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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二次落第 第一次落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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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落第的伤口,沈易养了整整三个月。
不是养身体——他的身体好得很,能吃能睡,每天还能在院子里打一套五禽戏。他养的是那层被撕破的自信。就像一面镜子被砸了一道裂纹,乍一看还是完整的,但每次照的时候都能看到那条歪歪扭扭的裂缝,提醒你它曾经碎过。
他花了三个月把这条裂缝用新的认知填平了。
既然考卷本身已经不缺分量,缺的是背后那个替他说话的人,那就去找到那个人。或者——找到能替他找到那个人的人。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两天,把过去一年多在长安积累的所有人脉信息全部整理了一遍。茶馆里交换的名帖、行卷时收到的回帖、苏婉柔在锦华阁认识的官太太们的关系网、甚至福安从街面上打听来的门房八卦——所有信息被汇总成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图,贴在书房的墙上。
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各色人等:红色是直接能影响科举的权贵,蓝色是权贵身边的幕僚和清客,黑色是商贾和掮客,绿色是其他举子。每一条连线代表一层关系,箭头指向谁、谁替谁办事。
这张图花了他整整两天时间,画完之后他退后一步端详,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在研究怎么考科举,而是在研究怎么打一场情报战。
“打仗也没这么累。”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自嘲地笑了一声。
不过这张图确实让他看清了一些东西。礼部侍郎裴公那条线,他之前投了多次行卷都没有回音,原因很简单——裴公的幕僚筛选标准是论家世,他的卷子大概率根本没递到裴公本人手上。他需要绕过那层幕府筛子,换一条更直接的路径。
路径确实有。有一个叫赵元恺的人,是长安城中一个不起眼的闲散文人,但也是裴公的外甥,在裴家主宅的偏院住了三年。此人虽是远支,却能在每月朔望的家宴上见到裴公本人,偶尔还能在席间递上一两句闲话。
而赵元恺,恰好欠了锦华阁一笔不大不小的人情——锦华阁二掌柜曾替他垫付过一次雅集的账目,至今没有去要。
沈易从苏婉柔嘴里听到这个细节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他没有急于行动,而是用了将近大半个月的时间,让福安以送绣样为由去赵元恺常去的茶馆蹲点。等摸清了他的脾性、门路和说话的分量,沈易才亲自去请他在东市的三元楼吃了顿饭。席间送了八幅苏婉柔特制的素绢手绘——不是直接送,而是“听闻赵兄雅好丹青,内人新作了几幅小样,请赵兄点评一二”。姿态放得很低,给足了面子,隐去的价码却让赵元恺当场沉默了片刻。
这位裴公的外甥当着沈易的面没有承诺任何事,只说了句“沈兄的诗我读过几首,气象不俗”。但在大中十七年正月的一次裴府家宴上,他把沈易的诗卷夹在了裴公案头的待阅文卷里——没有推荐,没有美言,只是一个不经意的放置。
五天后,裴府的门房给沈易送来了一张短笺,上面只有六个字:“诗可观,来年见。”
沈易把这张短笺看了不下二十遍。“诗可观”是对他作品的认可,“来年见”意味着裴公会关注他下一次的考试。这就是通榜的门票。
但他心里清楚,光有裴公一个人的关注还不够。他需要更多的保障——或者更准确地说,他需要一个能确保万无一失的“保险”。
于是他想到了第三条路——一个更简单粗暴、也更让他自己觉得不舒服的路:找中间人。
在长安城,科举的灰色产业链比沈易想象的还要成熟。从行卷代笔到考官打点,从内定名额到考前泄题,每一条链路都有专门的掮客在运作。这些掮客不直接接触权贵,但他们接触权贵身边的幕僚、管家、门房、小妾——那些真正掌握“通传权”的人。
其中一个叫孙七郎的人,名字在崇仁坊的茶馆里被反复提起。据说是长安城最有门路的科举掮客,手下牵线搭桥办成过许多旁人办不成的难事。当然,他的收费也是最贵的。
沈易打听了好一阵才确定这人不是骗子——至少不全是。他在长安经营了十几年,确实有一些真本事和稳固的人脉。上上届进士中有两位寒门出身的,据说就是经他之手才拿到了关键的朝臣荐引。
中介费三千贯。先付一半,事成付尾款,事败退一半。
沈易没有立刻答应。他在家里翻来覆去算了三天账。三千贯是什么概念?他家在舞阳最大的那间杂货铺,一年的毛利也就这个数。苏婉柔的绣品生意做得再好,一年的纯利也就几百贯。三千贯,是沈家能动用的流动资金的三分之一。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裴公那张短笺虽然给了他一扇窗,但科举这扇门实在太窄——每年二三十个名额,数百人争夺,其中至少一半是世家子弟,另一半里还有权贵举荐的、有故旧门生、有各种他根本不知道的关系户。单靠一句“诗可观”,就像在独木桥上多加了一根手杖,能借力但未必能扛得住桥上所有挤你的人。
他需要不止一根手杖。
他把这笔钱的事跟苏婉柔商量了。苏婉柔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孙七郎,夫君调查清楚了吗?”
“调查了。不是骗子——至少以前办成过事。”
“那成功了几次?失败了几次?收了多少人的钱?办了几个人的事?”
沈易愣住了。这些问题他一个都答不上来。
苏婉柔放下手中的账册,认真地看着他:“夫君,我不是舍不得这笔钱。如果能用钱给你换一个进士功名,三千贯值。但你把钱给了一个你不完全了解的人,这个人拿了你的钱去做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如果事情办不成,你不知道是他没尽力,还是从一开始就办不了。这笔账,没法算。”
沈易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知道你说得对。”他的声音闷闷的,“可是婉柔,我已经没有别的路了。裴公那条线能不能成,我心里也没底。如果两条线都不走,下一次考试我的胜算不会比上一次高多少。我必须给自己多买一份保险——哪怕这份保险可能会失效。”
苏婉柔看了他很久,最后没有再劝。她只是轻声说了一句:“那就做吧。我这里的绣坊这个月刚接了笔大单,能周转得开。”
沈易点了头,第二天就揣着银票去找了孙七郎。孙七郎住在东市附近一家不起眼的茶馆二楼,包了一间雅间专门接待“客户”。此人四十来岁,留着三绺胡须,说话慢条斯理,很有几分“高人”的派头。他看了沈易带来的诗文卷子,微微点头:“沈公子才气不俗,此事大有可为。不过今年礼部那边风声紧,要打点的人多,费用比往年高一些——两千贯。先付一千,事成付尾款。”
沈易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数字比传闻中的行情高了不少,但他咬了咬牙,点了头。
一千贯银票递过去的时候,他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是在上贡,而是在买一张彩票。一张明知道中奖率不高,但不得不买的彩票。
然后就是等待。
大中十七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正月刚过完,柳树就抽了新芽,崇仁坊的槐树也冒了绿。沈易这次备考比上一次更加拼命——他不但要准备考试,还要维持和裴公那条线的联系,定期送去新的诗文作品,保持曝光率。同时他还在等孙七郎的消息,等那个“已经打点妥当”的承诺兑现。
考试的日子是二月初三。和去年一样的流程:帖经、诗赋、策论,三场考三天。沈易发挥得比上次更好——他的诗赋经过一年多的打磨,明显更有灵气;策论写的是关于盐铁专卖的折中方案,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操作性,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篇策论放在任何一个公正的考官面前都应该拿高分。
出考场的时候,他比去年更有底气。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写的比所有世家子弟都好,而是因为自己下了双保险。文章本身是第一重,裴公的通榜是第二重,孙七郎的打点是第三重。三路并进,这次应该稳了。
放榜日是三月十八。
那天下了小雨,选院门前的广场上依然挤满了人。沈易没打伞,站在人群里,头发和肩膀都被雨淋湿了,但他浑然不觉。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面贴黄榜的粉墙,手心全是汗。
书吏展开黄榜。第一个名字——没有他。第二个——没有。第三个——没有。前十名念完,他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这批含金量高,自己在第十名左右很正常。第十一到第二十名,他攥着伞柄的手骨节发了白,心跳从胸口一路往上撞到了太阳穴。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五名,他把拳头塞进了嘴里,雨下得太大,顺着睫毛流进眼睛里,他抹了一把——然后就听到书吏收卷的声音。
没有。依旧没有他。
沈易缓缓地转身。广场上有人欢喜有人哭,一个年轻举子跪在雨水里又哭又笑,他的同伴拉着他说走走走去喝酒。沈易路过他们身边,脚步没有停。
回到家里,苏婉柔还是什么都没问。她看了他一眼,转身去厨房端了碗面放在他面前,筷子搁在碗沿上。沈易把一碗馎饦吃完,然后把碗轻轻放下,声音很平静:“没中。”
苏婉柔沉默了几息,然后轻轻“嗯”了一声。
这一次沈易没有哭。也许是上一次把眼泪流干了,也许是他心里隐隐有所预感。他吃碗面之后坐了很久,然后起身去写了一封信,让福安送到孙七郎那里——先是客客气气地询问事情的进展,言辞委婉但意思明确:钱收了,事没办成,总得给个说法吧?
孙七郎的回信当天晚上就来了。信很短,只有三行字:“榜已定,名次不可易。明年再议。定金不退。”
沈易把信放在桌上,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他没有发火,没有摔东西,甚至没有骂人。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像是在消化什么很难消化的东西。
第二天他没有去茶馆蹲消息,也没有去孙七郎那里讨说法。倒是福安在外面跑了一整天,傍晚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他打听到的消息是:今年经孙七郎之手交钱的人,至少十几个,其中有三个背景最硬的关系户拿到了名次,剩下的全数落榜。钱不退。有两个考生去讨要说法,被孙家仆役挡在门外,一个还被推倒在地,摔断了半颗门牙。
沈易站在书房窗台边听完,拿着茶杯的手悬在半空停了很久。
他差一点想摔,想狠狠砸在地上,再用一句粗话问候孙七郎十八代祖宗。但他忍住了。
他想到了自己那只“教训匣子”。
他掀开书房进深靠墙的一只老漆柜,从底层抽屉里翻出一个旧木匣。匣盖合得很紧,用一根磨得起毛的麻绳系着。解开绳子,里面的纸张已经攒了很多张——第一张是他撞破私盐那晚仓皇画下的“灭门倒计时”,第二张是读书计划表,第三张到第五张是历年备考失误复盘。后来还有县学课试的得失总结、州学期间的几次模考拆解、以及上次落第后那张满满当当的关系图。
他把孙七郎的回信折好,放进匣子里,又抽出一张空白的纸,提笔写了起来。这一次他没有用往常那种冷静克制的语气,他写得很用力,笔尖几乎划破了纸面。
“我居然蠢到以为这世道还有规则。这世道没有规则,只有资源置换。我现在可以拿来置换的,还不够。”
写完之后他放下笔,把纸张反复折了三折,放进匣子里,重新系上麻绳。
然后他安静了一整天,没有去找任何人。
晚饭时苏婉柔端来一碗馎饦,见他坐在案前一动不动,便在他对面坐下,把碗轻轻推近些:“面要趁热吃,坨了就不好吃了。”
沈易拿起筷子,吃了两口,抬头看着她:“婉柔,这两年来我让你担了很多心。”
“嫁给你的时候就知道要担这份心了。是我想担的。”
沈易握着筷子的手指收紧了一下。他把匣子里那张纸又拿出来放在案角——上面那些字很刺眼,墨水劲透纸背。然后他把筷子放正,对她说:“对不起。”
苏婉柔摇了摇头,细声说:“夫君没有什么可对不起的。成亲前你告诉了我所有的事,嫁你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下的。”
沈易低头吃了几筷子面,忽然觉得心里那片闷了许久的淤塞松动了些,转而涌上来的是一股无处可放的愤怒。吃完饭他把碗一推,冲出屋子站到院子里。憋了整整一天的火终于决堤了。
他没有斯文地动笔,也没有冷静地盘点。他对着月亮破口大骂那些收受贿赂的考官将来生儿子没□□,骂长安城的权贵们把天下读书人当韭菜割迟早要遭报应,骂这个世道读书人不如一条听话的狗,骂完了考官骂孙七郎——骂他是个断子绝孙的骗子早晚被人套麻袋沉进曲江。骂到最后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骂谁了,只知道嗓子像着了火一样发不出半点好听的声音,整个人弯着腰撑着膝盖,在槐树底下大口大口地喘气。
然后他膝盖软了,整个人瘫坐在井沿边的地上,像被人抽光了骨头。
苏婉柔走过来。她没有说话,没有劝他别骂了,没有说“夫君别难过”,只是蹲下来,把他的头轻轻揽进怀里。他闻到一股淡淡的墨香和绣线特有的素绢气息,混在一起,是她画绣样的那双手上惯常有的味道。
他的脸埋在她衣襟里,肩胛骨硌在她膝盖上,整个人蜷成一团。一直酸在眼眶里的东西终于决了口,他哭得像个孩子——不是上次那种埋在面碗前面掉泪的安静哭法,是嚎啕着、浑身都在抖的哭法。把脸往她袖子上蹭,攥着她的袖口不肯松手,哭声含混地挤出来:“他们凭什么……凭什么……”
苏婉柔没有回答。她只是一下一下地拍着他的背,手心很轻,像是怕把他拍碎似的。眼泪把她的袖子浸透了,她也没抽回手,只是把下巴搁在他头顶上,任他哭。
夜风把院子里的老槐树吹得沙沙响。月亮被云遮住了一大半,院子里暗沉沉的,只有厨房灶膛里还亮着一点火苗的余光。
不知道过了多久,沈易哭累了,声音渐渐小了。他从苏婉柔怀里抬起脸,眼睛红肿,鼻子堵塞,头发乱得像个疯子。他忽然笑了——不是苦涩的笑,也不是自嘲,而是一种很奇怪的笑,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高烧,浑身虚脱,但脑子却前所未有地清醒。
“这是我的错。”他说。声音沙哑,但平静,“我居然把命运交给了一个中间商。这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襟。抬头看了一眼云层后隐约透出的月亮,眼睛里还挂着没擦干的泪痕,但目光已经不再涣散。他把孙七郎的名字记在心里——不是要报复,而是当教训。这世道上没有一个中间商能替你担命,把柄交出去的那一刻,你就是被收割的韭菜。两年前的他没有真正懂这句话,被最信任的晚唐上了一堂价值一千贯的课。
从今以后,再也不信什么手眼通天。他信自己手里的牌——裴公那扇半开的门、自己压在书房里的满架书册和策论腹稿、以及身边这个正在从袖口往外掏干爽帕子给他擦脸的妻子。
“夫君打算怎么办?”
沈易接过帕子擤了擤鼻涕,声音还带着哭过的闷哼,但说出的话每个字都落得很稳:“明年还有一次考试。如果再考不上,我就不考了。”
这话说得很轻,轻得像是随口一提,但苏婉柔听出了那后面的分量。她没有接话,只是点了点头,把手伸过来握了握他的手指。
接下来的日子,沈易没有像第一次落第后那样沉浸在挫败感里。他迅速调整了策略,把备考重心全部转移到裴公那条线上。他定期给裴府送去新的诗文作品,不求回音,只求存在感。同时他开始更深入地研究历年进士科的策论题目和录取名单,试图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心里发凉的规律:近五年来,每一届的进士名单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出身于长安或洛阳的顶级世家。另外三分之一是地方大族的子弟,家族背景虽然不如五姓七家显赫,但也绝非等闲。真正出身寒门的进士,每届只有两三个,而且这些人要么才华盖世、名动天下,要么就是运气极好地遇到了某个愿意提拔寒士的主考官。而今年的主考官知贡举者是礼部侍郎韦琮,此人是京兆韦氏出身,最重门第。他经手的这一届,寒门子弟的录取比例是近十年来最低的。
换句话说,他选择的这一届,恰好是晚唐科举中门阀垄断程度最高的一年。要是能早两届或者晚两届,他的胜算也许会大得多——但穿越不等人,历史也不给你挑日子的机会。
这一年他不管怎么优化自己的策略,都绕不开一个大环境:门阀世家牢牢控制着科举的晋升通道,裴公这样的文坛伯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撬动局面,但不能推翻局面。真正打破这个格局的历史事件还要再等几年——等那位落第多年的私盐贩子振臂一呼,把整个大唐掀个底朝天。
当然,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