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我之前》听笑笑

7、友谊之光 在上初中的

　　在上初中的年纪，村里的孩子开始一个个从学校消失。有人留在家里，跟着大人下地、喂牲口、收庄稼；有人被亲戚带去城市的工厂，进入流水线，做简单重复的活；也有人很早就开始谈婚论嫁。
　　13岁的大富和11岁的小贵，也在其中。他们小学没毕业就停了学，起初还有些“辍学”的说法，后来连这个词也不再被提起。没过多久，他们弄来了一辆旧得发灰的二手摩托车。车身掉漆，排气管锈迹斑斑，发动时总要狠狠干踩几脚，才能发出粗重的轰鸣。山路坑坑洼洼，尘土被轮胎卷起又落下，他们在一个个起伏不定的小山丘之间来回穿梭，风从耳边撕过去，获得某种短暂而强烈的自由。
　　他们说：“这才是活着的感觉。”
　　奶奶曾经提起，大富和小贵的母亲是被拐卖来的妇女。那时的她，已经被反复转手，身体状况很差，走路不太利索，精神也时常恍惚。人贩子在集市一带“谈价”，还有其他女人和孩子一同被带着出现，他们像狗一样套着绳套任人挑选。
　　后来，大富的奶奶把她“买”了回来。
　　她被困在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长期与外界隔绝。起初，大富的奶奶试图用一些民间偏方“调理”她的身体，熬一些说不清成分的药汤，让她一碗一碗地喝下去。慢慢地，她的头发变白，牙齿也逐渐松动脱落，整个人越来越沉默，偶尔清醒，更多时候只是呆坐着。
　　大富的父亲常年沉迷打牌和喝酒，情绪起伏很大，家里的事情几乎不管。一旦不顺心，就把怒气发泄在家人身上。整个家里都是断断续续的恐惧和沉默。
　　大富和小贵对这样的父亲厌恶至极，又可怜神志不清，每天被锁在小房间里的母亲。他们攒了一点钱，买了一台旧收音机，放在母亲的房间里。广播声成了那个空间里唯一稳定的声音。有时是新闻，有时是音乐，偶尔会有广播员慢慢地念英文单词。他们的母亲起初只是静静听着，后来在某些词语出现时，会很轻地跟着重复：Apple，Banana，Orange……
　　暑假的炎热把村子烘得发软，空气像一层薄薄的热膜，贴在人身上。村里的孩子们更加躁动了。几台旧摩托车一早一晚地穿进村口，又冲进山路，发动机“嗡嗡”地响着，像是野兽低沉的咆哮。
　　有好几天没见到大富和小贵。直到那天傍晚，他们突然回来了。
　　两个人站在禾堂边，身上带着外头世界的气息，灰尘、汽油味，还有一点说不清的兴奋。他们从塑料袋里往外掏东西：零食、饮料，还有一些在村里很少见到的水果。那些包装在夕阳下反着光，让围过来的孩子们一下子安静下来。
　　傍晚的禾堂很热，但风开始慢慢变凉。孩子们自然地围成一圈，享用着稀有之物。
　　我看着大富和小贵。他们比之前黑了一些，更像“外面的人”了。
　　“你们哪来的钱？”我忍不住发问。
　　大富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把手里的饮料瓶拧开，喝了一口。小贵则在一旁低着头踢了踢脚边的石子。
　　过了一会儿，大富才笑了一下，说：“在外面帮人做点事呗。”
　　我继续追问，他们才肯说实话。
　　大富压低声音告诉我，他们加入帮派了。起初我以为只是村里孩子抱团玩闹，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专门吸收未满14岁少年的圈子。连村里的大壮也在里面。大壮脑子不太灵光，却长得异常高壮，站在人群里像堵墙。平日里别人总拿他取笑，可在那个圈子里，他第一次“有用了”。
　　帮派真正的“老大”他们接触不到。和他们打交道的，只是一些更年长的青年。那些人会带他们去城里，去KTV、大排档、酒店，给他们吃东西、抽烟、喝饮料，让他们觉得自己终于混进了“大人的世界”。
　　但这种“热闹”并不是免费的。那个圈子有自己的规矩。谁不听话，谁扫了兴，谁想退出，都会被惩罚。有的是羞辱，有的是殴打。孩子们嘴上笑着说“闹着玩”，可说话时眼神却会下意识躲闪。
　　他们真正被安排去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吃喝玩乐，而是指哪打哪！大富他们经常被送到某个地方，可能是一间不肯交保护费的商店，可能是得罪人的人家里，也可能是不肯拆迁的钉子户处。他们受过培训，不能攻击人体要害，不能下死手，一旦被抓获，面对警察时的口径要统一，反正无论进去多少回，警察都会放人。满14周岁的孩子们会自动脱离帮派，但其他人不准中途离开，一旦有人叛变或者是产生叛变的念头，等待他们的是更残酷的惩罚。隔壁村有个小伙切下一截小拇指才能顺利脱帮，家人也不敢追究。
　　他们像被驱赶的野狗一样，被扔向某个方向。而成年人则站在更远的阴影里。那些孩子甚至隐约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选中，只是因为年纪小。出了事，也往往不会承担真正严重的后果。
　　大富蹲在禾堂边上，低声跟我说：“其实我有点怕。”但他说完又马上笑起来，像怕别人听见。
　　我的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零食袋被孩子们撕得哗啦作响，西瓜汁顺着手腕往下流。大家抢着、闹着，笑声和咀嚼声混在一起，在夜色里轻轻回荡。白天还满身戾气、骑着摩托车到处乱窜的少年们，此刻也只是些没长大的孩子，蹲在地上争最后一块饼干，为一瓶汽水推来搡去。
　　年幼些的孩子总爱缠在我身边。妹妹把脏兮兮的小手伸给我剪指甲；弟弟仰着脑袋，让我帮忙掏耳朵；还有鼻涕挂在嘴边的小孩，眯着眼，舒服得直笑。我像个笨手笨脚的小大人，轮流照顾着他们。
　　他们喜欢听我讲故事，《牛郎织女》、《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丑小鸭》......
　　中心小学有一间很小的阅览室，窗户旧旧的，书页也泛黄。我在学校时，把那些有趣的故事一点点记进脑子里，等周末回村，再讲给他们听。那些从书里跑出来的人物，对村里的孩子来说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他们会为卖火柴的小女孩难过，也会认真争论白雪公主为什么会相信陌生人。
　　后来，我又把学校里学来的歌曲教给他们。虽然我五音不全，唱得跑调，但他们还是很认真地跟着学。我们围坐在禾堂里，一边拍着手，一边断断续续地哼唱那首《友谊之光》：“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
　　稚嫩的童声在夜风里飘来飘去。
　　白天的空气总像被太阳晒透的棉被，闷热得压在人胸口，让人连呼吸都觉得费力。可一到夜里，月光便像柔软的绸纱，静静铺满整个禾堂。风从山那边慢慢吹过来，带着草木和泥土的气息。我们沉醉在那一点点难得的清凉里，仿佛只要夜晚足够漫长，很多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
　　然而坏事还是来了。
　　那天大壮“做任务”时，从摩托车后座摔了下来，整个人在路边滚了一段。同行的人说他还能说话，也能站起来，只是走路有点不稳。简单用随身带的东西处理了一下伤口，便把他带回了村子。
　　回到村里时，他还笑嘻嘻的，把这次“出门”的事当成一段了不起的经历讲给我们听。大家一边听一边笑，说他傻，连跑都不会跑快一点。
　　有人提了一句，要不要去镇上的诊所看看，这种事拖着不好，万一以后落下病根。但这句话很快就被沉默盖过去了。
　　没人真的去安排这件事，也没人敢把它告诉大人。大壮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几年都不回村一次。他和耳聋、驼背的爷爷相依为命，日子本身就已经是靠“凑合”撑着。
　　那天夜里，大壮比平时睡得早。他回到屋里，说有点冷，便从柜子里翻出一床棉被裹上。屋里很安静，只有夏夜的虫鸣，一阵一阵从窗外传进来。
　　第二天早上，是爷爷先发现不对的。他掀开棉被，仿佛打开了黑红色的地狱，大壮静静躺着在里面，像一具裹在血茧里的尸壳。
　　大壮逝了。他从摩托车摔下来，猛烈碰撞损伤了内脏，外表没有明显伤口，但内部在持续出血。在那个闷热的夏夜里，大壮是傻到自己发冷都没察觉身体出了问题，还是怕麻烦到家人选择裹着棉被默默承受着绝望，等待死神的降临？
　　村子里的几个孩子拿了些冥币纸钱，找了块空地烧给大壮，下辈子投胎别当傻子了，找个有钱人家吧。
　　从那以后，夜里听见摩托车从村口轰鸣而过，我都会从床上惊醒，忍不住去想：今晚回来的，会不会少一个人。
　　大富即将满14周岁，这意味着他很快就能“脱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身。他憧憬着进城打工的“美好生活”，厂里包吃包住，食堂里有荤有素，白米饭可以免费添，每个月几乎没有额外开支，2000～3000元的工资全都攥在自己手里。一年下来，能攒下两三万元，过年的时候回村，就能买上一台电视机，再过几年就能建新房子。
　　我不由得生出疑惑：生活真的可以如此简单吗？只要进城打工，就能抵达所谓的“美好生活”吗？买了电视机、盖了房子，就真的算是幸福美满了吗？
　　村子里的大人们早已外出打工多年，可为什么他们似乎并没有因此过上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多年以后，我的父亲在村里建起了新房子。屋子里摆着崭新的沙发、餐桌和茶具，一切整齐得像一幅拼好的家居样板图。然而空气里没有笑声，也没有饭菜的香气，有了屋檐，却未必就有了家。

　　坏消息再次降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小贵的脊柱被棍棒重重击中，颈部以下失去了知觉。
　　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正躺在一张由几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床”上。那些旧木板宽窄不一，中间用铁钉草草固定，边缘还垫着几片硬纸壳。床脚高低不平，像一只断了腿勉强支撑的桌子。他盖着一床薄被，被面早已洗得发灰，边角处隐约可见霉斑。潮湿的气味在屋里弥散开来，像阴雨天晾不干的衣服，又像久封不通风的旧仓库。
　　床边放着一台收音机，是他向母亲“借”来的，用来打发漫长的时间。电流声“沙沙”作响，一首老歌在其中断断续续地流淌出来，旋律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他们的奶奶请来赤脚医生诊断，说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小贵的父亲依旧每天出门打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村里人分了猪肉，大富煲了一锅瘦肉粥，一口一口喂给小贵。
　　“帮派”里的几个要好兄弟，约定每周轮流来陪他聊天，算是维持某种仍在延续的“规矩”。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盘《古惑仔》的磁带，插进收音机里播放。旋律响起时，《友情岁月》在屋里缓缓铺开，小贵跟着大家一起轻声哼唱：“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渡患难日子总有乐趣......”
　　很快，大富家里托关系，终于把他送进了城里打工。小贵则留在村里，由奶奶照看。曾经说好每周来陪他聊天的那些“哥们”，也在时间与琐事的推搡下渐渐散去。
　　过了一段时间，大富回来了。他变白了些，脸也圆润了一圈，个子比从前高出不少，少年时那种单薄的清瘦被一层略显浮肿的肉遮住了。但变化最明显化的，却不是身体。他的眼睛像是蒙了一层薄灰，亮度被悄悄降低了。偶尔笑起来，也不再是过去那种毫无顾忌的爽朗。
　　大富尚未成年，只能跟着一个有门路的表哥进厂做工。工资名义上是他的，但真正到手之前，还要被扣掉一部分“人情费”“介绍费”“管理费”，层层分摊下来，最后每月能拿到手的，大约只有一千元。
　　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车间里闷热、封闭，几乎没有自然光，空气里混杂着塑料与机器运转的味道。里面大多是年纪相仿的孩子，沉默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像被时间固定在流水线上的零件。
　　有一段时间，车间在赶圣诞节的订单。他们通宵加工圣诞树、圣诞老人、串灯和彩带。那些节日的符号对大富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从未真正见过圣诞节，也不知道“耶稣”是谁，只是在说明书和节拍声里机械地完成一遍又一遍的拼接。
　　一次夜班，大富在操作中不慎被机器划伤手臂，一道十几厘米的血口在他眼前绽开，几乎能看到骨头。工厂随后以“操作不当、损坏设备”为由，当天便将他辞退。
　　表哥“好心”地带他去药店做简单包扎，随后帮他买了回村的车票，让他回去“休养一阵”。
　　回到村里后，大富重新联系上了过去那些“出生入死”的伙伴。几个人又聚在小贵的床边，断断续续地唱起《友情岁月》。屋子里依旧狭小，歌声在墙壁之间回荡。兄弟们拍了拍脑袋，决定大伙一起想想法子、搞搞钱。
　　有时，我会去看望小贵，带些在山上摘来的果子给他吃。他最近常靠在那台旧收音机旁，听着佛教经文，低声跟着诵念。他说，人死之后会进入天道轮回，下辈子就能享福，不必再受这些苦。
　　有一天，他忽然问我：“姐姐，你长大以后，是不是可以当老师、当医生？”
　　“我不知道。”我答不上来。那时的我，只知道要先熬过饥饿的今天，再熬过贫穷的明天。至于未来落在哪一条路上，像雾一样模糊。
　　他笑了一下，说村里的老人常讲，你是“要出息的人”，是祖辈三代里好不容易出的一个读书人。
　　“是吗？”我轻声说，“我听他们说了后半句，可惜是个女仔。”
　　“女仔又怎样？”他语气忽然认真起来，“等你有出息了，给村里捐钱修祠堂、修祖庙，女仔也可以写进族谱。到时候你一定很风光。”
　　从小到大，大人们反复告诉我：要以“女性的身份名留族谱”，这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必须抵达的证明。可越长大，这句话越像一堵墙，把路收窄成一条笔直的死胡同。
　　他顿了顿，像是忽然被某个念头点亮：“如果有下辈子，我要努力赚很多钱，开一家公司，当大老板。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文件，点点头，签签字，那样一定很威风。”
　　我不知如何回应，因为书上说：人只有一辈子。
　　沉默了一会儿，小贵又低声说：“我妈，可能也是个有出息的读书人。”
　　自从他借走那台收音机，他的母亲便常常坐在窗边发呆，偶尔发出含混的低声呢喃。她瘦得厉害，四肢像冬天干枯的枝条，皮肤紧贴着骨头；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像干裂的土地。整个人像一片被遗落在屋里的叶子，没有风，也没有方向。
　　如果真有所谓天道轮回，那她这一生，是人道，还是别的什么道？
　　佛经里说：祖上积德，子孙受福；祖上作恶，子孙受殃。这种因果，被称作业报。小贵开始用这种说法解释自己的处境，仿佛只要把痛苦放进这个因果体系里，它就变得可以承受。
　　可我总会疑惑：如果人生只是为了偿还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还能感受到夏天的热气、月光的清亮，以及一起分食薯片、辣条和棉花糖时那种短暂的快乐？那些瞬间太真实了，真实到不像“债”。
　　几天后，小贵因为一场由感冒引起的并发症，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他的离开很安静，像一盏灯，在无人注意的时候慢慢熄灭。
　　大富和那帮哥们仍旧在各条“找钱”的路子上辗转游走。偶尔遇见，他总会半开玩笑地打趣我：“你怎么还在念书？”
　　后来，他似乎真的赚到了钱，如愿在村里盖起了新房子，换上了崭新的电视机，也把一些辍学的少年带进了他的“事业”里。
　　他们偶尔回村，总会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新鲜又稀奇的东西。我们挤在他家的客厅里，排排坐好，一起盯着电视屏幕，看那些肥皂剧的情节反复展开，兴致勃勃地讨论人物的爱恨与选择。后来买了DVD，仿佛打开了一扇更大的门，我们接触到更多“外面的世界”。沉闷的小山丘里再次响起那首《友谊之光》。
　　那段短暂而平静的日子，就像夏天傍晚掠过窗边的一阵风，还未来得及真正停留，便很快消散了。
　　大富和其他参与“事业”的人陆续被带走。警察上门那天，村里一度陷入混乱，老人们拿起锄头与工具阻拦。大富的奶奶拖着不太灵便的腿脚，躺在警车前，折腾了很久。
　　再后来，山里和村庄的面貌都慢慢变了。最显眼的，是四处立起的横幅与标语：“有毒必肃、贩毒必惩、种毒必究、吸毒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