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藏纪年》煦苒

5、第 5 章

　　应文翔的声音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像一盆冷水浇在滚烫的铁板上，“嘶”的一声，所有打斗的声音都停了下来。他站在两拨人中间，问明了来龙去脉——不过是几句言语冲突，就闹成了这样。他把双方各自训斥了几句：“你们还都是学生，大半夜不回家，在这儿打架，万一出了事，你们爸妈怎么办？”他又转向顾飞羽那一帮人：“你们几个，赶紧走，再让我看见你们闹事，就跟我回局里说话。”

　　顾飞羽撇了撇嘴，没再说什么，带着朋友转身走了。

　　应文翔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又回头看了看青棠和她的同学们——几个人的脸上都挂了彩，衣服也被扯破了。他叹了口气，又担心这群年轻气盛的孩子出了舞厅还要闹事，向队员交代了几句后，索性亲自送苏木和青棠回家。

　　走出舞厅大门，苏晓跟着周磊、王浩走了。

　　青棠与苏木则跟在顾飞羽的身后。路灯昏黄，晚风吹在脸上，带着一股子春寒的冷意。三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苏木低着头，指节上还沾着干涸的血迹。应文翔也没说话，只是偶尔回头看他一眼，目光里带着一丝复杂的神情。

　　走了大约两三百米，苏木忽然停下脚步，叫住了前面的应文翔。

　　“应警官，”苏木的声音有些涩，“我想问你一件事。”

　　应文翔回过头，看着他。

　　“我妈一直说我爸是被冤枉的，”苏木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声音很涩，“她到现在都不肯信。我想问问，是您查的这个案子，您认为，我爸到底是咎由自取，还是……被陷害了？”

　　应文翔沉默了几秒钟。灯光打在他脸上，表情看不出什么波澜。他没有移开目光，也没有犹豫太久，只是用那种一贯冷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气，回答了两个字：“前者。”

　　苏木的手指微微攥紧，没有再开口。应文翔交代了两句，便转身朝来路走去，很快消失在路灯尽头的夜色里。

　　等应文翔彻底走远了，青棠才小心翼翼地挨过来。她看了苏木一眼，问了一句“怎么了”。她语气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脆弱的东西。苏木没有立刻回答。他站在原地，看着应文翔消失的方向，目光变得空洞而遥远。

　　沉默了很久，苏木终于开口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终于憋不住想要把这些话倒出来——再不倒出来，他觉得自己就要被它们压垮了。

　　他的父亲因为严重的胃病戒了酒，可是汽水厂爆炸的那个晚上，却在现场发现了两个空白酒瓶。被炸伤的三名工人也作证说，父亲当晚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没照看好锅炉，才发生了爆炸。母亲拒不接受这个说法。她跑到医院，在黄要武、李卫国、张华的病床前哭闹，骂他们一个个黑了心肝、坏了良心。回到家，她又把同样的话翻来覆去地说给苏木听。

　　可是真正让苏木耿耿于怀的，并不是母亲那些声嘶力竭的控诉，是另一件事。

　　母亲说父亲因病滴酒不沾，说得斩钉截铁。但就在事发前一个月，那天晚上他起来上洗手间，路过厨房的时候，看见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又听见父亲哼着曲调。他推开门，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面前的小桌上放着半瓶散装白酒，没有下酒菜，就那样一口一口地喝着。父亲的脸在灯光下微微泛红，眼神有些迷离，似乎已经喝了一阵子了。他看到苏木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把酒瓶往桌底下一藏，竖起食指贴在嘴唇上，做了一个“不要说出去”的手势。那个手势，烙印在了苏木的记忆里。

　　所以当应文翔背着母亲，单独问他“你父亲平时到底喝不喝酒”的时候，他想起了父亲那个“不要说出去”的手势，想起了母亲信誓旦旦的眼神。他犹豫了很久，那种犹豫像是把自己的骨头一根一根掰断，又重新接上。最终，他还是说了。他说了实话。

　　但那句实话像一把刀子。它先割开了父亲的谎言——那个“滴酒不沾”的谎言——然后刀锋一转，又狠狠剜进苏木自己的胸口。从那以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感像影子一样缠上了他，白天黑夜都甩不掉。他觉得自己出卖了父亲，哪怕父亲已经不在了，哪怕他出卖的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可就是那件小事，在应文翔手里，成了拼图最致命的一块。他想象过无数次，如果那天他没有说出那句话，案子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如果他说“我爸不喝酒”，应文翔会不会多查几天，多找几个证人，也许就能发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妈妈就不会因为高昂的债务一天打三份工，短短几个月就老得不像样了。

　　可是没有如果。那句话已经说出去了，再也收不回来了。

　　苏木说完这些，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他垂着眼睛，看着自己沾着血迹的指节，像是在看某个罪证。

　　青棠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斟酌措辞。片刻后，她才开口：“人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应该选择对的事情，而不是让自己觉得舒服的事情。”

　　苏木抬起头，盯着青棠的眼睛，仿佛想从她眼里找到一个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答案。他反问了一句：“对与错，到底由谁来判断？”

　　那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投进深夜的湖面，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青棠站在原地，目光开始游离，像是在脑海里翻找答案，又像是在某个无法抵达的地方迷失了方向。她张了张嘴，又合上。想了半天，终究没有回答上来。

　　苏木把青棠送到楼下，从书包里掏出一枚木雕。或许他本想说一句“生日快乐”，但只是张了张嘴，便转身离开了。青棠借着路灯细看，雕刻的竟是一只凤凰。

　　她微微一怔，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寓意，从哪里说起呢？

　　青棠回到家中，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响还没来得及消散，书包还挂在肩头上，就劈头盖脸地挨了一顿训斥。

　　母亲邱春霞显然已经知晓了青棠翘课的事。她脸色铁青地立在客厅中央，仿佛从青棠出门起就一直等在那里，从未挪动过。她的声音尖锐又刺耳，像一把钝刀刮过玻璃，直扎得人耳膜生疼。她先是数落青棠不学好——“学什么不好，偏偏学逃课？”接着又责怪班主任管教不严——“学校是吃干饭的吗？学生不见人影都不知道通知家长？”随即转头朝书房的方向，骂起躲在里面的丈夫楚志方——“你倒好，缩在壳里当王八！你一个教务处主任，就是白当的！你闺女翅膀硬了要飞了，你连根毛都懒得管！”

　　审了半天，最后诈出是楚雅琴给了一百块钱，青棠才去开什么生日Party时，邱春霞立刻就炸了。她抓起桌上的碗碟就往地上摔，噼里啪啦的声响惊动了楼上楼下，邻居们探头探脑地往这边张望。

　　“我就知道是她！除了楚雅琴，谁还能教孩子干这种好事？”邱春霞的声音拔高了八度，几乎要穿透楼板，“不正经的人，教出来的全是歪门邪道！她自个儿不要脸也就罢了，还要把我闺女往火坑里带！”

　　说起楚雅琴，她简直是当地的一道风景。

　　喇叭裤、□□镜、大波浪——这三样刚在小城流行起来，就成了她的标配。喇叭裤的裤脚大得像两把扫帚，走起路来飘飘荡荡；□□镜是茶色的，镜片大得遮住了半张脸；大波浪卷发披在肩上，发梢微微泛黄，据说是用火钳子烫的，每次出门前都要喷上半瓶发胶，硬邦邦地支棱着。配上她凹凸有致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自然招来了不少闲言碎语。

　　街坊们背地里叫她“女阿飞”，说她“穿得跟个女特务似的”。可楚雅琴根本不在意，甚至还会主动挑衅那些嚼舌根的老太太——当面点上一根烟，再冲着她们轻蔑地吐出一口烟雾。

　　多年前，楚志方第一次带邱春霞回家，两个漂亮女人一打照面就成了天敌。邱春霞穿的是素净的白衬衫和黑裙子，头发规规矩矩地扎成马尾，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楚雅琴则穿着碎花连衣裙，指甲涂着鲜红的指甲油，翘着二郎腿嗑瓜子。一个是规矩得近乎刻板的良家妇女，一个是从骨子里透着不羁的“新潮女性”，像水和油，怎么搅都搅不到一块儿。楚志方夹在她们中间，一个是妹妹，一个是老婆，又都不是省油的灯。两边炙烤。

　　直到几天前，楚志方似乎才终于明白：这两个女人之所以势不两立，不是因为同性相斥，而是因为“真”与“假”难以共存。一个活得太真，一个装得太像，两个都对，也两个都错。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可这话搁在青棠身上，却偏偏应在了姑姑那头。不管邱春霞在背后怎么诋毁楚雅琴，青棠始终黏着姑姑。每次楚雅琴一来，青棠就像一只小雀儿扑过去，搂着她的脖子撒娇，把脸埋在她身上那些廉价却好闻的香粉味里，跟她讲学校里的事，讲同学的笑话，讲藏在日记本里的小秘密。

　　楚雅琴会带着她去巷子口吃两毛钱一串的糖葫芦，会在她作业写到一半时偷偷塞给她一本花花绿绿的小说，会教她怎么用废铁丝编出一个小戒指。可一到亲妈面前，青棠就变得客客气气、疏疏离离。吃饭时邱春霞夹菜给她，她会说“谢谢妈”，声音淡得像白开水。这一对比，更让邱春霞对楚雅琴恨得牙根发痒，每每想到就觉得胸口堵了一团棉花。

　　眼下邱春霞这一闹，摔了碗碟不过瘾，又抓起茶几上的玻璃杯往地上砸，杯子碎成一地亮晶晶的渣子，在日光灯下闪着寒光。她指名道姓地骂起了楚雅琴，声音大得连楼道里都回荡着回声。偏巧，对面住的邻居郑玲玲是楚雅琴的闺蜜，此刻正站在阳台上，踮着脚尖往这边看。

　　她听得真切，转身就进了屋，拿起床头柜上的座机，迅速拨了一串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