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之贾琮方寸空间》爱新觉罗泽轩

113、三千 三千

　　三千

　　太上皇决定去外语学院讲经的消息，是戴权传出来的。

　　那日早朝刚散，戴权站在乾清宫廊下对张公公说了一句：“太上皇说，外语学院那些学生学官话，光念《千字文》不够，得有人给他们讲讲经书里的道理。太上皇说他自己来。”张公公愣了一下，转头便把这消息报给了皇帝。皇帝在暖阁里坐着听完，沉默了片刻才开口：“太上皇要去讲经？”张公公点头：“戴权说太上皇已经让内务府去外语学院问课表了。”皇帝没有再问，可他的手指在案沿上轻轻叩了两下。

　　消息传出去之后，朝野上下都震动了。周大人在内阁值房里把茶盏搁下又端起来，端起来又搁下，反复了三次才开口对赵大人说了一句：“太上皇亲自去讲经？那些番邦学生听得懂么？”赵大人想了想：“听说外语学院有助教，太上皇讲一段，助教用各种话翻一遍，大约能听懂。”周大人没有再问，可他把手里那卷折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一个字没看进去。

　　太上皇头一回上课那天，外语学院正堂挤满了人。太上皇坐在讲台后面，面前摊着一卷《论语》，戴权站在旁边替他翻书。底下坐着四十多个学生，中土的和番邦的混坐在一起，有人拿了纸笔准备记录，有人只是仰着脸听。太上皇开口第一句说的是：“朕今日不讲大道理，只讲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从各国来，各有各的风俗，各有各的道理。可这一句话，放在哪个国家都管用。”他讲完这一句，助教用拉丁文、蒙古语、朝鲜语各翻了一遍。翻到朝鲜语时，底下有个朝鲜学生低声跟旁边的同伴说了句什么，两人都点了点头。

　　太上皇开了头之后，老皇太妃也坐不住了。她让人去外语学院问了一趟，说“有没有讲佛经的课”，学院回话说有，妙玉在教静修课。老皇太妃便让人递了帖子给妙玉，说她想去听一听。妙玉接了帖子，亲自来皇太妃宫里回话，说“太妃若来，我讲《心经》”。皇太妃择了个晴日去了外语学院，在静修课的讲堂里坐了一下午，听妙玉讲《心经》里的“色即是空”。底下坐着十几个学生，有中土的也有番邦的，妙玉讲一段，助教翻一段，皇太妃坐在后排闭着眼听，手里捻着佛珠。课后她对妙玉说了一句：“你讲得浅，他们听得懂。”妙玉答：“浅的讲透了，深的自己会来。”皇太妃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太后那边选了另一条路。她没有去讲堂里坐着讲，而是让人把外语学院里那些教佛经和道经的教习请到宫里来，问他们“外国人学佛经，先学哪一部”。教习们答说“先学《心经》，文字短，道理深”。太后便让人从内廷藏经阁里取了几卷刻版清晰的《心经》出来，又亲自校了一遍，把其中几处生僻的注音用小字标在字侧，说是“给那些外国学生看的，字要大，注音要细”。她把那几卷校好的《心经》让人送到外语学院，宝琴收了，搁在藏书阁的借阅架上，旁边搁了一行标签——“太后御校，供各国学生参阅”。

　　儒门那边起初是观望。国子监祭酒某日路过外语学院，进去看了一眼，出来之后对身旁的属官说了一句：“太上皇在里面讲《论语》，皇太妃在听《心经》，这成何体统？”可他说完这句之后没有下文，因为隔了几天他自己也去了一趟外语学院，在讲台底下坐了半个时辰，听了一堂用拉丁文和官话对照讲授的《孟子》。他听完之后站起来拍了拍衣袍，对身旁的属官说了一句“讲得倒清楚”，便走了。此后国子监渐渐有人开始往外语学院跑，有的是去听课的，有的是去借书的，有的是去跟那些外国学生聊天的。有一个国子监的博士甚至在课后跟一个葡萄牙学生争了半天“性善性恶”，争到最后两人都笑了，一起去喝茶了。

　　佛教和道教的反应比儒门更直接。京城几座大寺的主持联名递了一份文书给弘文馆，说“愿派僧人来外语学院教授梵文和佛经翻译”。道教那边也不甘落后，白云观的道长让人送了一卷《道德经》的抄本过来，附了一张帖子说“若有外国学生学《道德经》，可以拿这卷做底本”。宝琴把这两份文书都收了，在外语学院的课表上添了两门新课——梵文翻译和道经选读。梵文课由寺里来的僧人教，道经课由白云观来的道长讲。课上得慢，可来听的人不少，有中土学生也有外国学生，还有人两门课都报，上午学梵文下午学道经，说是“想看看外国的佛经跟中国的道经有什么不一样”。

　　外语学院一扩再扩，地方便不够用了。原先的三间讲堂扩到七间之后又添了五间，仍是不够用。宝琴跟若望递了一份呈文，说“需增租附近民房若干间，改作讲堂和宿舍”。若望批了银子，宝琴便让人去租。外语学院附近几条街上的民房原本空着不少，可外语学院一扩招，那些房子便俏了起来。头一个月租金涨了两成，第二个月涨了三成，到第三个月时已经翻了一倍。有一个在街口卖烧饼的老汉，原来租了一间临街的小铺面，后来外语学院要扩讲堂，把他的铺面租了去，他拿着租金在隔壁巷子里找了间更小的屋子重新支起了炉子。他站在新铺子门口揉面时对隔壁的油盐铺掌柜说了一句：“从前这条街冷清得很，如今连烧饼都卖得快了。那些外国学生早上来买烧饼，一个要加两个蛋，说是‘听课费脑子’。”油盐铺掌柜一边给人称盐一边接了一句：“你算好的了。我隔壁那家茶馆，上个月把店面扩了一倍，说是那些学生下课之后要去喝茶聊天，一坐就是一下午。”

　　到年底时，弘文馆的档案里记了一个数目——外语学院在册学生已逾三千。这里面有中土学生，有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罗、吕宋、满剌加、爪哇来的南洋学生，有从蒙古、回部、西藏来的西北学生，还有从葡萄牙、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来的西洋学生。三千人里女子占了将近四成，有中土的也有外国的，有些是来学官话的，有些是来学西洋语的，有些是来学算学、医理和经书的。宝琴让人把学生名册重新编了一遍，按国别和语种分了类，编完之后搁在案角，对身旁的助教说了一句：“这本册子比理藩院的人头册子还厚。”助教翻开看了一眼，念了几个名字——朝鲜的金氏、日本的藤原氏、琉球的尚氏、占城的阮氏、暹罗的郑氏、葡萄牙的费尔南德斯、法兰西的勒克莱尔。念到末尾时助教停了一下，看着最后几页上的名字说了一句：“这些人要是都学成了，往后朝廷跟外国打交道，就不缺通事了。”宝琴把那本册子合上搁回案角，没有接话，可她把案头那盏灯又拨亮了一分。

　　那天夜里若望从弘文馆出来时，外语学院的廊下还亮着好几盏灯。有学生在灯下背书，有人在廊下对谈，有人在院子里散步。他经过一间讲堂时隔着窗纸听见里面有人在用拉丁文念《论语》，念的是“学而时习之”，念完了旁边的中土学生用官话接了一句“不亦说乎”，再旁边一个朝鲜学生用朝鲜语又说了一遍。三种话叠在一起，在夜色里听着像一道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淌过来的溪水，不深，可一直在流。他在廊下站了一会儿，转身往东宫走。身后的灯一盏接一盏亮着，把学院门前那条水泥路照得明晃晃的，路面上那些刚扫过的薄雪又被新落下来的雪盖了一层，白得干干净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