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里没有晚风》美女邱莹莹

6、第 6 章 第五章

　　第五章

　　十二月，凤里镇下了一场大雪。好几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雪花从傍晚开始飘，先是细细碎碎的，后来变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地往下落。一夜之间，整个镇子都被埋进了白色里。屋顶、树杈、围墙、煤渣跑道，全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校门口那两排樟树的枝丫被压弯了腰，偶尔有雪块从叶子上滑下来，噗地砸在地上，碎成一地银粉。

　　周明说这雪是专门为了期末考试下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不想复习。

　　“这叫天时，”他坐在食堂的塑料椅子上，一边扒饭一边振振有词，“天时要你休息，你偏要复习，这叫逆天而行。逆天而行的人考试都会考砸。”

　　“那你上次期中考试也没下雪，你不也考砸了？”许珊珊头也不抬地说。

　　“那不一样。上次是我自己不想考好，这次是老天不想让我考好。性质不同。”

　　杨晓东在旁边默默地吃饭，嘴角翘着，不说话。周明这个人有一种天赋，就是不管什么话题都能扯出一套歪理来，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让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反驳的角度。杨晓东很喜欢这种氛围——食堂里闹哄哄的，面前是热气腾腾的饭菜，旁边是周明永远停不下来的嘴，对面是许珊珊偶尔翻上来的白眼。这些画面是他去年在医院里躺着的那些漫长日夜，最想念的东西。

　　期末考试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周如期而至。雪一直没化，考场里冷得要命，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花。监考老师让大家把门窗都关紧，但冷风还是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后排的人缩着脖子直哆嗦。许珊珊坐在靠窗的位置答题，写了几个字就要把手缩回来哈一口气，再继续写。她的手指冻得通红，但字迹依然很工整，一笔一划的，跟她给杨晓东记笔记时的字迹一模一样。

　　三天考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最后一门英语结束的时候，周明从考场里冲出来，把书包往天上一扔，大吼了一声“自由了——”。书包落下来砸在他自己头上，他捂着头蹲在地上，旁边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

　　杨晓东站在走廊里，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和操场上打雪仗的人群，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去年这个时候，他刚出院。连路都走不稳，说话还磕巴，每天缩在家里那间小房间里，对着许珊珊给他记的笔记本发呆。那时候他觉得，能重新坐在教室里参加期末考试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而现在，他刚刚考完了最后一门。数学后面的大题他全部做完了，虽然不确定对不对，但他做完了。

　　“发什么呆呢？”

　　许珊珊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围着一条浅灰色的围巾，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被冷风吹得有些发红，但依然亮亮的。

　　“考得怎么样？”她问。

　　“数学有点难。最后那道函数题——”

　　“那道题有三问，第一问是送分题，第二问稍微拐了个弯，第三问超纲了，不会做也正常。”许珊珊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嘴来，“郑老师出题就喜欢夹一道超纲的。不过你只要前面两问做对了，这题就能拿大部分分。”

　　杨晓东看着她，忽然笑了。

　　“你笑什么？”

　　“你刚才那段话，跟我笔记本上你的批注一模一样。‘超纲’、‘送分题’、‘拐了个弯’，连用词都一样。”

　　许珊珊愣了一下，然后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重新遮住了半张脸。围巾遮不住的地方，耳尖微微泛红。“那是因为你数学实在太差了，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懂。”

　　“嗯，我知道。”杨晓东靠在走廊的柱子上，看着雪地里周明被一群人按在地上往领口里塞雪的惨状，嘴角弯着，“所以我每一句都记住了。”

　　成绩单在放假前最后一天发下来了。教室里一片哀嚎和欢呼的混合声响，有人把成绩单揉成纸团扔进垃圾桶，有人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书包最里层。周明数学又挂了，但是他语文考了全班第三，刘建国在班上点名表扬了他。周明坐在座位上挺着胸脯，推了推眼镜，脸上写满了“看到没有我是语文天才”的得意。

　　许珊珊考了全班第八，比期中进步了三个名次。她看到成绩单的时候，先看了一眼自己的排名，然后迅速往后翻，一直翻到第二十五名。

　　杨晓东。第二十五名。全班四十八个人，他排在正中间。

　　她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好几秒。然后抬起头，目光穿过教室里攒动的人头，往后排看去。杨晓东正低着头看成绩单，表情很平静。不是那种不在乎的平静，而是一种——她知道他一定在心里默默复盘每一科的得失。大概是在想数学那道超纲题如果再做一遍会不会有不同解法，或者是英语阅读理解的某个长难句。

　　他抬起头，正好对上她的目光。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比去年任何一次都要舒展。

　　许珊珊转过头去，把成绩单收进书包里。她的心跳有点快，但嘴角翘着，翘得比任何时候都高。全班第八和第二十五名，中间隔了十六个人。但这十六个人的距离，比起去年他在重症监护室里、她在走廊长椅上那个距离来说，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

　　寒假开始了。

　　凤里镇的冬天像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灰蒙蒙的天，光秃秃的树，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赶路，早点铺子的蒸笼冒着白汽，路边的积雪被踩成了灰黑色的泥浆。杨晓东每天早上去镇上的公共图书馆看书，图书馆不大，只有一间阅览室，书架上的书大多是旧书，纸页泛黄，带着一股霉味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但他喜欢这里。安静，暖气足，而且没有人会用奇怪的眼神看他走路。

　　开学前一周，杨晓东忽然对许珊珊说他想去看一个人。

　　“谁？”

　　“黄师傅。”

　　许珊珊愣了一下：“谁是黄师傅？”

　　“教体育的黄师傅，上学期因为生病提前退休的那个。教我们广播体操的。”杨晓东看着窗外，雪后的阳光照在残雪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白光，“我想问他一些事。”

　　“你跟他很熟吗？”

　　“不熟。但他教了一辈子体育，一定见过很多崴了脚、断了腿的学生。”杨晓东的声音很平淡，“我想问问他，那些瘸了腿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许珊姗沉默片刻，然后说：“我陪你去。”

　　黄师傅住在镇子最西边的一排平房里。房子很旧，青砖墙，灰瓦顶，门口堆着一些劈好的木柴和一个生锈的煤炉。门框上贴的春联已经褪色了，只剩下“健康”两个字还依稀可辨。许珊珊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一看就是以前当老师时发的，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洗得很干净。

　　黄师傅比他们想象中要老。不是那种病恹恹的衰老，而是一种被岁月和职业病同时打磨过的沧桑。他的背微微佝偻着，手指关节粗大变形，走起路来膝盖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光——那是一种看了几十年操场上的奔跑和跳跃之后，眼睛里才会沉淀下来的光。

　　“杨晓东，”他念着这个名字，把两人让进屋里，指了指沙发让他们坐，自己去倒水，“我记得你。上学期刘建国跟我提过，说有一个学生因为受伤不能上体育课。是你吧？”

　　“是我。”

　　黄师傅端着两个搪瓷杯走过来，一杯给杨晓东，一杯给许珊珊。搪瓷杯上印着“凤里中学 1992年运动会纪念”的字样，杯口的搪瓷磕掉了一小块，露出里面黑色的铁。他在他们对面的藤椅上坐下来，拿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抬眼看着杨晓东。

　　“说吧。你来找我这个退休老头子，肯定不是为了拜年。”

　　杨晓东握着手里的搪瓷杯，杯壁的温度透过手套传到他掌心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窗外传来邻居家剁饺子馅的声音，咚咚咚的，有节奏地敲着。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受过伤的腿，还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

　　黄师傅没有马上回答。他把搪瓷杯放在桌上，十指交叉搁在膝盖上，打量着杨晓东的左腿。那种目光不是医生看病人的目光，也不是老师看学生的目光。是一个跟操场和跑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还藏着未烧尽的燃料时的目光。

　　“你把裤腿卷起来让我看看。”

　　杨晓东弯下腰，把左腿的裤管卷到膝盖以上。他的小腿比右腿细了一圈，肌肉萎缩的痕迹还在。膝盖上有一道淡淡的白色疤痕，是去年手术留下的。黄师傅从藤椅上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弯下腰，用手轻轻按了按他的膝盖和小腿。

　　“疼不疼？”

　　“不疼。站久了会酸，膝盖有时候会发软。”

　　“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左脚比右脚慢半拍？”

　　“是。”

　　黄师傅直起腰，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看着窗外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枣树的枝丫上落着残雪，在阳光下慢慢融化，水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1994年，我带过一个学生。”黄师傅的声音变得缓慢，像是在翻开一本很久没碰过的相册，“那孩子跑四百米的，成绩特别好，县里比赛拿过两次第一。初三那年出了车祸，左腿胫骨骨折，做了两次手术。所有人都说他这辈子不能再跑步了。”

　　“后来呢？”

　　“后来他考上了师范，当了体育老师。现在在隔壁县的中学教田径队。”

　　黄师傅转过身来，看着杨晓东。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沉很稳的东西。

　　“他走路的时候左脚也会拖一点。但他带的田径队，去年在县运会上拿了两块金牌。我讲这个不是安慰你。你的腿确实不会百分之百恢复。以后走路还是能看出来，站久了还是会抖。但你来找我，你问的是‘能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而不是‘还能不能跑步’——这说明你不是来求安慰的，你是来找方法的。”

　　杨晓东攥紧了搪瓷杯。杯里的水已经凉了，但他没有喝。

　　“那我该怎么做？”

　　“你家附近有没有坡？”

　　“有。屋后面就有一个，运砖头的土坡。”

　　“好。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爬那个坡。慢走上去，再慢走下来。每天十趟。不要跑，不要跳，就是走。上坡的时候重心放在后脚，下坡的时候膝盖微屈。这样练三个月，你腿上的肌肉会慢慢长回来。”黄师傅顿了顿，“但你会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因为你会每天看到那个坡，每天看到自己走得比别人慢，每天看到自己走完十趟膝盖还是发抖。如果你能扛得住这个‘累’，三个月以后你再来找我。”

　　杨晓东把搪瓷杯放在桌上。杯底碰到玻璃台面，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

　　“谢谢黄师傅。”

　　“不用谢我。”黄师傅摆摆手，“我教了一辈子体育，见过太多学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放弃了运动。骨折的、崴脚的、生病的、怕吃苦的。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因为一个跟你一样大的孩子把你踩在地上，踩断了好几根骨头。你能重新站起来就已经赢了第一步。接下来每一步都是赚的。”

　　许珊姗一直站在门口没有说话。她看着杨晓东向黄师傅鞠躬告别的背影，看着他左腿微微拖拽地跨过门槛。阳光照在院子里的残雪上，她忽然觉得这个冬天好像没有那么冷了。

　　从黄师傅家出来，走在回去的路上，许珊姗忽然开口了：“你是打算让自己彻底好起来。”

　　“不是彻底，”杨晓东说，“是好到能跟所有人一样跑八百米。”

　　“然后呢？”

　　“然后中考的时候报体育特长生。”

　　许珊姗的脚步停了一下，又跟上了。她没有问“为什么”，因为她已经明白了。去年王岩达在废弃厂房里踩着他的背，把他的肋骨一根一根踩断，把他的脑袋踩出血块。那些拳脚带走的不只是他的健康，还带走了一种东西——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感。那种“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的感觉。现在，他要把那种感觉抢回来。不是因为恨王岩达，而是因为他再也不想让任何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随便被踩在地上的人。

　　“每天六点，我去叫你。”许珊姗说，语气平淡得好像在说“明天食堂有红烧肉”。

　　“你起得来？”

　　“你不是说我笔记记得好吗？早起跟记笔记一样，习惯了就好。”

　　杨晓东转头看着她。她正低头踢着路边的小石子，围巾遮住了大半张脸，看不出表情。但她耳尖是红的。那不是被冷风吹的红色，是另一种温度。

　　第二天清晨六点，天还没全亮。东边的天空刚泛出一线鱼肚白，凤里镇还在沉睡中，空气冷得能呵出白雾。许珊姗骑着自行车到了杨晓东家门口，车筐里放着两个保温杯——一个是给他准备的温水，另一个是她自己的。

　　杨晓东已经在门口等她了。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袄，棉袄袖子上还有他妈昨晚新缝上的补丁，领口竖得高高的，露出一小截脖子。他正在做简单的伸展运动，动作很慢，每一次弯腰都要停好几秒。做左腿拉伸的时候，他的膝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咯嘣响。

　　许珊姗把自行车靠墙放好，从车筐里拿出保温杯：“先喝水。刚起来不能马上运动。”

　　“你什么时候变成运动专家了？”

　　“昨天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运动康复的书。”许珊姗面不改色，“第一章第一节——运动前要热身，运动后要拉伸。”

　　杨晓东看着她，嘴角慢慢翘起来。他没有说什么“你不用这样”之类的话。他知道说了也没用。许珊姗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就不会半途而废。她给他记了七个月的笔记，她就能记下去；她决定每天早上六点来叫他，她就能每天早上六点出现在他家门口。这个女孩看上去瘦瘦小小的，身体里却住着一座不会倒的山。

　　“走吧。”他说。

　　屋后面的土坡不算高，大约五十米的缓坡，原来是砖窑运砖头的车道，砖窑关了就荒废了。路面坑坑洼洼的，铺着一层碎石子，两边长满了枯草。许珊姗站在坡底，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在上面写下了日期。

　　“第一趟。计时开始。”

　　杨晓东开始爬坡。上坡的时候他的姿势有些笨拙，左腿蹬地力量不足，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往右偏。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扎实——不像在医院走廊里扶着墙慢慢挪的那种小心翼翼，而是另一种走法：脚掌稳稳地踩在地面上，膝盖微屈，重心放低，像一个在学走路的婴儿，认真地感受着脚底传来的每一个反馈。头顶的树枝上挂着残雪，偶尔有麻雀扑棱棱飞过。

　　第一趟走完，他喘着粗气回到坡底。许珊姗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正”字的第一横。

　　“第二趟。”

　　他转身继续爬。第三趟走完的时候，他的左腿开始发抖了，膝盖发出咯嘣咯嘣的响声。第四趟他走了三分之二就觉得左腿发软，小腿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许珊姗从笔记本上抬起头，看到他的动作有些变形，忍不住喊了一声：“累了就休息一下，别硬撑。”

　　“还有六趟。”杨晓东头也不回地说。

　　第五趟走到一半，他的左腿终于撑不住了，膝盖一弯，整个人单膝跪在了坡道上。碎石子硌进膝盖里，隔着裤子的布料也能感觉到尖锐的刺痛。许珊姗下意识想冲上去，但她的脚刚迈出一步就停住了。他跪在那里，背对着她，大口大口地喘气。白色的水雾从他嘴里喷出来，在冬天的空气里很快消散了。

　　杨晓东感觉到膝盖上传来的刺痛。那种刺痛让他想起了去年在废弃厂房里，王岩达的脚踩在他膝盖上的感觉。水泥地冰凉刺骨，关节发出将要断裂的声响。他闭了一下眼睛，把那幅画面从脑海里赶走。然后他双手撑着地面，把身体撑起来，站直了。

　　“第五趟还没走完。”他说。声音很轻，但很稳。

　　他继续往上走。剩下的五趟，他没有再摔倒。

　　第十趟走完回到坡底的时候，杨晓东弯着腰喘了好几分钟。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淌下来，滴在脚边的碎石子上，留下小小的深色圆点。左腿在不受控制地抖动，他用手按住膝盖，感觉到肌肉在掌心下疯狂地跳动。他直起腰，看向许珊姗。她正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写字——大概是记录今天的数据。晨光落在她侧脸上，把她睫毛的影子投在颧骨上，随着她眨眼的动作轻轻晃动。

　　“几点了？”他问。

　　“七点十分。”她合上笔记本，“明天六点继续？”

　　“嗯。”

　　他们沿着土路往回走。太阳已经出来了，照着残雪和枯草，一切都亮晶晶的。

　　“你刚才摔的那一下——”许珊姗忽然说。

　　“不疼。”杨晓东打断了她。

　　许珊姗沉默了片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创可贴，递给他：“膝盖破了。我看到了。”

　　杨晓东接过创可贴，低头卷起裤腿。果然，膝盖上蹭破了一块皮，渗出了血。他把创可贴贴在伤口上，动作很熟练——去年在医院里，他每天都要在镜子前给自己换药，那些伤口比现在深得多，他也从来没叫过疼。

　　“你怎么随身带创可贴？”

　　“因为有人随时会受伤。”许珊姗的语气很平淡，好像口袋里揣着创可贴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杨晓东把裤腿放下来，抬头看着她。她站在雪地里，围巾遮着半张脸，手里抱着笔记本。雪光映着她的轮廓，像一幅没有画框的素描。

　　“谢谢你。”他说。

　　“走吧，”她转身往坡下的土路走去，“明天数学作业别忘带，我要抄你的选择题。”

　　这是她最厉害的技能——永远能在最煽情的时刻说出最煞风景的话。他知道她是故意的。他跟在后面，踩着她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嘴角一直翘着。

　　寒假在爬坡、做题和图书馆的暖气片吱吱作响中悄然过去了。

　　杨晓东每天早上六点爬那个土坡。从最开始十趟走完左腿抖得像筛糠，到后来可以走完十五趟膝盖才发酸，再到后来走完还能跑一小段。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是从每一趟摔倒又爬起来的爬坡中，是从每一个在微弱的晨光里淌下的汗水中，是从许珊姗手里笔记本上那一个又一个“正”字里慢慢累积起来的。

　　开学前一天，杨晓东又去找了黄师傅。

　　这次他是一个人去的。他没有提前打电话，直接骑着他那辆修好了刹车的自行车，骑到镇子西边那排平房。黄师傅正在院子里劈柴，看到他来了，把斧头往木桩上一剁，擦了擦汗。

　　“走几步让我看看。”

　　杨晓东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步子比两个月前稳了，左脚落地时身体还是会往左微微偏一下，但幅度小了很多。走完一圈他停下来看着黄师傅，等他开口。

　　黄师傅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杨晓东意外的话。

　　“你想不想打篮球？”

　　“篮球？”

　　“不是打比赛。就是投篮。篮球的跳跃和转身对你左腿的控制力是很好的训练。”黄师傅把劈好的柴码整齐，“不过你现在这腿，暂时还打不了。再练两个月，把左腿的肌肉再长厚实一点。到时候我教你三步上篮——左腿起跳、右手上篮。用你的左手当瞄准器，右手当枪。”

　　杨晓东看着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光秃秃的枝丫在早春的风里轻轻摇晃。两个月。去年这个时候他在康复医院里，连路都走不稳。现在他站在这里，听一个教了一辈子体育的老头跟他说“两个月以后教你三步上篮”。人生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谢谢黄师傅。两个月后我来找您。”他鞠了一躬，转身往院门口走。

　　“小子。”黄师傅在身后叫住他，“你左腿的伤，以后会疼一辈子。阴天下雨会疼，站久了会疼，老了会更疼。但我教过的崴了脚的学生都在疼，坚持下来的也在疼。区别在于——他们跑完了全程之后才喊疼。”

　　杨晓东没有回头。他把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心里，跨上自行车，骑进了早春的阳光里。

　　初二下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刘建国在班会上宣布了一个消息：初三毕业班的体育中考今年增加了篮球选项，学校决定在初二提前开设篮球兴趣课，为明年做准备。体育组给了每个班两个推荐名额，条件是体能测试达标。

　　教室里的男生们一阵骚动。篮球。这个词对于十四五岁的男生来说，比任何一门课的满分都更有诱惑力。周明在座位上激动得直拍桌子，拍完才想起来自己连运球都不会，又讪讪地把手缩了回去。

　　许珊珊回头看后排。杨晓东坐在靠窗的位置，左手压在课本下面，右手握着笔。但他的笔悬在半空中，没有写字。他看着窗外，操场上的篮球架在阳光下泛着灰白色的光泽。篮网在寒假里被风吹烂了一半，剩下的半截在风里晃荡，像一个破了的旧梦。

　　下课之后，杨晓东去了刘建国的办公室。

　　“刘老师，我想报名篮球兴趣课。”

　　刘建国从作业堆里抬起头来，推了推眼镜。他脸上的表情不是惊讶，而是一种欲言又止。这个孩子在去年秋天被抬进重症监护室，他帮他在病房外张罗住院手续，垫付医药费，亲眼看着杨晓东的妈妈跪在地上求医生“救救我儿子”。现在这个孩子站在他面前，左腿还带着轻微拖拽，说他想打篮球。

　　“晓东，”刘建国放下笔，声音比平时更温和，“篮球这个项目，对身体对抗要求比较高。你的腿——”

　　“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杨晓东说，“但我问过体育组的黄师傅，他说可以从投篮开始练。我不打比赛，不跟人冲撞，就投篮。”

　　刘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杨晓东的眼睛，那双细长的眼睛里没有冲动，没有逞强，只有一种平静的、不卑不亢的坚持。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报名表。

　　“行吧。不过有个条件——体能测试必须合格。体育老师给你做评估，他说可以就是可以，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明白吗？”

　　“明白。”

　　杨晓东拿了报名表走出办公室。走廊里阳光正好，照得地上白瓷砖明晃晃的。他低头看着手里那张纸——“凤里中学篮球兴趣课报名表”——最下面一栏是“身体状况评估”，旁边盖了一个鲜红的章：“需体检合格”。他把报名表折好，放进书包最里层。那个夹层里已经放了三张纸条：一张电话号码，一张“谢谢你”，一张“对不起”。现在多了一张报名表。它不重要，只是通往他想要抵达的某处必须穿过的一片荆棘。

　　体能测试定在三月中旬，开学第三周。

　　消息传开之后，周明第一个跑来问杨晓东是不是疯了。他站在教室走廊里，眼镜歪在鼻梁上，声音拔得老高：“你那个腿跑步都费劲，你打什么篮球？”

　　“投篮不算打篮球？”

　　“投篮当然算——不是，”周明急得挠头，“我是说，你万一摔了怎么办？你上次在坡上摔那一跤，膝盖蹭破了好大一块，我看着都疼。你忘了吗？”

　　“没忘。”杨晓东靠在走廊的柱子上，看着操场上跑来跑去的人群，“就是因为没忘，才要打。”

　　周明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到杨晓东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他认识杨晓东一年多了，见过他在食堂门口被打趴下还咬牙说“不服”，见过他在天台上被打断肋骨还不出声，见过他在康复医院的病床上连“妈妈”都叫不出来。现在这个人说要打篮球，他还能说什么？他只能推了推眼镜，嘟囔了一句“那你小心点别把腿摔断了不然我还得去医院给你送苹果”。

　　体能测试那天，天很蓝，阳光亮得晃眼。操场上集合了二十几个报名的男生，大部分是初二各班的体育尖子——有几个去年运动会拿了名次，有几个天天在操场上打野球，小腿肌肉发达得像小牛犊。杨晓东站在队伍的最后面，在这些生龙活虎的身影中，他看起来像一棵被风刮歪了又勉强直起来的小树。

　　体育老师还是马老师，脖子比脑袋还粗的那个。他吹了一声哨子，宣布体测项目：一百米跑、立定跳远、俯卧撑。每项有最低标准，三项都达标才算通过。男生们开始热身，有人在原地高抬腿，有人在压腿，运动鞋在煤渣跑道上踩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许珊珊和周明站在操场边上。林晓芳也来了，她其实不太清楚杨晓东的全部故事——她只隐约听说他上学期被人打了，在医院住了很久，具体怎么回事她没问过，也没人跟她详细说过。她只知道许珊姗要来看体测，她就跟着来了。

　　“你觉得他能过吗？”林晓芳问。

　　许珊姗没有回答。她的目光穿过跑道，落在队伍最后面那个身影上。

　　一百米跑是第一项。八个人一组，杨晓东排在第三组。前两组跑完，马老师的秒表记录了一串数字。轮到第三组上跑道的时候，操场边上围观的女生里有人小声议论了起来。

　　“那个不是上学期被打住院的吗？”

　　“听说腿断了。”

　　“他还能跑步？”

　　杨晓东蹲在起跑线上。左腿在后，右腿在前，标准的起跑姿势——这是黄师傅教他的。他的手指按在煤渣跑道上，碎石子硌在掌心里，触感清晰。他能听到旁边跑道上的人急促的呼吸声，也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不是紧张，是一种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兴奋。发令枪响了。

　　他冲了出去。

　　前三十米他跑在中间位置——对于一个去年连走路都费劲的人来说，能跟上大部队已经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但跑到五十米的时候，他的左腿开始不受控制地往外偏。他咬着牙调整步伐，把节奏放慢了一点，重新稳住。最后二十米，他被三四个人超过了，但他没有停。一步都没有停。

　　冲线的时候马老师按下秒表，低头看了看数字，面无表情地在表格上打了个勾。

　　“达标。”

　　许珊姗感觉到自己的指甲掐进了掌心。她把手松开，掌心里留下了四道月牙形的红印。一百米达标了，但接下来的立定跳远对左腿负担更重。她看着杨晓东一瘸一拐地走回队伍末尾，左腿拖拽的幅度比平时大了一些，大概是一百米冲刺的负荷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立定跳远。每人三次机会，取最好成绩。轮到杨晓东的时候，前面的人已经跳完了大半，成绩都在两米一以上。杨晓东站在起跳线前，深吸一口气，双臂后摆，屈膝，蹬地——起跳的一瞬间，他感觉到左腿爆发出了一种他很久没有感受过的力量。虽然落地的时候身体有些前倾，但他站住了。跳远垫上留下了一个脚印：一米九。

　　没达标。第一次试跳失败。

　　杨晓东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第二次试跳，助跑、摆臂、起跳、落地——一米九三。还是没达标。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操场边上安静下来，连那些原本在小声议论的人都不说话了。许珊姗攥着周明的袖子，攥得指节发白。

　　杨晓东站在起跳线前，看着两米线那条白色的刻度。黄师傅的话在他脑子里响起来——“受过伤的腿发力的时候，你要想象膝盖往脚尖的方向送，不要往上，要往前。”他深呼吸了两次，双臂后摆，身体像一张弓一样绷紧。然后他跳了出去。膝盖往脚尖的方向送。不要往上，要往前。落地的瞬间，他的左脚在垫子上滑了一下，身体重心往左偏，眼看就要往后倒——他用力把右腿往下一压，硬生生稳住了。

　　马老师低头看了看跳远垫上的刻度。然后他直起腰，用粉笔在表格上写了一个数字。

　　“两米零二。达标。”

　　周明一蹦三尺高，挥着拳头嗷嗷直叫，嗓门大得整个操场都能听到。许珊姗松开他的袖子，才发现自己掌心里全是汗。她看着杨晓东从跳远垫上走下来——左腿拖拽得更明显了，但他脸上在出汗的同时挂着一个淡淡的、不易察觉的笑，那种拼尽全力之后才有的笑。

　　最后一项是俯卧撑。对于杨晓东来说，这一项反而是最轻松的。他在康复医院里每天做上肢力量训练，手臂力量比一般男生都强。他做了三十五个，超过最低标准整整十个。马老师看着他做完最后一个俯卧撑，把表格夹在腋下，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你的腿什么情况我知道，”马老师说，“去年你住院的时候，刘建国去市里开会，在教职工大会上说了你的事。”他顿了顿，把表格翻到最后一页，在“是否推荐”一栏里干脆地写了一个字，“但体测标准是死的，过线就是过，没过就是没过。你三项都过了。回去准备一下，下周一篮球兴趣课报到。”

　　杨晓东接过表格，看了一眼最下面那个鲜红的字——“是”。

　　“谢谢马老师。”

　　“别谢我，”马老师把笔夹在耳朵上，吹了一声哨子示意下一组准备，“谢你自己的腿。”

　　杨晓东转身往操场边上走。他的左腿已经在剧烈地抗议了，每一步膝盖都像有针在扎。但他的背挺得很直，背影在煤渣跑道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许珊姗朝他走过来，没有说话，只是递上了那个熟悉的保温杯。他拧开盖子，水温刚好，不烫不凉，和所有他记得的温度一样。

　　“两米零二。”她说。

　　“还有两厘米才达标，侥幸。”

　　“别谦虚了。”

　　“不是谦虚。”杨晓东盖上杯盖，看着操场上那些正在测试的男生们——有几个人因为没达标正蹲在跑道边上懊恼地捶地，有一个直接躺在煤渣跑道上，胸口剧烈起伏，望着天空大口喘气。“去年我在康复医院里，医生跟我说我的左腿可能一辈子都会这样。那时候我想，能走路就不错了。后来我能走了，就想能跑几步该多好。后来我能跑了，就想能跳该多好。”

　　他把水杯放在台阶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左腿。膝盖发出了一声轻响。

　　“现在我能跳了。虽然只有两米零二，但这是我最远的一次。”

　　周明和林晓芳从操场那边跑过来。周明激动得语无伦次，胳膊乱挥，差点把林晓芳的辫子打散了：“两米零二！三十五俯卧撑！你是人吗！你在医院里偷偷练了什么秘籍！”

　　杨晓东看了许珊姗一眼。他们谁都没有说破——哪有什么秘籍。不过是一个土坡、一位老体育老师、和无数个天还没亮时在晨光里一遍遍爬坡的身影。

　　“下周一开始训练。”他说。

　　“你确定能扛得住？”周明收起嬉皮笑脸。

　　杨晓东看向操场另一端的篮球场。那几个孤零零的篮球架立在午后阳光里，篮板被晒得褪了色，篮筐上挂着半截破网。那座曾经废弃的厂房就在篮球场再往东几百米的地方，从他站的位置能看到厂房的屋顶。他没有往那边看，只是看着那座褪了色的篮板。

　　“我答应过一个人的，”他说，“我要把‘不服’两个字，从地上捡起来。”

　　许珊姗站在他旁边，阳光把她的影子投在煤渣跑道上，和他影子的轮廓边沿刚好触碰在一起。她没有说“那个人是谁”，也没有说“你已经做到了”。因为这不是终点。两米零二的跳远不是终点，篮球兴趣课的报名表不是终点，甚至中考也不是终点。终点在更远的地方——在那座废弃厂房里被踩碎了的尊严，需要更长的路才能一片片拼回来。

　　“走吧，”她弯腰拎起他的水杯，“周一我帮你把数学作业提前抄好。”

　　下午放学后，杨晓东又去了黄师傅家。他把体测表格放在桌上，黄师傅戴上老花镜看了好几遍，看到“两米零二”的时候，他取下眼镜，用粗大变形的手指揉了揉眼角。嘴里没有夸奖，只是哼了一声，站起身走进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东西——一颗磨得发亮的旧篮球。皮面上的纹路几乎磨平了，边缘有好几处补过的痕迹，颜色已经看不出最初是什么色调了。

　　“这是我以前带学生的时候用的，”黄师傅把篮球递给他，“放了十几年了，气不太足，你回去打一下。这个球比标准球轻一点，对练控球有帮助。你左腿不方便，就练右手的球感。”他拍拍杨晓东的肩膀，力道不重，却刚好让杨晓东踉跄了一下，“下周一篮球课报到之前，把右手运球练熟。别给我丢人。”

　　杨晓东抱着那颗旧篮球走出黄师傅家，推着自行车沿着土路走了没多远，就把车靠在路边的树上，拍了两下球。球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弹回来的时候被他的右手稳稳接住。他又拍了一下，这次力气更大，球弹得更高，但在落下来的时候被他左手下意识地挡了一下，弹偏了，滚进了路边的枯草丛。

　　他弯腰把球捡起来，又拍了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那颗旧篮球在黄昏的土路上弹跳着，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间回荡。不远处凤里中学的轮廓在夕阳下泛着灰色的光泽，那条煤渣跑道、那座锈迹斑斑的篮球架、那扇重症监护室的红灯——全都在那里。但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在这里，在一条洒满夕阳的土路上，对着一颗磨秃了皮的旧篮球，一遍一遍地练习同一个动作。

　　三天后，杨晓东第一次踏上了学校的篮球场。

　　下午的活动课，篮球场上满是打球的学生，几个初三的男生占着最好的半边场子在打比赛，吆喝声和球鞋摩擦水泥地的吱吱声响成一片。杨晓东抱着黄师傅给他的那颗旧篮球，在角落里的一个空篮筐下站了很久。

　　“你先练原地投篮，找手感。”体育老师马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旁边，指了指罚球线，“站那儿。每天投一百个。投完就走，别跟人打对抗。”

　　杨晓东站到罚球线上，双手托球，屈膝，跳起——球出手的瞬间他的左腿承重不够，身体偏了一下，球砸在篮筐前沿弹了回来。他走过去把球捡回来继续投。第二个，没进。第三个，打在篮板上弹进网窝，进了。再投，没进。再投，进了。他就这样一个人在角落的篮筐下，在下午的阳光里，投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篮。

　　许珊珊和周明站在操场边上远远看着。周明说一百个投篮投完，他的手臂明天肯定酸得抬不起来。许珊姗没有说话。她知道杨晓东的手臂会酸，左腿会疼，膝盖会肿，明天早上的爬坡会比平时更艰难。但她更知道，他投出的每一个球都不只是在往篮筐里投。

　　篮球兴趣课的第一天，马老师让大家分组练习基本运球。杨晓东站在队伍的最后排，左腿站久了就开始微微发抖。他把重心往右腿上多放了一些，用右手控球，左手做防护。前面的人一个个做完动作轮到他了，他深吸一口气，压低重心，右手拍球绕杆。

　　运球不是他的强项。他的手感还很生涩，球好几次差点脱手，有一次确实脱手了，球滚出去老远，他追了好几步才捡回来。有个初二六班的男生笑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体育馆里听得很清楚。杨晓东没有理会，回到起跑线上重新开始，重新压低重心，重新拍球。这一次他的节奏更稳了，虽然速度还是慢，但球没有脱手。

　　马老师吹哨喊停，走到那个笑出声的男生面前，低头看了他一眼。

　　“你笑什么？他左腿做过手术还能完成这套动作，你两条腿好好的，刚才过桩碰倒了三个标志桶。先把自己的动作练利索再笑别人。再来一遍。”

　　那个男生讪讪地低下头，重新做了一遍过桩。这次一个桶都没碰倒。杨晓东站在队伍里，右手还在微微发抖，但他看着马老师吹哨的侧脸，心里某个角落被悄悄照亮了。那是他第一次在这个学校的体育课上，没有被当成“那个需要被特殊照顾的伤者”。马老师没有因为他摔了就让大家停下来关心他，而是用批评嘲笑者的方式，给了他最想要的东西——平等。

　　篮球兴趣课每周两次，在周四和周五下午的活动课。杨晓东每次都去，从不缺席。最开始几周他只能在边上单独练运球和投篮，马老师不让参加对抗训练。他就一个人占着角落的篮筐，按黄师傅教的方法，左腿起跳右手投篮，投一百个，捡球，再投一百个。

　　三月过去了。四月过去了。土坡上的积雪早已化尽，枯草根里冒出嫩绿的芽，路边的野桃树开了一树粉白的花。他在那个土坡上从冬天走到了春天，十个“正”字变成了五十个“正”字。左腿的肌肉在日复一日的登坡中慢慢长回来，虽然还是比右腿细一圈，但不再是那种毫无力量的细——是有韧性的、能承重的、正在生长中的细。

　　篮球场上的变化也在悄悄发生。他的投篮命中率从最开始十个进两个，变成了十个进五个，又变成了十个进七个。罚球线这个位置，他已经投出了手感——膝盖微屈、起跳、左手护球、右手拨腕，每个动作都变成了肌肉记忆的一部分。马老师偶尔会在他投篮的时候站在场边不说话，看一会儿，然后在记录板上写几笔。

　　五月初，马老师第一次让他上场打了五分钟的对抗练习。不是正式比赛，是二打二的半场配合。杨晓东被分到跟周明一组——周明也是篮球兴趣课的边缘人物，他运球总拍到自己的脚上，投篮姿势被马老师评价为“像在扔铅球”。两个人在场上跑动的样子，一个运球磕磕绊绊，一个左腿微微拖拽，怎么看都不像是一支正经的篮球队。

　　但那五分钟里，周明给杨晓东传了两个球。第一个被断了。第二个杨晓东在罚球线接到，几乎没有停顿，膝盖微屈，起跳，出手。那个球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不是很高，但很稳——空心入网。周明在场边嗷嗷直叫，原地蹦了三下，差点把自己的眼镜甩飞。杨晓东没有任何庆祝动作，只是转身往后场跑。跑了两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腿——它没有抖。膝盖稳稳地撑住了落地时的冲击。

　　许珊姗站在体育馆门口，手里抱着笔记本，刚记完这一周的学习重点。她本来是来给他送笔记的，却在门口站了很久。五月的阳光斜照进来，照在那个瘦瘦的背影上。她看到他在空心入网之后没有欢呼、没有挥拳，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腿。那个动作，比任何庆祝都更让她眼眶发热。

　　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篮球兴趣课进行了一场队内练习赛。红队对蓝队，全场五对五。杨晓东穿着蓝色背心，坐在替补席上，左腿膝盖上绑着一圈肉色的弹性绷带。比赛进行到下半场，马老师忽然叫了他的名字。

　　“杨晓东，换下陈浩。打得分后卫。”

　　他站起来。体育馆里的灯光有些刺眼，照得地板上的标线明晃晃的。队友们转头看着他——有人递过来一瓶水，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人在战术板上迅速比划跑位和挡拆路线。周明在替补席上喊了一声“加油”，声音在空旷的体育馆里回荡。他跑上场的那一刻，左脚蹬地的力量透过球鞋鞋底传到膝盖，再传到髋关节，再传到脊椎。所有受过伤的地方都在同一瞬间发出了微弱的抗议，但所有地方都撑住了。

　　比赛还剩八分钟。杨晓东在场上跑了三个来回，一次都没碰到球。他的手举起来又放下，没有人给他传球。不是排挤他——是他还没能在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第四次进攻，球终于传到他手里了。他在三分线外接到周明的传球，面前站着一个比他高半个头的红队防守球员。

　　他压低重心，右手运球往右虚晃一枪——这是黄师傅教他的“假动作”——然后往左突破。他的左腿在变向的时候发出了轻微的咯嘣声，但他已经习惯了那个声音。他突到罚球线位置，急停，起跳，投篮。

　　球在空中旋转着，时间好像被拉长了一秒。

　　篮网“唰”的一声。

　　球馆里安静了半拍，然后炸开了锅。替补席上的队友们拍着大腿站起来，毛巾在空中甩得呼呼响。周明在场边激动得眼镜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头撞上了前排的椅背，疼得龇牙咧嘴还在继续喊。杨晓东站在罚球线上，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去年在重症监护室里连筷子都握不住，刚才投进了一个急停跳投。他抬起头往场边看。许珊姗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那个笔记本。她没有挥手，没有欢呼，只是看着他，嘴角弯着，眼睛里有光。

　　比赛还剩四分钟。蓝队落后三分。红队加强了防守，连续两次进攻都把蓝队的投篮封了出去。杨晓东在场上跑动，左腿已经开始发酸了——八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对于他的腿来说已经是超负荷，膝盖像有针在里面扎。但他没有叫暂停，也没有要求换人。还剩两分钟的时候，他在三分线外接到了球。这次他没有突破，直接起跳——左腿起跳，右手投篮，每个细节都和罚球线上一样，只是距离更远。

　　球出手的瞬间，他被防守球员撞了一下，整个人摔在了地板上。左腿的膝盖最先着地，弹性绷带在冲击下绷断了，发出一声轻微的撕裂声。他听到裁判的哨声——防守犯规，进球有效，加罚一球。

　　队友们冲过来把他从地上拉起来，问他膝盖有没有事。杨晓东低头看了看左腿——膝盖上旧的疤痕旁边又多了一块新的淤青，但膝盖还能弯曲，还能承重。他走到罚球线上，深吸一口气。体育馆里所有人都看着他。那些曾经在走廊里窃窃私语的人，那些曾经用异样眼光打量他走路姿势的人，那些曾经在背后叫他“瘸子”的人，此刻全都安静地看着他。他膝盖微屈，起跳，出手。加罚命中。

　　蓝队反超一分。

　　终场哨响。队友们冲上来围住他，有人把他的头发揉成了鸡窝，有人用力拍他的后背，有人在耳边喊“牛逼”喊得嗓子都劈了。马老师站在场边，没有像往常那样板着脸训话，而是靠着记分台，双臂交叉在胸前，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杨晓东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场边。他的左腿每走一步膝盖都在火辣辣地疼，但他的背挺得很直。他走到许珊姗面前，汗水顺着他额前的头发往下滴，滴在他的球衣领口上。球衣是深蓝色的，胸口印着“凤里中学”四个白字。没有号码，没有名字，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校队训练服。但对于他来说，这件球衣比任何奖牌都珍贵。

　　“你的膝盖，”许珊姗看着他腿上那块新淤青，“回去要冰敷。”

　　“嗯。”

　　“明天早上的爬坡……要不要停一天？”

　　“不用。”杨晓东拿起台阶上的水杯喝了一口，“黄师傅说，受过伤的腿不能惯着。”

　　许珊姗沉默了一下。篮球馆的喧闹声在他们身后渐渐远去，队友们陆续收拾东西往更衣室走。

　　“我明天早上给你带云南白药。”她说。

　　“好。”

　　他拧上水杯的盖子，转过身，一瘸一拐地往更衣室走去。许珊姗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夕阳从体育馆高处的窗户斜照进来，把他拖拽的左腿镀上了一层金光。那条腿再也不会完全好了，但它的主人正在一步步找回对自己身体的掌控。

　　六月。期末考试的阴影笼罩了整个凤里中学。初二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重要——初三开学要按成绩分班，快班和慢班的区别直接影响能不能考上高中。刘建国在班会上念了一遍分班政策的文件，大意是期末总分年级前六十名进快班，六十名以后进慢班。教室里的气氛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连周明都不再讲八卦了，每天抱着课本念念有词。

　　许珊姗稳在班级前十，进快班没有问题。她担心的是另一个人。杨晓东上学期期末考了第二十五名，但年级排名在九十名左右。要进快班，他需要再前进三十名。

　　“三十名。”杨晓东坐在图书馆的旧木桌前，面前摊着数学练习册。窗外蝉鸣震天，热浪从窗户缝里灌进来，把桌上的纸页吹得哗哗响。

　　“你上次数学才刚及格。这次如果能上八十分，总分就能往前拉一大截。”许珊姗坐在他对面，面前也摊着课本，但她的目光不在课本上，在他左手的颤抖上。他在草稿纸上演算的时候，左手压纸压不稳，纸总是跟着笔一起滑。他已经养成了用右手压纸、用左手扶桌的习惯。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把自己的铅笔盒压在了草稿纸的另一角。纸稳住了。

　　杨晓东抬头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谢谢，只是继续演算。

　　“这道题。”他把练习册推到她面前。

　　许珊姗低头看去——是一道二次函数的应用题，题目很长，配了一个抛物线的图。她看了看他的解题步骤，前面几步都对，最后一步计算出了错。

　　“你思路是对的，最后一步代入公式的时候符号写反了。”她拿过铅笔，在错的地方画了一个圈，“这里，负负得正，你写成了负。”

　　“又是符号。”杨晓东把练习册拉回来重新算了一遍。这次算对了。

　　“你每次都是思路对、计算错。”许珊姗托着下巴看着他在草稿纸上刷刷地写，“考试的时候慢一点，做完题多检查一遍符号。”

　　“嗯。”

　　窗外的蝉忽然停了，图书馆里只剩下翻书声和头顶老吊扇嗡嗡的转动声。许珊姗忽然想起去年在康复医院的病房里，杨晓东也是这样坐在床上，对着笔记本一道一道地做题。那时候他连笔都握不太稳，左手抖得厉害，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但他每天还是写，从歪歪扭扭写到横平竖直，又从横平竖直写到现在的流利端正。她低下头继续看自己的课本，嘴角翘了一个很小的弧度。

　　期末考试在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天，七门课。考完最后一门地理的时候，走出考场的学生们像是刚打完一场仗——有人瘫在走廊的长椅上两眼放空，有人蹲在花坛边上对答案对到尖叫，有人面无表情直接骑车回家。杨晓东从考场走出来，左腿拖拽的幅度比平时大一些——久坐之后膝盖更僵硬。但他的表情很平静，不是那种考完了如释重负的平静，而是一种已经尽了全力、剩下的交给时间的平静。

　　“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二问做出来了吗？”许珊姗从后面追上来。

　　“做了一半。证明到相似三角形，后面时间不够了。”

　　“够了。那道题第二问八分，你前面做了一半至少能拿四分。”许珊姗掐着手指算，“加上前面选择填空，你这次数学应该能上八十五。”

　　“你怎么算出来的？”

　　“你的解题习惯我还不清楚？选择题最多错两道，填空题错三道，计算题扣点步骤分——”她说到一半停住了，耳尖微微泛红，“反正就是估的。”

　　杨晓东没有追问。他把书包往肩上拢了拢，那个破了一截的带子又被他妈缝过了，这次针脚比上次整齐。

　　“快班见。”他说。

　　许珊姗转过头看着他。六月的夕阳照在他脸上，照得他瞳孔里有一小块金色的光。去年六月他从康复医院出来，左腿拖拽得比现在厉害得多，说话还不太利索。现在他刚考完初二的期末考试，站在学校走廊里，跟她说“快班见”。

　　“快班见。”她说。

　　成绩出来的那天，学校里到处都是跑动的声音。有人从教务处拿到成绩单，一路狂奔回教室，跑掉了一只拖鞋也顾不上捡。周明是全班第一个冲进教室的，手里挥舞着一张皱巴巴的成绩单，嗓门大得像是在广播：“我数学及格了！六十三分！六！十！三！”

　　没有人笑话他的六十三分。大家都知道周明上学期数学才三十八分，这六十三分是他用无数个在图书馆里挠头算题的午休换来的。

　　许珊姗拿到成绩单之后，先看自己的——全班第五，年级第三十一名，稳进快班。然后她迅速往后翻，一直翻到第四十三名。杨晓东。班级排名第十七，年级第五十五名——刚好擦线进快班。

　　她抬起头，目光穿过教室里乱哄哄的人群。杨晓东坐在靠窗的位置，正低头看成绩单。他的表情很平静，还是那种把所有情绪都收在心里的平静。但他在看数学那一栏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数学：八十七分。比许珊姗预估的还多了两分。

　　周明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五十五名！快班最后一名！你这是什么体质！你上次是九十名，这次五十五，你一下子前进了三十五名！你是考试型选手吗！”

　　“五十五不是最后一名。快班招六十个，我后面还有五个人。”杨晓东把成绩单折好放进书包里，“我是倒数第六。”

　　“倒数第六也是快班！”周明激动得眼镜又歪了，“我也是快班倒数第八！咱俩一起去快班丢人！”

　　杨晓东笑了。他转头看向前排，许珊姗正拿着成绩单朝他走过来。她的马尾辫在肩头一甩一甩的，逆着光走过来的样子，让他想起了去年九月的那个早晨——她站在教室门口，微微弯着腰，用手指着他旁边的空位，脸上带着一点不好意思的笑。

　　“八十七分。”许珊姗站在他面前。

　　“嗯。”

　　“符号这次没写错？”

　　“检查了两遍。最后那道证明题写到了相似三角形，老师给了四分步骤分。”

　　“所以我说对了吧——思路对、计算错。只要你把计算关过了，数学根本不是问题。”

　　杨晓东看着她，看着她手里那张写着“年级第三十一”的成绩单，看着她额头上因为天热沁出的细汗，看着她嘴角那个真心实意的笑容。

　　“谢谢。帮我补了那么多次二次函数。”

　　“不用谢。”许珊姗把成绩单卷成筒，在他肩膀上轻轻敲了一下，“不过初三的数学更难。函数之后还有解析几何，解析几何之后还有概率统计。你得继续努力，别以为考个八十七分就可以偷懒了。”

　　“我知道。”

　　周明在旁边翻了个白眼：“你俩能不能别在刚出成绩的时候就开始聊初三的学习计划？今天能不能先庆祝一下？去吃烧烤？”

　　许珊姗和杨晓东同时转头看着他，同时开口：“你有钱？”

　　“AA嘛——大不了我先欠着，下学期还。”

　　六月的傍晚，三个少年骑着自行车穿过凤里镇的主街，去周明说的那家“全镇最好吃”的烧烤摊。烧烤摊在菜市场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摆着七八张矮桌，每张桌上放着一罐辣椒粉和一罐孜然粉。炭火的烟升起来，被晚风吹散，混在夏天的热空气里，带着肉和油脂的焦香。

　　周明点了十串羊肉、五串鸡翅、三串土豆片，然后很大方地把菜单递给杨晓东和许珊珊，说“随便点，反正是AA”。许珊姗说那就再加五串韭菜。杨晓东说他不挑，吃什么都行。

　　等菜的时候，周明忽然问了一个很正经的问题：“你们说，快班会不会很可怕？我妈说快班的人都是考试机器，连上厕所都带着单词本。”

　　“你妈又没上过快班。”许珊姗拆了一双一次性筷子，“快班也是人，跟你一样要吃饭上厕所。只不过做作业快一点，考试多一点。”

　　“多一点是多多少？”

　　“大概每周多两张卷子吧。”

　　周明发出一声哀嚎，把头埋在胳膊里：“我现在退班还来得及吗……”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坐在塑料凳子上，看着烧烤摊上的炭火明明灭灭。快班。年级前六十名。一年半以前他连“妈妈”都叫不出来，现在他要跟年级前六十名一起拼中考了。也许他会在快班垫底，也许二次函数的符号还会写错，也许解析几何会更难。但那又怎样。他今天走进这间烧烤摊，靠的是自己的腿。

　　羊肉串端上来了，滋滋地冒着油。周明拿起一串就咬，被烫得龇牙咧嘴还不住嘴。许珊姗把韭菜一根一根地夹下来放在盘子里晾凉了再吃。杨晓东吃着烤串，看着夜色中凤里镇的轮廓——菜市场的铁皮棚子，五金店门口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远处凤里中学教学楼上那排已经熄了灯的窗户。他曾经觉得这个镇子很小，小到每条巷子都通向同一个绝望。现在他觉得这个镇子很大，大到能装得下三个人的烧烤摊、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少年、和无数个正在发芽的明天。

　　烧烤吃到一半，周明忽然放下手里的竹签，用一种难得严肃的语气说：“你爸最近还喝酒吗？”

　　杨晓东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自从那次去工地看到父亲扛水泥后，他和父亲的关系依然谈不上亲近——父子间多年的裂痕不是几袋水泥就能填平的。但家里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爸现在每天早出晚归去工地，回来倒头就睡，酒瓶子从沙发底下消失了，换成了他妈打了半截的毛衣和茶几上偶尔出现的一盘切好的水果。

　　“不喝了。工地上累，没精力喝。”

　　“那就好。”周明重新拿起羊肉串，“我爸说你爸最近在工地上干活挺卖力的，前几天还评了个什么月度优秀工人，奖了两百块钱。”

　　杨晓东愣了一下。他爸从来没跟他提过这件事。

　　“你怎么知道？”

　　“我爸也在那个工地干活啊。工程队的，负责开搅拌机。”周明推了推眼镜，“镇上的工地就那么大，谁不认识谁。”

　　杨晓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继续吃手里的烤串。烧烤摊的灯在头顶忽明忽暗，炭火的红光照在他脸上。他咬了一口羊肉，慢慢地嚼着。

　　“他以前不打我的时候，也会给我带东西。”他忽然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不是玩具。是厂里发的劳保用品，手套、肥皂什么的。他把新手套给我，自己用破的。”

　　周明和许珊姗都没有说话。烧烤摊上的烟火气在三个人之间静静流淌。

　　“后来厂子倒了，他就变了。喝酒，打人，骂我没出息。”杨晓东把竹签放在桌上，看着自己的手指，“我在医院里躺着的时候，有一回我妈说他来交过钱，没进病房，把钱交给护士就走了。那时候我觉得他在逃避。后来我才明白，他可能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一个当爹的，看着自己儿子被人打成那样，他什么都做不了。”

　　许珊姗放下筷子看着他。周明也不闹了，安静地坐在对面，手里的羊肉串都不香了。杨晓东说完这番话，表情依然很平静。不是在原谅，也不是在控诉。只是在陈述一个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的事实。

　　“我不会变成他那样。”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不会用拳头解决问题。”

　　炭火噼啪响了一声，火星溅起来，在空中闪了一下就灭了。周明举起手里的羊肉串说“敬杨晓东同学，快班倒数第六”，许珊姗举起了韭菜，杨晓东愣了一下，举起自己的竹签，三根油腻腻的竹签在炭火的烟雾中碰在一起。

　　“敬快班，”他说，“敬还没有到来的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