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链》兴启程

3、浦江 在黄浦江边

　　清晨的风裹着初秋的微凉，吹过甄家老宅的银杏叶，簌簌落了几片。

　　钟伯早把行李收拾妥当，两大一小的皮箱立在门口，擦得锃亮。

　　曼妮阿姨正站在玄关，替我理了理新做的衬衫衣领，指尖微凉，语气轻缓：“到了学校别太拼，照顾好自己，也看着点甄情，她毛手毛脚的。”

　　甄情挎着曼妮阿姨的胳膊，嘴角扬着笑：“妈，我都成年了，哪还用沈链看着，指不定谁照顾谁呢。” 说着冲我挤了挤眼。

　　我抿着嘴笑，心里却暖烘烘的，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县城，去往遥远的上海，身边有他们陪着，少了几分忐忑，多了些期待。

　　老林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刚停稳，喧闹的人声就涌了过来。

　　火车站的人多得让我发懵。

　　钟伯拎着两个大行李箱走在前面，我跟着拎着小的行李箱，甄情在我旁边，曼妮阿姨走在最后。

　　到处都是人，扛着蛇皮袋的，抱着孩子的，拎着塑料桶的，挤成一团往检票口涌。

　　硬座车厢那边，队伍已经乱了。

　　有人从窗户往里爬，里面的人伸手拽他，外面的人往上托。

　　行李被塞进去又掉出来，骂声喊声混成一片。

　　一个小孩骑在大人肩膀上，哇哇哭着，手里还攥着半个烧饼。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那边，脚底下像生了根。

　　“这边。”钟伯说。

　　我回过神，跟上他。

　　软卧车厢门口没人排队。列车员看了一眼我们的五张车票，点点头，让我们上去。过道里铺着地毯，窄窄的，但很干净。四个人一间，两张上下铺。钟伯把行李放下，说他在隔壁车厢，有事喊他。

　　我坐在下铺上，手按了按床垫，软软的。

　　窗户开着一条缝，风吹进来，带着煤烟味。我扭头看向窗外，硬座车厢那边还在挤。那个骑在大人肩膀上的小孩不见了，大概是塞进去了。

　　我转过头，不看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站台慢慢往后退。那些扛着蛇皮袋的人，那些挤在窗口的脸，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

　　甄情躺在对面的铺位上，翻着一本杂志。

　　曼妮阿姨坐在窗边，看着窗外。

　　田野跑起来了，一块一块，绿的黄的，中间有河，有村庄，有弯弯曲曲的土路。

　　电线杆一根一根往后退，越来越快，最后变成模糊的影子。

　　甄情翻那本杂志，翻完了，扔到一边。

　　“无聊。”她说。

　　我看着窗外，没接话。

　　“哎，沈链，你们今年理科的数学最后一道题听说挺难的，题目写给我看看？”她忽然道。

　　我随手找了张纸，写了下来：

　　定长为3的线段AB在抛物线y?=x上移动，求中点M到y轴的最短距离。

　　我转过头，看了她一眼，笑着说：”想试试？“

　　她真的拿出笔，在纸上划拉起来。

　　我继续看窗外，田野旁低矮的小屋一个一个跑过去，夕阳已经渐渐落山。

　　过了好一会儿，甄情皱着眉，笔在纸上点着，越点越快。然后她把笔一扔，纸揉成一团。

　　“算不出来。”她靠在对面的铺上，仰着头看天花板，“烦死了。”

　　曼妮阿姨看了看甄情，微微一笑，然后看着我。

　　我伸手把那个纸团拿过来，展开，看了一眼。

　　“用韦达定理当然麻烦。”我说，“这题理解抛物线定理就能口算。”

　　她转过头看我：“口算？”

　　我点点头。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把纸团抢回去，又看了一遍，揉起来扔到一边。

　　“没意思。”她躺下去，背对着我，半晌，低低飘出一句：“到底意难平。”

　　过了一会儿，她又翻过身。

　　“你妈妈笔记里那道题，”她问，“还在想吗？”

　　我愣了一下。

　　“偶尔。”

　　“想出来了吗？”

　　“没有。”我叹了口气说。

　　她点点头，没再问。

　　窗外的田野还在跑。

　　---

　　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从火车站出来，眼前全是人，比我们县城逢集的时候还多。

　　钟伯走到车站一旁的出租车调度点，很快领来一辆黑色轿车。

　　我们上车后，出租车拉着我们先去了外滩。

　　黄浦江比我想象中的宽，江上货船来来往往，拖着一串串驳船。

　　汽笛声低低沉沉的，从江面上传过来，像牛叫。

　　江对岸是低矮民居、工厂、仓库和一些荒地，这边却是一排老建筑，石头砌的，又高又大，墙上雕着我看不懂的花纹。

　　我站在江边，仰着头看那些高楼，手指微微颤抖。

　　钟伯把行李放下，站在旁边，也看着那些楼。

　　他看的是和平饭店那个方向，看了很久，似乎若有所思，最后长长地舒了口气，扭头看着江面。

　　甄情踢了踢脚下的石子。

　　“妈妈，没什么好看的，”她无聊地说，“比South Street Seaport差远了，又乱，又旧，又脏。”

　　我转过头看她。

　　“你小时候在美国上的学？”

　　“我不是之前告诉过你吗，幼儿园和小学。”她把杂志卷起来，敲了敲栏杆，“初一就和你是同学了。”

　　说完她又试着掐我的脸，我连忙躲开。

　　“喜欢那边吗？”

　　她停下来，想了想，摇摇头：“小时候还行，现在不太喜欢了，还是咱们老家的县城好，北京嘛，也行，有点古诗词的味儿。”

　　我不太懂，只知道，我还从来没出过国。

　　“美国挺远的，”甄情说，“那次我从旧金山回国，坐了十二个小时的飞机。”

　　十二个小时，我想象不出来。我之前坐过最久的车，是从县城到姥姥家，骡子拉的，三十里，走了一下午，然后就是这次来上海的火车。

　　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气。我看着对岸那片工厂，心里忽然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想去看看，想去更远的地方，想去看看甄情家那张照片上那个有秋千的大房子。

　　“听说你们复交大学数学系每年考试前两名可以公派出国留学。”

　　曼妮阿姨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轻轻的，像是随口说的。

　　我转过头看她，她眯着眼看着江面，阳光照在她精致的脸上，看不清表情。

　　“你应该试试。”她说。

　　我没有说话，但胸口不禁一颤，然后剧烈地抖动起来。

　　“对面以后可能会是世界中心。”曼妮阿姨忽然又开口。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着那片低矮的平房和杂乱的工厂。

　　“现在看着不像。”我想了想说。

　　“现在是不像。”她笑了笑，“以后就不知道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江上的汽笛响了一声，长长的，拖得很远。

　　“曼妮阿姨。”

　　她转过头看我。

　　我吸了一口气，说：“以后……我和你在对面一块建栋大楼，开个最大的公司。”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和平时不太一样，笑得很开心。

　　“好啊，”她说，“以后阿姨就靠你了。”

　　顿了顿，她又悠悠地说：“不过, 开公司可能还不如多建几栋大楼。”

　　我有些不解的看着她。

　　甄情在旁边听着，忽然插了一句：“妈，你今天用的什么香水？挺特别的。”

　　曼妮阿姨转过头看她，脸上没什么变化：“新款，国外寄来的，下火车时喷了点。”

　　她顿了顿，又说道：“不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该去学校报到了。”

　　甄情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

　　复交大学门口全是人。新生报到，大包小包，家长陪着，在校门口拍照，吵吵嚷嚷的。

　　曼妮阿姨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周围忽然安静了一下。

　　她还是穿着那件酒红色的长裙，头发盘起来，站在那儿，和那些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完全不一样。

　　好几个家长扭头看她，有学生也看，交头接耳。

　　“那是谁啊？”

　　“是外国回来任教的老师吧？”

　　”太年轻了吧，估计是哪个学生的姐姐吧！“

　　“真漂亮。”

　　我听见了，脸微微发红。

　　甄情在旁边笑了一下，小声说：“他们以为你是我姐呢。”

　　曼妮阿姨白了她一眼，没接话。

　　报到的地方排着队。我办好手续，领了宿舍钥匙。钟伯把我的行李放在脚边，站着，没说话。

　　曼妮阿姨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个学期的生活费。”她说，“不够再打电话，照顾好甄情，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接过来，很厚。

　　她又拿出两个小本子，一个给我，一个给甄情。

　　“每个月的零花钱，我会让人汇到学校邮局，你们凭本子去取。”她说，“自己管着。”

　　我打开小本子，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愣在那里，抬起头，想说什么。

　　曼妮阿姨的眼睛红了，她侧过脸，用手背轻轻擦了一下，很快。

　　“阿姨……”

　　“行了。”她打断我，“安心读书。”

　　钟伯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看了很久。

　　“沈少爷长大了。”他说。

　　然后他伸出手，抱了抱我。

　　我第一次被钟伯抱，愣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的手臂很用力，抱了一会儿才松开。

　　“去吧。”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点点头，眼睛有点湿润，拎起自己和甄情的行李，跟在甄情后面走了几步，回头。

　　曼妮阿姨和钟伯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们。

　　曼妮阿姨的裙摆在风里轻轻飘动，像那天晚上她从楼梯上走下来时的样子。

　　钟伯站在她旁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睛一直看着我们。

　　甄情站在我旁边，也回头看了一眼。

　　“走吧。”她说。

　　我们转身，走进了这个陌生的校园，身后两人还站在那里，很久。

　　---

　　复交大学的九月，香樟叶下铺满了细碎的光斑。我抱着曼妮阿姨给的英文数学书走向自习室 ——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进快班。

　　数学系有个传统——新生入学第一周，先来一场摸底考试。不排名，不发榜，但成绩会送到每个任课老师手里。而成绩决定你的分班。

　　一周后的摸底考试设在阶梯教室，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斜切进来，落在试卷上。

　　题目比我预想的简单，微积分的公式在脑子里滚瓜烂熟，线性代数的推导信手拈来，这些都是入学前啃透的内容，甚至比曼妮阿姨注解的还要基础。

　　我笔尖不停，一路顺畅，直到最后一道代数题，手指习惯性地顿了顿 —— 高中时为了不总压甄情一头，我养成了 “留力” 的本能，哪怕这道题会做，也下意识漏了一个非关键的推导步骤。

　　做完还有半小时，我匆匆检查了一遍，提前交了卷。

　　成绩出来那天，我站在公告栏前找了半天。第一名不是我。第二名的位置，写着我的名字。

　　比我高一分的那个学生，是上海本地人。后来我才知道，他高中就参加过全国数学竞赛。

　　最后那道题，我对着草稿纸看了很久。

　　有些习惯，改不掉了。

　　我把卷子折起来，塞进抽屉里。

　　抽屉最里面，压着母亲那本笔记，还有甄情那条围巾，

　　那条围巾我一直没舍得戴，只是偶尔拿出来看看，然后叠好放回去。

　　“差1分而已，下次肯定能超他。”甄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她手里拿着一本刚出版的《上海文学》，封面上印着她的名字，手里还拎着一瓶橘子汽水，递到我面前，“喏，庆祝你进快班，我请你喝。”

　　我接过汽水，冰凉的瓶身贴着掌心，顺手翻了翻她的诗稿。字里行间还是她惯有的细腻，带着点古诗词的韵味。

　　“写得真好。”我由衷地说。

　　摸底考试之后，数学系把成绩靠前的几十个人单独编班，叫“快班”。

　　课比普通班快一倍，作业比普通班多一倍。

　　我喜欢这种节奏。

　　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那汤松的《实变函数论》——我把这些书一本一本搬到图书馆东南角那个靠窗的位置。每天晚上，从七点到熄灯，雷打不动。

　　甄情也经常来，坐在我对面，总是在作文稿纸上写些什么。

　　我知道她正在往文学杂志投稿，很快诗歌陆续发表在各大文艺刊物上。

　　再后来她又开始写长篇小说。

　　我问过她小说内容，她含糊地说是关于她太太爷爷的往事。

　　有时候我抬起头，看见她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笑着问她看什么。

　　她总是说：“看你做题，也在想小说的情节。”

　　然后她就冲我也笑了笑，然后低头继续写稿。

　　我书包里总是备着一本新的作文稿纸。

　　她写着写着，有时写入迷了，眼神迷离，手中奋笔疾书，不一会儿就把稿纸都用完了。

　　这时候我赶紧把书包里备用的稿纸递过去，她微微点点头，很快又进入无我的状态。

　　快班的任课老师姓魏，五十多岁，治学极严，系里都叫他“魏三题”——每次考试只出三道题，一题不会就悬了。

　　有一天，魏老师出了一道题。

　　我算了三天，终于算出来了。解法虽然很笨，一步一步往前推，用了七页草稿纸，最后也能得出结果。

　　上课的时候，魏老师让我上去板书。我写完，下面没声音。魏老师点点头，说：“对，但还有更简单的。”

　　另一个同学上去，三行，写完。满教室哗然。

　　我坐在下面，看着那三行板书，愣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在图书馆坐了很久。把那道题抄在笔记里，默不做声。

　　我翻到最后一页母亲那道题，那道题还在那里。

　　---

　　为了给公派简历 “加分”，大一下学期我报名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预赛、复赛，一路过。

　　我做题很稳，每一步都写得很清楚。

　　监考的老师后来跟魏老师说：你那个学生，卷面像印刷的一样。

　　决赛在北京。

　　最后一道题，我卡住了。想了四种可能的解法，每一种都推到一半，推不下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换了一张草稿纸，从头再想，还是那四条路。

　　交卷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输了。

　　成绩出来，二等奖。

　　我站在公告栏前，看着那张红榜，忽然想起母亲笔记里的那道题——那道题也许也是这样，卡在某个我想不到的地方。

　　回上海之前，我特意去北京王府井买了一支钢笔，派克，十四K金尖，150多块钱，是竞赛的奖金加上三个月的生活费凑得。

　　回到学校，我把钢笔送给甄情。

　　她接过去，打开看了看，又盖上：“干嘛买这么贵的？”

　　“想买就买了。”我红着脸说。

　　“谢啦！”她把钢笔收起来，微微一笑，右手忽然上来拧了一下我的脸颊，这次我没躲。

　　过了几天，她来找我，说：“你那围巾，借我用几天。”

　　我愣了一下，从抽屉底下拿出那条叠得整整齐齐的围巾递给她。

　　她接过去，看了看，没说什么，走了。

　　又过了几天，她来还围巾。

　　我接过来，正要叠好放回去，忽然发现围巾角落里多了一个绣上去的小爱心，小小的粉色爱心，针脚细密又可爱。

　　我抬头看她。

　　“傻看什么？”她别过脸。

　　我没说话，小心地把围巾围着脖子缠了两圈。那颗小小的爱心正好贴着我的心口。

　　“看着还挺合适！”甄情背着手晃了晃身子。

　　“再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新诗歌又发表在《收获》上了，小说初稿也过了老师的关。” 她兴奋地分享着自己的好消息，眼里闪着光。

　　89年春，校园里的白玉兰开得正盛，我如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公派留学生考试。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五门课，考了两天。每道题我都会，每道题我都写满了。

　　交卷的时候，我和高考那天一样的感觉：全做对了。

　　出来的时候，阳光很好。我站在教学楼门口，第一次觉得，那一年多熬的夜，那些啃完的书，都值了。

　　政审也过了。辅导员找我谈话，问我出国想学什么。我说：应用数学，或者金融数学。

　　辅导员点点头，说学校每年都有名额，今年我成绩是系里最好的。

　　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电话亭给曼妮阿姨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曼妮阿姨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有些远，有些慵懒。

　　“曼妮阿姨，是我，沈链。”我说，“公派留学考试已经考完了，我全做对了，政审也通过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说：“恭喜你，沈链，你一直很努力。”

　　声音很轻，很平静，听不出高兴，也听不出不高兴。

　　顿了顿，她补充道：“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如果有事，我来解决。”

　　“好，等拿到录取通知，我第一时间给你报喜！” 我笑着挂了电话，转身就往中文系跑，去找甄情。

　　她正在宿舍里写稿，听说我考完了，下楼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好像有点不高兴？”她问。

　　我摇摇头：“没有，就是刚刚给阿姨打电话，现在回头一想，觉得她有些奇怪。”

　　甄情没再问，穿上外套，拉着我的手说：“我妈就那样，走吧，请你吃饭。”

　　我们一路跑到外滩，春日的江风带着水汽，吹在脸上冰凉。

　　黄浦江上的货船依旧如梭，岸边的老建筑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温柔。

　　我脖子上依旧围着那条围巾——绣着小爱心，从她给我之后，我就一直戴着。

　　她看了一眼，嘴角弯了弯，没说话。

　　我们沿着外滩慢慢走，一直走到亚细亚大楼。

　　路过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前，她停下来，买了一串。

　　她先自己咬了一口说：“真甜！你尝尝。”然后递给我。

　　我接过来，也咬了一口，点点头。

　　吃完糖葫芦，我们走到一段没有路灯的地方，甄情忽然停下来。

　　我也停下来。

　　她看着我。路灯的光从远处照过来，她的脸一半亮一半暗。

　　然后她伸出手，把我脖子上的围巾解下来。

　　我愣了一下。

　　她把围巾展开，围在自己脖子上，又把我拉近，把另一端围在我脖子上。

　　我们被同一条围巾裹着，面对面站着，近得能看清她睫毛上的笑意。

　　她的眼睛看着我。

　　我也看着她。

　　她的眼里闪着光，我低下头，第一次亲吻她。

　　小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下的，我不知道。

　　等我抬起头的时候，她头发上已经落了几滴。

　　她笑了一下，用手抹了抹我肩上的水珠，说：“走吧，宿舍快关门了。”

　　她没把围巾解下来。

　　我们就这样被同一条围巾裹着，肩膀挨着肩膀，十指紧扣，往回走。

　　走了几步，她忽然轻声道：“到底意难平。”

　　我愣了一下，侧头看她。

　　路灯照着她的侧脸，明艳动人。

　　她拍了我一下，“愣着干什么，快走啦！”

　　小雨还在下，昏黄的路灯将我俩的背影越拉越长，越拉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