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止于4200》川屿胡

13、三千公里 二〇二

　　二〇二二年九月，沈屿去了南方。
　　那是一座南方的小城，四季如春，气候湿润。民办专科院校在城市郊区，离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他做辅导员，带大一新生，工作琐碎而忙碌——军训、班会、谈心谈话、各种报表、突发事件，每天忙到深夜，回到学校分配的宿舍就只想躺下。
　　贺川还在武汉读研三，课题进入了关键阶段，经常在实验室待到凌晨。
　　刚开始他们每天都打电话。沈屿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戴着耳机，跟贺川说今天哪个学生又闯祸了，哪个学生哭着来找他谈心，食堂的菜又贵又难吃。贺川跟他说实验室的数据出了问题，导师又发火了，今天在显微镜前坐了十二个小时，眼睛都花了。
　　他们聊着各自的生活，虽然相隔一千多公里，但电话把两个人连在了一起。沈屿有时候会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各自忙碌，各自成长，心里装着彼此，等攒够了假期就见面。
　　但慢慢地，电话越来越少。不是不想打，而是太累了。沈屿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已经十点多，洗完澡躺在床上，连拿起手机的力气都没有。贺川也经常在实验室待到深夜，等他回到宿舍，沈屿已经睡着了。
　　他们从每天打电话变成隔天一次，再变成一周一次。消息也越来越少，有时候好几天才说一句话。不是不爱了，而是生活的重压和距离的遥远，让他们都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精心维护那段感情。
　　二〇二三年夏天，贺川毕业了。他如预期那样去了新疆，在乌鲁木齐一家科研单位工作，做遥感相关的课题，经常出差，跑戈壁、跑雪山、跑沙漠。
　　他们一个在南方，一个在西北，相隔三千多公里。
　　贺川到新疆的那天给沈屿打了个电话，声音里带着风沙的粗糙感。他说那边很干燥，紫外线很强，但风景是真的好，戈壁、雪山、沙漠，都特别壮观。沈屿说让他注意防晒，别晒伤了。贺川说知道了，让沈屿也注意身体，南方湿气重，别感冒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贺川说，沈屿，他好想他。沈屿把脸埋进枕头里，声音闷闷的，说他也是。贺川说等攒够了假就去南方看他，沈屿说好。
　　但贺川的工作很忙，假期很少，而且经常出差。他说要去看沈屿，但一直没能成行。沈屿也说要去新疆看他，但辅导员的工作离不开人，寒暑假也要值班，也一直没能去成。
　　他们也尝试过维系这段感情。沈屿会在网上给贺川买零食和生活用品，寄到新疆；贺川会给沈屿寄新疆的干果和薰衣草精油。他们约定每天至少发一条消息，不管多忙。但时差和工作节奏让这个约定越来越难维持——沈屿上班的时候贺川还在睡觉，贺川有空的时候沈屿又在忙。
　　有一次沈屿发烧到三十九度，一个人躺在宿舍里，连倒水的力气都没有。他给贺川发了一条消息，说他发烧了。贺川过了六个小时才回复，那时候他正在戈壁滩上出差，没有信号。贺川急得团团转，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不停地发消息让他去医院、多喝水、吃药。沈屿看着那些消息，心里又暖又酸。他想，如果贺川在身边就好了，哪怕只是给他倒一杯热水。
　　但贺川不在身边。三千公里的距离，不是一条消息、一个电话就能跨越的。
　　距离开始一点点地侵蚀他们的感情。不是谁的错，只是三千公里太远了，远到一个拥抱都变成了奢侈品，远到生病的时候只能说一句"多喝热水"，远到开心和难过都无法第一时间分享。
　　二〇二四年春天，沈屿的身体开始出问题。
　　最初是胃疼，隐隐约约的、持续不断的疼，他以为是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自己买了点胃药吃。但胃疼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他开始消瘦，胃口越来越差，吃一点东西就觉得饱，有时候会恶心、呕吐，偶尔出现黑便。
　　他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一闭眼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抑郁症，只是那时候不严重，偶尔情绪低落，但不影响正常生活。他没有吃抗抑郁的药物，只是靠褪黑素来调节睡眠。工作之后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和贺川的距离越来越远，抑郁症开始加重，褪黑素也渐渐不管用了。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父母不知道，同事不知道，朋友不知道，贺川也不知道。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以为撑过去就好了，以为等忙过这一阵就好了。
　　二〇二四年秋天，学校组织教职工体检。校医院的医生给他打电话，说他的体检报告有点问题，胃里有个占位性病变，建议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他请了假，去了市里的大医院。胃镜、病理、CT、抽血，一项一项地检查。等待结果的那几天，他失眠了，躺在宿舍的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各种可怕的念头。
　　结果出来了。胃腺癌，中分化，侵及浆膜层，伴有淋巴结转移。中晚期。医生说需要尽快手术，术后化疗，五年生存率大概百分之三十。
　　他拿着诊断书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很久很久。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七十的概率，他活不过五年。他才二十四岁，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没有跟贺川一起去新疆，还没有买摩托车环游中国，还没有走完长江大桥的传说，还没有跟贺川有一个家。
　　他把诊断书折好放进包里，站起来走出了医院。外面阳光很好，南方的秋天温暖而湿润，街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忙碌着。没有人知道，这个走在街上的年轻人，刚刚收到了一张死亡判决书。
　　他没有接受正式的治疗。
　　医生建议尽快手术，术后配合化疗，但他拒绝了。他知道手术和化疗可以延长生命，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脱发、呕吐、疼痛、虚弱，躺在病床上靠着药物维持，没有质量，没有尊严。他不想那样活着。
　　他想在最后的时间里，怎么开心怎么来。
　　最开始的一两个月，他还吃着医生开的药——止痛药、胃药、一些辅助治疗的药物。但后来他就不管了，药也不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开始吃以前不敢吃的东西——火锅、烧烤、辛辣的、油腻的；开始去以前想去但没去成的地方；开始买以前舍不得买的东西。
　　同事觉得他变了，变得开朗了，变得爱玩了，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他们以为他想通了，开始享受生活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在倒计时。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病情。父母不知道，同事不知道，朋友不知道，贺川也不知道。他跟父母说工作忙，最近不回家；跟同事说身体很好，没什么问题；跟朋友说在减肥，所以瘦了。
　　他跟贺川越来越少联系。不是不想联系，而是不敢。他怕贺川听出他声音里的虚弱，怕贺川看出他照片里的消瘦，怕贺川发现他的秘密。他开始疏远贺川，电话不接，消息不回，偶尔回复也是冷冰冰的几句话。
　　贺川感觉到了不对劲，问他是不是哪里惹他生气了。沈屿说没有，就是工作忙。贺川说那也不能不接电话，沈屿说在开会，不方便接。贺川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自己，沈屿说没有。
　　挂了电话，沈屿靠在宿舍的墙上，眼泪无声地掉下来。
　　他知道不能再拖了。他必须跟贺川分手，越快越好——在贺川还没有发现他的病情之前，在贺川还没有为他付出更多之前，在贺川还没有陷得更深之前。
　　他要给贺川一个理由，一个让贺川可以接受、可以放手、可以继续过自己生活的理由。他想了很久，最后想到了——距离。天南海北，相隔三千公里，如果一个人选择辞职到对方的城市去，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给对方比较大的压力。这个理由足够充分，足够合理，足够让贺川放手。
　　也足够让他自己痛彻心扉。
　　分手那天是一个普通的周末。
　　二〇二四年的冬天，南方的小城湿冷湿冷的。沈屿坐在宿舍的书桌前，打开微信，找到贺川的对话框。他的手指在屏幕上颤抖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打。
　　"贺川，我们分手吧。"
　　打完这五个字，他停了很久。然后继续打。
　　"我们天南海北，太远了。如果一个人选择辞职到对方的城市去，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给对方比较大的压力。长痛不如短痛，不如就到这里吧。"
　　"你在新疆好好工作，实现你的梦想。我在南方也会好好生活。"
　　"我们都好好的。"
　　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按下了发送键。发送成功。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是南方的夜晚，温暖而湿润，远处的城市灯火辉煌。他站在窗边，看着远处的灯火，肩膀开始颤抖。然后他蹲下来，抱着膝盖，哭得像个孩子。
　　贺川的回复来得很快。他打了很多个电话，沈屿都没有接。他发了很多条消息，问为什么，问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问能不能不要分手。沈屿一条都没有回。最后，贺川发了一条消息："沈屿，别再联系了。好好生活，忘了我吧。"
　　沈屿看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把贺川拉黑了。
　　他没有删聊天记录，没有删照片，没有扔掉贺川送他的任何东西。钥匙扣还在钥匙上，橘色外套还在衣柜里，照片还在墙上挂着。他只是拉黑了贺川，然后一个人蹲在窗边，哭了一整夜。
　　贺川，对不起。他不是真的想分手，他只是不想拖累贺川。他只是想让贺川好好的。贺川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
　　窗外，南方的冬天没有雪，只有淅淅沥沥的雨，下了一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