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之贾琮方寸空间》爱新觉罗泽轩

112、万国 万国

　　万国

　　弘文馆外语学院的名声传出去，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

　　头一批外国使团是秋天到的。朝鲜派了十二人的使团，由一位礼曹参判带队，名义上是“贡使”，可到了京城之后先递了帖子求见弘文馆博士薛宝琴。使团里带了六个年轻人，都是朝鲜国子监选出来的学生，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二十二岁，个个官话能说几句，字能写几个，可到京城之后才发现，他们那点底子不够用。使团住进会同馆的第二天，宝琴便安排他们进了外语学院的初级班，跟中土学生一起上课。朝鲜学生被编进一个混合班，同班的有琉球来的学生、占城来的学生、还有一个从吕宋来的华裔少年。上课时教习用官话讲一段，再让助教用朝鲜语或占城语复述一遍，学生们各自记笔记，记得密密麻麻的。

　　日本使团来得比朝鲜晚半个月。他们是从长崎出发，经宁波上岸，沿运河坐漕船北上。使团一共二十人，带队的是一位姓藤原的大学头，官话说得极好，几乎听不出口音。他到弘文馆的第一日便递了一份文书，说日本国派遣学生来华“研习汉学及西洋诸国语言”，请求入学。宝琴收了文书，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单独的讲堂，让金助教负责日语和官话的翻译课。日本学生比朝鲜学生更用功，白日上课，夜里回会同馆还点着灯抄书，抄的是《千字文》和《论语》，抄完了第二天拿去给教习批改。

　　南洋那边来得更杂。占城、暹罗、吕宋、满剌加，各有学生来。有些是随商船来的，有些是跟着贡使来的，有些是自己搭船来的。宝琴把这些人编在一个南洋班里，让林助教带他们读官话和算学，另让巴雅尔教他们蒙古语和回语的基础。有一个从爪哇来的女生叫阿蒂卡，肤色黝黑，眼睛极亮，官话说得磕巴，可算学极好，入学第三天便在一堂算学课上用珠算解开了一道题，速度比同班的中土学生快了一半。宝琴把她叫到讲台旁边问了一句：“你在爪哇学过算学？”阿蒂卡答：“跟父亲学的。他是商人，算账要快。”宝琴便让她做了南洋班的算学助教，白日上课，午后帮教习批改作业。

　　欧洲那边来得最晚，可来的人最让人意外。头一个到的是个葡萄牙人，姓费尔南德斯，三十来岁，自称是里斯本大学的学生，沿非洲东海岸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果阿、马六甲、澳门一路东来。他在澳门学了两年官话，到京城时已经能读《三国演义》的简本了。他到弘文馆的第一日便递了一份拉丁文写的求学书，宝琴看了两遍，把其中几句话念了出来——“闻东方有大学，广纳万国学子，不分种族肤色，皆可入学。余不远万里而来，愿习汉文与东洋诸国语，以通东西之邮。”宝琴把那封求学书收进档案里，给他安排了高级班的课程，让他上午学官话和文言，下午学蒙古语和藏语的基础。费尔南德斯在课上极认真，笔记记得比谁都细，可他的官话还带着浓重的葡萄牙口音，念《诗经》时把“关关雎鸠”念成了“关关雎狗”，被同班的中土学生笑了好一阵，他也不恼，只跟着笑了一遍重新念。

　　第二个从欧洲来的是个法兰西人，姓勒克莱尔，是个耶稣会士的侄子，二十出头，瘦高个子，蓝灰色的眼睛，官话比费尔南德斯好一些，可文字功底差。他带了十几本法兰西文的书来，大半是数学和天文的，一到弘文馆便问有没有人懂法兰西文。宝琴让人去问了，正好黛玉从翰林院过来帮忙，在藏书阁里翻到了一本前朝通事留下的法兰西语词汇册子，拿给勒克莱尔看，他翻了翻便笑了，说“这本册子编得不错，就是有些词过时了”，然后拿出自己的笔在旁边把新词补了上去。黛玉看他在册子上添的注，字迹工整，音注细致，便问了一句：“你在法兰西学过汉文？”勒克莱尔答：“学过两年，可没有这里学得快。你们的学生太用功了。”黛玉笑了一下没有接话，把册子搁回原处。

　　外语学院的人数到入冬时已经过了两百，教室从三间扩到了七间，占了一整排廊房。宝琴把课表重新排了一遍，上午分西洋、东洋、南洋、西北四个大班同时开课，下午各班的助教分头辅导会话和书写。中土学生和外国学生混编，每班都有几张不同颜色的面孔，上课时一个中土学生念一段古文，旁边的朝鲜学生接一段朝鲜语的翻译，再旁边的日本学生用日语再翻一遍，翻完了教习点评几句，底下的学生各自记下自己的问题，课后再来找助教补问。起初有中土学生觉得别扭，念书时总怕自己念错了被外国人笑话，可后来发现外国学生念官话时错得更离谱，便渐渐放开了胆子，念错了一起笑，笑完了重新念。

　　入冬之后，弘文馆外语学院的档案里已经记了十几个国家来的学生。宝琴让每个学生入学时填一份简单的登记——姓名、原籍、通何种语言、欲习何种语言、将来打算做什么。那些登记表在案头摞了厚厚一沓，她翻过一遍之后发现了一件事——那些学生的“将来打算”里，有二十几个写的是“当通事”“做翻译”“去外国替朝廷传话”。其中有几个是中土女子，她们写的是“学成之后去理藩院做事”。有一个叫周婉的女学生，今年十八岁，官话说得好，又学拉丁文和法兰西语，她在登记表上写的是：“愿为朝廷使节，通东西之邮。”宝琴把那张表搁在案角，没有批注，可那天夜里她坐在灯下把周婉的名字记在了自己随身的小册子上。

　　消息传到乾清宫时，皇帝正在翻一份理藩院递来的折子。折子上说的是今年入境的各国使团和学生数目，比往年增加了三倍，礼部和理藩院的人手都不够用了。皇帝在折子末尾批了一行字：“着弘文馆外语学院兼管各国学生入学事宜，由理藩院拨银补充教习薪俸和食宿开支。”批完之后他把折子合上搁在案角，对张公公说了一句：“那个学院，当初是太子提的。”张公公应了一声“是”。皇帝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出了会儿神，没有再说什么。

　　太上皇那边也得了消息。戴权把学院的近况禀了一遍，说那些学生里有从非洲来的、从欧洲来的、从南洋来的，太上皇听完沉默了好一阵才开口：“朕年轻的时候，来朝的贡使也就那么几个地方。如今连法兰西和葡萄牙的人都来学官话了。”他把拐杖在地上顿了一下，“世道是变了。”戴权没有接话，只把拐杖扶稳了些。

　　那天夜里若望从弘文馆经过时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回东宫。他站在外语学院的后墙外面听了一刻钟。里面在上一堂混合课——一个中土学生在念一段拉丁文的文章，念完了旁边的葡萄牙学生用官话复述了一遍，再旁边一个朝鲜学生用朝鲜语翻译了一遍，最后教习做了总结。课堂上偶尔有笑声，更多的是翻书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他在墙外站了一阵，听见里面下课的钟声响了，学生们从各间讲堂里出来，廊下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各国口音的官话交谈声，像一条细流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在廊下打了个旋，又各自散进了冬夜的灯影里。他把手拢在袖中站了一会儿，转身往东宫方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