫赵

　　我叫赵祯。初名受益，后来父皇给我改名赵祯。
　　他们说我是“仁宗”，说这个“仁”字，是对一个皇帝最高的评价。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仁。我只是一个十三岁就被推上龙椅的孩子，一个在帘子后面听了十一年政事、却连自己亲娘是谁都不知道的人。我的“仁”，不是天生的，是怕出来的。
　　我怕。我怕说错话，怕做错事，怕有一天像父皇那样，被天书和祥瑞压垮。我怕那些跪在我面前的人，怕他们低着头，却看不见我。所以我学会了忍，学会了让，学会了在别人说话的时候闭上嘴。一个从小活在谎言里的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让别人觉得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亲娘是李宸妃。我生下来就被抱给了刘皇后。她待我如亲子，我喊她“大娘娘”。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直到她死了，才有人告诉我——你的亲娘是李宸妃，她早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我站在李宸妃的灵前，看着她那口薄棺，我恨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任何一个对我好的人。
　　我亲政之后，天下已经烂了。西夏的李元昊称帝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宋军败了三仗。我坐在宫里，听那些战报，手在抖。我派韩琦、范仲淹去守边。他们守住了。可我知道，那是用钱换来的。庆历和议，每年“赐”西夏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澶渊之盟给了辽国三十万，庆历和议又给了西夏二十五万五。辽国趁火打劫，又加了二十万。我坐在龙椅上，看着那些岁币的数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百姓的税，又要重了。
　　可我不敢裁。裁了，仗就打起来了。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打仗。我父皇在澶州城楼上不敢过河，我在宫里不敢出兵。我们父子俩，一个怕过河，一个怕打仗，可我们都不敢承认。
　　庆历三年，我把范仲淹、韩琦、富弼叫到天章阁，赐他们笔札，让他们把心里的话全都写出来。范仲淹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条，每一条都是刀。我看了，我说——“好。”我几乎全都批了。我让他们去改。
　　可我没有想到，改到后来，那些被改的人开始喊冤。他们说范仲淹结党，说富弼朋比为奸。我坐在大殿上，听着那些弹劾的奏章，心里忽然慌了。朋党。这个词我太熟了。我父皇怕，我也怕。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有人结成一团，把我围在中间。我撤了范仲淹的职，贬了富弼，停了新政。庆历新政，从开始到结束，不到两年。那些我批过的奏章还在案头，可新政已经没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范仲淹的错。是我。是我没有撑住。一个从小活在谎言里的人，连自己的亲娘都护不住，怎么护得住那些想改天下的人？
　　可我也做过一些好事。我让欧阳修编《新唐书》，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我扩大了科举，让更多的寒门子弟能走进朝堂。包拯在我面前说话，唾沫溅到我的脸上，我没有擦。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那些后来能撑起天下的人，都在我的朝堂上站过。他们骂我，我听着。我不杀他们。一个连亲娘都认不回来的人，怎么有资格杀那些敢说真话的人？
　　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曹皇后。她是我的皇后，可我不喜欢她。她太端庄了，太有规矩了，像一面永远不倾斜的镜子。我喜欢的，是张氏。她活泼，她会笑，她会在我累的时候说——“陛下，歇歇吧。”她死了以后，我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追封她为温成皇后。我想让她走的时候，有一个她配得上的名字。曹皇后活着的时候，看着她死后的哀荣。我亏欠了她。可我没有办法。一个连自己的心都管不住的人，怎么管得住一座后宫？
　　我没有儿子。我的三个儿子，都死了。我在宫里坐了很多年，看着那些大臣们一次又一次地劝我立储。我拖着，我不想立。我怕立了太子，就等于承认自己老了。可我没有儿子。这是命。嘉祐七年，我把赵曙立为皇子。他是我的堂兄濮王的儿子，一个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的人。我把他领进宫的时候，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恐惧。我知道那种恐惧。我十三岁那年，也有过。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怕。”可他没有回答。第二年，我死了。
　　我叫赵祯。宋仁宗。一个“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人。我不会打仗，不会修宫殿，不会编天书，不会封禅。我只会忍。忍大臣的顶撞，忍言官的唾沫，忍皇后的端庄，忍自己心里的怕。可我忍了一辈子，忍出了一个“仁”字。
　　我死的时候，听说开封的百姓哭了。连辽国的皇帝也哭了，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那些年，河北没有打过仗，江南的田里长着稻子，汴京的街上有孩子在跑。那些孩子不知道我是谁。他们只知道，这个天下，没有打仗。
　　风从永昭陵的封土上吹过去。那些年我怕过的东西，早就不在了。可那个“仁”字，还在风里。它替我活着。比我活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