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场，我来说（贰）》柿恩酥

42、钱镠，王建，李昇，李煜，高季兴 我叫钱

　　我叫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
　　后来的人叫我吴越王，叫我武肃王。可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那些名号，是我小时候在临安乡下，带着一群孩子列阵玩打仗的样子。我排兵布阵，号令严肃，那些孩子没有一个不听我的。后来我活了八十一岁，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可到头来，我最得意的，不是打下了多少地盘，是我让杭州的老百姓，不用在睡梦里被刀兵声惊醒。
　　我生来就不像个好人。家里穷，贩私盐为生。那些年我贩过盐，打过架，也杀过人。可我从不欺压百姓。我贩私盐，是因为活不下去。我打仗，是因为有人要杀我。
　　乾符二年，我投了石镜镇将董昌。后来黄巢打过来，我带兵阻击，杀了他不少前锋。那时候我还没什么野心。我只是想活。
　　可这乱世不让人安安稳稳地活。董昌反了，自称皇帝。我是他带出来的，可我不能跟他反。我带兵打他，杀了他。唐昭宗封我做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后来朱温称帝，封我吴越王。我接了。
　　那些年我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不称帝。中原换了五六个皇帝，我始终称臣纳贡。他们叫我“保境安民”。我知道有人骂我软骨头，可他们不懂——我这点地方，三面都是强敌，称帝就是找死。我死了不要紧，杭州的百姓不能替我死。
　　第二件——修海塘。杭州靠海，潮水一来就淹。我让人筑了钱塘江的石塘，把潮水挡在外面。又疏浚西湖，兴修水利。那些年江南“富甲一方”，不是我钱镠有多少本事，是百姓能在我的治下安心种地、安心织布、安心过日子。
　　第三件——不睡。我睡圆木枕，一翻身就醒。床前放一个粉盘，半夜想到什么事，就起来记下。有人问我何必这么苦。我说——“这天下，比我苦的人多得多。我不苦一点，他们连苦的机会都没有。”
　　我活了八十一岁。死前留下《钱氏家训》，对子孙说——“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我的孙子后来“纳土归宋”，把十三州土地献给大宋。有人说他软弱，可我知道——他是照我说的做的。一个国王，能让百姓不吃刀兵之苦，比当一辈子皇帝强。
　　我死后葬在临安钱王陵。墓前没有碑，可杭州人到现在还记得我。他们管西湖叫“钱塘湖”，管钱塘江叫“钱塘江”。那些名字，比我的碑活得久。
　　我叫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
　　他们叫我“贼王八”。我不否认——我年轻的时候屠过牛、偷过驴、贩过私盐。可我后来做了皇帝。
　　我生在许州舞阳，家里穷得叮当响，世代以做饼为生。我排行第八，乡里人叫我“贼王八”。后来我杀了人，被抓进大牢。一个狱吏把我放了。我逃出来，在山里遇见一个僧人，他对我说——“你去从军，必有大成。”
　　我信了他。
　　我投了忠武军。黄巢打长安的时候，我护驾有功，做了神策军将领。后来被人排挤出京，到利州做了刺史。那时候我才真正开始经营自己的地盘。我用三年时间夺取了西川，又吞并了东川、山南西道。最后占了整个蜀地。
　　907年，唐朝亡了。朱温称帝，我不服他。我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那年我六十岁。一个从“贼王八”爬到龙椅上的人，该知足了。
　　可我老了。晚年立储，我选了幼子王衍。我死后七年，后唐打过来，王衍投降。前蜀亡了。
　　我不怪他。一个在六十岁才坐上龙椅的人，已经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坐到”上面了，没有力气去想“坐稳”之后的事。风从成都永陵吹过来，吹了一千多年。那些骂我“贼王八”的人早就死了，可我还活着——在那些从蜀地走出去的人心里。
　　我叫李昪，字正伦。他们说我是南唐烈祖，可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我坐龙椅的日子，是我六岁那年，流浪在濠州开元寺的门口，饿得蹲在石阶上起不来的那个下午。我后来做了皇帝，改了名字，换了姓氏，可我始终忘不了那天——那种饿到骨子里的滋味。
　　我生来就是孤儿。六岁，父亲不知所踪，母亲死了。我在濠州开元寺流浪，靠一口剩饭活着。
　　杨行密攻下濠州，看见了我。他把我收为养子。他的儿子们容不下我。他又把我交给部将徐温。我改了姓，叫徐知诰。
　　我从军，打仗，升官。徐温死后，我掌了权。937年，我废了吴帝杨溥，称帝建国，国号大齐。939年，我恢复李姓，改名李昪，国号唐。
　　我做的第一件事——息兵。我跟吴越约和。不打仗，休养生息。我也劝课农桑，减轻赋税。南唐立国三十年，江南富庶，文化昌盛——都是从我那时候开始的。
　　可我有一个毛病——怕人知道我的出身。我自称是唐宪宗的后代。有人说我骗人。我确实骗了。一个在开元寺门口饿过肚子的人，最怕别人提起他饿肚子的样子。
　　我死在943年。活了五十四岁，做了七年皇帝。不算长，可我把一个从乞丐堆里爬出来的人，活成了一个开国皇帝的样子。
　　我叫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
　　他们说我是“千古词帝”。可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我写过的那些词，是我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在汴京的寓所里，听歌女唱完《虞美人》之后，一杯毒酒送到面前的样子。
　　我本不想当皇帝。我是李璟的第六子，上面有五个哥哥。我从小爱的是诗词、书画、音律。建隆二年，我哥哥们死了，我被推上了那个位置。
　　我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北宋在北方虎视眈眈，国库空虚。我做了几件事——轻赋宽刑，尊奉宋廷，去国号，称“江南国主”。有人骂我软弱。可我知道，南唐打不过北宋。我不投降，南京城的百姓就会死。
　　开宝七年，宋军还是来了。我守了一年，城破了。我被押到汴京，封“违命侯”。
　　那些年我写的词，都是在汴京写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不是在写愁，我是在写一个亡了国的人，连死都不能选。
　　太平兴国三年七夕，我四十二岁生日。我让歌女唱了《虞美人》。太宗听见了。他赐了我一杯牵机药。我喝了。生于七夕，死于七夕。一个写词的人，死在自己的词里，也算是一种善终。
　　风从北邙山吹过来。那些年我写过的词，被人抄了一千多年。比我活得久。
　　我叫高季兴，字贻孙。陕州硖石人。
　　他们说我是“高赖子”。我不在乎——一个在乱世里活下来的人，脸皮厚一点，是应该的。
　　我年轻的时候是汴州富商李让的家奴。后来朱温把李让收为养子，我跟着进了朱温的军。朱温赏识我，让我做了牙将。907年，朱温称帝，让我做荆南节度使。
　　荆南是个什么地方？一共只有三个州。北有后梁后唐，南有楚，西有蜀——我这点地盘，在那些大国眼里，就是一块肉。一块谁都想来咬一口、又嫌肉太少的骨头。
　　我活下来的办法很简单——谁强我就跟谁。后梁强，我投后梁；后唐灭了后梁，我亲自去洛阳朝见庄宗；后唐跟蜀打起来，我趁机抢地盘；后来明宗要打我，我又投了吴。他们笑我“反复无常”。可他们不知道——一个只有三州之地的小国主，不反复，就活不到明天。
　　我还有一招——劫贡。各国进贡中原的财物路过荆南，我就派人截下来。对方派兵来讨，我就还回去，还附送一封道歉信。他们说我是“高赖子”。我不在乎。那些贡品本来就是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我截下来，分给荆南的百姓，比送给中原的皇帝强。
　　我活了七十一岁。死的时候，我的儿子高从诲继承了我的位置。荆南五代四主，直到宋太祖时才灭国。一个“高赖子”创下的基业，比很多正人君子的王朝撑得还久。
　　风从江陵城吹过来。那些骂我“高赖子”的人，他们的国早就亡了。可我的名字，还在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