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围巾》十滴水的鱼

9、葱花 我低头看了

　　他站起来，把被子叠好，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头。然后看了一眼那张床，又看了一眼墙角那个电暖炉。

　　“下次来，带上充电线。”

　　“电暖炉不用充电线。”

　　“我说的不是电暖炉。”

　　我看了他一眼，他已经转身往门口走了，后脑勺的头还翘着，那一片青紫被衣服盖住，看不见。

　　我翻出两件旧校服外套，跟着他走出去。阳光照进院子的时候，灰尘在光里飞舞着，他把外套的拉链拉到顶，缩了缩脖子，走进县城冬天的那个早晨。

　　那天早上我们在街口吃了一碗热云吞，他低着头喝汤，热气扑在他脸上，睫毛上凝了一层细密的水珠。

　　“下次来真的带充电线。”他咬了一口云吞，含含糊糊地说。

　　“......知道了。”

　　他抬头的时候嘴角沾了一粒葱花，他没注意到。

　　我没忍住，伸手过去，拇指在他嘴角蹭了一下。那粒葱花沾在我指腹上，粘粘的。

　　他整个人定住了。筷子悬在半空，云吞的热气还在冒，但是他不动了。

　　“你嘴边沾了东西。”我说。我后知后觉的，心跳有点快。语气尽量平稳，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谢谢。”他生硬地吐出两个字，声音闷在碗里。

　　他低头，把脸往碗里埋了一点。云吞的热气挡在我们中间，但我看见他耳根红了。从耳垂一直红到耳尖，在冬天的冷空气里，那一抹红色格外显眼。

　　他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夹了一个云吞，塞进嘴里，嚼了很久。然后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你手挺快的。”

　　“是你太慢了。”

　　“什么太慢了。”

　　“吃个云吞都能吃到脸上。”

　　他没接话。但是抬起手背，在嘴角旁边擦了一下，擦完还摸了一下那个位置，像是要确定还有没有剩下什么。动作很轻，有点笨拙。

　　“早没了。”我说。

　　他“嗯”了一声，把那只手放回桌上，放在碗旁边。过了一会儿又开口了：“你对别人也这样？”

　　“哪样？”

　　“伸手就碰别人。”

　　“你嘴角有东西。”

　　“那你可以说一声。”

　　“说了你又不一定擦得掉。”

　　他愣了一下，然后低头又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的时候耳朵是红的。

　　那天早上云吞摊子的老板在旁边擦桌子，背对着我们。街上没什么人，冬天的早晨安静地只剩下勺子跟碗碰撞的声音。他一直没抬头，但碗里的云吞吃得很慢，比平时慢多了。

　　我不知道他是在发呆还是在等我再伸一次手。

　　我低头看了一眼指腹上的那粒葱花，过了两秒用食指弹掉了，拿起筷子继续吃。

　　斜对面那桌来了两个穿县中学校服的学生。两个人对着同一碗云吞，一人一口。其中一个低头喝汤的时候，另一个伸手把他垂下来的刘海拨到了耳朵后面，动作很轻，像怕被隔壁看见。

　　我看着他们，拿勺子的手停了一下。

　　那个拨刘海的动作，让我想起我伸手替他擦嘴角的时候。我记得我的手伸过去的一瞬间，心里其实犹豫了一下，我从来没有那样碰过他。

　　碰完之后我才发现，那个动作比想象的轻，轻得我甚至觉得可以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又比我想象的重，重到我能记一辈子。后来很多年我都在想，那两秒里，他有没有希望我不要收回手。

　　热气扑在脸上模糊了视线。那两个学生还在吃，低头说话，声音不大，偶尔笑一声，又压下去。

　　我看了一眼自己那碗云吞。

　　汤面上浮着葱花，我用勺子搅了一下，葱花散开又聚拢。我把云吞吃完了，汤也喝完了。站起来付了钱。

　　县城的冬天到处都灰蒙蒙的，路边那棵槐树光秃秃，枝桠伸着，像在等什么。

　　县城还是那个县城，云吞摊子还在街口，老板换了好几个，招牌也没变，塑料凳子换了一批，颜色从粉色变成了灰色。

　　我走出路边，手插进口袋，摸到一张叠得整齐的纸条，纸张被体温和反复的摩挲变得发软，边角起了毛，像一块贴在指腹上、薄薄的旧布。我没拿出来，就这么贴着它，继续往前走。

　　云吞摊子的老板在身后喊了一声：“下次再来啊！”

　　我没回头，摆了摆手。

　　下次。

　　我心想，好久没有人跟我说过下次了。

　　2011年冬天。我把云吞摊那条街走完的时候，天已经全暗了。路灯亮起来，光铺在地面上，把我一个人影子拉得很长。

　　回到那间朝北的房子，开门换鞋，再把灯打开。

　　屋子里和出门时一样。被子没叠，枕头歪在一边，床头柜上那卷灰色毛线还搁在那儿，织针插在半截围巾上。我洗漱完换了衣服，在床边坐了下来。

　　窗外有风吹过，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声音了。我坐了一会儿，拿起了织针。

　　灰色的线绕在指腹上，细细的，有点扎手。我从2009年冬天开始织它，织了整整两年，还没织完。不是织得慢，是拆了太多太多遍。有时候织了几行觉得不对，拆开重新来。有时候织了好几寸，看着对不上他织的针脚，又拆掉。

　　我好像在等他回来告诉我：行了，就这样吧。

　　那天晚上我坐在灯下，一针一针织到半夜。没开电视，屋子里的声音只有织针偶尔碰撞的轻响，和窗外经过的风的声音。

　　织了又拆，拆开又织。

　　后来我把围巾举起来看了看，他起的开头那一小截比我的紧一些。我的手没有他的稳。我看着那一小截，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继续往下织。

　　再后来我不拆了。

　　不是因为觉得织得好，是觉得没必要了。不管织的怎么样，他都看不到了。那就这样吧，歪歪扭扭的，像我们这辈子一样，不对齐就不对齐吧。

　　日子还是那样过。

　　有时候下班晚了累得不想动，洗漱完倒头就睡。有时候坐在那儿看半天电视，什么也没有看进去，才想起来拿起那两根织针。灰色毛线在手里慢慢变长，绕过去，拉紧，再绕过去。有时候半夜醒了，屋子里一片漆黑。我躺了一会儿，伸手去摸床头的大半条围巾，指尖碰到那团毛线，确认它还在，又躺回去。

　　它还在。

　　2011年冬天过去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

　　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下楼，骑车去汽修厂。中午吃王师傅老婆带的饭，下午继续修车，晚上骑车回家。批发市场那棵槐树一直光秃秃的，后来某一天路过的时候，发现枝桠上冒了新芽，细细的一层绿。

　　我才知道春天又来了。

　　2012年春天，他走了以后的第二个春天。

　　那段时间我好像比以前安静了。王师傅说我“话少了”，我自己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

　　有时候也会走神。王师傅在门口喝茶，我坐在工具箱上发呆，他看了一眼，没问，喝了口茶，把视线移开了。王师傅老婆有时候过来送饭，看见了，也没说什么，只是多给我盛了碗汤，说“多吃点。”

　　以前下班路上会想起他坐在后座时说过的话，后来想得少了。不是忘了，是那些话像被反复摩挲的纸条一样，边角软了，不需要拿出来也知道它长什么样。

　　围巾织完的时候，是一个很普通的晚上。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泥土翻新的气味。那天晚上我坐在灯下，绕完最后一圈线，收了口。

　　灰色的围巾完成了。歪歪扭扭，针脚对不齐 ，有些地方松一些，有些地方紧一些，像一条起伏不平的旧路。我把它举起来在灯光下翻着两面，看了一遍又一遍。

　　之前每天晚上坐下来，拿起织针，绕线、拉紧、再绕。有时候织得多，有时候织得少，那两团毛线在手里慢慢变小，每小一圈，就像离他更远一寸。

　　我把围巾放在膝盖上，手里空空的。没有线可以绕，没有下一针，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悬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往哪里放。
　　我就这么坐在那儿，窗外的风轻轻地吹，县城春天的风跟往年没什么不同，我捏着围巾边缘的毛线，感觉线上的毛边像一片细密的倒刺，一根一根扎进指腹，不疼，就是痒。

　　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