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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 27 章 ...

  •   第二十七章落钥

      船靠岸时,太阳刚爬上桅杆那么高。

      刘青先跳下船,回身来拉我。我的两条腿软得没一点力气,像被抽了筋。脚踩在滩涂上,黑泥立刻漫过脚背。我低头看,两只脚青白青白的,泡得起了褶,脚趾缝里还有红印子,像被那红水腌进去了。我试着站直,膝弯一软,整个人差点跪下去。刘青连忙架住我。

      “走,先回去。”他说。嗓子哑得厉害,像在海上喊过整夜。

      我抬脚往家走。滩涂上留下两串歪歪扭扭的脚印。那脚印窝里慢慢渗出水来,不是海水,是红的。极淡极淡的红,像把最后一点红水也带上了岸。我不敢回头看,只盯着前面。刘青也没说话,脚步极快,像后头有东西在追。

      家门前,我娘已经站在那儿了。她大概一夜没合眼,眼睛红通通的,头发被海风吹得乱蓬蓬。她看见我们回来,嘴一瘪,泪就滚下来了。她跑过来,一把抱住我,哭得像我又从海里死了一回。我僵在原地,被她抱得生疼。我爹站在门口,没过来。他只是那么看着。我透过我娘的肩膀,看见他慢慢抬起手,在胸口比了一个极简单的手势。

      “成。”

      我朝他点头。他闭了一下眼。那是我见过他最放松的样子,像根绷了几十年的麻绳,终于被人剪断了。

      我娘把我拽进屋里,烧水、拿药、脱鞋、擦身。她忙得像阵风。我任她摆布,坐在竹椅里,像块泡软了的木头。我爹坐在我对面,不说话。刘青灌了两碗水,坐在门槛上喘气。

      过了好半天,我爹才开口:“钥匙留里面了?”

      “留了。”我说。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又薄又涩。

      他点点头,像早就知道。他伸出手,我把左手递过去。那根红线还在,只是颜色深了,像被血浸过。他解开红绳,慢慢卷起来,收进怀里。然后他看那根铜丝。铜丝还缠在我腕子上,已经陷进肉里。他拿指甲掐了一下,铜丝“嘣”地断了。我腕子上留下一道极细的红圈,像戴着只看不见的镯子。

      “以后,不用了。”他说。

      我摸着自己的手腕。那道红圈有点发麻,像皮肤底下还住着什么东西。可我知道,那是心理作用。门关了,锁上了。那根从海里连到我身上的线,也断了。

      那天白天,我睡得像昏死过去。没有梦。没有灯。没有那东西的声音。醒来时,窗外已经黑透。屋里点着一盏小油灯。我爹还坐在原来的位置,像没动过。我娘靠在墙边,也睡着了。刘青不知什么时候走了。桌上放着一碗凉掉的鱼饭,上面扣着个盘子。

      我慢慢坐起来。浑身疼,像被人拆开又草草拼上。骨头缝里都是酸的。我爹听见响动,转过脸来。他低声说:“刘青回去了。说明天去趟太爷爷旧屋,过些日子再来。”

      我应了一声。他又说:“你娘给你蒸的。吃。”

      我端起碗。鱼饭凉了,腥味更重。我吃了一口。还是香的。米饭软,鱼肉甜。那甜不是糖,是海货本身带着的甘味。我慢慢嚼,像第一次吃出食物的好来。我爹看着我吃,眼神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欣慰,又像羡慕。他没有嘴。他这辈子都尝不到了。

      我放下碗,问他:“塔不会开了?”

      “不会。”他停了停,“只要你这一脉不断。你在,锁就稳。你有孩子,孩子接着稳。沈家封匠,从今往后,不用再出海了。”

      “封匠不当了?”

      “不当了。”他说,“该回的都回了。塔底没有欠沈家的东西了。”

      我心头像卸下了一块搁了二十年的石头。可那石头一卸,又有点空。像一个人追了半辈子的东西突然没了,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跑。

      “那我以后做什么?”我喃喃。

      我爹看着门外。海风从门缝里挤进来,把油灯吹得一缩。他慢慢说:“活着。打鱼、捞货、种菜。干什么都行。只要不在夜里数灯。”

      我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又有点真。

      第二天,我拄着根棍子去了码头。海上干干净净,蓝得透亮。那些天压在海面上的阴气全散了。连海水的气味都变得轻了,像刚下过雨的山林。老陈看见我,老远就喊:“沈砚!你这些天死哪去了!有家船翻了,在东边,捞不捞?”

      我说:“捞。”

      他愣了一下,像没想到我应得这么干脆。我把棍子一扔,跳上船。腿还是软的,可桨一入水,人就有了劲。船朝东去。海面宽得没边,太阳照下来,水上像铺了层碎银。我回过头,看见我爹还站在院门口。他抬起手,朝我挥了一下。

      我也挥了挥。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我不再当封匠,却还是沈家的人。海口镇的人还是叫我沈砚。我应。这名字现在不烫嘴了。它干干净净的,像被海水洗过。

      那枚铜哨子,我后来用红绳穿了,挂在脖子上。不咬了。就贴着。有时候夜里起风,哨子会自己发出极轻极轻的“嗡”声,像有谁在很远的地方吹。我听见了,就醒一下。侧耳再听,又只有潮声。

      刘青过了半个月又来了。他带了一坛子米酒,说太爷爷旧屋里挖出来的。我们坐在院子里喝到半夜。他喝得满脸通红,舌头都大了,一个劲儿说:“沈砚,咱这命,太他娘的咸了。”我说:“咸才有味。”他听了,哈哈大笑。那笑散在风里,往海上去,像谁也跟着笑了几声。

      阿鸾没有再来。听说她回了北边,嫁了人。许大个子也没有音讯。不知道在哪片海上漂。我也不去打听。有些人,从海里来,就该回海里去。能陪一段,已是万幸。

      我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不是病,是慢。他像一盏快烧到底的灯,火苗还稳,但光越来越小。我娘整夜守着他。他也不让。他只是每天傍晚,让我扶他到门口坐坐。他就那么坐着,看海。有时看一个钟头,有时看一整个晚上。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船。”

      我知道他看的不是船。是归墟。是塔。是他困了几十年的那口透明棺材。那些东西已经沉在海底,锁在门后。可他知道它们还在。他也知道,自己也快回海里去了。

      我不拦他。沈家的人,最后都得回海。

      一个无风的傍晚,我爹靠在竹椅上,忽然说:“砚儿,我想喝口米汤。”

      我娘去做了。米汤端来时,他慢慢抬起手,就着碗沿,极小口极小口地啜。没有嘴,那米汤一半流进了喉咙,一半从下巴滴下来。他喝得极慢,像在尝这一辈子最后一点米味。然后他放下碗,对我娘说:“阿琴,我走了。”

      我娘没听清:“什么?”

      我爹没重复。他只是极轻极轻地叹了口气,然后头一低,像睡着了。

      我娘手里的碗掉在地上。米汤泼出来,白花花一片。

      我走过去,蹲下来,把手放在他额头上。凉了。他脸上没有嘴,可眉头是松的。就像他说的,走了。这一次,不是被灯抓走,不是被塔扣下。是他自己走的。走得安安静静,像条老船,自己沉进了海底。

      我娘哭得昏过去。我跪在地上,没哭。我把他抱起来。他轻得吓人,像只剩一捧干草。我把他放在门板上,盖上白布。院子里的小鸡跑过来,在他脚边叽叽地叫。我挥开它们。海风从南边吹来,白布轻轻鼓了一下,像他还躲在下面,偷偷换了口气。

      第二天,我把他葬在爷爷衣冠冢旁边。没有棺材。用竹席裹了,面朝大海。我妈说,他这辈子最怕关在盒子里。哪怕是土,也要让他看得见海。我在坟前插了那截竹节。风一吹,竹节“嗡”地响,像他在里头应我。

      下葬那天,镇上来了不少人。都穿着黑衫,站在坡上。没人说话。只有潮声。我看着那片海,忽然想,沈家几代人,像一条从海里伸上来的舌头,舔了舔岸,又缩回去了。现在,我也该把脚从水里抽回来了。

      可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海底那扇门关了。我不用再数灯了。

      我转过身,往家走。经过码头时,我停了一下。海面在夕阳里红通通的,像烧化的铜。我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铜哨子。哨子热乎乎的,像被太阳晒暖了。我拿起来,放到唇边,轻轻一吹。

      哨声响了。

      极亮、极长,穿过码头,穿过滩涂,穿过坡上的木麻黄,一直往南去。像有个人在海那边,等着这一声。

      海面如镜。我听见风把哨声带回岸上,带回我家的院子。带回我娘身边。

      我笑了笑,把哨子塞回衣领里,往家走。影子在身后拖得老长。可我知道,前面的路是亮的。那灯虽已沉海,但我心里的火,没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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