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山以北》郁凛Li

5、蛋挞 第五章

　　第五章·蛋挞

　　旺角凌晨十二点，和白天是两个世界。

　　白天的旺角是人肉的潮汐，黑压压的头颅挤在狭窄的街道上，像沙丁鱼罐头里塞满的鱼。凌晨的旺角退去了那层喧嚣的壳，露出底下更粗粝、更真实、也更野的质地——霓虹灯还在闪，但颜色更浓了，红的更红，绿的更绿，像喝醉了酒的人把颜料泼了一地。

　　叶行舟已经快三年没有来过旺角了。

　　他住太平山，上班在中环，出入的场所不是文华东方就是四季酒店，喝的是Krug吃的是Amber，西装是Tom Ford鞋子是Berluti。他的生活被精心包装成一本光鲜的杂志，每一页都很贵，每一页都很空。

　　但此刻他站在旺角一条窄巷子里，穿着那件黑色的Tom Ford，领带早就扯松了，衬衫最上面的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开了两颗，露出锁骨下方一小片苍白的皮肤。他脚上踩的还是那双Berluti的皮鞋，鞋底已经在硌脚的石板路上走了快十分钟。

　　这双鞋大概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会来这种地方。

　　他也没想到。

　　“到了。”

　　霍司琛在他前面停下来，手指着巷子尽头一家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店铺。

　　店面很小，夹在一家凉茶铺和一家五金店中间，招牌上的灯管坏了两根，“新喜蛋挞”四个字只亮了三——“新喜”亮着，“蛋挞”的“蛋”字暗了，远远看过去像“新喜 挞”，念起来像一句不完整的咒语。

　　门口排着七八个人。凌晨十二点，旺角巷子里，七八个人在排队等蛋挞。

　　“这家店开了四十年，”霍司琛说，很自然地把叶行舟让到队伍前面，“老板是澳门人，蛋挞的配方是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每天凌晨十二点准时出炉，卖完就关门。”

　　叶行舟看了看前面排队的七八个人，又看了看霍司琛。

　　“所以你要插队？”

　　“不是插队，”霍司琛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五百块的纸币，走向排在最前面那个穿着拖鞋的阿伯，“是合理利用资源。”

　　叶行舟看着他跟阿伯说了几句话，把五百块塞进阿伯手里，阿伯笑呵呵地让出了位置，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后生仔识做”（年轻人会做事）。

　　一米八七的霍家大少，在旺角街头用五百块钱买了一个蛋挞排位。

　　叶行舟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但更让他觉得冲击的是——他居然一点都不意外。

　　霍司琛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他可以穿着几十万的西装在中环的会议室里板着脸谈几十亿的并购，也可以在深水埗的茶餐厅里跟隔壁桌的阿叔聊马经聊半小时。他可以冷酷得像一把刀，也可以温热得像一碗刚出锅的及第粥。

　　而叶行舟两种都见过。

　　两种都爱过。

　　两种都还在爱。

　　“轮到我们了。”霍司琛走回来，很自然地伸手揽了一下叶行舟的后腰，带着他走到柜台前。

　　柜台后面是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婆，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她看了一眼霍司琛，笑了。

　　“又嚟啦？”（又来啦？）

　　“嗯，”霍司琛笑了一下，那种笑跟在中环的笑不一样——更放松，更像他自己，“两盒蛋挞，一盒原味，一盒椰挞。再要两杯丝袜奶茶。”

　　“你朋友啊？”阿婆看了一眼叶行舟，目光在他那件明显不属于旺角的Tom Ford上停了一下，然后看了看他无名指上的戒指——铂金的，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反着光。

　　“男朋友。”霍司琛说。

　　三个字。

　　轻飘飘的。

　　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像在说“奶茶少冰少糖”，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不需要解释的、自然而然的事。

　　叶行舟僵住了。

　　他以为霍司琛会说“朋友”或者“同事”或者“生意伙伴”。他甚至做好了帮霍司琛圆场的准备——反正他们以前在外面也是这样，一句“朋友”就带过去了，谁都不会多问，谁都不会多想。

　　但霍司琛说了“男朋友”。

　　在旺角一条窄巷子里，在一家只有七八个人排队的蛋挞店前，对一个不认识的阿婆。

　　阿婆“哦”了一声，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转身去拿蛋挞了。在香港活了六十年，她大概什么人都见过，什么故事都听过。两个后生仔半夜来买蛋挞，一个比一个靓仔，手上还戴着对戒——她年轻的时候也见过类似的。这个世界从来不新鲜，只是换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在演同样的故事。

　　叶行舟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Berluti的皮鞋上沾了一点灰。可能是刚才走过湿漉漉的石板路时溅上的。他应该擦掉它，但它在那里，小小的一个灰点，像一只迷路的蚂蚁。

　　他忽然觉得没那么想擦掉它了。

　　霍司琛付了钱，拎着两盒蛋挞和两杯奶茶，从阿婆手里接过找零。他的手指很长，拎着塑料袋的样子像在拎一个公文包，但那种反差不知道为什么让叶行舟觉得喉咙发紧。

　　“走，”霍司琛转过头看着他，“找个地方吃。”

　　“去哪？”

　　霍司琛想了想，然后笑了。那种让叶行舟后背发凉的、像预谋了什么的笑。

　　“带你去看个地方。”他说。

　　他带着叶行舟穿过旺角最乱的几条街，经过通菜街、花园街、弼街，走过那些白天摆满小商品、凌晨只剩下铁皮摊档和流浪猫的街道。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宽一个窄，交错在一起，像两个重叠的汉字。

　　走了大概十五分钟，霍司琛在一栋旧唐楼前停下来。

　　楼不高，七八层的样子，外墙刷着褪色的绿漆，楼梯口的铁门半掩着，门上的信箱被塞满了广告单。这种楼在香港的任何一个老区都能看到，不起眼，不贵重，不值钱。

　　但霍司琛看着这栋楼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样很珍贵的东西。

　　“这栋楼，”他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在这里住过。”

　　叶行舟愣了一下。

　　霍家大宅在太平山上，霍家的产业遍布港岛九龙新界，霍老爷子是香港商界金字塔尖上的人。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住过旺角的唐楼？听起来像是一个已经被讲烂了、讲到不像真的的励志故事。

　　“一九四九年，”霍司琛说，“他从汕头坐船来香港，身上只有二十块钱。在旺角租了一间板间房，白天在码头扛包，晚上去夜校学英文。三年后，他用攒下的钱开了第一间杂货铺，就在这栋楼的楼下。”

　　他抬手指了指一楼那个已经改成五金店的铺位。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从杂货铺做到百货，从百货做到地产。但他一直留着这栋楼，不卖，不拆，不改。每年大年初一，他都会来这里，一个人，在楼下站一会儿。”

　　叶行舟没说话。

　　他看着那扇褪色的绿漆铁门，想象一个年轻人在六十多年前的某一个夜晚，从码头走回这里，拖着疲惫的身体爬上没有电梯的楼梯，在只有几平米的板间房里躺下，看着天花板上发霉的水渍，想着明天、明年、以后。

　　他不会想到，六十多年后，他的孙子会带着另一个男人，在凌晨一点，站在他出发的地方，手里拎着两盒刚出炉的蛋挞。

　　“他从来没问过我是不是喜欢男的，”霍司琛说，声音很平静，“但他十八岁那年给我这枚戒指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司琛，霍家什么都有过。没钱的时候有过钱，没权的时候有过权。只有一样东西，一直没有过。’”

　　霍司琛顿了顿。

　　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凌晨一点旺角特有的味道——炒栗子的焦香、干炒牛河的镬气、下水道的潮气、和远处庙街的檀香烟。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像一个巨大的、无处安放的乡愁。

　　“‘真心。’”霍司琛说，“他说，‘霍家一直没有过真心。’”

　　叶行舟的手指蜷了一下。

　　他无名指上的戒指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那两个刻在铂金内侧的字——“舟仔”——像两粒很小很小的种子，被埋在他的皮肤下面，正在用他的心跳取暖，等待发芽。

　　“所以他给了你这枚戒指。”叶行舟说。

　　“嗯。意思是——”霍司琛低下头看着他，旺角的霓虹灯在夜空中留下残影，紫的、红的、蓝的，像一场无声的烟花，“你要是能找到真心，就别管它是男是女。”

　　叶行舟仰着头看他。

　　九厘米的高度差。旺角凌晨一点的天空很低，云压得很厚，看不到星星。但霍司琛的眼睛里有星星，不是比喻，是真的——霓虹灯的碎光落在他深棕色的瞳孔里，一闪一闪的，像很远很远的星光。

　　“蛋挞要凉了。”叶行舟说。

　　霍司琛笑了。

　　他们坐在唐楼对面的石阶上。

　　霍司琛把西装外套脱下来，铺在石阶上，让叶行舟坐。叶行舟想说“我不需要”，但他坐下了。不是因为石阶凉，是因为霍司琛铺外套的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到如果他说“不需要”，反而会显得刻意。

　　他打开一盒蛋挞。

　　刚出炉不久的蛋挞还带着余温，酥皮层层叠叠，像千层的裙摆，中间是金黄色的蛋浆，表面烤出一层焦糖色的虎皮纹路，在路灯下泛着油润的光。

　　他咬了一口。

　　酥皮碎裂的声音在凌晨的旺角街头格外清晰，像踩碎了一片很薄的冰。然后蛋浆的甜味涌上来，不是那种廉价的、刺喉咙的甜，是一种温润的、绵密的、像丝绸一样滑过舌面的甜。

　　他的味觉回来了。

　　三年了。他吃什么都像嚼蜡，喝什么都像喝水。他以为自己把味觉丢了，丢在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再也找不回来。

　　原来它没有丢。

　　它只是睡着了。

　　在等一个对的时候醒过来。

　　“好吃吗？”霍司琛看着他。

　　叶行舟嘴里嚼着蛋挞，说不出话。他点了点头。动作幅度不大，但霍司琛看得很清楚。

　　霍司琛也拿了一个蛋挞，咬了一口。酥皮的碎屑掉在他的深酒红色衬衫上，像小小的金色的雪花。

　　他低头看了看那些碎屑，没有拍掉。

　　就让它留在那里。

　　凌晨一点半的旺角，这座城市最接地气的地方。两个穿着昂贵西装的男人，坐在一栋旧唐楼对面的石阶上，一人捧着一盒蛋挞，就着丝袜奶茶，吃一顿迟到太久的宵夜。

　　没有人认出他们。

　　没有人在乎他们。

　　整座城市都在睡觉，只有旺角还醒着。旺角从来不睡，就像心跳从来不问你想不想跳。

　　叶行舟吃完第二个蛋挞的时候，忽然开口。

　　“霍司琛。”

　　“嗯。”

　　“三年前，你问我有没有喜欢过你。”

　　霍司琛的手顿了一下。奶茶杯在他指间微微倾斜，差一点就要洒出来。

　　“我当时没有回答。”叶行舟说。

　　他看着对面那栋唐楼，看着那扇褪色的绿漆铁门。六十多年前，一个潮汕少年从这里出发，一步一步，走出了一个商业帝国。他不知道，六十多年后，他的孙子会坐在这里，等一个迟到三年的答案。

　　“现在可以回答你。”

　　霍司琛把奶茶杯放下了。动作很慢，像一个病人慢慢放下手里的药，因为接下来的事情比吃药更重要。

　　“不是‘有没有喜欢过’，”叶行舟说，“是‘一直都在喜欢’。”

　　“……”

　　“从十五岁到现在。”

　　“……”

　　“十一年。”

　　“……”

　　“没有停过。”

　　霍司琛没有动。

　　他坐在石阶上，两条长腿伸开，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像一座被风吹了太久、终于等到了那个正确方向的雕像。他没有说话，但他的肩膀在抖。不是哭——至少他不承认那是哭。他只是睫毛湿了，呼吸乱了，喉结上下滚动了很多次，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叶行舟也没有看他。

　　两个人肩并肩坐着，看着同一栋楼，同一个方向，同一片没有星星的天空。

　　一只手伸过来，握住了叶行舟的手。

　　十指相扣。

　　铂金戒指和铂金戒指碰在一起，发出极其细微的、像风铃一样的声音。那声音太小了，小到几乎听不见，但在凌晨一点的旺角，在这座永不入睡的城市里，那可能是今晚最真实的声音。

　　“叶行舟。”

　　“嗯。”

　　“你说‘一直都在喜欢’。”

　　“嗯。”

　　“十一年。”

　　“嗯。”

　　霍司琛转过头，看着他的侧脸。他的目光从他的太阳穴开始，沿着眉骨、鼻梁、人中、下巴，一点点往下走，像是在用眼睛重新认识这个人——不是认识一个新的叶行舟，是确认这个叶行舟，还是十五岁时那个会在台风天等他放学的叶行舟。

　　“那剩下的日子，”霍司琛说，“你继续喜欢，好不好？”

　　叶行舟没有回答。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半个还没吃完的蛋挞。

　　蛋挞凉了。酥皮不脆了，蛋浆也不那么滑了。但它还是甜的。中环的米其林餐厅里有几百种比这更好吃的甜点，但没有一种，比这个凉了的、在旺角石阶上吃的蛋挞更甜。

　　他咬了一口凉掉的蛋挞，慢慢嚼完。

　　然后他说——

　　“好。”

　　旺角的霓虹灯在凌晨两点集体熄灭了三分之一。

　　街道暗了一些，但并没有真正暗下来。这座城市的光太多了，关掉几盏灯，还有其他灯。就像一个人心里的某个人，你以为你已经把他关掉了，其实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亮着。

　　叶行舟站起来，拍了拍西装上的碎屑。霍司琛给他铺外套的时候，他自己坐在了自己的外套上，所以身上没怎么沾灰。干净的。

　　霍司琛就不一样了。他的深酒红色衬衫上全是蛋挞酥皮的碎屑，金黄色的，像谁在他身上撒了一把碎金。

　　“你身上全是渣。”叶行舟说。

　　“嗯。”霍司琛低头看了看，没有拍。

　　“不拍掉？”

　　“不拍。”

　　“为什么？”

　　霍司琛站起来，比他高出一大截，低头看着他的眼睛。凌晨两点的旺角，路灯把他的脸切成明暗两半，一半是灯火，一半是阴影。

　　“因为这是你陪我吃的蛋挞。”他说。

　　叶行舟看着他。

　　然后他伸出手。

　　他踮起脚。

　　他一米七八，霍司琛一米八七。他踮起脚，伸手够到霍司琛的衬衫领口，手指捏住那几颗最大的蛋挞碎屑，轻轻拂掉。

　　动作很轻。

　　像拂掉一个人肩上的灰尘。

　　像拂掉那些年的误会、那些年的沉默、那些年说不出口的话。

　　霍司琛低下头，额头抵着叶行舟的额头。

　　九厘米的高度差，在这一刻被抵消了。

　　“回家吧。”叶行舟说。

　　“回哪个家？”

　　“太平山。”

　　霍司琛笑了。

　　“好。回太平山。”

　　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经过弼街、花园街、通菜街，走回那条有蛋挞店的窄巷子。店已经关了，铁闸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

　　“明日请早。”

　　叶行舟站在铁闸门前，看了那张纸条三秒钟。

　　明日请早。

　　明天早点来。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明天，他会醒来，在太平山霍家大宅的客房里——不对，那不是客房了。那是他十四岁住进来的那个房间，靠窗的位置有一整面墙的风景，维港的灯火在脚下铺展，像一片碎金子铺成的海。

　　而他会发现，那片海的尽头，不是一个城市的边界，是一个人。

　　一直都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