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 5 章 第五章 ...
-
第五章
期末考试的消息是在元旦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公布的。
刘老师站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考试日期——一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连考三天。然后她在日期旁边画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粉笔用力过猛，“啪”地断了一截，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她弯腰把粉笔头捡起来，转过身，用一种不容商量的语气说道：“这是你们初中阶段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成绩会记入学籍档案，跟你们三年后中考的推荐指标挂钩。我希望每个人都认真对待。”
教室里响起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记入学籍档案、跟中考推荐指标挂钩——这些话从班主任嘴里说出来，分量比天还大。后排几个平时上课睡觉的男生瞬间坐直了，脸上露出了只有在末日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种表情。周胖子在旁边小声嘀咕了一句：“我的天，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杨晓东坐在第三排中间的位置，听着刘老师的话，手里的笔不自觉地握紧了。期中考试他考了全班第十五名，数学七十一分，英语六十五分——这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不多不少刚刚好。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总分进前十。
进前十。这三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如登天。初一三班的前十名，除了罗海伦这个稳如泰山的年级第一之外，其他九个位置竞争极其激烈。期中考试的前十名里，有几个是从小学就开始上奥数班和英语提高班的尖子生，底子比他厚了不知道多少层。他一个从小学混过来的中不溜秋的学生，要在两个月内挤进前十，难度大概跟他在一千五百米比赛中跑赢李浩然差不多。
但他想试试。
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天赋异禀，而是因为这两个月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努力是真的有用的。数学从四十三到七十一，英语从五十二到六十五，一千五百米从跑一圈就吐到年级第六——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一个清晨一个清晨跑出来的，是一道题一道题做出来的，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背出来的。他不聪明，但他能咬牙。
“这次期末考完试之后，”刘老师推了推眼镜，补充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心头一紧的话，“座位会根据期末成绩重新排。进步的同学往前调，退步的同学往后调。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班的座位将是动态调整的——每次大考之后都会重新排一次。”
杨晓东的笔尖在练习册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墨痕。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前方那个背影。罗海伦正低着头写着什么，马尾辫垂在肩头，和往常一样安静。她听到“重新排座位”这五个字的时候，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交头接耳，只是微微抬了一下头，然后又低下去了。
杨晓东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期中考试他是第十五名，如果这次能进前十，他就能往前调五排——不对，是往前调至少五个名次，具体坐在哪里要看前十名的同学怎么选。但不管怎么选，他都能离罗海伦更近一点。
这个念头比任何励志标语都管用。他把笔握得更紧了。
“还有一件事。”刘老师从讲台上拿起另一张纸，“期末考试之前，各班要出一期主题板报，主题是‘新年新起点’。学校会在期末之前组织评比，评比结果计入班级综合考评。文艺委员负责组织，需要帮忙的同学主动报名。”
文艺委员是一个叫苏晓萌的女生，扎着两个麻花辫，说话声音细细的，画得一手好画。她站起来环顾了一圈教室，目光可怜巴巴的，像是在无声地求助。板报是个体力活，每次出板报最缺的就是愿意留下来帮忙的人——大家都想早点放学回家，谁愿意在教室里贴一整个下午的彩纸？
“我需要两个人帮忙。”苏晓萌细声细气地说，“一个帮忙画画，一个帮忙写字。罗海伦的字最好，能不能——”她朝罗海伦的方向看了一眼，眼神里带着请求。
罗海伦抬起头，点了点头。“可以。”
“还差一个。”苏晓萌的目光在教室里转了一圈，落在杨晓东身上。杨晓东愣了一下，心想自己字写得跟鬼画符一样，画画更是一窍不通，她能看上他什么？但苏晓萌接下来的话解答了他的疑惑：“杨晓东个子高，能帮忙贴高处的东西。上次运动会他搬器材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够得到门框上面。”
教室里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杨晓东挠了挠后脑勺，点了点头。反正放学之后他也要留在教室里做一会儿题再走，帮个忙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那就这么定了，”苏晓萌高兴地在本子上记下了名字，“今天下午放学后开始，三天之内完成。罗海伦负责写字部分，我负责画画，杨晓东负责涂色和粘贴。”
“还有我！”周胖子举起手，“我可以负责后勤！给你们买辣条和水！”
刘老师瞪了他一眼，但没有反对。
于是，放学后的板报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天下午，杨晓东留下来的时候，教室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整间教室染成了暖橘色，课桌椅的影子在地板上拉得长长的，像一排被压扁的栅栏。苏晓萌在黑板上用粉笔画好了整体布局的草稿，然后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中央画了一幅大大的插图——一个站在山顶上的少年，面向冉冉升起的太阳。她的画功确实好，少年的轮廓简洁有力，线条流畅，衣角被风扬起的弧度画得特别自然，看起来像是真的被风吹起来了一样。
罗海伦负责写标题。她站在黑板左边，左手拿着粉笔，右手插在校服口袋里，微微仰头看着黑板上的留白处。她写的字和她在作业本上的字一样漂亮，每一笔都端端正正的，架构匀称，用粉笔也能写出毛笔字的韵味来。标题是“新年新起点”五个大字，她先用白粉笔打了轮廓，然后用黄粉笔填充，最后用红粉笔在边缘勾了一圈阴影，做成了立体的效果。
杨晓东的工作是给苏晓萌的插图涂色。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是个细致活。苏晓萌给了他三支彩色粉笔——蓝色涂天空，绿色涂草地，金色涂太阳——然后反复叮嘱他“别涂出线了，涂均匀一点，不要太重”。杨晓东蹲在黑板前面，拿着一支粉笔，小心翼翼地填充着少年脚下的那片草地。他的手指又粗又短，粉笔在他手里像一根牙签，涂不了几下就断了。他换了三支粉笔才涂完一小半的草地，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细汗。
“你涂得太重了。”罗海伦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后。她低头看了一眼他手里那支只剩半截的绿粉笔，又看了一眼黑板上那片被他涂得深浅不一的草地——有几块地方他用力过猛，粉笔灰糊得太厚，颜色深得像墨绿色，跟旁边浅绿色的区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起来像是草地上长了几块苔藓。她沉默了两秒。
“我来吧。”她说完又补了一句，“你涂的……不太均匀。”
杨晓东尴尬地把粉笔递给她。他们的手指碰了一下——她的指尖凉凉的，沾着粉笔灰，触感细腻而干燥。那种凉意像是一道微弱的电流，从指尖传到了手腕，又从手腕传到了某个他不想承认的地方。
罗海伦接过粉笔，蹲在他旁边，开始重新涂那片被他搞砸的区域。她的动作很轻很柔，粉笔在黑板表面均匀地滑过，留下了一层细腻平滑的绿色。她先把杨晓东涂得太厚的部分用黑板擦轻轻抹掉，然后用粉笔的侧面重新上色，一层一层地叠加，像在给一件艺术品罩染。她的侧脸离他很近——不到半米——近到他能看清她额角细小的绒毛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微光，近到他能闻到她校服领口飘过来的洗衣液的清香，和上次那条白毛巾上的茉莉花味是同一款。
杨晓东屏住了呼吸。他不敢动，怕一动就会惊扰到这一刻。他甚至不敢看她，但他的眼睛不听使唤。她的睫毛很长，低垂的时候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随着她眨眼的动作轻轻颤动。
“看什么呢？”罗海伦没有转头，但她的耳朵尖又红了。
“没……没什么。”杨晓东赶紧把目光移开，假装在研究黑板上的插图，“那个太阳，是不是应该再圆一点？”
“太阳本来就是圆的。”罗海伦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苏晓萌在旁边捂着嘴偷笑。她手里拿着一支红粉笔，正在修饰少年的围巾，但她显然注意到了这边的小插曲。“你们两个，”她拖长了声音说，“好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罗海伦直起身来，恢复了平时那副冷冰冰的表情，但耳朵尖的红晕还没有完全褪去。“涂好了。杨晓东，你把那边的边框贴一下，别贴歪了。”
“哦。”杨晓东接过苏晓萌递过来的彩色边框条，走到黑板的另一边。他用透明胶带把边框条固定在黑板边缘，小心地按照苏晓萌画的辅助线对齐角度。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刚才那几秒钟靠得太近了，他的身体还没从那种状态里缓过来。他把边框条贴好之后退后两步看了看，还好，没贴歪。
周胖子抱着一堆零食从门口冲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杨晓东站在黑板左边贴边框，罗海伦蹲在黑板右边涂草地，苏晓萌站在中间画太阳。三个人各自忙各自的，安静而和谐，像是在完成一幅巨大的拼图。
“同志们！后勤部长来了！”周胖子把怀里的东西哗啦啦地倒在第一排的课桌上——辣条、咪咪虾条、棒棒糖、几瓶冰红茶，还有一包压碎了的薯片。“我自费买的，不用谢！”
苏晓萌欢呼一声，丢下粉笔跑过去抢了一包虾条。罗海伦看了一眼那堆花花绿绿的零食，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但没有去拿。杨晓东从桌上捞了一瓶冰红茶，拧开盖子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缓解了他喉咙里那种干燥发紧的感觉。他偷偷看了一眼罗海伦——她已经重新蹲下去继续涂草地了，马尾辫从肩头滑落，发尾几乎触到了地面。
第二天下午，黑板报的工作继续。
苏晓萌的插图已经基本完成了，罗海伦的标题也写好了，接下来是正文部分。板报的正文是几篇关于新年的短文，苏晓萌从杂志上摘抄的，内容无非是“新的一年要努力”“设定目标并坚持下去”之类的励志鸡汤。罗海伦负责把这些短文誊写到黑板上。
她写字的时候，杨晓东就在旁边打下手——递粉笔、擦黑板、扶凳子。他发现罗海伦写字有一个习惯：每写完一行，会退后一步看看整体的间距，然后调整下一行的位置。她后退的时候经常忘记身后有人，有一次差点撞到杨晓东身上，杨晓东赶紧往旁边闪了一步，后腰撞上了讲台的边缘，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罗海伦转过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歉疚——很淡，但杨晓东捕捉到了。她说了一个字：“躲。”意思是“你躲什么”，但她的语气没有真的在责备，反而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我没事。”杨晓东揉了揉腰，挤出一个笑容。
罗海伦看了他两秒，然后转过身继续写字。但她这次写字的时候，会先用余光扫一下身后，确认他在不在那个位置。
第三天是板报工作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苏晓萌发现黑板右下角还有一块空白区域，临时决定加一个“新年许愿角”——让大家用便利贴写上自己的新年愿望贴上去。便利贴是苏晓萌从家里带来的，方方正正的彩色小纸条，有粉色、蓝色、黄色三种。她给了杨晓东和罗海伦一人一沓，让他们也写一个贴上去。
杨晓东拿着一支笔，看着面前那张粉色的便利贴，想了很久。他有很多愿望——希望期末考试能进前十，希望他妈的腰疼能好一点，希望他爸今年能回来过年。但这些愿望写出来，好像都太普通了。他想写一个特别的，但又不敢写得太明显。
他偷看了一眼罗海伦。她正低着头在便利贴上写字，左手挡着纸面，不让人看。她的表情很认真，嘴唇微微抿着，眉头轻轻皱起，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写完之后，她把便利贴折了一角，亲手贴在了许愿角的最上方——那个位置很高，她踮起脚尖才够得到。杨晓东下意识地想过去帮忙，但她已经贴好了。
“你写了什么？”杨晓东忍不住问。
“不告诉你。”罗海伦说。她的语气还是那样淡淡的，但嘴角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弧度。
杨晓东收回目光，在自己的便利贴上写下了一行字。字迹还是那么丑，但比以前整齐了一点。写完之后他把便利贴折好，贴在了许愿角的右下角。他的便利贴是蓝色的，在粉色和黄色的便利贴中间显得不太起眼，像一片藏在花丛中的小叶子。
周胖子凑过来，把自己的便利贴“啪”地拍在了许愿角正中间，上面写着四个大字：“辣条自由。”苏晓萌笑出了声，说你这个愿望也太接地气了。周胖子理直气壮地说这叫务实，不像某些人写些酸不拉几的东西。他说这话的时候朝杨晓东挤了挤眼睛，杨晓东假装没看见。
板报完成的那个下午，夕阳特别好。金色的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黑板报上，少年的剪影和“新年新起点”的标题在光中熠熠生辉。苏晓萌站在教室后面，双手叉腰，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像是将军在检阅自己的军队。罗海伦在收拾粉笔盒，把用剩的粉笔头按颜色分类放好，动作从容而细致。杨晓东在擦讲台上的粉笔灰，白色的粉尘在夕阳的光束里飞舞，像一群微小的萤火虫。
“你期末复习得怎么样了？”罗海伦突然问了一句，声音不大，像是随口一提。
杨晓东愣了一下，把抹布拧干放在讲台边上。“还行吧。数学在刷题，英语单词还差一点。”
“差多少？”
“大概……还有两单元没背完。”
罗海伦把粉笔盒盖好，转过身看着他。“期末考试，你准备考多少？”她问得直截了当，没有任何客套。这就是罗海伦的风格——不绕弯子，不铺垫，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杨晓东犹豫了一下。放在以前，他肯定不敢在年级第一面前说自己的目标，因为他怕说出来会被笑话。但现在不一样了。她说他跑步姿势不对的时候，没有笑话他；她看到他的成绩单的时候，说了一句“挺好的”；她在他跑完一千五之后，说了一句“我看了”。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事加起来，让杨晓东觉得，在罗海伦面前说真话是安全的。她不会嘲笑他，哪怕他的目标在她看来不值一提。
“我想进前十。”他说，“总分进前十。”
说完之后他做好了被泼冷水的准备——罗海伦完全可以说“前十没那么容易”，或者“你的数学还得再提高”，或者更直接一点，“你的英语基础太差了，短时间内很难追上来”。这些都是事实，他自己也知道。
但罗海伦没有说这些。她看了他两秒，目光平静而认真，然后点了点头。
“可以的。”她说。
只有两个字。没有多余的鼓励，没有热情的加油，只是很平淡地陈述了一个判断——你可以的，你做得到。那语气不像是恭维，也不像是安慰，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评估。就好像她已经计算过了所有的变量——他的进步速度、他的努力程度、他最近的状态——然后得出了一个冷冰冰但可靠的结论。
但这两个字落在杨晓东的心上，比任何长篇大论的励志演讲都要有分量。他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那块脏抹布，嘴巴微微张着，想说点什么，但大脑一片空白。
然后罗海伦拿起了自己的书包，往教室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便利贴上写了什么，考进前十就告诉你。”
然后她拉开门，走进了走廊尽头的暮色里。
杨晓东站在讲台上，手里攥着那块抹布，整个人像是被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
周胖子在旁边啃着一根辣条，目睹了整个过程。他把辣条从嘴里抽出来，用一种“我早就看透了一切”的表情看着杨晓东。“兄弟，”他拍了拍杨晓东的肩膀，手上沾着的辣椒油在杨晓东的校服上留了一个指印，“她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别胡说。”杨晓东说，但他的耳朵红得能煎鸡蛋了。他转过身继续擦讲台，把同一个地方擦了整整四遍。
“行行行，我胡说。”周胖子嘿嘿一笑，叼着辣条去擦窗户了，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流行歌曲，仔细听好像是周杰伦的《晴天》。
杨晓东把抹布扔进水桶里，溅起一小朵水花。他在心里把罗海伦那句话翻来覆去地咀嚼着。
“便利贴上写了什么，考进前十就告诉你。”
考进前十就告诉你。这是一个交换条件。罗海伦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她用一个秘密作为筹码，赌他能考进前十。如果他不当回事，那个秘密就永远锁在她的便利贴里。但如果他真的考进了——
他把目光投向黑板右下角那个许愿角。罗海伦的便利贴贴在最上方，粉色的，在从窗户吹进来的微风中轻轻晃动。他不知道那张小小的纸片上写着什么，但他知道，他必须知道。
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三周。
从那天起，杨晓东进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学习状态。他每天早上五点四十起床，比之前又早了二十分钟，先在脑海里过一遍昨天背的英语单词，然后骑车去学校。中午吃完饭之后不再跟周胖子去操场瞎逛，而是坐在教室里做数学题，把练习册上的每一道错题都重新做一遍，用红笔在旁边标注错误原因。晚上回家帮他妈收拾完小卖部之后，就一头扎进房间，摊开课本和练习册，一直学到深夜十一点。他妈上楼来关灯的时候，他就假装睡觉，等脚步声远了再从枕头底下摸出手电筒，蒙在被子里继续看。
他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复习计划——比期中考试前那个随手写的“数学及格”要系统得多。他把每一科的知识点列成了一张表，贴在床头，每复习完一个点就在旁边打一个勾。数学是最让他头疼的，有理数运算、整式加减、一元一次方程——这些内容对于底子好的学生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他而言，每一个知识点都是一道需要翻过去的坎。他翻出期中考试的试卷，把错题重新做了一遍，又去书店买了一本模拟题集，每天做一套。何老师看到他这股劲头，破例允许他每周三放学后到办公室问半个小时的问题。那半小时里，何老师一边骂“这种基础题你也能做错”，一边把每一道错题的解题思路掰开揉碎地讲给他听。杨晓东觉得何老师骂人的时候其实很开心——因为终于有学生愿意听他讲题了。
英语的复习更费劲。他的词汇量还是不够，语法也磕磕巴巴的，尤其是那些时态变化——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一般过去时——在他脑子里搅得像一锅粥。他把单词本又翻了一遍，把不会的单词抄在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正面写英文，背面写中文，揣在口袋里随时随地掏出来看。骑车的时候看两张，等红灯的时候看两张，上厕所的时候也能看两张。周胖子有一次看到他蹲在厕所里嘴里念念有词，以为他中邪了，差点去报告刘老师。他还逼着自己每天用英语写一篇日记，内容很傻——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题，跑了多少圈——语法错误一大堆，但他坚持写。吴老师看了他的日记之后，用红笔在上面圈了一圈，写了一句批语：“进步很大，继续加油。注意一般过去时的动词变化。”六个感叹号之后又加了三个。
语文是他最不用担心的科目，但他也没有放松。他把课本上要求背诵的古诗文全部默写了一遍，《论语》十二章、《诫子书》、《狼》——这些文言文他以前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现在读起来却莫名地有感触。尤其是《诫子书》里的那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在默写的时候忽然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不是在追求淡泊，他有很多欲望，想考好、想进前十、想知道罗海伦便利贴上写了什么。但他确实比以前宁静了。以前他的心是浮的，做什么都静不下来。现在他能坐在书桌前连续做三个小时的数学题不动弹，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期末考试的最后一个星期，凤里镇下了一场小雪。
雪不大，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只留下湿漉漉的痕迹。但远处的山丘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白，从教室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山脊上那道银白色的线条，像是一笔没涂匀的水粉颜料。空气冷得发甜，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凛冽的凉意。老街的石板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早起的行人走路都小心翼翼的，像是踩在蛋壳上。
那个星期天，杨晓东在家复习。他把小卖部柜台后面的小板凳搬到了门口，借着门口的自然光看英语单词卡片。冬天的阳光很薄，白晃晃的，照在人身上没什么温度，但比屋里亮堂。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邻居路过，跟他打了声招呼——“晓东，又用功呢？”他点点头，继续低头看卡片。
他妈在旁边整理货架，把新到的方便面一包一包地码整齐。她一边干活一边哼着歌，还是那首他叫不出名字的老歌，调子悠悠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团白雾，把玻璃门熏得模模糊糊的。
“妈，”杨晓东突然抬起头，“爸今年过年回来吗？”
他妈的背影顿了一下。她把一包方便面塞进货架，动作比平时慢了一拍，然后继续整理下一包。方便面包装袋在她手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不知道。”她说，声音很平淡，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他说工地要赶工期，可能回不来。”
“哦。”杨晓东低下头，继续看单词卡片。他把手里的卡片翻到下一张——“family”，家庭。他盯着这个单词看了很久，然后在心里默默拼了一遍：f-a-m-i-l-y。
过了一会儿，他妈从货架后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包辣条。“那个胖子——你那个同学，是不是爱吃这个？”她把辣条放在柜台上，“回头给他带一包。上次他来店里帮忙搬啤酒，我还没谢他。”
“嗯。”杨晓东说。他接过辣条放在书包旁边，然后继续埋头背单词。他知道他妈在转移话题，但他没有追问。有些问题问了也没用，答案不在他妈嘴里，而在千里之外的那个工地上，在那些他爸不肯说、他妈问不出的沉默里。
期末考试的考场安排在一月初公布了。这次杨晓东的考场又往前挪了——他在第二考场。从第三考场到第四考场，从第四考场到第二考场，一个学期下来，他换了三次考场。这个发现让他确认了一件事：他在往前走。每一步都不大，但方向是对的。
第一考场依然是罗海伦的领地。她的座位在考场第一排正中间，那个位置几乎成了她的专属座位——从开学到现在，她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次数比她不在那个位置上的次数多得多。杨晓东路过第一考场门口的时候，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往里看了一眼。罗海伦已经在座位上了，正低头翻着一本书。她似乎感受到了什么，抬起头，正好对上了杨晓东的目光。
杨晓东朝她点了点头。罗海伦看了他一眼，然后也点了点头。很轻，很淡，几乎不可见。但那个回应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期末考试的那三天，凤里镇冷得出奇。
气温骤降到了零度以下，学校在每间考场里放了一个取暖用的煤炉，炉子上坐着烧水的铁壶，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汽。监考老师搓着手在考场里走来走去，时不时走到煤炉旁边烤烤手。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把外面的世界变成了模糊的水墨画。
第一科还是语文。杨晓东拿到试卷之后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心里有了底。基础知识和阅读理解都在他的复习范围内，古诗文默写正好是他反复练过的《论语》和《诫子书》。作文题目是《那一刻，我战胜了自己》，他写了运动会一千五百米的事——写他站在起跑线上腿在发抖，写他跑到第三圈时肺在燃烧，写他冲过终点时看到罗海伦手里那条白毛巾。他没有写罗海伦的名字，只用了一个代称——“班里的一个同学”。但他写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掏出来的，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篇作文写得比期中那篇编造的“保护妈妈”好多了。写完之后他才意识到一件事：他写作文的水平也在不知不觉中进步了。以前他写作文总是凑字数，把一句话翻来覆去地重复，现在他有了真正想写的东西，字数反而收不住了。
数学科是他最紧张的一科。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他的手掌心就开始冒汗了。他用校服裤子擦了擦手，深吸一口气，开始做题。第一道选择题，他会做；第二道，也会做；前三道选择题全部跟一元一次方程有关，是何老师反复强调过的考点。他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做完了选择题。填空题遇到了一道卡壳的——那道题涉及不等式，他算了两遍，第一次算错了方向，第二次检查的时候发现了错误，及时改了过来。计算题和解答题，他一题一题地往下啃，遇到不会的就先跳过，把会做的先做完，然后再回头攻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考场里安静得只剩下翻卷子的哗啦声和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煤炉上的水壶偶尔发出一两声咕嘟声，把考场的气氛烘托得既紧张又平和。
做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杨晓东愣住了。那道题是一道应用题，涉及一元一次方程的实际应用，题目大概是这样的：“甲、乙两地相距三百六十公里，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前两个小时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行驶，后因道路施工，速度降至每小时六十公里。请问汽车从甲地到乙地总共用了多少小时？”
这道题不难。但杨晓东愣住的原因不是题目难，而是这道题让他想起了他爸。他爸在千里之外的工地上，每次过年回家都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中间要转好几次车。他小时候问过他爸，从工地到家有多远，他爸说很远很远，坐火车要坐到天荒地老。那时候他不理解“天荒地老”是什么意思，现在他看着这道关于路程和速度的数学题，忽然理解了。三百六十公里，从甲地到乙地，从凤里镇到那个他不知道名字的工地——大概有好多个三百六十公里吧。
他用力眨了眨眼睛，把那些跟做题无关的念头清空，重新集中注意力。他在草稿纸上设了未知数，列了方程式，一步一步地解了下去。二乘以八十等于一百六十，三百六减一百六等于两百，两百除以六十等于三又三分之一——答案是五又三分之一小时，也就是五小时二十分钟。
他把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答题区，在右下角画了一个小圈，表示这是最终答案。
英语科的考试安排在第二天下午。杨晓东对英语没有像数学那么紧张——他知道自己的英语底子还是不够好，短期内不可能突飞猛进，但他确实进步了。听力部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听懂零星的单词了，现在他能听懂大概七八成的句子。阅读理解的几篇文章，他读得虽然慢，但能理解大意了。作文题目是“My New Year's Resolution”，他写了想提高英语成绩、想帮妈妈多做一些家务、想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保持努力。语句简单，语法有瑕疵，但表达清楚，没有像期中那样写出“我吃油奶”之类的乌龙。写完之后，他又检查了一遍时态——吴老师说的，一般将来时用will加动词原形。
最后一科考完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杨晓东放下笔，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在他面前凝成了一团白雾。窗外的雪已经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操场上，把残留的薄雪照得晶莹剔透。整个校园在交卷铃响之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人在走廊上把书包扔上了天，有人撕掉了草稿纸往空中撒，白花花的纸片像一场小型的暴风雪。
杨晓东没有撕草稿纸。他把草稿纸叠好夹进课本里——那张草稿纸上有他列过的每一个方程式、画过的每一张图表、写过的每一个英语单词的错误订正。他不舍得扔。
他收拾好文具，走出考场，站在走廊上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冷风灌进肺里，有一种清冽的甜味。
“考得怎么样？”周胖子从后面冲过来，一把搂住他的肩膀。周胖子的脸还是那张圆脸，但看起来比三天前憔悴了不少，眼袋都出来了——他说他妈威胁他，这次再考不进前二十五就不只是停零花钱的问题了，还要没收他的漫画书。对于一个把《龙珠》全套藏在床底下的人来说，这个威胁比什么都管用。
“还行。”杨晓东说，“数学应该比期中好。”
“你每次都这么说。”周胖子翻了个白眼，“上次你说‘还行’，结果考了七十一。这次你说‘还行’，不会要上九十吧？”
“不知道。”杨晓东笑了笑。他确实不知道。考试的时候他觉得大部分题都会做，但“觉得会做”和“做对了”之间还隔着一层窗户纸。他现在不敢捅破那层纸。
走出校门的时候，他又看到了罗海伦。
她站在校门口的樟树下，穿着冬季校服，戴着一条浅灰色的围巾，正低头看手机。她的书包鼓鼓囊囊的，拉链上挂了一个毛绒小挂件——是一只白色的兔子，看起来跟她这个人不太搭，但又有一种反差的可爱的感觉。冬日的阳光洒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照得清清冷冷、干干净净的，像是从一幅水墨画里走出来的人物。
她抬起头，正好看到杨晓东。
两个人的目光在冬日清冷的空气中相遇。周围的同学们在欢呼、在奔跑、在把书包扔向天空，但杨晓东的耳朵里忽然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他只看得到她那双向来平静如水的眼睛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是期待？是好奇？还是别的什么？他说不清楚。
她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走了。围巾的一角被风吹起，在空气中划了一道浅浅的弧线。
杨晓东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渐渐变小，直到消失在街角。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把冻得通红的手插进校服口袋里，朝家的方向走去。
他口袋里还揣着那张英语单词卡片——“family”。他不知道他爸今年会不会回来，但他知道，他会一直记着这个单词的拼写。
成绩公布的那天是腊月十六，凤里镇下起了第二场雪。
这场雪比上次大多了。雪花大片大片地从铅灰色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密密匝匝的，把整个镇子罩进了一片白茫茫的寂静里。老街的青石板路被雪盖住了，屋檐上积了厚厚一层白，树枝上挂着冰凌，亮晶晶的，像是裹了一层透明的糖壳。远处的山丘已经彻底变白了，和灰蒙蒙的天空连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天。
杨晓东踩着雪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没有人说话，安静得像是在参加一场葬礼。所有人都盯着门口，等着刘老师拿着成绩单走进来。那种紧张感比期中考试更甚——因为这次考试直接决定了寒假的质量。考好了，过年的时候能理直气壮地收红包；考差了，连吃年夜饭都得低着头。
杨晓东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的手心又开始冒汗了，比他跑一千五百米起跑前还要多。他把手在膝盖上反复擦拭，然后他的目光不自觉地飘向了斜前方。
罗海伦坐在她的座位上，正在看一本课外书。她的姿态很放松，不像是等待审判的样子，更像是等待一个她早就知道的结果——那份从容就像是在等一场她已经看过天气预报的小雪。但她的书翻得很慢——平时她看书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本两百页的小说她两天就能看完，但现在这一页她已经看了好几分钟了。这说明她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平静。
刘老师走进来的时候，全班瞬间安静了。她手里拿着一沓成绩单，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她走到讲台前，把成绩单放在桌上，推了推眼镜，环顾了一圈教室。雪花在窗外无声地飘落，煤炉上的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像是在替所有紧张的心跳配乐。
“这次期末考试，”刘老师开口了，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同学们，总体来说，我们班考得很好。年级前十名我们班占了四个，其中罗海伦同学继续保持年级第一。年级前五十名我们班有十一个人，比期中考试多了两个。”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杨晓东的方向。
“特别值得表扬的是，我们班有几位同学进步非常显著。”她低头看了一眼成绩单，念道，“杨晓东。”
杨晓东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像一面被重锤敲响的鼓。
“总分班级第九名。年级排名第四十七。”刘老师抬起头，看着他，“比期中考试进步了六个名次。数学九十分，英语八十一分。年级排名进步了三十六名。”
全班响起了掌声。
那掌声不算特别热烈——毕竟这只是一个同学的成绩公布，不是运动会夺冠——但很真诚。周胖子在后面把巴掌拍得啪啪响，嘴里还在喊着“卧槽牛逼”。李浩然从前排转过头来朝他竖了一个大拇指。陈雨薇也回过头来，给了他一个惊讶又赞赏的眼神。
杨晓东坐在座位上，整个人像是被泡在温水里一样，从头到脚都是暖的。班级第九名。年级第四十七名。数学九十分——他这辈子第一次数学考上九十。英语八十一分——比期中进步了十六分。他做到了。不是偶然的、碰运气的进步，而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踏踏实实的进步。
他又做到了。
他下意识地看向罗海伦。她也在鼓掌——不像周胖子那样热烈，只是用右手的手掌轻轻拍着左手的掌心，动作从容而优雅。但她看着他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他第一次在她眼里看到这样的光芒——不是冷漠，不是礼貌，不是居高临下的赞许，而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发自内心的肯定。像是在说：我就知道你可以。
他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就像两条各自流淌了很久的溪流终于汇到了一起。杨晓东的耳朵在发烧，但他没有移开目光。这一次，他没有躲。他看着她，微微点了点头，嘴唇无声地说了两个字——谢谢。
罗海伦的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她没有说话，但她的嘴角——这一次没有任何遮掩——弯了起来。
那是一个真正的笑容。不是憋着笑的那种嘴角抽动，不是英语角上那种只持续了零点几秒的微弱弧度，也不是运动会终点线旁那种若有若无的、让人觉得可能是错觉的微表情。那是一个完整的、舒展的、带着温度的弧度，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弯成了两道浅浅的月牙。她笑起来的样子和平时判若两人——平时的她像是被一层透明的冰壳包裹着，好看但不可接近；笑起来的时候，那层冰壳融化了一角，露出底下温柔的、鲜活的、有温度的一个人。她的笑容大概只持续了两三秒钟，很快就收敛了回去。但那个笑容已经被杨晓东的眼睛一帧不差地记录了下来，储存在记忆的最深处。
刘老师还在继续念成绩单，但杨晓东已经听不进去了。他满脑子都是那个笑容。
那天放学之后，教室里的人陆续走光了。窗外的雪还在下，操场上已经积了一层白，有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笑声穿过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进教室里。杨晓东留在座位上收拾书包，把成绩单小心翼翼地折好，夹进课本的塑料封套里。这张成绩单比他期中那张更值得珍藏——数学九十，英语八十一，班级第九——每看一遍都觉得不太真实。
罗海伦也在整理自己的东西。她拉上书包的拉链，围上那条浅灰色的围巾，然后转过身，朝杨晓东的方向走了过来。
教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和头顶上嗡嗡作响的日光灯。煤炉里的煤块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发出微弱的红光，偶尔噼啪响一声。杨晓东听到她的脚步声靠近，心脏又开始不受控制地加速了。他抬起头，看到她站在他座位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粉色的便利贴。
那张便利贴——许愿角上的那张。
“我说过，”罗海伦说，她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像是雪夜里的钟声，“考进前十就告诉你。”
她把便利贴放在他的桌面上，动作很轻，像是放下一片羽毛。然后她转过身，朝教室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她忽然停下，侧过头。夕阳和雪光同时从窗户照进来，她的侧脸在冷暖交织的光线中显得格外柔和，围巾下露出的一小截下巴线条优美得像一张工笔素描。
“新年快乐，杨晓东。”
她拉开了教室的门。走廊上的冷风灌进来，吹动了她的马尾辫和围巾的一角。然后她走了出去，门在她身后轻轻关上了。
杨晓东低头看着桌上那张便利贴。他的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满溢到几乎要炸开的情绪。他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张粉色的纸条，翻过来。
罗海伦的字迹，工工整整，每一个笔画都端端正正，和他第一次在她作业本上看到的字一模一样。
“希望杨晓东能实现他的梦想。”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像是写完之后犹豫了很久才加上去的，墨迹比上面那行字淡一点，笔尖微微颤抖的痕迹在纸面上隐约可见。
“——盖一栋不漏水的房子。”
杨晓东把便利贴紧紧攥在手里，纸张在他掌心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白雪，看着被雪覆盖的老街和远山，看着这个他从出生起就没有离开过的小镇，胸腔里像是有一万朵烟花同时炸开，每一朵都是金色的。
她记住了。
她说过的每一个字——在英语角上他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说出的那个梦想，他家屋顶漏水、他想盖一栋大房子、他想让他爸回来、他想让一家三口在一起——她全都记在了心里。不是作为班长的职责，不是作为同学的礼貌，而是真真正正地、用心地记住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用手指在结了冰花的玻璃上划了一道透明的线。透过那条线，他看到了楼下的操场。罗海伦正穿过操场朝校门口走去，灰色的围巾在白色的雪地里格外显眼。她的步子不快不慢，背挺得笔直，马尾辫在肩头轻轻晃动。
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围巾上、书包上，她看起来像一幅会动的画。
杨晓东把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嘴唇动了动，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新年快乐，罗海伦。”
窗外的雪还在下，纷纷扬扬的，把这个南方小镇裹进了一片温柔的白色里。远处传来放寒假的学生们欢快的笑声和踩雪时咯吱咯吱的声响，还有人家屋里飘出来的腊肉香。凤里镇的冬天，在这一刻，忽然变得不那么冷了。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第 5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