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巷子里》》符叙先生

5、学费 父

　　父亲回来的新鲜劲过了几天就淡下去了。对于村里人来说，不过是肖家那个坐过牢的男人回来了，没什么值得一直嚼舌根的。
　　对于一安来说，生活也并没有因此发生太大的变化——父亲戒了酒，每天早起帮母亲干活，劈柴、挑水、下地，做那些空缺了四年的事情。他做得很安静，不怎么说话，像是怕说错了什么似的。
　　但有些事情是补不回来的。一安知道这一点，父亲大概也知道。
　　开学没多久，学校通知要交学杂费。三十七块钱。杨老师在班上宣布的时候，一安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这个数字。三十七块。以前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每到交学费的时候就要去舅舅家借，借完了再一点一点地还，还完了又到了下一次交学费的时候。像一个永远也爬不出去的坑。
　　放学后，一安沿着山路往回走。秋天的山林已经开始变色了，松针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她在想怎么跟母亲开口。三十七块对别人家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她们家来说，可能要省下好几个星期的菜钱。
　　走到村口的时候，她看见阿彦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看见她走过来，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你今天回来得晚。”
　　“嗯，放学晚了。”
　　阿彦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青黄色的皮，个头不大，递到她面前。“山上摘的，你尝尝。”
　　一安接过来，剥开皮，掰了一瓣放进嘴里，酸得她皱了一下眉头。
　　“酸吧？”阿彦看她那个表情，笑了一下，“我也觉得酸，昕子非说熟了。”
　　一安没有吐出来，忍着酸咽了下去。那股酸味从舌尖一直窜到喉咙，反而让她觉得清醒了一些。
　　“谢了。”她说。
　　阿彦摆了摆手，转身往自己家的方向走了。走出去几步，又回头加了一句：“要是有什么事……说一声。”
　　一安握着那个酸橘子，站在路口，看着他走远。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秋天的傍晚天黑得早了，暮色已经从山的那一边漫过来，把整个院子染成了一种灰蒙蒙的蓝色。一安站在她旁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开口了：“妈，学校说要交学杂费，三十七块。”
　　母亲收衣服的手顿了一下。就那么一瞬间的停顿，然后她继续把衣服叠好，放进篮子里，说：“知道了，我跟你爸说一下。”
　　她的语气很平静，但一安听得出来，那份平静下面是绷紧的。
　　晚饭是土豆焖饭和一锅白菜汤。父亲坐在桌子对面，埋头吃饭，咀嚼的声音很轻。吃到一半的时候，母亲放下筷子，看了父亲一眼：“学校要交学杂费，三十七块。”
　　父亲端着碗的手停了一下。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继续扒了两口饭，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来想办法。”
　　只有四个字。没有解释，没有承诺。但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是确定的。
　　一安低着头，把碗里的饭一粒一粒地拨进嘴里。她不知道父亲能想出什么办法来。一个刚出狱不久的男人，在这个偏远的山村里，能找到什么挣钱的路子呢？但她没有问。
　　接下来几天，父亲每天早出晚归。
　　第一天，他天没亮就出门了，一安起床的时候只看到灶台上温着一碗稀饭，人已经不见了。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衣服上沾着灰，头发里夹着草屑。母亲问他吃了没，他说吃了，在镇上买了两个馒头。
　　第二天，他回来得更晚。一安已经躺下了，听到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然后是父亲沉重的脚步声穿过院子，接着是水缸里的水被舀起来的声音——他在洗脸洗手。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天都如此。
　　一安不知道他去做了什么。但她注意到父亲回来的时候，衣服上的灰尘颜色不一样——有时候是灰白色的，像是水泥；有时候是黄褐色的，像是泥土。她想，他大概是在到处打零工。谁家要盖房子，他就去帮忙搬砖；谁家要收庄稼，他就去帮忙割稻子。什么活都干，只要能挣到钱。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一天晚上，父亲走到一安面前。
　　他刚从外面回来，还没来得及换衣服。他的上衣肩膀上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黝黑的皮肤。他的脸上有一道新的划痕，从眉梢一直延伸到颧骨，结了痂，像一条暗红色的蜈蚣趴在脸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皱皱巴巴的，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两块的，还有一堆毛票和硬币。他把钱捋了捋，试图把它们理整齐，但他的手指太粗糙了，几张纸币卡在一起，分了半天才分开。他蹲下来，把钱递到一安面前。
　　“三十七块，你数数。”
　　一安看着那沓钱，没有立刻接。钱被攥得很紧，边角都卷起来了，上面沾着一些灰黑色的污渍。有几张纸币被汗水浸得有些潮湿，软塌塌的。父亲的手上青筋突起，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那双手在递钱的时候，微微地抖了一下。
　　“拿着啊。”父亲又说了一遍，把钱往她面前递了递。
　　一安这才伸出手，接过了那沓钱。钱是温热的，带着父亲的体温。那种温度透过纸币传到她的掌心里，像是一小团火。
　　“……谢谢爸。”
　　她说得很轻，几乎是含在嘴里的。她已经很久没有叫过这两个字了。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子。这两个字在她嘴里搁置了太久，重新说出来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但父亲听到了。他的表情变了一下——某个紧绷了很久的东西忽然松开了一点点。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走开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她说了一句：“早点睡。”
　　然后他走进了堂屋，身影消失在门帘后面。
　　一安握着那沓钱，站在原地，站了很久。她把钱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纸币的边缘硌着她的掌纹。
　　那天晚上，她把钱数了三遍。三十七块，一分不少。她把它们一张一张地捋平，按照面值大小叠好，用一根橡皮筋扎起来，放在书包的最底层。
　　第二天，一安把那三十七块钱交给了杨老师。杨老师接过钱，一张一张地数了一遍，然后在一张表格上找到“罗一安”的名字，打了一个勾。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罗一安，你上学期的成绩还可以，这学期要继续努力。”
　　一安点了点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但钱交了并不代表日子就好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家里的伙食明显地变差了。以前晚饭偶尔还能见到几片薄薄的腊肉，现在只剩土豆和白菜，油水也少了许多。母亲炒菜的时候，往锅里倒油的动作越来越小心翼翼。
　　一安看在眼里，什么都没有说。
　　有一天放学后，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那个山坡很少有人去，长满了齐腰高的野草和灌木。她在一丛灌木后面找到了她要的东西——一大片艾草，长得密密麻麻的，叶子背面泛着灰白色的绒毛。
　　她蹲下来，开始一把一把地扯。艾草的味道很冲，是一种苦涩的、辛辣的草药味，熏得她眼睛发酸，但她没有停手。扯了满满一怀抱，她用几根长长的藤蔓把它们捆成两大捆，用一根木棍挑在肩上，背回了家。
　　母亲看见她背着一大捆艾草回来，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活儿走了过来。她帮一安把艾草从肩上卸下来，用手拨了拨那些叶子，凑近了闻了闻。
　　“你扯这个干嘛？”母亲问。
　　“晒干了可以卖钱，”一安说，拍了拍衣服上沾着的草屑，“镇上药店收的，一斤五毛钱。”
　　母亲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的目光在一安的脸上停留了很久，然后她走过来，帮一安把散落在地上的艾草拢到一起，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扯。”
　　那天晚上，一安躺在床上，闻到自己身上残留的艾草味。苦苦的，涩涩的，带着一股草木特有的清气。它不像花香那么好闻，但让她觉得踏实。
　　周末的时候，一安背着晒干了的艾草去了一趟镇上。干艾草比新鲜的轻了很多，一大捆缩水成了小小的一包。她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才到镇上，找到那家挂着绿色招牌的药店。药店的人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接过她的艾草掂了掂，放到秤上称了称。
　　“两块五。”他说，从抽屉里拿出两张一块的和一张五毛的纸币，递给她。
　　一安接过钱，小心地折好，放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两块五。她算了算，如果要凑够三十七块，她需要扯将近十五趟。十五趟，每趟来回四个小时的山路。但她没有觉得沮丧。两块五也是钱。攒着，总会多的。
　　她走出药店，在镇上的街道上站了一会儿。街上有卖糖葫芦的，有卖烤红薯的。她看了看那些东西，摸了摸口袋里的两块五毛钱，然后转身往回家的路上走了。她没有买任何东西。
　　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她看见父亲坐在院子里，面前堆着一堆新劈好的柴。他劈得很整齐，长短一致，粗细均匀，码成了一座小山。他光着上身，汗珠从脊背上滚落下来，在夕阳的照射下闪着光。他的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
　　一安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父亲忽然开口叫住了她。
　　“一安。”
　　她停下来，回头看他。
　　父亲没有抬头。他手里还在削一根木棍，用一把生了锈的柴刀，一刀一刀地削着。木屑从他的指缝间落下来，落了一地。他低着头削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了一句：“你扯艾草的事，我听说了。”
　　一安没有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父亲继续削那根木棍，削得很慢。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开口：“以后缺钱的事，你跟爸说。爸来想办法。你不要……不要去扯那些东西。”
　　他的声音很低，说到后半句的时候，甚至有些含混不清。但他始终没有抬头看一安。
　　一安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两块五毛钱，攥得紧紧的。她想说点什么——“我不累”“我能帮忙”——但这些话到了嘴边，又都咽了回去。她和他之间隔着四年的空白，不是几句话就能填平的。
　　最后她只是“嗯”了一声，转身走进了屋里。
　　她把那两块五毛钱放进枕头底下，和白手帕、枯柳条发箍、青色石头、那把还没吃完的水果糖放在了一起。她的手在枕头底下摸索了一会儿，摸到了那些东西——手帕是软的，石头是硬的，糖纸是脆的，纸币是新放进去的。它们挤在一起，挤在她狭小的枕头底下，像是她偷偷攒下来的、谁也拿不走的一点什么。
　　她把手抽出来，翻了个身，面朝墙壁躺着。
　　窗外传来父亲劈柴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那个声音持续了很久，直到夜色完全降临才停下来。
　　她闭上眼睛。
　　明天又是星期一。
　　又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那个没有人叫她名字的学校。
　　但没关系。
　　枕头底下有那些东西陪着她。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