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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不要概率,我要你 我们两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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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的门铃响了。
不是那种“叮咚”一声的礼貌型门铃,是那种被按住不放的、丧心病狂的连续轰炸。我从床上弹起来的时候差点被被子绊倒,拖鞋只穿上一只,另一只脚光着踩在地板上,凉得我一激灵。
打开门。
门口站着二十多个人。
清一色的白大褂。最前面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医疗箱,身后跟着一群人,有人拿文件夹,有人提仪器,还有两个人抬着一个我看不懂的设备。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旧T恤,睡裤,左边头发压扁了,右边头发翘起来。嘴角好像还有口水印。
“宋念女士,早上好。”金丝眼镜老头笑得很职业,“我是沈总的私人医疗顾问,姓陈。沈总让我们来给您做一个全面的甲状腺复查。”
“现在?”
“沈总说‘越快越好’。”陈教授侧身让开,“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说“好”,二十多个白大褂已经开始往我家里涌了。不到一分钟,我那间六十平的小公寓就变成了临时诊所。客厅沙发被搬到了墙角,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折叠检查床;茶几上摆满了试管和仪器;两个护士在厨房里烧开水,说要给我验血用。
我拿着手机躲进卧室,给沈砚洲打电话。
响了一声就接了。
“你什么意思?”我压低声音问。
“复查。”他的声音很清醒,不像刚睡醒的人,倒像已经开了一个小时会。
“我去年刚查过,没事了。”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他的语气不容商量,“宋念,你说你是为了生病才跟我分手的,那我就要确保这个病永远不会再找上门。”
“可是——”
“我已经联系了全亚洲最好的内分泌科专家团队,明天会诊。手术医生是协和的张教授,放疗科的王主任下周二回国。”
“沈砚洲——”
“你什么都不用管,把时间空出来就行。”
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卧室门口,看着外面二十多个白大褂在我家里忙来忙去。有个年轻的男医生正用棉签擦我的餐桌,说要做表面菌群检测。我甚至不知道“表面菌群检测”是个什么东西。
这不是霸道总裁。
这是霸道私人医院。
抽血、B超、甲功五项、肿瘤标志物、颈部CT。一套流程走下来,我胳膊上扎了三个针眼,脖子被超声探头来回刮了十几遍,躺在那张折叠床上感觉自己像一条被翻来覆去的鱼。
陈教授的态度倒是很专业,全程温和耐心,每做完一项检查都会告诉我结果“看起来不错”。但我注意到他每隔半小时就去阳台接一次电话,每次回来都比之前更认真。
不用猜也知道电话那头是谁。
中午十二点,所有检查结束。陈教授拿着厚厚一沓报告看了十分钟,然后摘下眼镜对我说:“宋女士,结果出来了。您的甲状腺功能完全正常,肿瘤标志物均为阴性,影像学检查未见任何复发迹象。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您,甲状腺癌在您这个阶段,五年复发率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三以下。”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百分之三。也就是说,我有百分之九十七的概率这辈子都不用再跟这个病打交道。
我正想给沈砚洲发个消息说结果,陈教授突然转头看了一眼门口。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沈砚洲站在门口。
他换了一身衣服,深蓝色的西装,白衬衫,今天打了一条银灰色的领带。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我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他什么时候来的?在门口站了多久?
“百分之三不够。”他走进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陈教授愣了一下:“沈总,百分之三已经是国际上非常优秀的水平了,在现有医疗条件下——”
“不够。”沈砚洲把信封放在茶几上,推到我面前,“我要百分之零。”
陈教授张了张嘴:“那是不可能的,医学上没有绝对的——”
“那我要一个方案。”沈砚洲看着他,语气平静得不像在跟一个顶尖专家说话,“什么方案能让复发率最低,就做什么方案。钱不是问题。”
陈教授沉默了五秒钟,然后点点头,拿起报告,带着那二十多个白大褂退了出去。
公寓突然安静下来。
沈砚洲站在客厅中间,环顾了一圈——他在看那些被搬动的家具、被仪器压出印子的地板、被临时征用为医疗台面的餐桌。
“你这房子太小了。”他说。
“我这房子六十平,一个人住够够的。”
“以后两个人就不够了。”
我愣了一下,没接话。
他转过身看着我。那个眼神我见过——昨天晚上在日料店,他说“别锁门”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
“沈砚洲,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让你活着。”他说,“活得久一点,好一点,不用再担心任何事。”
“我说了我已经好了。”
“你说你是为了生病才走的。”他往前走了一步,“那你走了之后呢?你自己做的手术?自己签的字?自己住的院?”
我别过脸去。
“化疗的时候谁陪你?”他又往前走了一步,“复查的时候谁开车送你?半夜疼得睡不着的时候谁给你倒水?”
“沈砚洲,别说了。”
“你一个人扛了三年。”他站在我面前,离我不到一步的距离,“宋念,你一个人扛了三年,我现在做的这些,连你扛的零头都不到。”
我又想哭了。但我忍住了。
“百分之三不够。”他说,“我不要概率,我要你。”
那句话像一把锤子,砸在我胸口最软的地方。
我伸手拿过茶几上那个牛皮纸信封,拆开。
里面是三份文件。
第一份:一份“甲状腺癌终身监控方案”,每季度一次全面检查,每年一次国际专家会诊,指定医院是协和,指定医生是刚才那个陈教授。方案的最后一页写着预算——一千两百万。不是治疗费,是监控费。
第二份:一份健康信托基金,金额一亿五千万。条款写明专用于宋念未来所有医疗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治疗、康复、营养、心理辅导。基金管理人是沈砚洲,受益人只有我一个。
第三份:一份紧急医疗授权书。上面写着,如果宋念未来出现任何健康问题导致意识不清或无法做出医疗决定,沈砚洲拥有第一决策权,优先于任何亲属。
我抬起头看着他。
“你这是要把我当病人养一辈子?”
“不。”他看着我,“是要把你当爱人养一辈子。顺便把健康问题也管了。”
“我不需要被保护。”
“我知道你不需要。”他说,“但我想给。”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太阳,光照进来,落在那个牛皮纸信封上。
我看着面前这个男人,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三年前,我用最难听的话把他赶走,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会死,不想连累他。
三年后,他用最疯狂的方式把我找回来,是因为他觉得我可能会死,不想再错过。
我们两个,都是因为怕失去对方,才做了最极端的事情。
我深吸一口气,把手伸过去,握住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
他的手指动了动,然后反扣过来,把我的手握在手心里。
紧紧的。像怕我再跑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