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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 失踪者
埃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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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尔·帕克斯夫人来的那天,唐顿的下午茶破例多摆了一套杯碟。她身材瘦小,穿一件灰色旅行装,帽檐压得很低,像要把整张脸都藏进阴影里。科拉在客厅里接待她,努力回忆这位“远房表亲”的来龙去脉,但记忆像被雨水泡过的信纸,字迹模糊不清。
“我丈夫是陆军上尉,在印度服役。”埃塞尔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两个月前,他在边境执行任务时失踪了。军方说……找不到他的下落。”
科拉握住她的手,眼里露出惯常的怜悯。“您先在这里住下,我们慢慢想办法。”
伊迪丝坐在窗边的扶手椅上,手里捧着一本翻开的诗集,但目光始终落在埃塞尔身上。她注意到几件事:埃塞尔喝茶时只用右手,左手一直放在膝上,指节发白;每当有人提到“丈夫”二字,她的肩膀就会轻微地缩一下,像在抵抗某种疼痛;而最让伊迪丝在意的是,她的裙子腰部收得很紧,却仍然微微隆起。
不是胖。是怀孕。
伊迪丝的心沉了一下。一个怀孕的女人,丈夫失踪,前来投靠并不熟悉的表亲。这个时代,这样的处境比寒冬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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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后,伊迪丝找了个借口把埃塞尔带到花园。夜风凉得恰到好处,玫瑰香气在暗处浮动。埃塞尔走得很慢,像每一步都要经过允许。
“帕克斯夫人,”伊迪丝说,声音温和,“请原谅我直接,但您看起来需要帮助。”
埃塞尔停下脚步,转过身。月光照在她脸上,伊迪丝这才发现她的眼睛很红,像是哭过很多次。
“二小姐,我不该来。”埃塞尔突然说,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我母亲说,我会成为克劳利家的羞辱。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为什么是羞辱?”
埃塞尔低下头,左手终于从背后移开,轻轻覆在腹部上。“这个孩子……可能是个耻辱。因为军方说,亨利可能不是失踪,而是……当了逃兵。”
伊迪丝愣住了。逃兵的妻子,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比丧偶更不可触碰的身份。没有人愿意收留她,因为那意味着认同逃兵,也意味着与整个军队的荣誉为敌。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伊迪丝问。
“我不知道。”埃塞尔摇头,“军方只说他最后一次被看见是离开营地。他们找不到他,也不打算找。他们想给他扣上逃兵的帽子,好省下抚恤金。”
伊迪丝沉默了一会儿。夜风从灌木丛中穿过,吹起埃塞尔额前的一缕碎发。她忽然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被忽视、被误解、只能独自承担一切的女人。
“如果你愿意,我会帮你查清楚。”伊迪丝说。
“您?一个贵族小姐?”
“我认识伦敦的一些人。”伊迪丝说得很含糊,但语气笃定,“律师、记者、编辑。我会写信去问。在查清楚之前,你就住在这里,我会和母亲说你需要休养。”
埃塞尔抬头看着她,眼里燃起一点微弱的光。“您为什么愿意帮我?”
伊迪丝想了想,回答:“因为我正在写一个故事,关于一个被错误对待的女人。而你,可能就是她。”
埃塞尔没有完全听懂,但点了点头。那天晚上,伊迪丝回到房间,立刻写信给她在伦敦认识的一位战地记者。那人姓哈里森,曾在前线采访过,和军方有些内部往来。
她在信的末尾写道:
“如果亨利·帕克斯确实当了逃兵,那我们该面对真相。但如果他没有,我们不能让一个女人独自承担整个帝国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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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星期后,回信到了。哈里森先生通过他的线人查到,亨利·帕克斯上尉没有逃跑。他是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俘,后来在一次转移中设法逃脱,但遭遇了山体滑坡,死在了一条无名山谷里。当地向导后来发现了他的遗物,但因为通讯混乱,消息一直没能传回英国。
军方知道这一切,却选择了沉默。
伊迪丝把信读了三遍,然后去找埃塞尔。她把信递给她,什么也没说。埃塞尔读着读着,身体慢慢滑向地毯,最后跪坐在地上,发出一声被压抑许久的哭喊。
“他没有逃跑。”她哽咽着说,“他没有……我的孩子不会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伊迪丝蹲下来,轻轻抱住她。她很笨拙,不习惯这样的身体接触,但她没有松开。因为她知道,这种时刻,人需要的不是语言。
当天晚上,伊迪丝写下了她新的短篇,名字叫《山谷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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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里的信》节选
没有人知道,在帝国最边缘的山谷里,一个男人躺在乱石下面,怀里揣着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信纸被血渍和雨水浸透,字迹模糊得只剩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读到这里,请告诉我的妻子,我没有逃跑。我只是没能回去。”
这封信在谷底躺了一百四十七天。最后,是一个赶羊的男孩把它捡起来,交给了路过的神父。神父不懂英文,只能把它放在教堂的抽屉里,和无人认领的念珠放在一起。
而他的妻子,此刻正坐在万里之外的一间陌生客厅里,被所有人告知她应该感到羞耻。
她没有羞耻。她只是累了。
(节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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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发表在《伦敦杂志》上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读者来信雪片般飞向编辑部,有人愤怒,有人流泪,有人在信中写道:“我也曾被告知我的儿子是逃兵,现在我知道我错了。”伊迪丝在回复哈里森的信中说:
“我不期望一篇文章能改变什么。但如果它能改变一个人的夜晚,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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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比尔和汤姆的关系也在悄然生长。
伊迪丝几次看到西比尔从汤姆那里借书,两人在厨房后门低声交谈。有一次,她骑马从村里回来,看见西比尔站在汤姆身边,用一根树枝在泥地上画着什么,两人笑得很轻,像在分享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小秘密。
晚上,西比尔来找伊迪丝,眼睛亮得惊人。
“汤姆要我借他一本关于爱尔兰历史的书。”西比尔说,“他给我讲了他堂兄的事。伊迪丝,你知道吗?在爱尔兰北部,有人因为想自治就被抓进监狱。太可怕了。”
“你想帮他?”伊迪丝问。
“我想理解他。”西比尔认真地说,“理解他的愤怒,也理解他的希望。”
伊迪丝看着她,忽然笑了。“你爱上他了。”
西比尔脸红到了耳根,但她没有否认。
“那你打算怎么办?你知道父亲不会同意。”
“我不知道。”西比尔说,“但我知道我不会因为父亲不同意就放弃。”
伊迪丝握了握妹妹的手。“我会站在你这边。但你要给我时间,让我把你们的故事写出来。不是作为丑闻,而是作为证据。”
“证据?”
“证明爱情可以跨过那道门。证明我们不必永远活在同一层楼里。”
西比尔久久地看着她,然后用力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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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马修·克劳利邀请全家去看一场曼彻斯特的慈善音乐会。这是他与唐顿和解的信号。罗伯特高兴地答应了,只有玛丽兴致缺缺。
“曼彻斯特。”玛丽在客厅里说,语气像在念一种病的名字。
“您会喜欢的。”马修说,“至少会喜欢它的变化。”
“变化?”玛丽笑了,“您是说我需要被改变?”
“我是说,变化不等于变坏。”马修看着她,语气平静而认真。
伊迪丝坐在一旁,观察着这一切。她发现玛丽对马修的态度正在起微妙的变化。她仍然喜欢挑衅,但挑衅里多了一些期待。
伊迪丝悄悄对西比尔耳语:“我给他们两年。”
“两年什么?”
“两年后,他们要么结婚,要么把唐顿烧了。”
西比尔笑得差点把茶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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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伊迪丝开始动笔写《越界》。这是她最长的一部长篇,主角是一位伯爵家的三小姐,爱上了一个爱尔兰司机。她白天观察西比尔和汤姆,晚上把他们的对话、眼神、沉默,转化成文字。
她在笔记本上写:
“小说家是合法的窃贼。我们窃取生活,偿还以真相。”
月光透过窗纱,照在稿纸上。笔尖沙沙地走着,像一条细细的河,穿过唐顿的高墙,流向更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