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藏纪年》煦苒

18、第 18 章

　　杨旭正伏在案头整理一份结案报告，抬头看见她，眼皮不易察觉地跳了一下，随即挤出一点笑容：“青棠啊，又来了。”他把椅子往后一推，示意她坐，但语气里已经透着疲惫。

　　“杨警官，那个乐柠高中的女生，还没有线索吗？”青棠没有坐下，只是身体微微前倾着。

　　杨旭沉默了几秒。办公室里的风扇嗡嗡作响着。他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最终摇了摇头：“没有，一直没任何线索。”

　　青棠盯着杨旭的眼睛，那里头有一种东西——闪烁、回避，像一扇半掩的门，里面藏着他不愿让她看见的东西。

　　杨旭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别过头去，抓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被晒得蔫头耷脑的梧桐上。

　　他没有说的是——几天前，队长樊盛把他叫进办公室，门一关，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樊盛把一沓卷宗摔在桌上，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轨：“你私下查李博风？谁给你的权力？你跟应文翔一样，自以为在警校多混了两年，就真当自己是福尔摩斯了？”

　　杨旭想辩解，樊盛抬手一拦，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隔着桌面推了过来。

　　“这是问讯笔录，两名学生已经签字了，真相就这样。”樊盛的语气缓和了些，但依然冷峻，“学生们搞的恶作剧，幼稚、荒唐，但也仅此而已。不要再浪费警力了。”

　　杨旭没法跟青棠解释这个——一个恶作剧，就能轻飘飘地抹掉楚志方坠楼的疑云。他不信，可他没有证据去反驳。

　　杨旭深吸一口气，把视线拉回青棠脸上，挤出最后一点耐心：“青棠，听我一句劝。这事……局里已经定性了。你爸的事，有结论。你再查下去，只会伤到自己。”

　　青棠没有回答。她只是沉默地站着，像一株被雨打湿的植物，静默中带着某种执拗。然后她转身，一步一步走出办公室。走廊空荡，只有她脚步的回音在墙上碰来碰去，一声一声，像敲在金属板上。

　　她下定决心要自己去问一遍。那些暑假补课的学生没有那么多，只要一个个找过去，总有人见过什么，记得什么。她甚至已经开始在脑海中规划路线，想着从哪里开始问起。可她刚刚准备开始行动，姑夫的手便搭上了她的肩，坚定地把她拉住了。

　　袁朝站在她面前，目光沉稳，像一面不会摇晃的墙。他看着青棠，一字一句地说，语气里没有商量，只有深深的确信：“无论是你的爸爸，还是你的姑姑，他们不可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个世界自有因果，宇宙自有规律。你眼下唯一的任务，就是去上大学。其余的事，交给我。”

　　于是，青棠离开了乐柠。

　　那个夏天还没结束，蝉声还在梧桐树影里嘶鸣，但她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她背起行囊和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坐上离开的火车，开始一段新的人生。窗外的风景越来越陌生，她的目光却渐渐清晰起来——有些路不是自己选的，但既然开始了，就只能走下去。

　　九月的上海，梧桐叶尚未泛黄，暑气却已悄悄退去。青棠拖着一只褪色的帆布行李箱，站在上海交通大学那扇古朴的校门前，周围的喧嚣仿佛都与她无关。新生们三五成群，父母帮着拎行李、拍照留念，笑声此起彼伏。青棠独自一人，手里攥着那张已经磨出褶皱的录取通知书，心里没有一丝初入大学的喜悦，只有沉甸甸的忧虑。

　　宿舍是六人间，上下铺，墙壁上贴着前几届学姐留下的海报边角。青棠选了靠门的下铺——最便宜的位置，也最方便夜里悄悄进出，不打扰别人。室友们来自天南海北，有人带了一箱子的零食，有人带了随身听和成摞的磁带，还有人带了一整箱的连衣裙。青棠的行李很简单：几件换洗衣服、一本翻烂了的英语词典、父亲住院时的缴费单复印件——那是她提醒自己不能停下的凭证。

　　还有那枚苏木为她雕刻的凤凰。此时放在床头，木纹里还隐约能嗅到当初的松脂气息。凤凰昂首欲飞，尾羽舒展成一道流畅的弧线，每一根细小的羽丝都被苏木用刻刀细细琢过。夜里青棠翻身时偶尔会碰到，木质沁凉，却让她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一直温温地热着——那是她唯一可以凭吊的少年时最纯粹也是最美好的时光。

　　开学第一周，青棠便做完了三件事：办好助学贷款，找好勤工俭学岗位，买了一张上海市区地图，在上面用红笔圈出了所有可能打工的地点。她的日程表从清晨六点排到深夜十一点，几乎没有缝隙。

　　早晨五点半，天还没完全亮，青棠便轻手轻脚地从床上爬起来。室友们还在熟睡，有人翻身时发出模糊的呓语。她穿着拖鞋走到走廊尽头的公共水房，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女孩眼窝深陷，颧骨比几个月前更突出了几分。

　　六点到七点半，她在学校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值班。这份工作是辅导员帮忙争取的，每个月一百二十块钱，要求每天早晨把当天的报纸按顺序整理上架，擦拭桌面，给绿植浇水。阅览室很大，清晨几乎没有人，只有日光灯嗡嗡的低鸣和翻动报纸的沙沙声响。青棠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安静，因为可以趁无人时背几个英语单词，因为晨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时，会让她暂时忘记乐柠城中那个躺在病床上的身影。

　　七点四十分，她匆匆赶回食堂，花五毛钱买两个馒头和一碗白粥，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十五分钟解决早饭。有时候食堂阿姨看她太瘦，会多给她打一勺粥，小声说：“姑娘，多吃点。”青棠低着头道谢，不敢抬眼，怕眼泪掉进碗里。

　　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是专业课。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这样即使夜里打工太累打了瞌睡，也不至于太显眼。但青棠从未在课堂上睡着过——她不敢。每一节课的笔记都记得密密麻麻，课本的空白处写满了批注，因为奖学金是她学费最后的希望。

　　选修课，教授讲《现代文学史》时提到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青棠在笔记本上写完这句话后，盯着它看了很久，仿佛对人生有了一次刻骨的了然。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她在学校附近的快餐店打工。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上海男人，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起初嫌她手脚慢，后来看她实在勤快，便渐渐少了苛责。青棠负责收盘子、擦桌子、倒垃圾，偶尔还要帮后厨切菜。手上被菜刀划出过好几道口子，她贴上创可贴继续干，不敢请假——请一天假，就少一天的钱。快餐店提供一顿免费的员工餐，通常是炒饭或面条，青棠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连碗底的油星都不放过。

　　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继续上课。课间的时候，室友们讨论周末去哪里逛街、哪家音像店新到了王菲的专辑、哪个男生给谁写了情书。青棠趴在桌上假装睡觉，耳朵里塞着耳机，里面放的却是英语听力磁带。她不敢参与那些话题，因为每一次闲聊都意味着少了几分钟可以用来学习或休息的时间。

　　傍晚五点半到七点，她赶到学校东门外的一家书店做兼职。书店不大，主要卖教辅和文学类书籍，老板是个戴眼镜的退休教师，人很和善，允许青棠在不忙的时候看会儿书。青棠常常站在书架前，翻开一本诗集或小说，看两三页就要放下——她舍不得一口气读完，那是一种奢侈。书店里偶尔会放邓丽君的磁带，歌声软软地飘在空气里，“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青棠听着，会想起小时候父亲骑着自行车载她上学，嘴里哼的也是这首歌。那时候父亲还很健康，脊背挺直，笑声爽朗。现在呢？父亲躺在病床上，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

　　晚上七点半到十点，她回到学校，在自习室写作业、复习功课。自习室里灯火通明，埋头苦读的学生们占满了每一张桌子。青棠坐在角落里，面前摊开的书页上密密麻麻的笔记，手边放着一杯从开水房打来的免费热水。有时候写着写着，眼前会突然模糊，她用力眨眨眼，把眼泪逼回去，继续写。

　　十点到十一点，她回到宿舍。室友们已经洗漱完毕，有人躺在床上看小说，有人在听收音机里的夜间节目。青棠轻手轻脚地收拾自己，尽量不发出声响。她睡得很轻，夜里常常惊醒，恍惚间以为自己还在乐柠医院的折叠床上，耳边是监护仪滴滴的声响。

　　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的铃声一响，青棠便收拾好书包冲出教室。她没有时间参加任何社团活动，没有时间去看一场电影，也没有时间回宿舍和室友聊天。她要赶火车回乐柠。

　　从上海到乐柠，慢车晃晃悠悠地要走上六个多小时，硬座票只要十九块钱。青棠每次都挑这趟最便宜的列车，车厢里挤满了回乡打工的人和学生，空气里泡面味、汗味、烟味搅成一团。她靠窗坐下，窗外的田野和村庄在暮色里一帧帧向后褪去。心里默默盘算着这个月的账单：父亲的医药费、护理费，自己的伙食费，下学期的学费……姑夫给她的那张存折，她一次也没有动过。父亲从小就教她，自己的难处，别伸手让别人扛。她甚至隐隐盼着，有一天自己能往那张存折上也存上一笔钱，还给这个世界上唯一还在呵护她的人。

　　火车晚点是常事。有时候深夜十一点才到乐柠站，出站口已经没什么人了。她步行二十分钟回到医院——舍不得花两块钱坐三轮车。医院的走廊里，日光灯依旧惨白，值夜班的护士认得她，点点头说：“又回来啦？”青棠笑笑，推开病房的门。

　　父亲楚志方躺在病床上，比上次回来时又瘦了一些。有时是姑夫，有时是姑夫找的护工，陪在病房里。青棠在床边坐下，握住父亲的手——那双手曾经有力而温暖，现在却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肤包裹着嶙峋的骨节。

　　“爸，我回来了。”她轻声说。

　　监护仪上的绿色线条依旧平稳地跳动，那是她唯一能抓住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