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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摆渡船(2) 我想人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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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的时候,我已经走出了十几英里。
晨光熹微。
我没走的话,这个时间要起床梳洗了。现在,府邸的人应该已经发现我失踪了。父亲会怎样呢?会震惊,愤怒,会去找莓莓他们的麻烦吗?
……我做的对吗?我该向谁寻求答案呢?
我观望四周。田野荒芜,麦穗倒伏在泥水里。农舍门窗大开,但里面空无一人,家具被打翻,瓷器碎了一地。偶尔能看见远处有军队的营帐,灰色的帆布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边境战事一起,成群结队的军队从这条路奔赴战场,郊区人心惶惶,人们要么躲起来,要么弃房逃走了。我从农舍里搜到一个破烂的装谷物的编织袋,一柄钝掉的斧子用来防身,还有一截麻绳,总之看上去有用的东西我全带在身上。
我朝着北境断断续续走了两天,期间搭过几次车,这个距离应该能避开家族的第一轮搜寻。脚上的皮靴早已磨破,先是水泡,然后水泡破了,渗出的血水将靴子内侧染成暗红色。每走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
第三天傍晚,我在一个废弃的谷仓里过夜。
谷仓的屋顶塌了一半,雨水从破洞里漏进来,在地面的泥浆里砸出一个个小坑。干草垛散发着霉烂的甜腥气,混合着老鼠粪便和某种说不清是什么动物的尸臭。我用稻草把自己裹成一个茧,蜷缩在最干燥的角落里,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和远处偶尔传来闷雷般的炮响。
这一夜没有梦。醒来之后,我发现周围多了几个人。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谷仓的几个角落,身上脏兮兮的,大概都是逃难来的人。
离我最近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她脚边放着一个粗麻布缝制的包袱,里面装着些许家当——几件换洗衣服,一口黑得发亮的铁锅,一袋发了芽的土豆,还有一张用旧毛毯裹着的黑白照片。妇人泪眼婆娑地抚摸着照片,我瞄了一眼,照片上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她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好像终于有了听众一样,絮絮叨叨地讲起惨痛的往事。
“呜呜……我可怜的女儿……”
她的女儿死了。一次空袭,房子被炸塌了,人埋在瓦砾下,挖出来时早死透了。
哭完之后她好了一些,又或许只是哭累了。她依靠在草垛上,眼神愣愣地发着呆。
“你多大了?”她问。
“十八。”我说。
“我女儿也十八。”她没有看我,眼睛望着前方的亮光,但嘴角的皱纹颤抖了一下,“她头发是金色的。比你长一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接着问,“你也逃难?”
“嗯。”
“家里没人了?”
我停顿了一下。“……没人了。”
她没有再问,只是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忽然,对角线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呻吟。所有睡着的人都被吵醒了。那里躺着一个中年男人,他戴着士兵的帽子,左腿从膝盖以下被截掉了,浑身是血,疮口已经化了脓,散发出难闻的恶臭。人在昏睡的时候感受不到痛,现在醒了,只能发出阵阵难耐的惨叫。
被吵醒的人们都不作声,只是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外面天光微亮,雨已经停了,他们朝那个士兵致以怜悯的目光之后,纷纷离开了这个谷仓。只有那个善良的妇人用稻草捻成细线,在他的大腿上紧紧缠了几圈,延缓伤口感染全身的速度。
没有人能救他,人们自顾不暇。
我把最后一点食物分了一半递给他,也离开了这里。妇人跟在我身后。
走出谷仓时,我有些迷失了方向。妇人朝东边指了指:“往这儿走吧。”
我茫然地望着她。
“那个士兵昨天是从北边来的,战火最响的地方。我的家乡在西边,已经被炸成了废墟。”她解释道,“去东边,活下去的概率大一点。”
“谢谢您。”
我们同行了一天,晚上在路边一个废弃的牛棚里过夜。妇人往那口黑锅里倒了两碗雨水,又从包袱里掏出两颗发了芽的土豆,用小刀削掉芽眼,切成块,扔进水里,架在捡来的枯枝上煮。火很小,水烧了很久才冒泡。她分了我一碗。土豆汤没有盐,喝起来带着一股土腥味。但我们只有这个。
“要是我女儿活着的话,像你一样,那该多好啊。”她感叹着。
我没有说话。
“我女儿叫赛丽,”她继续说,嘴角弯了弯,“你别叫赛丽了。这名字不吉利。”
“好。”确实不会有人再叫我塞莉了。
次日早上我们分别了。妇人打算走土路,去她姐姐那边一个还算安全的小村庄。我要去镇上,从伯爵府带的银币和首饰还没有变现成物品,在战争时期,钱最不值钱。
这是我离家的第五天。我来到一个名叫米尔斯的小镇,这里还没有被战火摧残,我在镇上的几个店铺观察了一番,然后把全部积蓄都交给了最实惠的那家,换取食物和日用品。
等待的时候,我看到隔壁酒馆门口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寻人令。
那张纸被风吹得翘起一角,边缘也沾了泥点。纸上是一幅画,画的是赛莉斯特。眉眼的神态,嘴角的弧度,甚至那头精心描摹的银白长发……都很像。悬赏五百英镑。
一个醉醺醺的老酒鬼从酒馆里跌出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告示栏,眯着那双布满血丝的、浑浊的眼睛,看了看通缉令上的画像,一屁股坐在地上继续喝酒。
我看着他,他也瞄了我一眼。无言。
看来我已经和画像上大相径庭了。甚至都不用再买一顶兜帽。
我在米尔斯歇息了一晚,朝远处继续出发。根据报纸上对于战况的报道、难民蜂拥而至的方向、军队的驰援来向,我辗转来到靠海的一座小城。我应该安顿下来,找些谋生的出路,但我是个黑户,身份的问题没解决,只能混迹在难民堆里。难民群里有个大姐头名叫萝拉,和黑市的人有点交情,谁走投无路了可以找她,到黑市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的食物。第二十一天,我身上带的所有东西都吃光了,只能寻求萝拉的帮助,她看着我瘦削的胳膊和腿,鄙夷道。
“你能做什么?”
“我会算数。”我淡淡地说。
萝拉眼睛一眯。
她派我去理黑市的账目,每天分给我的食物比其他人都细腻一些。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战况越来越严峻,人们惶恐不安,担心着战火会蔓延到这座城镇,萝拉分发的食物也一日不如一日了。饿死、渴死、累死,死去的人越来越多。
那天她只给了我半块褐色的国民面包,凉了,硬得像地上捡来的石头。我费劲地啃着,硌得牙痛,面包入口粗糙,干涩掉渣,我已经一天没喝水了,根本咽不下去。
几个小乞丐蹲在一边,怯生生地看着我,他们的妈妈之前饿死了,尸体腐烂在角落,孩子们每天都会回到妈妈身边睡觉。他们没有工作能力,只能这样盯着别人手里的食物,期盼能留下一点。
我犹豫了一下,把面包放在手心送出去。几个孩子一拥而上,狼吞虎咽。
萝拉不知何时来到了我身边,她看了一眼那群小孩,皱了皱眉。
“你把吃的分给他们了?”
我垂下眼。
她有些恨铁不成钢,“你会饿死的。”
“我已经吃饱了。”我试图为自己辩解。
她看了我一会,从鼻腔里挤出一声嗤笑。
“等着瞧吧。”
后来的食物更加难以下咽。我吃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分给孩子们。终于有一天,萝拉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连夜卷铺盖离开了。我们失去了与黑市的联系,几十个失去食物来源的人畏畏缩缩地在破屋里等死。不知谁大喊了一句军队打过来了,屋里忽然着了火,所有能动的人都如鸟兽般逃了出去,我被裹挟在人群里推搡着向前走,却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水,饭,什么都离我很遥远。日头正足,晒得人脑袋阵阵发晕。我曾经幻想过死亡,是在温暖的壁炉边盖着毛茸茸的毯子,家人们齐聚身边跟我说话,就像小时候发烧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哥哥、管家女仆还有医生谈论着明天的药该几点吃,讨论声像白噪音一样绵长,我困了,把身体在毛毯下缩成一团,在睡梦中安宁地去世。
我想人是能感受到自己命数将近的,正如此刻,我预感我会死在今天。
一个疾驰的孩子逆向跑过来,头部撞到了我的左腹,我失去平衡跌在泥地里,泥土灌进鼻腔,孩子没管我离开了,逃难的脚步在我身边来去匆匆,但没有一个人把我扶起来。
我身上没劲,挣扎了很久都没有爬起来。太累了。我闭上眼睛,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