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场，我来说（贰）》柿恩酥

16、白居易 他们说

　　他们说我是“诗王”，是“诗魔”，是“香山居士”。可我更愿意记住的，是十六岁那年，我拿着诗稿走进长安，顾况看着我的名字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他翻开诗稿，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改了主意——“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我这一辈子，从“居不易”到“居亦不难”，中间隔着一条很长很长的路。那条路上，我走过庙堂，也走过江湖；写过《长恨歌》，也写过《卖炭翁》；爱过一个人，也忘了一个人。
　　我叫白居易，字乐天。我是太原人，后来迁居下邽。我生在河南新郑，一个不大的地方。我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十几年了，可大唐的元气再也没有回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我从小就看见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后来都进了我的诗里。
　　我三岁能识字，五岁学写诗，九岁通声韵。我读书读到口舌生疮，手指磨出老茧。我背过的诗，比喝过的水还多。十六岁那年，我拿着诗稿去长安，遇见了顾况。他读了我的诗，笑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后来会被写成“野火烧不尽”的句子，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读下去。
　　我考了进士，做了官。贞元十九年，我进了秘书省，做了校书郎。后来我做了左拾遗。那是谏官。我那时候年轻，以为只要把真话说出来，天子就能听见，天下就能变好。我给天子写了很多奏章，也写了很多诗——那些诗里，有“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有“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的征人，有那些被压在最底下、没有人替他们说话的人。我替他们说了。
　　可天子没有听。权贵们也没有听。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杀了。我上书请捕刺客，有人说我“越职言事”，把我贬到了江州。那年我四十三岁。那是我这辈子最远的一次远行——不是地理上的远，是心里上的远。
　　江州的秋天很冷。我坐在浔阳江头，听见有人在江上弹琵琶。那声音很哀，像一个人在哭。我写了一首诗，叫《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写那首诗的时候，其实是在写我自己。那个弹琵琶的女人，她失去了她的青春；我失去了我的长安。
　　后来我又被召回长安，又外放杭州、苏州。我在西湖边修了一条堤，百姓叫它“白公堤”。我看见那些在田里弯腰的人，他们不一定知道我的诗，可他们知道，那个姓白的太守，替他们做了一点事。
　　我老了以后，住在洛阳香山。我自称“香山居士”。我不再写那些刺痛权贵的诗了，开始写闲适的诗。那些年里，我在香山的石楼里喝点小酒，写点小诗。我在那首《醉吟》里写——“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我终于不再想那些事了。可我没有忘记——那些年我写过的《卖炭翁》，那些年我替他们说过的话，都还在那些字里。它们替我活着。
　　大和九年，我六十七岁。我写下最后一首诗：“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我写完了。我闭上眼睛，想起十六岁那年拿着诗稿走进长安的样子。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可我住了六十年。风从香山吹过来，吹了一千二百年。那些诗还在——在孩子的课本里，在老人的记忆里，在每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里。它们替我活着，比我活得久。
　　我叫白居易。字乐天。一个在江州听过琵琶、在西湖修过堤、在香山写过诗的人。那些字还在风里，替我看着那些还在挣扎的人。风还在吹，诗还在写。我也还在——在那些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