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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家庭巨变 原来课本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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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电话来得毫无预兆。
李见川正坐在宿舍床上和李维瞎侃,旁边放着干净的换洗衣服,宿舍里挤满了人。有人在卫生间洗澡,有人在阳台晾晒衣服,有人在穿鞋准去教室,有人坐在床上玩手机。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宿舍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
手机一阵震动,铃声响起。他拿起来一看——是母亲。
母亲很少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她通常只在周末联系他,问问他这周过得怎么样,钱够不够花,需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平时的工作日,她很少打扰他,怕影响他学习。
他按下了接听键。“喂,妈。”
“小川,在干嘛呢?”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带着一种家常的、随意的语气。
“在宿舍排队等洗澡,洗完澡去教室上晚自习了。”
母亲一如往常的询问道,“最近还好吗?没什么事情吧?”
“挺好的,没什么事。怎么了?”
“没什么,”母亲顿了顿“你要安心好好学习,家里的事不用操心。”
李见川的手指停了一下。
这句话,母亲以前也说过很多次。每次家里有什么事——她和父亲吵架,或者别的什么——她都会在电话里用这种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你要安心好好学习”。好像只要加上这一句,所有的事情就都能被盖住,好像他不问,就什么都不用知道。
他听出来了。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特别的话,而是因为她说话的方式——那种刻意的、故作轻松的语气,像在一块裂开的玻璃上贴了一层透明的胶带,远远看没什么,近看全是裂纹。
“妈,家里出什么事了?”他问。
“没有啊,就是叮嘱一下你好好学习,别想太多。”
电话沉默了几秒,然后母亲用一句“一会要去上课了就先这样吧”草草结束了通话。
李见川握着手机,没有说话,内心猜测父母肯定又吵架了,而且还吵得很凶。
在李见川的记忆里,他父母基本每年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大吵一架,甚至演变为相互动手的地步。只是以前他两在外务工不经常在家,李见川从来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跟他说,他也没问。他只是从那些细枝末节里——母亲说话时的语气,父亲抽烟时的表情,饭桌上偶尔的沉默——一点一点地拼凑出一个模糊的、不完整的图景。
他的家庭,和大多数人的家庭一样,表面上是完整的,内里全是裂缝。那些裂缝被时间糊住了,被日常覆盖了,被“为了孩子”这四个字勉强黏合在一起。但它们一直都在,像墙上的裂纹,你刷一层漆,它就看不见了,但下一次地震来的时候,它还会裂开,而且裂得比上次更深。
“川哥,咋了?有什么事么?”李维对着接完电话后没说话发呆的李见川说
“没事,我打个电话”
李见川从上铺跳下去,走到宿舍门口走廊的角落。他掏出手机在联系人中找到父亲的电话,拨了出去。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那个女声机械地、礼貌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冷漠的机器。他挂断,等了几秒,再拨。还是同样的声音。再拨。再拨。
一遍,两遍,三遍。
他数不清自己拨了多少次。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结果——关机。关机。关机。
李见川内心泛起一丝不安,以往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他们吵得有多凶,父亲都能联系上。但这次却关机了。
李见川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妈,你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爸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这一次,他没有再绕弯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他以为信号断了,喂了一声。
“你爸……”母亲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像冰面被重物砸中,裂纹从中心向四周扩散,“你爸昨天开车出去了,一直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
他握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
“去哪了?”
“不知道。”母亲的声音有些哑,像是哭过,又像是忍了很久,“他把手机也关了,我联系不上他。”
“报警了吗?”
“打电话报警了”母亲说,“派出所说要满24小时以后才能立案,还要等”
又是等。等他自己回来,等他想通了,等他心情好了,等他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咽不下去的东西消化完了,再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来。
“我明天回去。”李见川看了眼手机已经错过了最后一班的公交车。
“不用,你好好上课——”
“妈。”
他打断了她。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明天早上回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母亲说了一个字:“好。”
那个“好”字里,有一种他很久没听到的东西——不是无奈,不是妥协,是一种被什么撑住了的、不至于塌下去的、微弱的支撑。
他挂了电话,调整了一下情绪,走回到宿舍。
李维脚上正套着袜子,准备穿鞋去教室了。
“川哥,快点洗澡去教室了,一会迟到了”李维催促道。
“你先去吧,我晚点洗完澡再过去,不着急”
“好吧,那我先走咯”
李见川拿出手机,又拨了一遍父亲的号码。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话筒里传来的还是那冰冷的女声
他把手机放在床上,拿起换洗衣服转身走进卫生间。“可能只是手机没电了还没充电”李见川内心这样安慰着自己。
晚自习的上课铃响了,宿舍除了李见川早已没人了,他没有去上晚自习。
这是他第一次无故旷课。以前就算再难过、再疲惫,他也会去教室坐着,哪怕什么都听不进去,至少人在那里。但今天,他不想去。他不想坐在那个明亮的、嘈杂的教室里,不想听同学们的笑声和讨论声,不想假装自己还是那个正常的学生。
内心的不安,让他只想一个人待着。
他从枕头下面摸出那包烟——不是他买的,是李维之前落在他床上的。他抽出一支,点燃。
火光在黑暗中亮了一下,然后暗下去,变成一个橘红色的小点。烟雾升起来,在宿舍微弱手机屏幕亮光下扭曲、盘旋、消散。他吸了一口,烟雾进入喉咙,进入肺腑,辛辣的味道在胸腔里扩散。他已经不会咳嗽了,只是静静地吐出一缕青灰色的烟雾,看着它被风吹散。
一支接一支。
每隔几分钟,他就拿起手机,拨一次父亲的号码。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声音——“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那个女声机械地、冷漠地重复着,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他的神经。
他不知道自己抽了多少支。只知道地上的烟头越来越多,从一根变成五根,从五根变成十根,从十根变成一堆。烟灰落在地上,被风吹得周围都是,像一层薄薄的、灰色的雪。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秒都被拉长,像橡皮筋被缓缓拉伸,快要断裂。他坐在床上,盯着手机屏幕,等着那个永远不会响起的来电。窗外的天色从灰白变成橘黄,从橘黄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漆黑。
李见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手机还握在手里,屏幕已经暗了,黑色的玻璃面上映出他自己的脸——苍白的,模糊的,像一个不认识的人。
他想起前不久,父亲来学校找他的那个中午。
那是上周不久前的事。他吃完午饭,刚从食堂出来,走回宿舍。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准备看看追更的小说有没有更新。手机屏幕上跳出父亲的电话。
“喂,爸爸”李见川快速接通了电话
“小川,你出来一下宿舍门口这里,爸爸在这等你”
李见川走到阳台朝宿舍大门口望去,自己家买了不久的车停在那里,父亲穿着深色的休闲外套,头发有些乱,站在旁边,仰着头,看着宿舍楼的窗户。他的手里夹着一支烟,烟雾在阳光下升腾,像一缕缕青灰色的、缓慢消散的叹息。
李见川飞奔下楼,在宿舍大门前被保安拦住说午休禁止外出。李见川指了指外面,说明情况才被放出去。
父亲一直忙着店里的生意,忙着应酬,忙着那些他不太懂的大人的事。他来过学校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爸?你怎么来了?”李见川走过去,有些意外。
父亲转过身,看到他,脸上露出一个笑。那个笑容有些局促,像是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一个熟悉的人,想表现出热情,但又不知道怎么表现。
“路过,顺便来看看你。”父亲说,把烟掐灭,扔进垃圾桶,“吃饭了没?”
“吃了。你呢?”
“还没,等会儿回去吃。”
他们站在宿舍楼下,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父亲看着他的脸,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然后皱了皱眉。
“瘦了,”他说,“学校的饭吃不惯?”
“还行。”
“多吃点,别省着,钱不够跟家里说。”
“够的。”
父亲点了点头,从车里拿出一箱牛奶递给李见川。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带着食堂的饭菜味和操场上草坪的清香。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把影子投在地上,一高一矮,一个宽一个窄。
“那……我走了,”父亲说,“你好好学习。”
“嗯。”
父亲转身,往停车的方向走去。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小川”
“嗯?”
“有什么事就给家里打电话。”
“知道了。”
父亲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种他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关心,不是叮嘱,更像是一种……抱歉。像是在说“对不起,我没能给你一个更好的家”,又像是在说“对不起,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父亲”。
但那些话他都没有说出口。他只是看了那一眼,然后转身,继续往前走。
李见川站在楼下,看着父亲的背影,走路的速度也比以前慢了一些。他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缓缓驶出停车位,拐了个弯,消失在主干道上。
那时候他以为父亲只是“顺便来看看”。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顺便”里,藏着多少他不知道的东西?
父亲那天的眼神,那声“有什么事就给家里打电话”,那个欲言又止的表情——也许他那时候就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也许他想说“我和你妈又吵架了”,想说“生意不好做”,想说“我有时候觉得撑不下去了”。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开车走了。
李见川想起那个场景的时候,心脏像被人攥了一下。
他拿起手机,又拨了一遍父亲的号码。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他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
脑海里全是父亲开车离开的画面。那辆深灰色的车,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缓缓驶过主干道,拐过弯,被楼房挡住了。引擎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风里。
他当时没有追上去。他只是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上了楼。
如果他知道那是父亲“出去”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会不会追上去?会不会多说几句话?会不会问一句“爸,你还好吗”?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现在坐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
晚自习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听见了。那铃声从教学楼那边传来,穿过操场,穿过食堂,穿过那些光秃秃的树梢,传到他耳朵里。宿舍的灯光亮起,李见川把手里的烟丢在地上,慌忙擦拭脸上的泪痕,然后躺在床上用被子把自己包裹起来
宿舍门被推开的时候,李见川没有抬头。
他听见脚步声,听见书包被扔在床上的声音,听见有人在说“今天作业真多”。那些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川哥。”
是李维的声音。
他没有应。
“川哥?”李维又叫了一声,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带着一点疑惑。
他还是没有应。他裹着被子,面朝墙壁,把自己卷成一个茧。被子蒙住了半个头,只露出一点头发。
李维走到他床边,站了一会儿。他看见地上那摊烟头——灰白色的烟灰散了一地,烟蒂堆在一起,像一座小小的、丑陋的坟。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刺鼻的,呛人的。
他伸出手,拉开李见川的被子。
被子下面的那张脸,挂着泪痕。眼睛是红的,眼眶下面是一圈浓重的青黑,脸颊上有两道被泪水冲刷过的、发亮的痕迹。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色的皮。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被揉皱的、快要碎掉的纸团。
李维愣了一下。
“怎么了?”他问。
李见川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他只觉得眼睛又酸了,有什么东西在眼眶里打转,他拼命忍住,不让它落下来。
“没事。”他说。
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粗糙的木板。
然后他把被子重新拉上来,盖住自己的脸。
李维站在那里,看着他。被子下面那个蜷缩的身影,像一只受伤的、躲在壳里的动物,不愿意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脆弱。
他没有再问。
他转身,拿起扫把,把地上的烟头一个一个地扫进垃圾铲里。动作很轻,很小心,像是在做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的事。烟灰被扫起来,飘散在空气中,落在他鞋面上,他没有在意。
扫完了,他把垃圾铲里的烟头倒进垃圾桶,把扫把放回墙角。然后他走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看着李见川裹着被子的背影。
他想说点什么。想说“有什么事跟我说”,想说“别一个人扛着”,想说“不管怎样我都在”。但他知道,有些时候,有些话,说了也没用。一个正在溺水的人,需要的不是岸上的人喊“加油”,而是一只手,或者只是——有人在旁边陪着。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等着。
第二天,李见川找班主任请了假。
“家里有点事。”他说。没有解释是什么事,班主任追问无果后还是批了假。
李见川坐上回家的公交车。车子晃晃悠悠地驶出县城,驶过那条他走过无数次的公路,驶过那片收割后的稻田,驶过那排光秃秃的枫树。窗外的风景在倒退,像一卷被快速倒带的录像带,所有的画面都在后退,退回到他开始的地方。
他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阳光很好,照在那些枯黄的田野上,给一切镀上了一层虚假的、温暖的金色。但他心里是冷的,那种冷不是冬天的冷,而是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怎么都捂不热的冷。
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客厅里坐着。她没有看电视,没有做家务,就是坐着,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凉了的水。看见他进来,她站起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心疼,有愧疚,有一种“我不该让你回来”的迟疑。
“妈。”李见川叫了一声。
“回来了,”母亲说,“吃早饭了吗?”
“吃了。”
她没有再问。拿起包,换鞋,说:“走吧,去派出所。”
派出所不大,一栋两层的小楼,外墙上刷着蓝白两种颜色。蓝色在下,白色在上门口有一块牌子,白底黑字,写着“XX镇派出所”。院子里停着几辆车警车和几辆私家车,车身上都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李见川跟着母亲走进去。这是他第一次踏入这个地方。
大厅不算很大,光线有些暗。墙上贴着几张宣传画,有关于禁毒的,有关于安全的,还有一个很大的标语,四个繁体大字,红底黄字,写着“為人民服務”。那四个字很大,大到一进门就能看见,大到让人无法忽视。他盯着那四个字看了一会儿,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的感觉。
靠近门口的地方,一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警察。他穿着警服,但制服扣子没有全扣上,领口敞开着。他斜躺在椅子上,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手里拿着手机,大拇指在屏幕上滑动,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看什么东西看得入神的笑。
母亲走过去,站在办公桌前面。
“你好,我想报个案。”
那个警察没有抬头,继续看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滑了一下,又滑了一下。
“什么事?”他问,声音懒洋洋的,像刚从午睡中被叫醒。
“我老公前天下午开车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能不能帮忙查一下监控?”
警察终于抬起头,看了母亲一眼,又看了李见川一眼。他的目光在他们脸上扫了一下,然后收回去,继续看着手机。
“他是自己开车出去的?”
“是的。”
“又不是莫名消失的,”警察的语气带着一种不耐烦的、轻飘飘的随意,“他自己开车走的,又不是被绑架了,我们怎么查?”
“可是电话打不通,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
“可能是手机没电了,或者在信号不好的地方。”警察打断了她,“你们再等等,说不定过两天就回来了。”
“我们已经等了一天多了,”母亲的声音有些急了,“他从来没这样过,我担心他出事——”
“大姐,”警察放下手机,坐直了一些,脸上带着一种“我理解你但我也没办法”的表情,“全中国每天有那么多失踪的人,如果每一个都要我们去找,我们怎么找得过来?”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母亲愣住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李见川站在母亲身后,看着那个警察。他的警服穿得不规整,扣子没扣好,领口敞着,露出里面一件皱巴巴的白T恤。他的头发有些乱,脸上带着一种疲惫和不耐烦。他坐在那里,背后的墙上挂着那四个字——“為人民服務”。
那四个字写得很漂亮,繁体,楷书,笔画遒劲有力。它们被镶在金色的边框里,高高地挂在墙上,俯视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
李见川看着那四个字,又看看那个警察。他忽然觉得那四个字变得很遥远,远到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它们写在纸上,刻在墙上,挂在每一个派出所的大厅里,被印在课本上,被写进作文里,被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但在这个小小的、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它们只是一行字,没有温度,没有重量,没有任何意义。
母亲还想说什么,但那个警察已经重新拿起了手机,大拇指又开始在屏幕上滑动。他的脸上又浮现出那种看什么东西看得入神的、微微的、满足的笑。
母亲站了一会儿,终于转身,走出了派出所。
李见川跟在她身后,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四个字还在墙上,红底黄字,端正庄重。那个警察还在椅子上,斜躺着,看着手机。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那一身警服照得发亮。他眯了眯眼,换了个姿势,继续看。
李见川转过身,走了出去。
门口的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那栋蓝白相间的建筑。蓝色是深蓝,白色是惨白,两种颜色在阳光下显得有些刺目,像一面过于鲜艳的、不真实的旗帜。
他想起思想政治课本上那些关于“为人民服务”的篇章。那些文字他背过,考试的时候写过,答题的时候默过。他一直以为那些字是真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
原来不是。
原来课本上写的和现实并不一致。原来有些东西,写在纸上是一个样子,落到地上是另一个样子。原来“为人民服务”不是宗旨,而是一个标语,和“禁止吸烟”“小心地滑”一样,贴在墙上,提醒你这里是派出所,仅此而已。
他低下头,跟着母亲,沿着街道往前走。
从派出所出来,母亲带着他,去了县城。
他们坐上了一辆开往县城的中巴车。车上人不多,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乘客,有老人,有带着孩子的妇女,有拎着大包小包的中年人。李见川和母亲坐在最后一排,车子晃晃悠悠地启动,窗外的街景开始向后流淌。
他们去了父亲常去的地方。
先是那家洗车店。父亲每个月都会来这里洗一次车,和老板很熟,每次都要聊上几句。母亲推开门,老板正在给一辆黑色的SUV打泡沫,看见他们进来,直起腰,擦了擦额头的汗。
“嫂子,怎么来了?”
“老李这两天来过吗?”母亲问。
“没有啊,”老板摇了摇头,“好久没见他了。怎么了?”
“没什么,”母亲说,“就是找他有点事。”
他们又去了加油站。父亲每次加油都在这家,因为可以用积分换洗车券。加油站的员工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戴着鸭舌帽,穿着蓝色的工装。他想了想,说“李叔啊,上次来加油是上周的事了,这周没见过。”
母亲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然后转身走了。
他们还去了几个地方——父亲常去的那家小饭馆,常去的那家五金店,常去的那家彩票站。每一个地方都问过了,每一个人的回答都一样——“没见过”“好久没见他了”“不知道去哪了”。
李见川跟在母亲身后,走在这座小城的街道上。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他心里是冷的。他看着母亲一家一家地问,一家一家地失望,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平静,从平静变成麻木。
他想说“妈,别找了”。但他没有说。
因为除了找,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傍晚的时候,母亲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外婆打来的,说让母亲回娘家一趟,商量一下怎么办。母亲挂了电话,看着李见川。
“你先回学校吧,”她说,“别耽误功课。我再去找找。”
“妈——”
“听话,”母亲打断了他,声音有些哑,但很坚定,“你爸的事我来处理,你好好学习。”
李见川看着她。她的眼睛有些肿,眼角的皱纹比以前更深了,鬓边的白发也多了几根。她站在那里,背着光,夕阳把她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的光,但她的脸上全是阴影。
“好。”他说。
母亲点了点头,转身,走向开往外婆家的公交站牌。
李见川站在原地,看着母亲的背影。她走得很慢,脚步有些蹒跚,像是每一步都要用很大的力气。风吹过来,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去拨,只是走着,一步一步地走着,走远了,变小了,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灰色的点。
他转过身,往相反的方向走。
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他没有去教室,而是直接回了宿舍。宿舍里没有人,灯关着,窗帘拉着,一片漆黑。他打开灯,惨白的光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照在空荡荡的床铺上,照在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上,照在地板上那些被扫干净的、但还残留着灰色痕迹的地砖上。
他坐在床上,拿出手机,拨了父亲的号码。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他放下手机,从枕头下面摸出烟。烟盒是新的,李维走之前放在他床上的,大概知道他需要。他抽出一支,点燃。
烟雾在灯光下升腾,像一缕缕青灰色的、无处可去的灵魂。他看着那些烟雾,看着它们扭曲、盘旋、消散,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像一个人的生命,说没就没了,连痕迹都不留。
一支接一支。
他不知道自己抽了多少支。只知道手指有些抖,喉咙有些疼,肺里像着了火。但他没有停。因为停下来的时候,他会想起那些他不愿想的事——父亲开车离开的画面,母亲一个人在客厅里坐着的背影,那个警察斜躺在椅子上看手机的样子,墙上那四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字。
那些画面像碎片一样在脑海里旋转、碰撞、碎裂,然后重新组合,变成一幅更乱的、更让人窒息的拼图。
门被推开的时候,他没有抬头。脚步声、说笑声、书包扔在床上的声音。
“川哥?你回来了?”是李维的声音。
他没有应。
李维走到他床边,站了一会儿。他看着李见川——裹着被子,面朝墙壁,只露出一点头发。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比昨天更浓,更呛。地上又有了一摊烟头,灰白色的烟灰散了一地,像一层薄薄的雪。
“怎么了?”李维问。
“没事。”
又是这两个字。
李维没有在追问,只是轻轻地、轻轻地拍着李见川的背。
他转身,拿起扫把,把地上的烟头一个一个地扫进簸箕里。动作很轻,很小心,和昨天一样。扫完了,他把簸箕里的烟头倒进垃圾桶,把扫把放回墙角。
窗外,夜色很浓。星星躲在云层后面,不肯露面。他在那个安静的、黑暗的、充满烟味的世界里,慢慢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明天还要上课。明天的明天也还要上课,无论如何日子还要继续,只是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