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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字    ...


  •   六年级的下学期,日子像流水一样快地滑了过去。

      开春之后,河面的冰化了,柳树发了新芽,田埂上的草又绿了。一安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路线——早上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学校,下午再走两个小时回来。她已经习惯了这条路上的每一个弯道、每一块石头、每一棵长得歪脖子树。她甚至能准确地知道走到哪个位置需要多长时间,误差不超过五分钟。

      学校里的日子还是老样子。周婷偶尔还是会找她的茬,但次数少了,大概是因为快毕业了,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上面了。杨老师依然不怎么叫她回答问题,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无视她。有一次数学测验,一安考了全班第三,杨老师在发卷子的时候多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有进步”。就两个字,但从杨老师嘴里说出来,已经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那张卷子一安带回家,给母亲看了。母亲不识字,但看得懂卷子上那个红色的“87”分。她拿着卷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小心地叠好,放进了柜子里。

      “好好读书。”母亲又说了一遍那三个字。每一次都是这三个字,从来不换。但一安知道,这三个字背后藏着很多东西——藏着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忙活的疲惫,藏着母亲那双皲裂的手,藏着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时弯曲的背影。

      四月的时候,天气开始转暖了。河边的柳絮飘得到处都是,像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雪。一安走在放学的路上,看到路边的野花开了一地,紫色的、黄色的、白色的,星星点点的,像是有人随手撒了一把碎布头。

      她忽然想到,再过两个月,她就要小学毕业了。

      毕业之后呢?山脚下有一所中学,是乡里的初中,大部分小学毕业生都会去那里接着读。但也有一些人不读了——特别是女孩子。村里跟她同龄的女孩子,有好几个已经辍学了。有的去镇上打工,有的在家里帮忙干活,有的定了亲,等着过两年就嫁人。

      一安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其中之一。

      她从来没有跟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她不敢问。她怕问了之后,得到的答案是“别读了”。如果不问,至少还可以假装一切都会继续下去。

      五月的一个周末,四个人又聚在了河边。

      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河里的水涨了一些,淹没了冬天裸露出来的石头。昕子脱了鞋,把脚泡在水里,舒服得直叹气。子路在追一只蝴蝶,追了好几条田埂,最后还是没追上,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骂那只蝴蝶“太狡猾了”。阿彦坐在一安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画着什么。

      “你在画什么?”一安凑过去看了一眼。

      阿彦把纸往她那边挪了挪。纸上画着一棵树,枝丫伸展得很开,树冠画得密密麻麻的,能看出来画得很用心。

      “老槐树。”阿彦说。

      一安仔细看了看,还真是村口那棵老槐树。他画得很像,连树干上那个节疤的位置都画对了。

      “画得真好。”一安说。她是真心的。

      阿彦没有接话,把纸收起来,折好,放进口袋里。

      “哎,”昕子忽然从水里抬起脚,甩了甩水珠,“我们是不是快毕业了?”

      这个话题来得有些突然。原本懒洋洋的空气一下子凝住了一瞬。

      “嗯。”一安说。

      “毕业之后呢?”昕子问,“你们都打算干嘛?”

      “还能干嘛,上初中呗。”子路终于放弃了追蝴蝶,走回来一屁股坐到草地上,“我妈说了,只要我考得上,她就供我读。”

      “我也是,”昕子说,“我爸说读不读得出来另说,但至少要读到初中毕业。”

      两个人都说完之后,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了一安身上。

      一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

      她没有撒谎。她是真的不知道。她想读书,但她不确定家里能不能供得起。父亲虽然戒了酒,也开始干活挣钱了,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好转多少。而且一梦也快要上小学了,到时候两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对那个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你成绩那么好,不读可惜了。”昕子说。

      “再说吧。”一安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阿彦一直没有说话。他坐在旁边,手里捏着一根草茎,一下一下地折着,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丢进河里,看着它们被水流带走。

      沉默了一会儿,昕子忽然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去老槐树那儿。”

      “去干嘛?”子路问。

      “去了就知道了。”

      四个人沿着田埂走到了村口的老槐树下。这棵槐树他们已经爬了无数回了,树干上被他们的鞋底磨出了一片光滑的痕迹。春天的槐树长满了嫩绿的新叶,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细碎的光斑。

      昕子走到树干前面,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刀刃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你要干嘛?”子路凑过去看。

      “刻字。”昕子说。他选了一块树皮比较平滑的地方,用小刀开始刻。刀刃切入树皮的时候发出细微的声响,木屑一点一点地落下来。他刻得很认真,歪着脑袋,舌头微微伸出来,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作品。

      过了好几分钟,他直起腰,退后两步,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

      树干上新刻了四个名字——

      一安。阿彦。昕子。子路。

      四个名字排成一排,歪歪扭扭的,深浅不一,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

      “这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昕子说,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常。

      一安看着树干上那四个名字,没有说话。她的名字排在第一个,笔画被刻得很深,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她伸出手,用指尖摸了摸那些刻痕。树皮的纹理在指尖下微微凸起,带着一种粗糙的、真实的触感。

      “你这个‘子’字刻歪了,”阿彦开口了,“右边那一撇太长了。”

      “哪里歪了?我刻得挺好的!”

      “你自己看看,跟左边那个‘路’字比起来,明显歪了。”

      昕子凑近了看了看,嘴硬道:“这叫风格!你懂什么!”

      “就是歪了。”子路也凑过来看了一眼,补了一刀。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欺负我是吧?”

      一安忍不住笑了。她靠在树干上,看着三个人围在那四个名字前面争论不休,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肩膀上、扬起的嘴角上。

      她想记住这一刻。

      不是因为这一刻有多特别。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一刻太普通了——普通的拌嘴,普通的笑声,普通的春天午后。普通到让人误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

      她在心里默默地把这一刻存了起来,像把一枚硬币投进储蓄罐里一样,叮的一声,落到底部。

      六月,毕业考试结束了。

      最后一科考完之后,一安走出考场,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着操场上的旗杆发呆。红旗在风里飘着,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她在这个学校里待了六年,六年里她经历过很多不愉快的事——被嘲笑、被孤立、被欺负、被忽视。但现在真的要离开了,她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如释重负。

      也许是因为她知道,离开这里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变好。新的学校可能会有新的问题,新的歧视,新的麻烦。但她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往前走。

      成绩公布的那天,一安考了全班第五。对于一个彝族孩子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让不少人意外了。杨老师在班上念了排名,念到一安的名字时,顿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罗一安,考得不错。”

      一安坐在座位上,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她只是 quietly 地记下了这个排名,然后开始想下一步的事。

      回家的路上,她走得比平时慢。她在想怎么跟母亲开口说上初中的事。学费、书本费、住校的费用——每一项都不是小数目。她甚至想过,要不就不读了吧。去镇上找个活干,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一梦还小,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走到村口的时候,她看见父亲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像是在等她。

      父亲看到她走过来,站起来,把手里的烟头摁灭了。他戒酒之后开始抽烟,抽的是最便宜的那种烟,卷烟纸发黄,烟味很冲。

      “考完了?”他问。

      “嗯。”

      “考得怎么样?”

      “第五名。”

      父亲点了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跟你妈商量过了。只要你想读,就继续读。”

      一安愣住了。她看着父亲,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父亲没有看她。他转过身,往家的方向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她说了一句:“钱的事你不用操心。爸有办法。”

      然后他继续往前走,背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

      一安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瘦削的背影越走越远,直到拐过弯,看不见了。

      她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把枕头底下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摸了一遍——白手帕、枯柳条发箍、青色石头、水果糖、那副蓝色的毛线手套。它们都还在,一样都不少。

      她把手缩回被子里,闭上眼睛。

      窗外传来夏天的虫鸣声,一声一声的,像是在说着什么。

      她想,秋天的时候,她应该可以去上初中了。

      (第八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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