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场，我来说（贰）》柿恩酥

20、韩愈 我叫韩

　　我叫韩愈，字退之。河阳人。他们说我是“文起八代之衰”，说我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可我更愿意记住的，是那年我在潮州，坐在刺史府里，听着城外的韩江日夜不停地流。那水声让我想起长安，想起那些我在朝堂上说过的话，想起那些被贬官的路。我已经五十一岁了，一个在岭南瘴疠之地等死的老头子。可我还在写。只要还能写，我就没有输。
　　一、孤童
　　我三岁那年，父亲走了。一个三岁的孩子，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脸，就已经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我的兄长韩会把我接过去抚养。他教我读书，教我认字，教我那些父亲没有来得及教我的东西。后来兄长也走了。我跟着寡嫂郑氏，在宣城住了很久。那时候我们很穷，穷到买不起书。我只能借别人的书来抄，每一卷都抄得整整齐齐。我抄书的那些年，学会了什么叫“等”。等天亮，等下一次科举，等一个能让我说话的机会。
　　贞元二年，我十九岁，去了长安。那些年我在京城考了四次，前三次都落第了。第四次，我二十五岁，终于中了进士。可中了进士不等于有了官。吏部铨选，我又考了三次，三次都不过。一个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的人，直到三十一岁才踏入仕途。
　　二、阳山
　　贞元十九年，我四十一岁。那年我写了《论天旱人饥状》，向德宗陈述京畿百姓因旱灾饥荒而困苦不堪的实情。德宗看了。然后我被贬了——贬到阳山县做县令。阳山在岭南，那时候的岭南，瘴疠之地，去了就回不来。可我没有死。我在阳山待了一年多，每天与当地百姓打交道。他们听不懂我的北方话，我也听不懂他们的南方话。可我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跟他们说话——不是用嘴，是用手。我替他们写状纸，教他们的孩子认字，告诉他们什么叫“道”。那些年我在阳山写下“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才知道那些话，不是写给人看的，是做给人看的。
　　三、元和
　　元和元年，我回了长安。那一年，我遇见了裴度、张籍、孟郊。那些人的名字，后来都写进了我的诗里。我写了一篇《原道》，开篇第一句就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我写《原道》，不是因为我想做学问，是因为我看不惯那些天天谈佛论道的人。大唐的读书人都在谈论佛道，把孔孟之道丢在一边。我写了一篇《原道》，一篇《师说》。我在《师说》里写——“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些话，不只是写给当年的读书人看的，也是写给那些忘了道的人看的。
　　元和十四年正月，我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章——《论佛骨表》。那年凤翔法门寺有佛骨，宪宗想迎入宫中供养。我站在朝堂上，说：“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我又说：“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宪宗看了，没有说话。第二天，我被贬为潮州刺史。五十一岁的人，从长安到潮州，八千里路，走了一个月。那一年，我在路上写下了一首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我写给侄子韩湘的。那首诗里，有恨，有怨，有委屈。可我不后悔。一个说了真话的人，不该后悔。
　　四、潮州
　　潮州是瘴疠之地。我到了潮州之后，看见当地的百姓被鳄鱼侵扰，韩江边的鳄鱼吃掉牲畜，也吃掉人。我写了一篇《祭鳄鱼文》，站在江边，对着江水宣读。然后我让人把一只羊和一头猪扔进江里，让鳄鱼去吃那些，不要再吃人。后来，鳄鱼真的退了。我修了水利，兴办了学堂，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潮州。他们后来把那条江叫做“韩江”，把那座山叫做“韩山”。我在潮州待了不到八个月。八个月，足够一座城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元和十五年，宪宗驾崩，穆宗即位。我被召回长安。后来历任国子祭酒、京兆尹、吏部侍郎。那些年我写过很多墓志铭，赚了不少钱。有人说我“谀墓”，说我的文章只为死人歌功颂德。我不在乎。那些钱养活了我那些年，也让我有底气继续写那些不赚钱的字。
　　长庆四年十二月，我死了。五十七岁。后来的人说我“文起八代之衰”，说我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可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那些赞誉，是那年我在潮州的韩江边，读完了《祭鳄鱼文》，看着江水慢慢安静下来。一个人站在江边，对着一群鳄鱼念文章。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荒唐的事，也是我做过最像我的事。
　　我叫韩愈，字退之。河阳人。一个在潮州对着鳄鱼念过文章的人，一个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过话的人。那些字，已经替我活了。比我活得久。风从韩江吹过来，吹了一千三百年。那些字还在。我也还在。只是换了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