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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7 章 第六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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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初三开学的第一天,凤里镇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谁在天上撒银针。校门口那两排樟树被雨水洗过之后绿得发亮,叶子上的灰尘冲干净了,每一片都油亮油亮的,在微风里轻轻摇晃。操场的煤渣跑道被雨淋得颜色发深,踩上去软绵绵的,空气里有股湿润的泥土味,混着食堂那边飘过来的蒸馒头香气,构成了凤里中学每年九月特有的味道。
许珊珊撑着一把蓝色的折叠伞站在校门口。她今天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就为了看分班名单。教学楼一楼大厅的布告栏前已经围了一大群人,都是初三的学生,一个个伸长脖子踮着脚尖,有人挤进去看了一眼又挤出来,脸上的表情有欢呼也有沉默。
她收了伞,挤进人群里。布告栏上贴着两张白纸,上面用电脑打印着初三快班的名单。她的目光先找到了自己——初三(一)班,许珊珊。然后往下扫,扫到中间偏下的位置,停住了。杨晓东。三个字端端正正地印在名单上。初三(一)班。
她在人群里笑了。不是那种大声的笑,是嘴唇抿着、嘴角翘起来、只有自己知道的那种笑。旁边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挤过来看名单,胳膊肘撞了一下她的肩膀,她也没在意。她把伞夹在腋下,从人群里挤出来,站在大厅门口,看着外面的雨帘。
初二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杨晓东考了年级第五十五名。快班招六十个人,他是倒数第六。但现在站在这里看分班名单,倒数第六也是快班。她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他刚从康复医院回来,连路都走不稳,左腿拖拽得全校都知道他是“那个被打瘸了的人”。现在他进了快班,用那条永远不会完全恢复的左腿,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凤里中学初三最好的班级。
大厅里人越来越多,有人拍她的肩膀。她回头一看,是林晓芳,脸上挂着两道泪痕。林晓芳的成绩一直中等偏上,发挥好能摸到快班的边,发挥不好就掉下去。刚才她挤进人群看了名单,发现自己刚好排第六十一名——差一名。
许珊珊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但林晓芳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她拿袖子胡乱抹了两把脸,反而先开了口:“没事,慢班也有慢班的好,作业少,压力小。你跟杨晓东在快班好好学,考上一中请我吃饭。”说完她自己先笑了,虽然眼睛里还有泪花,但嘴角确实是翘着的。
许珊珊抱了她一下。布告栏前的人群还在涌动,有人欢呼有人叹气,雨声沙沙的,把所有的声音都柔化了。她松开林晓芳,目光越过人群看向教学楼的方向。初三(一)班的教室在三楼,窗户开着,有人在擦玻璃。她知道那个靠窗的位置会属于谁——不是靠墙了,初三的教室座位重新排过,但她相信他还是会找一个能看到窗外的地方坐下。
初三(一)班的教室比初二的更大,窗户朝南,光线很好。许珊珊走进教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她扫了一圈,目光停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上。杨晓东坐在那里。他没在整理书包,也没在翻课本,他只是在看窗外。窗外是操场,操场上空无一人,雨丝落在煤渣跑道上,溅起一层薄薄的水雾。
她走到他旁边,把书包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杨晓东转过头来,看到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但眼睛里的光比初二开学时更稳了。初三的杨晓东又长高了一点,肩膀也比初二时宽了一些。左腿还是老样子,走路的时候膝盖微屈,左脚落地比右脚慢半拍。但他的眼神不再是初二时那种时刻紧绷着的、防御性的警觉。初二的时候他在人群里会下意识地压低肩膀,随时准备承受来自任何方向的恶意。现在他坐在快班教室里,周围全是年级前六十名的尖子生,他的肩膀是放松的。
“来这么早?”他问。
“你不也是。”
“我早上爬完坡就直接过来了。下雨天坡上泥多,滑了两跤,回去换了条裤子。”
许珊珊低头看了一眼他的裤腿。深蓝色的校服裤子,膝盖那里果然沾了一小块没洗掉的泥印。她没说什么,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还冒着热气的包子,递给他一个。
“我妈早上蒸的,白菜猪肉馅。”
杨晓东接过包子咬了一口,烫得龇牙咧嘴,但还是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好吃”。窗外雨声渐渐小了。新班主任走进来的时候,杨晓东还在啃包子。他赶紧把剩下半个塞进塑料袋里擦了擦嘴。新班主任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老师,姓孙,短发,很瘦,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套装。她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全班的时候,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那种目光不是严厉,是一种沉静的穿透力——好像在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年级前六十,但这不代表任何事,初三才刚刚开始”。
孙老师点名。点到“杨晓东”的时候,她的语气没有任何变化,和其他所有人的名字一样的音调、一样的节奏。但杨晓东在答“到”的时候,声音比初二时更稳了。他不再需要用咳嗽掩饰紧张,也不再担心自己说话磕巴。这个小小的变化,许珊珊听出来了。
开学第一天的上午全是班主任的课。孙老师没有讲任何课本内容,而是花了整整两节课讲初三的时间安排:每天早上六点五十早自习,晚上九点下晚自习,周六全天补课,周日上午月考、下午休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播报天气预报。讲台下有人倒吸冷气,有人用笔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画圈。杨晓东坐在靠窗的位置,右手握着笔,左手压着新笔记本的扉页,脊背挺得很直。
课间休息的时候,周明从隔壁初三(二)班跑过来,扒在门框上往里张望。“听说你们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凶不凶?”
“不凶,”杨晓东说,“但比刘建国厉害。”
周明是快班的倒数第八,被分到了二班。两间教室只有一墙之隔,他对此非常满意:“一墙之隔,抄作业也方便——虽然我也不太敢抄快班的作业。”
“你不是说你来快班是一起丢人的吗?怎么变成抄作业了?”许珊珊头也不抬地整理课堂笔记。
“丢人和抄作业又不矛盾,”周明振振有词,“我可以一边抄作业一边丢人。这是两件并行不悖的事情。”说完就被他们班班主任叫回去了,临走还不忘探头喊一句“中午食堂见,帮我占个位”。他的运动鞋在走廊地砖上踩出一串叽叽叽的声响。
许珊珊看着周明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珍贵——两个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的少年,现在并肩坐在快班的教室里,讨论的是作业、考试和食堂的饭菜。这种平凡的日子,是他们用多少血和泪水换来的。她收回思绪,目光落在杨晓东身上。他正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写字——大概是在记孙老师刚才说的初三时间安排。他握笔的右手很稳,左手的颤抖也几乎看不出来了。她想起初二开学那天他趴在桌上睡觉的样子,课本拿反了也不知道。两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个杨晓东,但又不是那个杨晓东了。
杨晓东写完最后一行字,合上笔记本。窗外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操场上,泛起一片金色的光斑。他知道这间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年级前六十名,自己是倒数第六。这个位置一点都不稳——只要一次考试发挥失常,就可能跌出快班。他翻开数学课本第一页。初三的数学,第一章是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综合应用。他在暑假里已经提前预习了三章,许珊珊给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批注。
“你看什么呢?”许珊珊发现他在看数学课本。
“第一章的综合应用题,暑假预习的时候有一道没搞懂。”
“哪道?”
杨晓东把课本推过去,指了指第七题——一座抛物线形拱桥的水面宽度问题。许珊珊低头看了看题目,然后拿过草稿纸,一边画图一边讲。她的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移动,马尾辫从肩头垂下来,发尾几乎蹭到桌面。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她画的那条抛物线上,也在她睫毛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懂了。”他说。
“真懂了?那我出一道变形题考考你。”
“出吧。”
她在草稿纸背面现编了一道题,把拱桥换成了篮球场上投篮的抛物线轨迹。杨晓东接过来,盯着题目看了三秒钟,然后嘴角翘了一下。把投篮轨迹出成二次函数题,这种编题方式全天下只有许珊珊能想出来。他低头开始解题,笔尖在纸上刷刷地写,没有再问任何问题。
在快班的日子比想象中更累。孙老师说话算话——初三没有过渡期,第一天就开始上强度。各科老师轮番上阵,每节课都布置一堆作业。语文老师让所有人买了一本《中考满分作文精选》,要求每周背一篇;数学老师发了一套去年的中考真题卷,说一周内做完;英语老师让每天背五十个单词,第二天课前听写;物理和化学老师也不甘示弱,各发了一套单元测试卷。开学两周后,快班迎来了第一次月考。
考试前一天晚上,杨晓东在家里复习到很晚。他妈妈推门进来,端着一碗热好的银耳汤,放在桌上。她说你别熬太晚,他说看完这一章就睡。等他妈妈关门出去,他继续低头看物理课本上“欧姆定律”那一节。
左手压书压不太稳,书页总是自己翻过来。他用右手按住左手手腕,让抖动的幅度降到最小。这个动作他已经重复了无数次——在医院里拿勺子吃饭的时候,在康复中心练习写字的时候,在第一次握篮球投篮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用右手帮左手,就像他习惯了左脚落地时身体会往左微微偏一下。身体会自己找到平衡的方法,只要你不放弃寻找。
月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杨晓东在快班排第四十二名。全班六十个人,四十二名是倒数第十九。周明在隔壁考了三十八名。他们约好去食堂庆祝——庆祝的理由不是名次,而是“都没有垫底”。
“我小学的时候考倒数第三,我爸揍我;初一考倒数第一,我爸揍我。现在考了三十八名,虽然不是正数,但好歹不是倒数的倒数了!我觉得我进步了,进步就得庆祝。”周明举着食堂的免费汤,慷慨激昂地说。
“那你得感谢快班把你分到了二班。你要是在一班,四十二名就是我,你就是隔壁那个四十三名,咱俩差不多。”杨晓东端着汤碗跟他碰了一下。
许珊珊坐在对面,看着这两个人用食堂的免费汤碰杯庆祝考试没垫底,觉得这个画面值得记一辈子。快班倒数第十九——对于一个落了大半年课、脑子受过伤、记忆力比常人差的人来说,这已经是拼尽全力的结果。而他还在追。追那些没有受过伤的人只需踮踮脚就能碰到的东西,他要用尽全力奔跑才能勉强触及。但他没有停。
十月中旬,秋季运动会来了。这是初三学生最后一次参加运动会,按照凤里中学的传统,初三学生可以报名参加所有项目,包括往年不对低年级开放的男子一千五百米长跑。
报名表发下来的时候,杨晓东正在做数学题。报名表从前面传过来,每个人传一圈又往后面递。许珊珊把表递给他时看了一眼他的表情——他的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写。他没有在报名表上填名字。
放学后她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很简短:“一千五百米,我跑不了。”
她没再追问,但她看到他在把报名表往前面传之前,目光在“男子1500米”那一栏上停了两秒。那两秒里包含了所有他不愿说出口的东西——他知道自己的左腿还跑不了长距离,半个月前在坡上试着跑了四百米,跑到一半左腿膝盖就开始刺痛,最后几步几乎是拖着腿走完的。黄师傅说过不能硬来,受过伤的关节需要更长的时间适应长跑的高强度冲击。他能打篮球,能跳远,能爬坡,但一千五百米是另一回事。那需要的是耐力、速度,和一双完好无损的膝盖。
运动会那天,天气出奇地好。秋高气爽,天空湛蓝,操场边的彩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运动员进行曲》和各个班级递上去的加油稿,播音员的声音清脆响亮。杨晓东和许珊珊坐在初三(一)班的凉棚里,面前摆着一箱矿泉水和一堆号码牌。
女子八百米是上午第三个项目。许珊珊站在起跑线上,胸前别着号码布,马尾辫高高扎起,脚上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运动鞋。发令枪响之后,她跑在中间的位置,节奏很稳,和去年一样。杨晓东站在跑道边上,目光跟着那条马尾辫一圈一圈地转。跑到最后一百米的时候,许珊珊突然加速,连超了两个人,冲过终点线时拿了第二名。
杨晓东迎上去递给她毛巾和水,她弯着腰喘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身来,脸上全是汗,但眼睛亮得惊人。她去年拿了第三,今年是第二。
“明年中考体育,你准备报什么?”她把毛巾挂在脖子上,拧开水瓶灌了几口。
“篮球。”
“那我也报篮球。”
杨晓东愣了一下:“你八百米跑这么好,为什么不报田径?”
“报篮球可以跟你一起训练,”她说,“而且篮球考试比八百米有意思。投篮、运球、三步上篮,比闷头跑圈好玩多了。”她把水瓶放下,拿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耳朵尖是红的。不知道是跑八百米热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运动会进行到下午,压轴项目男子一千五百米开始了。发令枪响的时候,整个操场都沸腾了——这是凤里中□□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跑道边上围满了人,加油声、尖叫声混在一起,几乎盖过了广播的声音。初三(五)班的一个瘦高个一马当先,从第一圈就开始领先,步伐大而轻盈。后面的人紧追不舍,跑到第三圈时第一集团只剩下三个人,并排跑在弯道上,竞争激烈得让围观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
杨晓东站在跑道边上,看着那些在夕阳下奔跑的身影。他们的腿在跑道上交替迈动,每一步都稳健有力,汗水从额头上甩出去,在空中划出透明的弧线。他的左手不自觉地从裤兜里伸出来,捏成了拳头。不是嫉妒,是一种更深的东西——渴望。他也想在跑道上那样跑,用尽全力,毫无保留。他也想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弯下腰喘着气,然后直起身来,看到她在人群里对他笑。
最后冲刺的时候,整个操场都在吼。初三(五)班那个瘦高个以领先第二名二十米的优势冲过终点,瘫在地上望着天空大口喘气,脸上却挂着笑。杨晓东站在人群外,右手按着自己的左腿膝盖。膝盖在隐隐作痛——不是真的疼,是记忆性的。身体记住了那些被踩在地上、被踹在膝盖上的瞬间,在某些画面出现的时候会自动发出警告。他把手从膝盖上移开,垂在身体一侧。
“明年。”他自言自语,声音被周围的欢呼声盖住了。
但许珊姗听到了。她站在他旁边,没有转头看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嗯。明年。”
运动会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杨晓东又去找了黄师傅。他把一千五百米比赛的事说了,黄师傅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他膝盖最近怎么样。
“阴天下雨会酸,站久了膝盖后面那根筋扯着疼,跑步的时候左腿蹬地力量还是不够。”杨晓东如实说。
黄师傅点点头,从墙上取下一本翻烂了的田径训练手册。纸页泛黄,书脊裂了又用透明胶粘过,封面上的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他翻到折了角的一页,指着上面一段被红笔画了好几道线的文字,说了一个让杨晓东意外的判断:“你现在的问题不是腿。你能爬坡、能投篮、能跳远,这些动作对膝盖的冲击不比一千五百米小。你跑不了长跑,是因为你不相信自己能跑。”
他让杨晓东站起来,在院子里跑了五十米。跑完之后他指着杨晓东的左脚说:“你每一步落地都在犹豫,膝盖不敢完全伸直。不是因为伸不直,是脑子不让它伸直。受过伤的地方有记忆,那个记忆告诉你‘这里会疼’。但没有伤的地方也有记忆,那个地方告诉你‘你能跑’。你要做的不是证明给谁看——就是给自己看。”
杨晓东站在黄师傅家的院子里,看着那棵歪脖子枣树。十一月的风把光秃秃的树枝吹得轻轻摇晃,阳光透过枝丫洒在他身上,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
“从明天开始,”他说,“每天在坡上多跑一段。”
“不要急。”黄师傅把田径手册放回墙上,“一步一个脚印。先把膝盖周围的小肌肉群练起来,再来找我谈一千五百米。”
杨晓东骑上车回家,一路上脑子里反复回放运动会上的画面——那些在跑道上飞奔的身影,那种跑完之后躺在草地上大口喘气却笑得开心的脸。他没有嫉妒,也没有自怜。他只是很平静地想了想:距离中考还有七个月。这七个月,他要把自己练到能跑完一千五百米。
期中考试在十一月中旬。快班的竞争比月考时更激烈了,每个人都在拼命往前挤。教室里午休时间几乎没人休息,全在刷题。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成堆的卷子上,反射出一片晃眼的白。许珊珊注意到杨晓东每天中午都在做数学卷子,做完一张又一张。他说数学是他的短板,短到不能再短的那种。“我的语文英语能跟别人拉平,物理化学勉强跟得上,只有数学,随时可能掉下去。”
他的左手压在草稿纸上,纸被压得有些皱了。以前他需要用右手按住左手才能不让纸飞起来,现在左手虽然还有些抖,但已经能压住纸了。许珊珊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一道自己总结的“二次函数易错题型归纳”夹在了他的数学书里。
期中成绩出来那天,孙老师站在讲台上念年级排名。念到前二十的时候,许珊珊的名字出现了——年级第十七。念到中间段的时候,杨晓东的名字出现了——年级第四十一名。比上次月考前进了一名。
进步一名不算什么。但对杨晓东来说,前进一名意味着他没有掉下去。他在快班里多站了一轮。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往前冲的战场上,他能不被甩下去,就已经是拼尽全力的结果了。他低头看着成绩单上数学那一栏——七十九分。比上次月考多了三分。分数还是不高,但每一分背后都是厚厚一沓写满了草稿的卷子。
许珊珊转头往后看。杨晓东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往笔记本上抄什么。大概是成绩分析——他每科考完都会做一次复盘,错题抄下来分析原因。初二的笔记是许珊珊帮他记的,初三的笔记,他自己记。
他抬起头,正好对上她的目光。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里没有得意,也没有自卑,只有一种平静的、沉甸甸的踏实感。许珊珊也笑了。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隔了几排座位对视了一秒,然后各自低下头继续学习。窗外起风了,十一月的风吹过凤里镇空旷的田野,带来初冬泥土被翻耕后的气息。
十一月下旬,天气转冷。凤里镇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学生们在校服外面套上了羽绒服,一个个裹得像粽子一样在走廊里匆匆走过。教室的窗户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雾,有人用手指在上面画了一只猪,被人擦掉之后又画了一颗心。
就是在这样一个呵气成雾的早晨,杨晓东在校门口遇到了一个人。
他刚从土坡那边回来——每天早上六点爬坡十五趟,雷打不动,哪怕最近降温到零下,坡面上的碎石子上结了一层薄霜,踩上去直打滑——骑到校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站在樟树下。那人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领口竖得高高的,低着头,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头发比以前更长了,遮住了大半张脸,但那个身形——宽肩厚背,即使瘦了很多还是比别人大一圈——杨晓东不会认错。
王岩达。
他站在樟树的阴影里,好像在等人,又好像只是路过顺便站一会儿。看到杨晓东骑过来,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转身就要走。
“别走。”杨晓东把自行车停好,朝那棵樟树走过去。树上的叶子快掉光了,只剩几片枯黄的残叶在枝头瑟瑟发抖。他走到离王岩达两三米远的地方停下来。
王岩达的脸从头发缝里露出来。他比去年更瘦了,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下巴上冒着青灰色的胡茬。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有一道还在往外渗血丝。他站在樟树下,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先是插在口袋里,又拿出来垂在身体两侧,最后又插回去,像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在别人面前站着的人。
“我不是来找事的。”王岩达先开口了,声音沙哑,“我就是……路过。”
“每天早上六点路过学校门口?”
王岩达沉默了。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过了很久,他才从嗓子里挤出一句话:“下个月我要走了。去南方打工。我爸托人找了个电子厂的活,在东莞。”
杨晓东没有接话,等着他继续说。
“走之前……想来看看。”王岩达的目光越过杨晓东的肩头,看着校门口那两排樟树,看着操场上正在晨跑的学生们。“我在这学校只待了一年半,也不算什么好学生。但有时候半夜睡不着,还是会想起来。想起在操场上跑圈,想起食堂里的包子比馒头好吃,想起——”他没说完。后面的话被他咽回去了。但杨晓东知道他想说什么。
“你还记得你在天台上打我的时候吗?”杨晓东的语气很平静。
王岩达的身体僵了一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手指上有冻裂的口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渍——大概是猪肉铺的活留下的。
“记得。”
“你说‘我最讨厌你这种人’。我一直想问你,我这种人是哪种人?”
王岩达沉默了很长时间。早自习的预备铃响了,尖锐的铃声从教学楼那边传过来。学生们加快脚步往教室里跑,校门口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站在樟树下。
“不认命的人。”王岩达终于开口了,“我打你的时候,你蜷在地上,脸上全是血,肋骨断了三根。但你抬头看我的那一眼,跟所有人都不一样。不是求饶,不是害怕,是——”他顿了顿,好像在找一个合适的词,“是‘你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你打断不了我’。那时候我最恨你这一点。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这种东西。”
他说完这句话,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从工装外套的内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透过半透明的塑料,能看到里面装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这是我杀猪攒的钱。不多,一千二。我知道不够医药费,就是——”他把塑料袋放在旁边的自行车后座上,往后退了两步,像是在放下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但你不一样。”
杨晓东没有看那个塑料袋。他看着王岩达,看着这个曾经把他踩在地上、打断他三根肋骨的少年。他想起去年在菜市场猪肉铺里,王岩达低着头说“我爸打我的时候,脸上也是空的,后来我学会了那个表情,对着别人用”。那时候他明白了一些事情,现在他又明白了一些——每个人都在用自己学会的方式活着。王岩达学会了用拳头,因为他从来没见过别的方式。现在他想学别的方式,但已经太晚了。
“钱拿走。”杨晓东说。
王岩达没有动。
“把钱拿走,去东莞好好打工。”杨晓东把塑料袋拿起来,塞回王岩达手里,“别让这钱白攒了。一千二够你买一张去东莞的火车票,再租一个月的房子。剩下的买几件衣服,别穿这么少。”
王岩达低头看着手里那个皱巴巴的塑料袋,下巴在发抖。那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是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被人当成人对待的人,忽然发现站在他对面的人并没有把他当成禽兽。
杨晓东从他身边走过去,往校门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到了东莞以后,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原谅你,就好好活着。别打架,别惹事,别变成你爸那样的人。”
然后他走进校门,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身后没有脚步声追上来,只有风穿过樟树枝丫的空旷回响。他看了看天,冬日的阳光薄薄地洒下来,照在教学楼的玻璃窗上,反射出一片柔和的金色。
周末下午,篮球兴趣课的训练结束后,杨晓东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体育馆里。队友们都走了,马老师也锁了器材室的门。地板上还有没擦干的汗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运动鞋橡胶底摩擦地板的独特味道。他坐在长椅上,把左腿伸直,用手按摩膝盖。膝盖有些红肿,是今天反复练三步上篮时左腿起跳落地冲击造成的。他从书包里掏出许珊珊给他带的云南白药喷雾,摇了摇,喷在膝盖上,冰凉的药雾接触到皮肤时膝盖本能地抖了一下。
许珊姗推门进来——她忘了带水杯,回来拿的时候才看到他还坐在那里——在他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来,看了一眼他红肿的膝盖:“冰敷了没有?”
“回去再敷。”
“你现在就敷。我杯子里有凉水。”
她把水杯拧开,把凉水倒在毛巾上,叠好敷在他膝盖上。凉意透过皮肤渗进去,杨晓东轻轻吸了一口气。她抬起头看着他,问他在想什么。
“在想王岩达。”
“他最近又来找你了?”
“运动会之后在校门口见过一次。他说要去南方打工。”杨晓东把毛巾按住,感受着膝盖在凉意中慢慢平复,“他留了一千二百块钱,我没要。我让他把钱带走,去东莞好好过日子。”
许珊姗沉默了一会儿。她想起去年秋天在铁栅栏外面看到王岩达时的那个眼神——不是恨,也不是悔恨,是迷茫。一个从小被父亲打到麻木、学会了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在看到杨晓东重新站起来之后,第一次对自己的活法产生了怀疑。
“你说,”她轻声说,“他会变吗?”
“不知道。”杨晓东把毛巾翻了个面重新敷上,“但我希望他能变。不是为他,是为下一个像我一样的人。”
体育馆里很安静。夕阳从高处的窗户斜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锃亮的木地板上,拉得很长很长。许珊姗看着他的侧脸,想起黄师傅说的那句话——“不要把眼睛盯着那些打你的人,你越盯着他们,他们就越是你生命里重要的人。你要看的是你自己脚下的路。”杨晓东正在看自己脚下的路。那条路上有数学卷子、有云南白药、有爬不完的坡和投不完的篮,还有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留下的一声对不起。他捡起了那声对不起,然后继续往前走。
“下周体育课要测八百米。”许珊姗忽然换了个话题。
“嗯。”
“你能跑吗?”
杨晓东把毛巾从膝盖上拿开,试着活动了一下左腿。膝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咯嘣响,但疼痛已经消退了不少。他站起来,在原地跳了两下。落地的时候左腿晃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
“能跑。跑不快而已。”
十二月,初三上学期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期末考试被称作“第一次模拟中考”——成绩直接决定了能不能留在快班。教室里堆满了卷子和练习册,课桌上垒起的书墙高得能遮住半张脸。连周明都收了嬉皮笑脸,每天抱着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虽然念着念着就走神画起了火柴人,然后被他们班主任从背后敲了一记课本。
十二月中旬,体育课进行了八百米测试。马老师把所有男生分成四组。杨晓东站在第三组的起跑线上,左腿在后,右腿在前,蹲踞式起跑姿势标准得让马老师多看了他一眼。发令哨响的时候,他冲了出去。没有很快,但很稳。前四百米他一直保持在队伍中段,呼吸平稳,步伐节奏均匀。跑到五百米的时候,左腿膝盖像有针在里面扎,他稍微调整了一下落地姿势——脚尖着地改成了全脚掌,缓冲膝盖的冲击。
跑到最后一百米的时候,他的左腿已经在剧烈地抗议了,每一步都像在淤泥里拔腿。后面有两个人超过了他,但他没有停下来走,速度慢了一些但脚步始终保持着跑的节奏。冲过终点线的时候,马老师按下秒表,低头看了看数字。
“四分三十秒。达标。”
杨晓东弯着腰大口喘气,左腿膝盖在火辣辣地疼。但这种疼和一年前从康复医院出来时那种无力感完全不同——现在的疼是肌肉在生长、关节在适应的疼,是他用每一个清晨的爬坡换来的疼。许珊姗站在跑道边上,手里拿着他的水杯。她没有像上次那样激动到掐自己的掌心,只是在他接过水杯的时候,轻轻说了一句“膝盖回去冰敷”。
他拧开杯盖喝水,隔着杯口看了她一眼。她的马尾辫被风吹得有些散,几缕碎发贴在额角上,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但他知道她一定把他每一圈的配速都记在心里了,就像她以前在笔记本上记录他每一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一样——四分三十秒,这是他用一条永远不会完全恢复的腿跑出来的第一个官方成绩。
“四分三十,”他说,“明年一千五百米体考达标线是五分三十秒。我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期末考试前一周,整个快班几乎变成了不夜城。晚自习结束后,教室里还有一半人在做题。孙老师不得不每晚来教室赶人,说“再不走宿舍要锁门了”。周明几乎每晚都从隔壁教室溜过来,名义上是找杨晓东一起复习数学,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在吐槽:“你们班的数学卷子怎么比我们班的还变态?这道题——已知抛物线经过三个点,求解析式——这已经是今天第八道二次函数了。二次函数是不是跟出题老师有亲戚关系?”
他吐槽完还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做题,做完之后跟杨晓东对答案。两个人经常做出不同的结果,然后互相对视一眼,同时说“肯定是你错了”,最后翻开答案发现两个人都错了。许珊姗在旁边头也不抬,只是默默把正确解法写在纸条上推过来。
期末考试前夜,杨晓东在家里复习到凌晨一点。他妈妈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灯还亮着,推门进来,把一件新织好的毛背心放在床上。深灰色的,针脚细密,领口收得很好。去年那件灰色毛衣已经短了,这件新的是按照他现在的尺寸织的。她没说“早点睡”,只是说“明天早上给你煮两个鸡蛋,一根油条,凑个一百分”。杨晓东说妈,满分是一百二,不是一百。她说那就再加两个包子。
杨晓东笑了。他妈妈也笑了。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她这样笑了——不是那种苦苦的、勉强的笑,而是一种轻松的、发自内心的笑。他爸不打人了,也不喝酒了,每天去工地扛水泥,晚上回来吃她做的饭。日子还是不宽裕,但至少不再让她时刻绷紧神经、提心吊胆。这个家,经过了一场差点毁灭它的风暴之后,正在慢慢地拼回原来的形状。
期末考试三天。考完最后一门化学,初三上学期的鏖战正式结束。杨晓东从考场出来,看到周明坐在走廊地上靠着墙,两眼放空,嘴里念念有词。走近了才听清他在念叨:“完了完了,最后一道化学方程式配平配错了,差一个氧原子,四分没了,四分啊苍天……”
许珊姗从隔壁考场出来,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杨晓东问她化学最后一道配平题配出来是多少,她说了一个答案。周明听了更加绝望地瘫倒在地:“就我一个人配错了!全年级就我一个人配错了!”
杨晓东伸手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说成绩还没出来别自己吓自己。周明被他拽着站起来,左腿的膝盖在用力时轻轻响了一声,他没有任何反应,继续往前走。那个膝盖每天都在响——爬坡的时候、投篮落地的时候、站久了站起来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身体里一个勤勤恳恳的预报员,提醒他天气要变了、运动量太大了、该冰敷了。他已经学会了和它相处。
成绩公布那天,凤里镇又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的,把整个镇子裹成一片素白。教学楼的走廊里挤满了看成绩的人,有人从人群里挤出来,脸上挂满了复杂而微妙的兴奋或失落。
许珊姗先挤进去看了成绩。她考了年级第十五名,稳在快班前列。但她的目光没有在自己的名字上多停——她往下翻,翻到第四十名的时候停住了。杨晓东,年级第四十名。比期中又前进了一名。
她从人群里挤出来,在校门口找到了他。他正站在樟树下看着雪,肩膀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色。她走过去,把成绩单展开给他看。
“第四十名,”她说,“比期中又前进了一名。”
杨晓东低头看着成绩单上自己的名字。初三(一)班,杨晓东,年级排名第四十。数学八十三分,比期中多了四分。语文和英语稳定,物理化学略有进步。他看着那个数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成绩单折好放进口袋里,抬头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初一的时候,我的成绩是倒数。初二上学期我在医院里,什么课都没上。初二下学期我回来,期末考了年级第五十五名。初三上学期期中,第四十一名。现在,第四十名。”
他转头看着她,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融成了小小的水珠。
“每次前进一点点。一步一个脚印。”
“不用急,”许珊姗说,“还有初三下学期一整学期。中考才是见真章的时候。按你现在的进步速度,到中考的时候——”她没有说完,但她嘴角的笑容已经把后面的话全说了。
放寒假了。凤里镇进入了最冷的时节。土坡上的碎石被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硌得脚底生疼。坡面北侧的积雪一冬不化,被踩实了变成一层灰黑色的薄冰,走上去直打滑。每天早上六点,天还没亮,东边天空刚泛出一线灰蒙蒙的微光,杨晓东准时出现在坡底。许珊姗也准时骑着自行车出现在他家门口,车筐里装着两个保温杯,围巾从下巴一直裹到耳根,只露出两只眼睛,呼出的白雾在睫毛上结了霜。
爬坡的趟数从十五趟加到了二十趟,然后加到了二十五趟。每趟走到坡顶之后他会慢跑下坡,然后再走上去。许珊姗手里那个笔记本已经用掉了大半本——正字画满了一页又一页,日期从十二月一直延续到一月、二月,每一页最下面都用红笔写着当天的天气和杨晓东的状态。
“1月15日,晴,膝盖无疼痛,速度比上周快了十秒。”
“1月28日,小雪,路面湿滑,减为十五趟。左脚踝轻微不适,冰敷后缓解。”
“2月3日,大风,极冷,坚持二十趟。他说‘左腿没抖’。”
过年前一天,杨晓东在坡上做了一个决定。他对许珊姗说:“我想试试跑完一整个上坡。”
“从坡底到坡顶?”
“嗯。”
他把外套脱下来搭在路边的石头上。寒风刺骨,他身上只穿了一件他妈织的灰色毛背心,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他没有犹豫。他站在坡底,深吸一口气。冰凉的空气灌进肺里,像喝了一口冰水。然后他跑了出去。不是快跑,是慢跑。左腿蹬地的时候膝盖还是有些不稳,上坡的斜度对膝盖的冲击比平地更大。但他没有停。跑到一半的时候左腿开始发抖,膝盖发出了咯嘣咯嘣的响声,他咬着牙继续往上跑。最后几米,他的速度已经慢到几乎和走路差不多,但他没有换回走路的姿势——脚步始终保持着跑的节奏,左腿始终在蹬地。
跑到坡顶的时候,他弯下腰大口喘气。白雾从他嘴里一团一团地喷出来,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去。他的左腿在剧烈颤抖,膝盖疼得像有人拿针在扎。但他站在坡顶看着底下那条他走了无数次的土路,笑了。
“跑上来了,”他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我可以跑上来了。”
许珊姗站在坡底仰头看着他。他站在坡顶,身后是冬日早晨灰白色的天空,风吹起他额前的头发,露出被汗水浸湿的额头。她忽然想起去年在康复医院的走廊里,他扶着床头柜站起来的那一刻——左腿抖得像筛糠,但他站起来了。现在他不光站起来了,他跑上了一个五十米的土坡。
“下来吧,今天过年。”她喊。
他沿着坡道跑下来,下坡时左腿落地不太稳差点摔倒,但踉跄了两步又稳住了。许珊姗从车筐里拿出保温杯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大口,然后看着坡道上的雪痕——他从坡顶跑下来的时候左脚在地上拖出了一条长长的印子,歪歪扭扭的,但贯穿了整个坡面。那是他的腿在这条坡上留下的最长的痕迹。
“再有三个月,”他说,“中考体育之前,我要跑完一千五百米。”
大年三十,凤里镇鞭炮声响了一整夜。杨晓东家里难得有了一点过年的气氛。他爸大年三十下午才从工地回来,工装外套上全是水泥灰。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才推门进来,看到杨晓东坐在客厅里帮妈妈包饺子,愣了一下。他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家里看到这幅画面了——灶台上冒着热气,案板上码着整整齐齐的饺子,电视机开着但没人看,里面在播春晚前的预热节目,声音调得很小。
杨晓东抬头看了他一眼,指了指桌上的饺子馅。他爸在门口站了好几秒,然后脱了外套,去厨房洗了手,在旁边坐下来。他不会包饺子,手指粗得像胡萝卜,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的,有几个还露了馅。但他没有停下来,把露馅的放到自己碗里,重新拿了一张皮继续包。杨晓东教他怎么捏褶子,他学得很认真,舌头不自觉地伸出来舔着嘴角,像在学一门新手艺。
杨晓东看着他那双粗糙的手笨拙地捏着饺子皮,忽然想起初一那年冬天——他爸喝醉了酒把饭桌掀了,饺子滚了一地,他妈跪在地上一个一个捡起来,边捡边哭。他记得自己蜷缩在门后面,看着他妈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地上的饺子上。那个画面曾经是他关于这个家最深刻的记忆。现在他爸坐在这里,笨手笨脚地包饺子,额头上沾了一小片面粉,问他褶子是不是这么捏的。
“太厚了,”杨晓东说,“煮的时候会散。”
他爸把饺子皮重新摊开,重新捏,这次捏得更慢了。他看着他爸那双粗大的手——手指上全是干活留下的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的水泥灰洗了三遍也没完全洗掉。这双手以前只会拿酒瓶子和打人,现在在学怎么包饺子。
初六那天,周明来家里串门,带了一兜子橘子和他妈炸的麻花。进门先给杨晓东爸妈拜了个年,嘴上跟抹了蜜似的,把杨晓东妈妈哄得眉开眼笑,连他爸都难得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就拉着杨晓东去了他房间,关上门,从书包里掏出一沓卷子——是他从各班搜刮来的期末真题,语数英物化每科一套,说这是他爸托人从县城中学弄来的,做完了中考至少多考十分。
“你爸?”杨晓东接过卷子,有些意外。
“嗯。”周明推了推眼镜,“我爸说了,虽然他自己没读过几年书,但他儿子不能跟他一样在工地上开一辈子搅拌机。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县城中学有内部模拟卷,就托工地上认识的人帮忙弄了一套。还挺难搞的,人家学校不对外公开的,他跑了三趟才拿到。”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一些:“我以前总觉得他不关心我学习,只知道问我考了多少分。考不好就打我手板。但这次他给我卷子的时候说,‘爸不懂这些,你自己看’。我才知道他一直在想办法。”
杨晓东翻着手里那沓还带着油墨味的卷子,忽然想起自己书包最里层那三张纸条。第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第二张写着“谢谢你”,第三张写着“对不起”。有些父亲会在深夜偷偷去医院交钱,有些父亲会托人搞来县城中学的内部卷子,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告诉儿子——我在乎你。他用卷子在周明肩膀上拍了一下:“那还等什么,开做。”
二月底,新学期的第一节体育课。马老师吹着哨子让大家集合,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这学期体育课的教学计划。他翻到其中一页,用粗粗的手指指着表格上的一行字——男子一千五百米跑。
“这学期每个人都要参加一千五百米测试。计入中考体育平时成绩。不管你是报田径还是报篮球,一千五百米是必考项目。跑不到标,平时分就扣光。”
队伍里响起一阵哀嚎。有人小声说一千五百米会跑断气,有人说宁愿多做一百道二次函数。杨晓东站在队伍中间没有说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腿——膝盖上的旧疤痕在运动裤下若隐若现,那道疤已经变成了淡粉色,和周围的皮肤几乎融为一体。
他想起初二那年运动会上站在跑道边看的画面——那些在夕阳下奔跑的身影,那种冲过终点线时大口喘气却笑得开心的脸。那是他经历过的千锤百炼中,最后一道门槛。他把手从膝盖上移开,站直了身体。前面的同学还在叽叽喳喳地抱怨,马老师的哨子又响了,喊着绕操场跑两圈热身。杨晓东跟着队伍跑起来,左脚蹬地,膝盖微屈,身体微微往左偏。他知道自己跑得不快,但他在跑。用自己的腿在跑。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