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以北》林守卿

17、厂门 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六年以后，机械厂的门卫比从前严了。

　　不是因为厂里东西更值钱，而是因为丢的东西越来越多。仓库里的铜线、柴油、轴承，甚至食堂的铁锅都有人想办法往外带。工资偶尔迟发，奖金早已停了。厂长仍在大会上说困难是暂时的，可会后总有人围住财务科问这个月到底发不发钱。

　　林德昌开始失眠。他在车床前站了半辈子，第一次发现机器停下来时，人的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经委下发了一份扭亏方案，执笔人是国梁。文件里写精简人员、承包车间、盘活资产。国梁用词谨慎，每句话都有上级文件依据。他把初稿带回家，父亲翻了两页，虽然许多词不懂，却看懂了“减员”。

　　“减谁？”德昌问。

　　“还没定。”

　　“你们坐楼里定，厂里的人就回家？”

　　“不改，厂子更活不了。”

　　德昌把文件放到桌上。纸很轻，落下时却让全家都没再说话。

　　几天后，国梁陪县里领导到机械厂调研。德昌和工友列队站在车间门口，国梁从他们面前走过，只能装作公事公办。有人认出他，小声说那是老林的儿子。德昌挺直背，脸上没有骄傲。

　　调研结束，厂长请客吃饭。席上有人说机械厂位置好，靠铁路，地也大，将来不生产机器，盖仓库都值钱。国梁听见这句话，心里一动，又很快把念头压下去。

　　回家后，德昌在阳台抽烟。

　　“你们是不是想卖厂？”

　　“谁跟你说的？”

　　“没人说。你脸上写着。”

　　国梁否认。德昌也没追问，只说：“我进厂那年，你爷爷还活着。他觉得我给人家转机器，不如在地里种粮。我跟他说，机器不会看天吃饭。”

　　他弹掉烟灰。

　　“现在看，机器也看天。”

　　国梁第一次看见父亲老了。不是头发白，也不是腰弯，而是他开始怀疑那条自己走了一生的路。

　　另一边，国海已不再碰厂里的废料。他在火车站附近租下一间没有窗的小屋，囤袜子、头巾和五金工具，准备往乡镇送。德昌说他像个二道贩子，他却在门上贴了一张红纸，写“国海百货”。

　　厂门正在缓慢关上，市场的门却没有门框。一个让德昌站了一辈子，一个让国海随时可以钻进去。

　　他们父子住在同一栋楼里，却已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