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我之前》听笑笑

8、何以为家 人生是一场

　　升上初中部后，我依然住校，只有周末才回村里一趟。
　　这天，小单从城里回来了。
　　小单与我同龄，她是我最羡慕的人。她的父母在城里经营着一家小餐馆。她的母亲是一位勤劳温柔的广西妇女，坚持把小单带在身边，不愿她成为留守儿童。日子虽然拮据，却也有一家人挤在小店后厨吃晚饭的温暖。
　　后来，母亲生下了妹妹小双。姐妹俩都在城里读书、生活。爷爷奶奶渐渐不乐意了，孩子们在城里花销大，更重要的是，这个家还没有孙子。矛盾一天天累积，终于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她的父母因此离婚。母亲带走了年幼的小双，只把小单留在村里。
　　小单和我们这些村里土生土长的孩子们不一样。在念初中的年纪，她已经出落得很成熟，眉眼清秀，身形高挑。她站在人群里，总像比周围的人更明亮一些。村里的女孩大多被太阳晒得黑瘦粗糙，她却像夏日池塘里的一株荷花，清新、温柔，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村庄的清气。晨风吹过时，她额前的碎发轻轻晃动，脸上总带着淡淡的笑意。
　　再次见到小单时，她依然美丽，但整个人像被揉皱了。她的头发干涩凌乱，皮肤失去了原本的光泽，眼神里多了几分倦怠与烦躁。那个从城里回来时明亮、自信的女孩，像被什么东西一点点磨旧，带着一股从所未有的疲惫感。
　　趁周围没人时，小单小声地向我求救。她已经好些天没去学校了。
　　她的爷爷奶奶扣下了她的身份证，不准她随意出门，每天都有人盯着她。隔壁村那个媒婆阿木，经常骑着摩托车来接她出去。
　　阿木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很有名。她不是真正替人说媒，而是靠“带姑娘相亲”谋生的人。粤西一些村庄里，年轻女性越来越少，许多男人到了年纪仍娶不到妻子，于是像阿木这样的人便有了市场。
　　她专门带年轻姑娘到各个村子“见面”。男方家里通常会准备红包、烟酒、饭菜，有时还得陪着逛商场、下馆子。若男方表现得小气，阿木便会当场甩脸色，阴阳怪气地羞辱对方“不懂做人”。然后，她再带着姑娘赶往下一户人家。
　　那些相亲像流水席一样，一天接着一天。姑娘们被带着在不同男人之间来回周旋，像商品一样被人打量、议论。村里人却不觉得奇怪，只说：“女人就是这样的命。”
　　在外地打工的堂姐们，哪怕已经订婚，甚至嫁了人，过年回村时，也会跟着阿木出去“相亲”。
　　村里不少人都知道，那是一条来钱很快的路子。陪人见面、吃饭、逛街，收红包、收礼物，一天下来抵得上工厂里半个月工资。
　　听说有一次，阿木甚至带着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嫂子去见人。后来事情败露，男方家里觉得自己被耍了，抢走她们身上的钱，还把两人追着打了一顿。阿木的一只眼睛，也是那次之后坏掉的。
　　可这并没让她收手。没过多久，她又把主意打到了小单身上。小单被逼着跟她出门，从早到晚辗转于不同村子。几天下来，人瘦了一圈。她稍有不情愿，回家便会挨骂、挨罚。
　　自从母亲离开后，她的父亲一个人在外地四处打工，餐馆也倒闭了。爷爷奶奶觉得，与其让她继续读书，不如趁年轻“赚点钱”。孩子养大了，总归是要报恩的。
　　而阿木夸小单“条件好”，说她长得漂亮、年纪小，在附近村子里很抢手。有几户人家见过她后，还想继续来往。
　　每当爷爷奶奶收下红包，脸上的笑容便格外明显。他们催着小单换衣服、梳头，再送她跟那些陌生男人出去。
　　小单每次回来时，眼睛都是红的。有时一路哭回家。可老人们并不在意，只说：“哭什么，女孩子迟早都要嫁人的。多去几次，就习惯了。”
　　小单说，那天与她见面的男人，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退役兵。她没有细说过程，只是低着头，声音发抖，说在停车场的昏暗角落里，对方在她挣扎时强行越过了界限。她说自己喊过，也推过，但都没有用。
　　回家的路上，男人依旧客气，把她送到村里，还带了不少礼品上门。爷爷奶奶笑着收下，村里人提起他时，只说：“人很稳重，彬彬有礼。”
　　小单把袖子慢慢拉起，手臂上有几道浅浅的疤痕。旧的已经发白，新的还带着淡红。她说，有时候她已经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自己像一个“人”。只有在划破皮肤的瞬间，才会有一点点真实感，提醒她自己还活着。
　　我紧紧抱住小单，早已泪流满面，而她的眼泪似乎已经流干，只剩下一具被抽空的身体。
　　我们应该怎么办？谁可以救救她？
　　求助老师，还是求助警察？老师或者警察调解后呢，我们依然留在这个家里，留在这个村子里，什么都改变不了，还要继续与对抗过的人朝夕相处。我们得到的折磨与惩罚更甚，每天小心翼翼地活着，只能变得更加顺从听话，如同奴隶一般。
　　逃吧，往哪里逃？天下之大，何以为家？
　　小单想回广西，去找她的母亲。也许那是唯一的出口。但她没有身份证，人身自由也早已被限制。
　　还能怎么办？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跑回小院，在柜子里翻找那张被遗忘的名片，大富去年进城打工时留下的“黑车”司机联系方式。那时候他为了省车票钱，没有走正规车站，而是坐了这种在村子里游走接人的车。
　　村里的路很难走，最近的公交站在十几公里外，偶尔会有私家车穿行在各个村子之间，把人一批一批带去镇上或城里。
　　名片皱皱的，上面密密麻麻写着途经的地点。
　　我和小单凑在一起，一行一行地看，呼吸不自觉放轻，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直到看到：广西柳州。
　　希望像一根细小却真实的线，突然出现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我们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但心跳都明显快了起来。过了几秒，小单才极轻地笑了一下，又立刻把声音压下去。
　　小单说，她还藏了一点之前相亲留下的钱。等到下一次外出的机会，也许就能试着离开这里。
　　返校后的那一周，时间像被拉长了。明明日子在往前走，却像被困在某种看不见的缝隙里。每一节课、每一次熄灯，都显得格外漫长。
　　有天夜里，我梦见了小单。
　　一会儿，她回到了广西，重新靠在母亲怀里，脸上的笑像清晨的荷花一样清丽；一会儿，她又被拖回村子，被关进狭小的房间；再一转眼，她坐上的那辆“黑车”偏离了路线，驶进陌生的地方，路越走越暗。
　　我从梦里惊醒，浑身是冷汗。
　　宿舍里很安静，只剩下室友浅浅的呼吸声。我盯着床板上模糊的阴影，心里一遍一遍数着，离周末还有几天。
　　周五傍晚，我回到村子。放下书包后，我立刻跑出院子，去找小伙伴打听消息。心里翻涌着不安，但脸上还是尽量保持平静。
　　就在大院门口，我看见了阿木。那一瞬间，我几乎停住了呼吸。她怎么还在村里？小单的事，是不是出了问题？
　　还来不及多想，她已经走到我面前。我小声地给她打了招呼。她笑嘻嘻地眯起那只没瞎掉的眼睛，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我，眼神里满是精明与挑剔，“是阿香呀，真是女大十八变，越长越漂亮了。要努力读书，学历是很值钱的东西。”
　　我低低应了一声。
　　她笑着说完，转身就走了。那背影消失在村路尽头时，我才发现自己后背已经起了一层薄汗。
　　在村子的另一头，我看见妹妹正在挑水。两只水桶沉甸甸地挂在扁担两端，把她瘦小的肩膀压得紧紧绷起，像一张被拉满的弓。弟弟跟在后面，小跑着，裤脚沾满泥点。
　　我连忙走过去，想替她把水接过来。
　　妹妹却倔强地摇头，不肯让我帮忙，“姐姐回来了？你留点力气，等会给我们讲故事。”弟弟也跑过来，用小手勾住我的小拇指，一脸兴奋和期待。
　　我牵着弟弟，陪妹妹慢慢往家走，装作随口问道：“最近村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妹妹立刻压低声音，像在分享秘密一样：“姐姐，你知道吗？小单姐逃跑了，听说跑去广西找她妈妈了。”
　　那一瞬间，我紧绷许久的心，像卸下水桶后的扁担一样，终于慢慢回弹。胸口那股一直绷着的力气终于散开，连呼吸都轻了许多。
　　后来，我又从奶奶和邻居嘴里确认了消息。小单真的逃回了广西，见到她的母亲。而阿木今天来村里，只是为了替别的女孩“说媒”。
　　我是真心替小单高兴。可那份高兴里，又藏着一点隐秘的嫉妒。我忍不住想，如果逃出去的人是我，该有多好。
　　妹妹也很羡慕小单。她总说，等长大以后，也要离开这里。可我没想到，分别来得那么快。
　　那一年，父亲忽然断掉了妹妹的学费，不准她继续念初中，要她直接去深圳进厂。他说工作已经托人安排好了。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强硬，不如说是一种冷漠。
　　“我没钱养你。”父亲轻飘飘地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妹妹没有别的选择。她默默收拾好行李，跟着人离开了村子。
　　那天我还在学校上课，等回到家时，她已经走了。那个总缠着我讲故事、挑水时咬牙不肯喊累的妹妹，就这样突然消失在家里。连一句正式的道别都没有留下。
　　后来，她从深圳往家里的座机打过一次电话，说自己平安到了。
　　再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时间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从日升到月落，从清晨到黄昏，一切都循着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地向前。
　　那天太阳很烈，奶奶说这样的天气适合晒被子，让我把家里的床单、被单拿去井边洗，中午前必须洗完晾好。
　　对于家里的活，我从来不会拒绝，也没想过反抗。一方面，因为我是女孩。村里的女孩从出生起，就默认该帮家里干活；另一方面，我常常还得低声下气向奶奶要钱，交学校里的各种费用。人在屋檐下，只能学会隐忍和顺从。
　　我蹲在井边搓洗床单时，弟弟和村里的孩子疯玩回来。我喊了他一声，他却没应，黑着脸径直朝我走来，一脚把装着床单的大盆踢翻。水“哗”地泼了一地。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把我拉到阴凉处，大声骂道：“奶奶又让你干这么多活？我找她算账去！”
　　我赶紧拦住他，不让他把事情闹大。
　　弟弟气呼呼地说：“全村都知道姐姐读书最好，你的手是握笔的，不是干粗活的！搞得手上全是伤口，还怎么写作业？”
　　我才发现，岁月匆匆，弟弟孩童般的笑声才萦绕耳畔，不知不觉间已长成小少年模样。
　　那个暑假里，最让我难忘的，是妹妹突然从城里回来。我和弟弟高兴坏了，三个人抱在一起，哭得乱七八糟。
　　妹妹长高了，甚至比我还高些，也白了、胖了。她剪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短发，斜刘海几乎遮住眼睛，头发又直又亮。听说这是城里流行的“非主流”发型。
　　一年前，她还是村里那个被太阳晒得黑黑瘦瘦的小女孩；如今却穿着时髦，大方自信，眉眼间多了几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世故与坚韧。
　　奶奶难得宰了一只鸡给妹妹接风。吃饭时，她居然主动往妹妹碗里夹了一个鸡腿。这个破天荒的举动，把我们都看愣了。
　　奶奶笑呵呵地说：“都是一家人，别客气。以前家里穷，鸡腿没得吃，现在吃得起了，当然不能亏待小妹。”
　　奶奶见风使舵的本事，一如既往。
　　弟弟忽然开口：“奶奶，你的手残废了吗？为什么让阿香姐干那么多粗活？她手都受伤了，还怎么写作业？”
　　在这个家里，只有男人可以用这样的语气说话。这是大人们赋予他们的特权。
　　奶奶也不生气，仍旧笑眯眯地接话：“哪里干很多活？阿香一直在外面读书，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洗两床薄被单而已。”
　　接着，她又开始打听妹妹在城里的工资、攒了多少钱，还翻起旧账，说当年外婆和母亲都不要妹妹，最后是她收留了妹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饭桌上的鸡汤冒着热气。那些旧日恩情、委屈和亏欠，也像被重新端上桌一样，在空气里慢慢翻滚。
　　晚饭过后，妹妹从行李箱里拿出两条裙子让我试穿。我站在镜子前，有些局促。裙子很好看，可穿在我身上总觉得不太合适。暗黄的皮肤、瘦削的身板，还有长期风吹日晒留下的粗糙感，让我看起来不像妹妹和小单那样的淑女。那些裙子，更适合她们。而我更像个假小子，每天能穿着宽松的运动校服，就已经很满足了。
　　妹妹没说什么，又从包里翻出一盒创可贴，小心翼翼替我处理右手手指上的裂口。她低着头，一边贴，一边轻轻吹气。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手受伤后，还可以这样处理。以前割伤、磨伤，都是随便摘点野草敷一下，等它自己慢慢结痂。洗碗、洗衣服、写作业时，伤口又痒又疼，反反复复好很多天。可用了创可贴后，痛感立即消失，伤口竟然两三天痊愈了，连疤痕都淡很多。这种感觉，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像某种神奇的高科技。
　　随后，妹妹又从包里拿出一台新手机。那是一台紫白相间的按键机，已经插好了电话卡，还帮我下载了QQ。我捧着手机，惊喜得几乎说不出话，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
　　它的开机画面，是一个圆润的菠萝图案，右上角像被轻轻咬掉一口。底下还有一句话：“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那一刻，我真心觉得它高级极了。
　　妹妹也给弟弟准备了礼物，那天我们快乐得像过年一样。原来，“快乐”不是过年的专属馈赠。人也可以在某个平凡的夜晚，因为一顿饭、一部手机、一盒创可贴，就忽然感受到幸福。
　　第二天一早，妹妹带着我和弟弟去市区逛街，还请我们吃“山寨麦当劳”。我们点了一个全家福套餐。炸鸡、薯条、汉堡、可乐，很快摆满了一桌。
　　我们根本顾不上慢慢品尝，只知道拼命往嘴里塞。好香、好脆、好甜。那种满足感，几乎让人头晕。
　　后来妹妹又点了一个小蛋糕。我心疼钱，小声说：“别买了，太贵。”
　　妹妹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一顿加起来都不到一百块。那个死老豆，在深圳给他小儿子买个什么哈根达斯，几百块都不带犹豫的。”
　　妹妹口中的“死老豆”，是我们的父亲。
　　在我的记忆里，家里一直很穷。父亲从小教育我要省吃俭用。家里但凡有什么好吃的，都该先“礼让”给大院里的男孩们。
　　每次我打电话告诉他学校又要交什么费用，他总会长长叹气，一遍遍诉说在外打工有多辛苦。而我，是家里最“花钱”的孩子。为了减轻那份罪恶感，我几乎从不向家里要零花钱。衣服鞋子都是堂姐、表姐们穿旧剩下的。我也不觉得自己配拥有什么享受。于是只能像一头老黄牛一样，拼命主动去干更多农活、家务活。仿佛只有这样，才有资格继续读书。

　　在深圳，妹妹和父亲在同一个厂里做工。她住员工宿舍，而父亲则和二奶还有孩子，在厂区附近租房生活。
　　那几年工厂扩张，父亲升了组长，可以插手招工的事情。他迫不及待让妹妹辍学进厂，甚至替她办了年龄更大的证件，对外统一说法：这是老家来的侄女。
　　有一次，妹妹不小心喊了他一声“爸爸”。
　　父亲脸色骤变，当着车间所有人的面，抬手狠狠敲她的脑袋，“蠢货！蠢货！蠢货！”
　　“蠢货！教了多少遍还记不住！”他大声骂着，额头青筋暴起。随后又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对旁边的员工解释：“乡下来的侄女，脑子慢一点，所以我才对她严格些，免得拖大家进度。”
　　在深圳，父亲活成了另一个人。他是别人眼里的好丈夫、好父亲，也是一个“年轻时考上大学却因贫困失学”的失意青年。他严格遵守计划生育，只养一个孩子；他把所有资源都倾注在儿子身上，送去读最好的学校，买最贵的玩具和冰淇淋。可实际上，父亲只念过小学。而二奶是江西来的打工妹，也是被父亲骗了，十五岁替他生了孩子。
　　不患寡而患不均，妹妹常因为这些事和他争吵。
　　父亲总有自己的大道理。他说：“教育本来就该因材施教。”
　　在他眼里，小儿子是值得投入一切的“天之骄子”；而农村出来的孩子，再努力，最终也不过是进厂打工。
　　很多年后，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拥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而那个被他倾尽心血培养的小儿子，却连高中都没考上。父亲逢人便说：“我早就知道，我倾尽心血培养的女儿定有一番成就。”
　　可即便如此，晚年的父亲依旧像陀螺一样，继续围着那个儿子转。买房、买车、托关系找工作，把最后一点力气也耗进去。直到一纸亲子鉴定摆在面前：那个他奉若珍宝的儿子，竟不是亲生的。
　　母亲偶尔会去工厂宿舍看望妹妹。父亲总是躲着不见。她见到妹妹后的第一句话：“那个女人住在哪里？”
　　妹妹不知道如何回答。于是巴掌便落了下来。母亲一边打一边骂，骂父亲，骂二奶，骂野种，也骂妹妹。
　　她最常对妹妹说的一句话是：“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留下你。”
　　她最常对我说的是：“为什么你不是男孩？”
　　母亲的一生都在苦恼的过去与未中奖的未来之间徘徊，唯独看不见当下的风景。
　　在父亲母亲种种“以爱之名”的控制下，妹妹辞了工作，偷偷跟工友去另外一个厂做工，在无人认识的地方自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她这次特地休假回来看看我和弟弟。我突然意识到，父亲母亲在城里打工十几年，从来不会在非春节时期出现在村里，原来他们不是没时间，是没心没肺。
　　傍晚从市区回村时，我提着给奶奶打包的小蛋糕，和妹妹、弟弟一路有说有笑。白天毒辣的太阳终于柔和下来，晚风轻轻吹着，连手指上的伤口都像没那么疼了。真希望时光永远停留在那一刻。
　　回到家后，奶奶又破天荒地宰了一只鸡。她满脸笑容，忙前忙后，连说话的语气都比平日温和许多。当时的我，还没意识到那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清晨，奶奶让妹妹陪她去地里摘菜。妹妹穿着宽松的居家服刚准备出门，奶奶又忽然叫住她，说清晨露水重，让她换身“像样点”的衣服。
　　我没有多想。直到吃早饭时，我发现妹妹一直没出现，“小妹呢？”
　　奶奶一边喂弟弟吃着昨晚打包回来的蛋糕，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不用找了，小妹跟阿木出门享福去了。”
　　那一瞬间，我像被当头一棒，心口猛地一紧，眼前一阵发怔，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恍恍惚惚地走进灶房，我看到一把菜刀明晃晃地立在木头砧板上，刀身泛着冷白的光。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极其可怕的冲动，脑袋里一直重复着恶魔的低语：“杀了她！杀了她！”
　　不可以！不可以！那是条绝路！理智的铁链死死拴着我，心却像要炸开一样。恐惧与冲动撕扯着，我整个人像被活生生撕裂开来，胸腔里的野兽仿佛就要破笼而出。想喊、想逃，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僵在原地，被这种煎熬一步步逼到崩溃。
　　我死死咬住牙，逼自己冷静下来。不能崩溃！不能放弃！不能坐而待毙！肯定还有机会，还有我可以做的事情！忽然间，我想起了小单。我迅速冲回房间翻妹妹的行李。衣服、钱包、小包......全都被我翻了一遍。
　　身份证不见了!
　　那一刻，我几乎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我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想去找奶奶理论。哪怕被骂，哪怕挨巴掌，我也要把妹妹的身份证拿回来。
　　曾经，我在奶奶面前总是低着头，小心翼翼揣摩她的每一个眼神，生怕说错一句话。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种畏缩慢慢消失了。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居然也会愤怒，也会想反抗，不再只是这个家里逆来顺受的小孩。
　　可走到院子中央时，我忽然停下了脚步。和奶奶生活十几年，我太了解她了。她藏重要东西的地方，我几乎都知道。
　　我转身回屋，在几个小院里反复翻找，终于在一个旧月饼盒里找到了妹妹的身份证。那一瞬间，我长长松了口气，像终于从水里浮上来。
　　我把身份证紧紧塞进裤兜里，掌心全是汗。
　　这时，奶奶正蹲在院门口，“咔嚓咔嚓”切着喂猪的番薯藤。
　　我走过去，默默帮她收拾。
　　她头也不抬地说道：“阿香，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以后你们长大了，就会明白大人的良苦用心。”
　　我低低应了一声。心里却第一次生出一种清晰而坚定的厌恶。
　　晚上，阿木笑盈盈地把妹妹送了回来。奶奶热情地招呼她进屋喝茶，两人坐在堂屋里有说有笑，像刚谈成了一桩好生意。
　　妹妹一句话也没说，回到小房间。她轻轻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声音带着压抑许久的哭腔：“姐姐，我不想做这种事情。”
　　我低声说：“那就逃吧。像小单姐那样。”
　　我已经提前和村里一个有摩托车的小伙伴说好，第二天天不亮，就送妹妹去市区客运站。只要上了大巴车，就能离开这里。
　　妹妹抓住我的手：“姐姐，你跟我一起走吧。”
　　那一刻，我当然也想离开。可离开以后呢？我还能去哪里？
　　中考越来越近了。整个村子里，至今还没有出过一个高中生。我心里仍旧抱着一点微弱的希望。也许，我还能靠读书，从这个地方挣扎出去。于是我选择留下，继续在这片泥潭里，替自己赌一个未来。
　　第二天天刚亮，空气中还带着夜的凉意和泥土的清香。妹妹已经出发了。
　　我站在村口，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想起很多年前，我曾无数次坐在那口枯井边，盼望父母回家。但他们留给我的，大多都是离别。
　　我原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分别的场面。可当妹妹真的离开时，胸口还是像被掏空了一块。
　　我忽然想起那些台风天。每逢暴风雨要来，奶奶会提前带弟弟去姑妈家避险，只留下我和妹妹守在那座摇摇欲坠的大院里。屋顶漏雨，木梁在风里不停发颤。外面的狂风像野兽一样撞击门窗。我们躲在狭小的衣柜里，紧紧抱着彼此，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生怕下一秒，整座老屋就塌下来，把我们埋进废墟里。那些漫长黑夜里，我们几乎是靠彼此取暖活下来的。可如今，她也走了。以后再遇见风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用牙齿死死咬住舌尖，泪在眼眶里打转，倔强地不肯哭出声来，心仿佛被抽空一样，只剩下怅然和空落。
　　从村口走回家，我见到奶奶站在大院门口，天边泛起的金色朝霞打在她的脸上，看不清她的表情。她开口问道：“小妹的身份证是你拿走了吗？”
　　我直视着那道金光，“奶奶，你糊涂了？小妹的身份证当然是小妹拿走了。”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回去，继续“咔嚓咔嚓”切着喂猪的番薯藤。
　　弟弟睡眼惺忪地从屋里出来，一边揉眼睛一边问：“二姐呢？”
　　奶奶冷哼一声：“她跑去城里享福了。以后等你姐姐们都嫁了，就在门口养条恶狗，别让她们再回娘家。”
　　弟弟愣愣地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此时的奶奶并不知道，这是她与妹妹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就像后来，我也再没有见过小单。她们都逃出去了。余生，再也没有回过这个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