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里没有晚风》美女邱莹莹

5、第 5 章 第四章

　　第四章

　　九月的凤里镇，天高云淡。

　　校门口两排樟树的叶子还绿着，但绿得有些疲惫了，叶尖上开始泛起枯黄，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操场上新铺的煤渣在太阳底下泛着乌黑的光泽，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初一的新生穿着不合身的校服在走廊里追逐打闹，一张张脸上全是懵懂和新鲜，像去年的他们一样。

　　许珊珊站在初二三班的教室门口，看着走廊里来来往往的学生。过了一个暑假，同学们的变化大得让人认不出来——男生们蹿高了一大截，有的人声音变粗了，有的人嘴上冒出了毛茸茸的胡须；女生们也有变化，有人剪了短发，有人开始用带着香味的橡皮，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橡皮擦、新课本油墨和青春期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她没怎么变。还是扎着马尾辫，还是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校服，还是坐在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只不过旁边不再是林晓芳了——班主任刘建国在新学期重新调整了座位，她的新同桌换成了一个叫宋巧巧的女生。

　　许珊珊把课本码好，目光习惯性地往倒数第三排靠墙的位置扫了一眼。那张桌子上已经坐了一个人。杨晓东低着头，正在整理书包。他的动作不快，一件一件地从书包里往外拿东西——课本、笔袋、一个用罐头瓶改的喝水杯——每一样都摆得整整齐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侧脸上，照得他耳廓微微透光。

　　他比上学期胖了一些，脸颊上有肉了，不再像刚出院时那样瘦得颧骨突出。头发也长密了，黑黑的，软软地贴在头皮上，把那道蜿蜒的缝合线完全遮住了。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不像以前那样总敞着怀露出里面的旧T恤。如果不仔细看，他和班里其他男生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新学期刚开始的初二学生。

　　但仔细看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他走路的姿势有些轻微的拖拽，左脚落地比右脚慢半拍。他拿东西的时候左手偶尔会抖，所以他总是用右手拿杯子、拿笔、拿课本。他说话比以前更慢了，但不再磕巴，而是像在脑子里把每个字都检查过了才放出来。医生说过，这些后遗症可能会伴随他一辈子。他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学会了与它们共存。

　　“杨晓东。”

　　许珊珊叫了他一声。她的声音不大，在嘈杂的教室里几乎被淹没了。但他听到了。不是听到了声音——教室里那么吵，隔着好几排座位，他不可能听清楚有人叫他的名字。但他就是感觉到了。好像他身体里有一个专门接收她信号的频道，即使她只是动了动嘴唇，那个频道也会自动启动。

　　他抬起头，隔着几排座位，对上了她的目光。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不大，嘴角弯起的弧度刚刚好——够让她知道他在笑，但不会让旁边的同学觉得他笑得太夸张。

　　许珊珊也笑了。新学期第一天，教室里闹哄哄的，班主任还没来，有人在抄暑假作业，有人在分享暑假去哪玩了，有人在抱怨食堂的饭菜肯定还是那么难吃。在这些乱糟糟的声音和晃来晃去的人影中，他们对视了大概三秒钟。然后同时把目光移开了。不需要说什么，他们已经学会了一种不用语言的交流方式。

　　许珊珊转过身，翻开新课本的第一页，拿起笔，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初二·三班许珊珊”——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和去年在杨晓东旁边写下“许珊珊”三个字时一模一样。她写完之后，又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翻到第一页，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

　　“9月1日，初二上学期开学。他回来了。”

　　然后她放下笔，把笔记本放在桌角。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照在笔记本洁白的纸页上，那行字在阳光下泛着若有若无的光泽。她看着那行字，想起了去年九月的第一天，她站在教室门口，问他“同学，这里有人坐吗”。整整一年了。三百六十五天。从那句“这里有人坐吗”开始，到巷子里的挺身而出，到天台上的骨裂，到废弃厂房里的血泊，到重症监护室里那盏亮了四个小时的红灯，到康复医院走廊里他扶着床头柜站起来的身影，到六月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重新坐回这张桌子前。

　　现在，又是九月了。

　　许珊珊看着窗外。操场上，新一届的初一新生正在集合，体育老师的哨声远远地传过来，尖锐而有节奏。樟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阳光把树影投在教学楼的墙上，斑驳陆离。一切看起来都和去年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

　　早自习的铃声响了。刘建国走进教室，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还是胳肢窝那两团汗渍，还是那个地中海发型，只不过中间的“海”比去年更大了一圈。他站在讲台上环顾了一圈教室，目光在杨晓东身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没有特殊的欢迎，也没有刻意的回避，就是正常地看了他一眼，像看班里其他四十几个学生一样。

　　杨晓东为这个平常的眼神等了整整七个月。他在病床上想过无数次重回教室的场景——同学们会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老师会不会用小心翼翼的口气跟他说话？他会不会变成那个“被打残了的可怜虫”，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用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不管别人怎么看，他都要回来。不是因为他有多勇敢，而是因为他答应过一个人。

　　现在他坐在这个位置上，面前摊着崭新的课本，手边放着那支他暑假里练字用的圆珠笔。刘建国的声音从讲台上传过来，讲着新学期的注意事项，语气和去年一模一样。杨晓东听着听着，忽然觉得眼睛有点涩。不是想哭。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终于回到了这个他差点再也回不来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的一切，都在用最平常的方式告诉他：你是一个正常的学生。不是英雄，不是受害者，不是一个需要被特殊对待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初二学生，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他深呼吸了一次，把笔握在右手里，翻开课本第一页，准备记笔记。左手的手指又开始轻微地颤抖，他用右手按住它，等颤抖停下来。

　　上午的四节课过得很快。数学老师换了新的，姓郑，是一个刚从师范毕业的年轻男老师，戴着黑框眼镜，讲课的时候喜欢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语速飞快。数学课正好讲到二次函数，杨晓东落了大半年的课，听得有些吃力。他把许珊珊给他记的笔记本摊在桌上对照着看，那道被撕掉一页的痕迹还在，像一道愈合的疤痕。靠着那本笔记，他勉强跟上了老师的节奏。

　　英语课换了教材，不再是从ABC开始的那种，而是直接上短文阅读。英语老师点他起来读课文的时候，全班都安静了一瞬。那个安静很微妙——不是恶意的，而是一种下意识的、屏住呼吸的等待。所有人都记得上学期他被点名读课文时那种紧张到发抖、声音越来越小、最后被老师无奈地叫坐下的样子。

　　杨晓东站起来。他感觉到周围投来的目光，有些是好奇，有些是担心，还有一些——比如后排几个不知道他上学期经历过什么的男生——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个停顿有点奇怪。他低头看着课文，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读。语速不快，但很稳，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没有抖，没有磕巴。读到第三句的时候，他甚至抬起了头，不再死盯着课本了。

　　读完，英语老师点了点头说“不错，比上学期进步很大”。杨晓东坐下来，心跳咚咚的。他下意识地往前排看了一眼，许珊珊正侧着头看他，嘴角带着一个很小的笑。他对她眨了一下眼，然后赶紧把头低下了。耳根微微发红，但嘴角翘起来了。

　　中午放学，周明从后排跑过来，一把搂住杨晓东的脖子：“走走走，食堂今天有你爱吃的红烧肉——不对，食堂今天有红烧肉，你爱不爱吃我不知道，反正我爱吃。”杨晓东被他搂得往前趔趄了一步，左腿的拖拽在快速移动时更明显了。周明注意到了，松开了手，但表情没有变化，只是顺势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嘴碎：“听说食堂换了个新师傅，希望不是把剩菜回锅的那种。”

　　食堂里人声鼎沸。杨晓东和周明端着饭盒找了角落的位置坐下。刚吃了两口，许珊珊也端着饭盒过来了。她自然地在他旁边坐下来，问了一句“数学课听得懂吗”，语气随意得像是问今天天气怎么样。杨晓东说有些地方不太懂，她说下午自习课可以给他讲讲。周明在旁边埋头扒饭，眼珠子在两个人之间转了一圈，很识趣地什么都没说。

　　下午第三节是体育课。杨晓东不能上——医生的嘱咐，一年内不能剧烈运动。他拿着刘建国给他开的假条去体育老师那里报了个到，然后一个人走回教室。他走得很慢，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走廊的地砖上，一条腿的影子微微往外偏。推门进教室时，他看到了自己的座位——那个靠墙的位置，桌面上的字还在。

　　他坐下来，手指顺着那行刻痕描了一遍。“杨晓东 2007.9.1”。一年前他用圆珠笔用力地描这行字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会经历接下来的一切。他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他能重新坐在这里，用手指摸着这行还没被磨平的字迹。

　　放学的时候，杨晓东在车棚推自行车。那辆链条总是掉的破自行车被他擦过了，链条上了油，刹车也修好了。他正低头开锁，许珊珊推着车从后面走过来。

　　“一起走？”

　　“嗯。”

　　他们推着车走出校门，走上那条长满了老樟树的街。九月的傍晚，天黑得没那么早，西边的天空被夕阳烧成了一片橘红色。他们骑上车，并排慢慢地往镇上的方向骑。杨晓东骑得不快，他左腿的力量还不足以长时间蹬车，所以他把大部分力都用在右脚上，左脚只是象征性地跟着转。这种骑法很别扭，身体会往右偏，骑久了腰会酸。但他不想推着车走——他不想在这条路上，让她等他。

　　许珊珊也没有骑快。她把速度压到跟他一样，偶尔侧头看他一眼，确认他跟得上。这种默契也是不需要说出来的。

　　拐进杨晓东家门口那条小巷子时，许珊珊忽然捏了刹车。杨晓东也跟着停了下来，转头看她。许珊珊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封面上贴着一张浅蓝色便签，上面写着“二次函数专项”。

　　“今天数学课的内容我重新整理了一遍，”她低着头把笔记本递过来，耳尖微红，“比之前那个详细。你这个学期用这个。”杨晓东接过来翻开，熟悉的字迹扑面而来。例题的每一步都有批注，重点用红笔标出来，有的地方还画了函数图像的草图。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笔记本贴在胸口上。

　　“你笑什么？”许珊珊被他看得有点发毛。

　　“二次函数专项，”他念着封面上的字，“你以前给我记笔记是记全科的，现在专门搞专项训练了？”

　　“你全科都补得差不多了，就差数学。数学里最差的就是二次函数。”

　　“你怎么知道我二次函数最差？”

　　许珊珊张了张嘴，一时语塞。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暑假里她去他家帮他补课，每次讲到二次函数他就开始发呆，眼神飘向窗外，然后找各种理由岔开话题——问她想不想喝水，说家里有西瓜要不要切，说他妈昨天买的新蚊帐特别管用。她太了解他了。了解的程度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她知道他思考问题的时候会微微歪头，知道他一着急耳根就红，知道他其实不笨但特别容易在函数题面前陷入自我怀疑。这些细节不是刻意记的，而是像雨水渗进泥土一样，自然而然地沉入了她意识的深层。

　　“我就是知道。”她干脆不解释了，转头骑上车，“走了，明天见。”

　　“许珊珊。”

　　她停下来，回头看他。杨晓东站在路灯下，手里握着那本“二次函数专项”，脸上的表情很认真。

　　“谢谢你的笔记。”

　　“谢什么，又不是第一次了。”

　　“不只是笔记，”他说，“所有的事。巷子里的事，医院里的事，康复中心的事，所有的事。”

　　许珊珊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是在发表感谢信吗？”

　　“不是。”杨晓东摇头，声音稳得像一块石头，“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虽然我现在脑子不太好使，说话也说不太利索，但有些东西我不会忘。你给我记了七个月的笔记，我在医院里每天翻。翻到最后那几页，看到你写‘他笑的时候眼睛还是眯起来的，跟以前一样’，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坐回那个位置上。”

　　晚风把他额前的一缕头发吹起来，遮住了眉毛。他的眼睛在路灯下亮得惊人。许珊珊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说话还有些慢吞吞的少年，已经和去年那个连笔都捡不利索的青涩初一新生不一样了。

　　“明天我给你讲二次函数第一小节，你晚上先把例题看一看。”她说完骑上车走了，马尾辫在肩头一甩一甩的。她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自己现在的表情不太适合被他看到——眼眶微红，嘴角却在笑。

　　杨晓东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才转身推开家门。客厅里，电视机开着但没人看，他爸歪在沙发上，脚边倒着两个啤酒瓶，鼾声震天。他绕过去，走进厨房，他妈正在切菜，看到他回来，回头笑了一下：“回来了？第一天上学怎么样？”他说挺好的。她说饭马上就好。

　　回到自己房间，杨晓东把笔记本摊在桌上。翻开第一页，二次函数的定义，许珊珊用红笔在旁边标注了关键词。他看着那些字，眼前浮现出她低头写笔记的样子。窗外的风吹进来，课本哗哗翻动，停在某一页上。他低头一看，那是他抄在本子上的一首诗——九月阳光落在你头发上，我忘了课本拿反了；十月你被堵在小巷子里，我忘了自己不会打架；十一月我躺在黑暗里，只记得你喊我的名字。

　　他拿起笔，在下面加了几句：“九月我又回到这里，你还在。//剩下的故事，我来写。”

　　铅笔在纸上停顿了片刻，留下一个小黑点。他把本子合上，放进书包里，明天要带去学校。他欠她一个比任何口头道谢都更重要的东西——一个真正站起来的杨晓东。

　　开学第一个星期过得风平浪静。这种平静在凤里中学的历史上不值一提，但对杨晓东来说，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都像是偷来的。没有人在走廊里堵他，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没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那些上学期还热衷于谈论“杨晓东被打事件”的人，新学期有了新的谈资——初三有个男生为了追隔壁班的女生在操场上摆了一地蜡烛，被教导主任用水枪全浇灭了。

　　杨晓东很喜欢这种被遗忘的感觉。被遗忘意味着正常。而正常是他花了七个月才赢回来的奢侈品。

　　但平静的表象之下，有些东西在悄悄变化。邱文辉转学了。这个消息是周明带来的。他坐在食堂的塑料椅子上，一边啃鸡腿一边用一种讲八卦的口气宣布了这个消息：“听说他爸托关系把他转到了隔壁镇的中学，开学前一天搬的家。有人说是他爸觉得在凤里镇抬不起头，也有人说他在这边待不下去了。”

　　“他找过你吗？”周明问杨晓东。

　　杨晓东摇头。上学期在康复医院那次见面之后，邱文辉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想起去年在医院走廊里，邱文辉低着头说“他让我以后别来了”时的样子——那个曾经在路灯下嚣张地吐着烟圈的少年，最后留给他的只是一个拎着没送出去的水果、在走廊里慢慢走远的背影。杨晓东低头扒了一口饭，把邱文辉这个名字从脑海里拨到了一边。他不想恨他，也不想原谅他。他只是不想在他身上浪费任何情绪了，他的情绪要用来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今天下午许珊姗要给他讲二次函数的第二小节。

　　但邱文辉不是唯一一个让杨晓东需要留神的人。王岩达还在镇上。这个消息是许珊姗带来的，语气平静，但平静底下藏着一丝极力压制的紧张。

　　“周明说他在菜市场那边看到他了。暑假里的事。人瘦了很多，跟以前不一样了。”

　　杨晓东抬头看她：“怎么不一样？”

　　“说是看上去特别落魄，蹲在路边抽烟，旁边堆着一堆没人买的菜叶。”许珊姗顿了顿，好像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说下去，“他在学校后门的小巷子里出现过几次。有人看到他放学的时候站在那里，看着校门口，什么都不做，就是看着。”

　　杨晓东放下了筷子。许珊姗赶紧补充道：“他不敢进学校的。门口保安换了，教导主任也放过话，他要是再出现在学校里就直接报警。”

　　“我不怕他。”杨晓东把筷子拿起来继续吃饭，咀嚼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嚼一个不太好消化的念头，“我只是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他打我的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杨晓东看着窗外，眼神有些远，“我问他为什么要替邱文辉打人。他说，邱文辉给他钱。我又问他，你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被人打吗？他当时没有回答我。后来我在康复医院里躺着的时候，有时候睡不着，就会想起他。不是恨他，是觉得他很奇怪。一个人能那样打另一个人，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许珊姗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她知道杨晓东不是在对她说话，而是在对自己说。

　　“现在他一个人在菜市场蹲着，谁都不理他。那些以前跟着他混的人呢？那些以前怕他的人呢？一个都没了。邱文辉转学去了隔壁镇，瘦高个和矮胖子投靠了别人，他爸因为他被开除的事把他打了个半死。”杨晓东看着窗外樟树叶子在阳光里摇晃，“他可能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自己也会变成这样。”

　　许珊姗看着杨晓东的侧脸，忽然觉得他说这番话时的语气，已经不是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语气了。

　　第二周，物理课开始讲力学。物理老师姓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讲课的时候喜欢拿粉笔头砸不听课的学生。陈老师让大家做一个关于重心的实验——两个人一组，背对背、手挽手，尝试一起站起来。

　　“这个实验考验的是配合和重心控制，”陈老师说，“自由组合，两人一组。”

　　教室里一阵骚动，大家纷纷找自己的好朋友组队。许珊姗正要回头去找林晓芳，林晓芳已经挽住了后排一个女生的胳膊，冲她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啊珊珊，我跟王丽说好了。”许珊姗摆摆手表示没关系，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大多数人都已经配好对了。

　　她的目光停在了靠墙的位置。杨晓东还坐在座位上，周围的人都三三两两地组好了队，没有人来找他。不是排挤，而是大家都有了自己固定的搭档，而他在这个班里缺席了整整一个学期。许珊姗朝他走过去，在他课桌前停下来。

　　“咱俩一组？”

　　杨晓东抬头看着她，愣了一下：“我左腿不太行，可能会拖你后腿。”

　　“我右腿也不太协调，”许珊姗一本正经地说，“正好互补。”

　　杨晓东看了她一眼，嘴角弯了一下，站起来，跟着她走到教室后面的空地上。两个人背对背站好，按照陈老师的指示挽住对方的手臂。

　　“准备好了吗？”陈老师在前面喊，“三、二、一——起！”

　　教室里一阵此起彼伏的叫喊声和笑声。有的组配合默契，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有的组用力不均，一个人站起来了另一个人被拽得往后倒，双双摔在地上。杨晓东感觉到许珊姗的后背贴着他的后背，她的肩胛骨隔着校服薄薄的布料硌在他的脊背上。她的手臂挽着他的手臂，手心微微出汗。

　　“你别全用右脚，”她说，“重心放低一点，往后靠，靠在我背上。”

　　她的声音很轻，只有他能听到。杨晓东按照她说的把重心放低，把一部分力量分到左腿上。左腿开始微微发抖，膝盖有些发软，但他咬着牙撑住了。

　　“一、二、三——”

　　他们同时用力，背靠着背，一点一点地往上顶。杨晓东感觉到左腿在抗议，膝盖发出了咯嘣一声轻响，但他没有松劲。许珊姗的后背稳稳地撑着他，像一座不会倒的山。最后，他们一起站直了身体。

　　“不错！”陈老师在他们旁边停下来，多看了杨晓东一眼，“杨晓东，动作虽然慢了点，但很稳。继续努力。”

　　杨晓东喘着气，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左腿还在轻轻地抖。但他在笑。不是那种客气的笑，也不是那种苦苦的笑，而是一个人在做到了一件自己曾经以为再也做不到的事情之后，从心底里泛上来的、抑制不住的笑。许珊姗松开他的手臂，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做到了。”

　　“是我们做到了。”

　　物理课结束后，杨晓东回到座位上，左腿还在微微颤抖。他用手按住膝盖，感觉到肌肉在掌心下不规律地跳动。许珊姗走过来把水杯放在他桌上，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水温刚好，不烫不凉。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旁边的空位上坐了一会儿，假装在看窗外。

　　这一天，杨晓东在周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今天物理课，我背靠着一个人的后背，站起来了。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站起来。她的肩胛骨硌在我背上，很瘦，但很稳。”

　　第三周，语文课讲到了朱自清的《背影》。刘建国站在讲台上，用他那一口带着浓重凤里口音的普通话念课文：“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

　　杨晓东坐在靠墙的位置，课本翻开着，但他的目光不在课本上，在窗外。操场上，几个低年级的学生正在上体育课，跑步的队伍歪歪扭扭的，体育老师的哨声一阵一阵地传过来。

　　去年这个时候，他躺在那间废弃的厂房里，王岩达的脚踩在他背上。那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个人不是许珊珊，是他妈。他想他妈在厨房里洗衣服的背影，想她端着热好的饭推门进来时脸上的表情。刘建国的声音还在继续：“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杨晓东低下头，拿起笔，在课本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我爸不会给我买橘子。但那天晚上我躺在地上，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想起了他。”

　　下课铃响了。许珊姗走过来，看到他在课本上写字，没问写什么，只是说了一句“下节数学课，郑老师说要做小测验”。杨晓东抬头看她：“我今天放学想去看一个人。”

　　许珊姗愣了一下：“谁？”

　　“我妈说，我爸去镇上的工地上打工了。就在车站旁边那个工地，给人搬水泥。”杨晓东把课本合上，手指抚过封面上“语文”两个字，“我想去看看他。”

　　许珊姗沉默了两秒，然后点了点头：“我陪你去。”

　　放学后，他们骑车去了车站旁边的工地。那里正在建一栋三层的楼房，脚手架搭得歪歪扭扭的，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地响。杨晓东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站在工地门口往里看。许珊姗站在他旁边。

　　他们看到了杨晓东的爸爸。他爸穿着一件满是水泥灰的工装，肩上扛着两袋水泥，从卡车旁边走到搅拌机旁边。他的背比去年更驼了，头发白了一半，走起路来脚步有些踉跄，不知道是腿脚不好还是累的。他把水泥袋卸下来，站在那里喘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摸了半天没摸到打火机。

　　杨晓东站在那里，看着他爸把没点着的烟又塞回了口袋，重新扛起一袋水泥。那个动作很熟练，像是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杨晓东忽然说，声音很轻，“以前他在镇上的机械厂上班。后来厂子倒闭了，他就开始喝酒。喝了酒就打我妈，打完了第二天又去喝酒。我以为他这辈子就这样了。”

　　“现在呢？”

　　“听我妈说，我住院那段时间，他去医院交过一次钱。没进病房，把钱交给护士就走了。后来他托人给我妈带话，说让我好好养着。”

　　他没有回头。许珊姗站在他身后半步的地方，安静地听着。她知道他不是在向她寻求安慰——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面对的事实。

　　“他从来没说过对不起。”杨晓东把自行车掉了个头，“但他开始干体力活了。”

　　他骑上车，没有再往工地的方向看。许珊姗跟在他后面，车轮碾过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骑到巷子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其实我今天在语文课上写了一句话。”杨晓东停下来说，“写的是‘我爸不会给我买橘子’。但是晚上看到他在工地上的样子，我又觉得，也许他有他的活法。”

　　许珊姗没有接话，她知道杨晓东不需要评判，只需要有人听。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告诉他“你做得对”或“你做得不对”的人，而是一个愿意站在旁边，跟他一起看着那个背影的人。

　　“明天见。”她说。

　　“明天见。”他说。

　　杨晓东推开门，客厅里灯亮着。他爸还没回来，他妈坐在沙发上打毛衣，电视机开着但声音调得很小。看到他进来，他妈放下手里的毛线，说锅里热着饭。他说在工地看到爸了。他妈打毛衣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打。她说你爸最近不喝酒了，白天去工地，晚上回来吃饭，吃完了就睡觉。说完这句话，电视机里的声音忽然大了一下，然后又变小了。杨晓东站在客厅中央，看着他妈手里的毛线针一上一下地穿来穿去。他发现他妈打毛衣的姿势比以前轻快了，肩膀也不像以前那样总是紧绷着。

　　“这件毛衣是给你打的，”他妈头也不抬地说，“灰色的，你去年那件短了。”

　　十月，秋风凉了。凤里中学迎来了秋季运动会。操场上插满了彩旗，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运动员进行曲》，各个班级在跑道边搭了凉棚，搬出了课桌和椅子。黑板上写着各个项目的参赛名单和加油口号。

　　杨晓东不能参加任何比赛项目——医生的诊断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一年内不能剧烈运动。周明替他报了一个“后勤保障员”的虚职，其实就是坐在班级凉棚里看衣服、发矿泉水。运动会第一天上午，杨晓东坐在凉棚里，面前摆着一箱矿泉水和一堆同学们的书包外套。

　　许珊姗参加了女子八百米，号码牌用别针别在胸前，白色的运动鞋在煤渣跑道上显得格外干净。发令枪响之后，她跑在中间的位置，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摆，脸跑得红扑扑的。跑到第二圈的时候，她开始加速，超过了前面两个人，冲过终点线时拿了第三名。

　　杨晓东站在凉棚边上，手里攥着矿泉水，目光一直跟着那条马尾辫。许珊姗弯着腰喘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身，接过他递来的水，一口气灌了半瓶。

　　“第三名，”杨晓东说，“跑得不错。”

　　“还行吧，”许珊姗把水瓶放下，看了他一眼，“你在旁边站了十分钟，腿不累吗？”

　　“不累。”杨晓东撒了个谎。他的左腿其实已经开始发酸了，站久了膝盖就会隐隐作痛。但他不想坐下，因为坐下就看不到跑道上的她了。

　　“你撒谎的样子比去年更自然了，”许珊姗说，“但是你的手在抖。”

　　杨晓东低头看自己的左手，确实在微微颤抖。他把手插进裤兜里，但许珊姗已经转身走了，走之前丢下一句话：“坐下休息，比赛还没结束呢。”

　　他乖乖地坐下来。周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头上绑着一条红色的加油带，手里拿着一个啃了一半的苹果。他看看许珊姗的背影又看看杨晓东，说：“你俩说话的方式越来越奇怪了。都不用什么‘你好’‘谢谢’‘不客气’了，直接跳到了‘坐下休息’‘手在抖’。”

　　“这叫有效率。”杨晓东说。

　　“对，”周明咬了一口苹果，“特有效率。”

　　运动会进行到第二天下午，男子4×100米接力比赛开始前，出了一件事。初三（一）班和初三（四）班因为跑道站位的问题吵了起来。两边的人越聚越多，推推搡搡的，眼看着就要动手了。几个体育老师冲过去拦在中间吹哨子，但场面还是很混乱。

　　许珊姗正站在凉棚边上整理号码牌，抬头朝骚动的方向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她看到了一个人。

　　操场对面的铁栅栏外面，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寸头，宽肩，比去年瘦了很多，但那个轮廓——她不会认错。王岩达站在铁栅栏外面，两只手插在夹克口袋里，正往操场里面看。他的目光穿过跑道，穿过人群，落在操场另一端。许珊姗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杨晓东正在班级凉棚里整理矿泉水箱，背对着栅栏的方向，完全不知道有人在看他。

　　许珊姗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下意识地想往杨晓东那边走，但脚步刚迈出去就停住了。不能慌。她深吸一口气，放下手里的号码牌，朝操场对面的铁栅栏走过去，脚步不快不慢。

　　走近了，她才看清王岩达的样子。他确实瘦了很多——以前像一座小山，现在瘦得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夹克，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灰色内衬。下巴上冒出了胡茬，看上去老了十岁。

　　他在看杨晓东。那目光让许珊姗心里的警铃大作——不是凶狠，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饥饿的人看着橱窗里的食物。像是溺水的人看着岸上的人。

　　许珊姗走到铁栅栏前站定。王岩达这才注意到她，眼神从杨晓东身上移过来。他们隔着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对视了一秒，然后王岩达转身走了。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威胁的手势，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就是转身，把手插回夹克口袋里，沿着围墙外的土路慢慢走远了。

　　许珊姗站在原地，后背全是冷汗。她意识到，刚才那个对视，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单独面对王岩达。去年在巷子里、在食堂门口、在天台上、在厂房里，每一次王岩达出现，旁边都有邱文辉和一群跟班。而现在，他一个人站在铁栅栏外面，穿着一件破夹克，瘦得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竹竿。

　　她快步走回凉棚。杨晓东还在整理矿泉水箱，看到她脸色不对，问怎么了。许珊姗犹豫了一秒——她从来不对他撒谎。但这一次，她决定撒谎。

　　“没事，刚才接力那边差点打起来了，”她说，“吓了一跳。”

　　杨晓东往操场那边看了一眼，骚动已经平息了，两个班的学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说哦，然后递给她一瓶水。许珊姗接过水，手指触到他的手指时，感觉他的手很稳。他把所有的颤抖都留给了左手，把所有的稳定都给了右手。她想，她要把刚才看到的画面锁进心里最深的抽屉里，至少在运动会结束之前，不能让它冒出来。

　　运动会最后一天，许珊姗去找了刘建国。她把王岩达出现在学校外面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刘建国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了好一会儿，然后拿起电话拨了派出所的号码。讲完电话，他告诉她，派出所的人说会加强学校周边的巡逻，如果王岩达再出现在学校附近就立刻出警。他还说，杨晓东的事情在学校档案里有记录，派出所那边已经备案了。

　　“你做得对，应该告诉我。”刘建国说，“不过这件事先别跟杨晓东说。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担惊受怕。”

　　许珊姗点了点头。她也是这么想的。但她心里还有一个疑问——王岩达那天站在铁栅栏外面看着杨晓东，那个眼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她说不清楚。她只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那种眼神。去年十月，杨晓东坐在她旁边，课本拿反了，偷偷侧头看她的那一眼。

　　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杨晓东照常在家里看书。数学课本摊在桌上，旁边是许珊姗给他整理的二次函数笔记。他正在做一道综合题，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喧哗声。他放下笔走到门口，推开门。

　　巷子里围了一堆人。几个邻居大妈正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什么，声音嘈杂，他听不太清楚。他妈站在门口，脸色发白。杨晓东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他家门口的水泥地上，放着一袋东西。一袋猪肉，用红色塑料袋装着，袋口扎得紧紧的，看起来是刚从菜市场拿来的。塑料袋上压着一张纸条，用土块压着，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杨晓东弯腰捡起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对不起。我欠你的。王岩达。”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说王岩达大清早骑着三轮车来的，把肉放在门口就走了，一句话没多说。有人说他瘦得跟个鬼似的，头发长得遮住了眼睛。他妈妈拿起那袋猪肉，不知道该扔还是该留。杨晓东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

　　“妈，把肉拿进去吧。”

　　然后他转身回了房间，把门关上，坐在床边，盯着天花板上那道熟悉的裂缝。对不起，这三个字在康复医院的走廊里听邱文辉说过，现在又出现在一张被土块压着的纸条上。他知道这声“对不起”背后是什么——王岩达被学校开除后去了他爸的猪肉铺帮忙，每天凌晨三点起来杀猪送货。这袋猪肉，大概是他能拿出来的唯一的东西。

　　杨晓东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张纸条。纸条的边缘很毛糙，像是从一个破本子上撕下来的。他掏出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和另外两张纸条放在一起——一张是电话号码，一张是“谢谢你”。三张纸条被他压在一本书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在天台上，王岩达打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挺有种。我在这个学校打过的怂包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没几个像你这样的。”

　　那时候他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他隐约懂了——王岩达从来就不是真的恨他。王岩达只是被人当枪使了太久，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是有选择的人。也许他想用这袋猪肉证明，他也是有选择的。

　　杨晓东站起来，推开门走了出去。他妈妈在厨房里，正看着那袋猪肉发愁。杨晓东说：“妈，我想去一趟菜市场。”他妈愣住了，锅铲悬在半空中。杨晓东已经穿上了外套，推门出去了。

　　菜市场在镇中心，早市已经散了，地面上湿漉漉的，到处是烂菜叶和鱼鳞片。杨晓东穿过空荡荡的摊位，找到了最里面那个猪肉铺。铺子不大，案板上还剩几块没卖完的骨头。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男人正在磨刀，霍霍的声音在空旷的市场里格外刺耳。那是王岩达的爸爸，比去年更壮了，肚子上的肥肉堆在裤腰上，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子。

　　杨晓东站在铺子前：“我找王岩达。”

　　他爸抬起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杨晓东微微发抖的左手上停留了一瞬，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他认出他是谁了。镇上的人都知道王岩达把谁打进了医院。他把刀往案板上一剁，转身朝后面喊了一声：“岩达！有人找！”

　　过了好一会儿，王岩达从后面的小门里钻了出来。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背心，身上沾着猪血，头发乱得像鸡窝。他比运动会那天更瘦了，锁骨凸出来，在皮肤下面形成两道明显的棱。看到杨晓东，他整个人像被电了一样僵在原地，手里的塑料袋啪嗒掉在地上，里面的猪肝滚了出来。

　　两个人隔着猪肉铺的案板对视着。空气里弥漫着生猪肉的腥味和磨刀水的铁锈味。王岩达的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嘴唇动了动，发出了几个含混的音节，然后又把嘴闭上了。他好像不知道该叫他什么——“杨晓东”三个字对他来说太正式了，“晓东”太亲近了，“喂”太轻佻了。他大概从来没有在脑子里给杨晓东安过一个名字，只有“那个被邱文辉盯上的初一小子”、“那个在食堂门口说‘不服’的傻逼”、“那个被他打断了三根肋骨的人”。

　　“那个……”王岩达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是嗓子里卡了一把沙子，“……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杨晓东说。

　　王岩达点了点头，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他看了一眼案板上的刀，又移开了。两个人之间隔着沉默，像隔着一条很宽很宽的河。

　　“纸条是你写的？”杨晓东问。

　　王岩达点头。

　　“你自己想写的？还是你爸让你写的？”

　　沉默。

　　“……我自己。”王岩达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被旁边铺子里的狗叫声盖住，“我爸不知道。肉是我从铺子里偷偷拿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但我也没别的东西可以给。”

　　他攥紧了拳头，手指上的茧子磨得发亮。这个曾经能把杨晓东拎起来摔在地上的男生，此刻站在猪肉铺的案板前，低着头，像一棵被拦腰砍断的树。

　　“医生说，我的左腿可能一辈子都会这样。”杨晓东说。

　　王岩达的下巴抖了一下。

　　“肋骨断了三根。脑袋里有个血块，做了开颅手术。我醒来的时候连‘妈妈’都不会叫。我花了半年时间才重新学会走路、说话、读书。”

　　王岩达没有说话。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不是愧疚，不是求饶，而是一种好像在说“继续，这些都是我干的，你继续”的表情。像一个站在审判席上的人，已经放弃了所有辩护。

　　“你打我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杨晓东说，“我在地上蜷成一团，你踩在我背上，你的脸是空的。我一直在想，一个人怎么能在打人的时候脸上什么都没有？”

　　王岩达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从小挨打。”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到几乎听不到，“我爸打我的时候，脸上也是空的。后来我学会了那个表情，对着别人用。”

　　杨晓东没有说话。旁边的猪肉铺里，王岩达的爸爸正在用力剁骨头，刀起刀落，砰砰的声音像某种沉闷的节拍器。

　　“我不求你原谅我。”王岩达忽然抬起头，眼睛终于对上了杨晓东的目光，“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是故意要打那么重的。不是想给自己开脱，我就是……就是没控制住。邱文辉让我教训你，我就去了。以前都是这样，打几拳就完事。但那天你不肯服软，我就越想让你服，越打越来气。”

　　他顿住了，拳头攥得更紧了。杨晓东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一些事情。在这个小镇上，一个从小在屠宰场长大、被父亲打到麻木的少年，学会了用暴力解决所有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停下来，因为他从来没见过有人停下来。

　　“没有人教过你停下来。”杨晓东说。

　　王岩达怔住了。他的眼眶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他大概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哭过了。

　　“你走吧。”杨晓东说，“以后别来我家了。也别给我送东西。好好杀你的猪。”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那张纸条，我收下了。”

　　然后他走出了菜市场。身后，磨刀声还在继续，霍霍的，均匀的，不带任何感情。阳光刺破云层照下来，把他的影子投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他想，他刚才应该有很多话可以说——可以骂他，可以打他，可以把那袋猪肉扔在他脸上，可以说“你现在道歉有什么用，我的腿已经好不了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不是因为原谅了他，而是因为他发现，恨一个人和原谅一个人一样，都需要从自己身上掏出点什么来。而他身上已经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掏了。

　　那些东西已经在康复医院的走廊里用完了。在无数个盯着天花板失眠的深夜里用完了。在把胃酸咽回去的时刻用完了。

　　回到家，杨晓东走进自己的房间，从书架上抽出那本夹着三张纸条的书，把王岩达那张写着“对不起。我欠你的”的纸条放进书里。三张纸条贴在一起——一张写着电话号码，一张写着“谢谢你”，一张写着“对不起”。他合上书，把书放回原处。窗外，十一月的风吹过樟树的枝丫，沙沙作响。凤里镇的黄昏安安静静地降临了，像一个沉默的证人。

　　十一月的第三个周末，杨晓东再次去了康复医院。不是去住院，是去复查。这是他出院后的第二次复查——第一次是八月，那次的结果是：运动功能恢复百分之八十，语言功能接近正常，可以复学但不能剧烈运动。这次复查的结果，将决定他能不能摘掉“康复期病人”的帽子。

　　还是那条走廊，还是那个小花园。桂花树的花已经谢了，光秃秃的枝丫在秋风里微微颤抖。那个晒太阳的老头还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毯子，眯着眼睛打盹，和去年一模一样。

　　给杨晓东做评估的医生还是去年那个。他拿着杨晓东的CT片子和各种检查报告研究了很久，推了好几次眼镜，最后抬起头说：“恢复得比我预期要好。脑部损伤的区域有代偿性恢复，运动功能基本接近正常水平。”他顿了顿，补充道，“但你左腿的轻微拖拽可能会是终身的。不是大问题，不影响日常生活，只是走路的时候会看出来，站久了会有些抖。”

　　杨晓东点了点头。终身的——这三个字砸进他的耳朵里，像一颗小石子掉进深井里。他等着那声回响，但等了很久都没有听到。也许那颗石子根本没有落到底。也许那口井已经干了，填平了。

　　“能上体育课吗？”他妈妈在旁边问。

　　“轻微的可以，跑步、跳高这些剧烈的还是不行。”医生在病历上写着什么，“不过以他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日常生活已经完全不受影响了。学习、社交、未来的工作，都不会有问题。至于左腿的拖拽——说实话，以他当初的伤势，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已经很幸运了。再给我看一次那么多断掉的肋骨和那块硬膜下血肿的片子，我还是会认为这个人活下来是奇迹。”

　　他妈妈说谢谢，眼眶红了。杨晓东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病历塞进书包里，站起来走出了诊室。他在走廊里等妈妈，靠在墙上看着窗外的桂花树。终身的。他在心里默念这三个字。以前他听到这个词会害怕。现在他听到这个词，觉得也不过如此。

　　从康复医院出来，杨晓东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坐上了去市图书馆的公交车。他查了一个下午的资料，关于脑损伤康复、关于运动神经代偿。医学书上有很多他看不懂的词，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往下读。在一本康复医学期刊上，他读到了一段被标记出来的话：“部分患者在接受系统性康复训练后，能够在运动中实现对受损神经的功能代偿。”他掏出笔记本，把这段话抄了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很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