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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hapter 17 So I keep walking So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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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l甚至觉得自己有点薄情。
1992年6月末以后,生活并没有因为那场分手停下来。相反,它像终于等到某个空隙似的,立刻从四面八方涌了进来。
7月,她短暂去了趟亚洲,陪母亲做了一段田野调查。某个夜晚,她坐在旅馆房间的地板上,和母亲一起在电视上看完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
Ryuichi站在那个巨大、明亮、几乎不真实的世界中央。
音乐恢宏地展开时,她忽然有一瞬间觉得很遥远。像那个曾经坐在纽约剪辑室角落里,替她重新煮咖啡的人,突然又被还给了世界。
8月,《Model of a Person》开始在纽约进行影评人提前放映。
9月,电影正式北美首映。
到了10月和11月,它逐渐走向更广阔的观众——法国、英国、德国、日本……
随之而来的是媒体会、industry screening、Q&A、酒店房间里永远响个不停的电话,以及Julian替她挡掉的一半采访。
她忙得几乎没有时间痛苦。
更奇怪的是,她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并不痛苦。至少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
她没有在某个凌晨突然崩溃,也没有在听到某首歌时失控地哭出来。她只是继续坐飞机,继续回答问题,继续在陌生城市的放映厅里听别人谈论她的电影。
于是她偶尔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把Elijah忘得太快。
可每次看到关于《Model of a Person》的影评,手指翻到第一页时,她总会下意识先去看作者那一栏。
11月,Adel到了东京。
飞机降落时,天色已经暗了。
她合上膝上的本子。那里面写着一些关于第二部电影的零散构思:几个场景,几句对话,一个还无法确定是否会留下来的标题,还有一些她自己也说不清来源的词。
有、无、存在、消失。
她把本子塞回包里。
跑道上的灯一盏盏向后滑去,像某种被拉长的句点。
她来过日本很多次。
小时候跟着母亲回外公外婆家,夏天吃西瓜,冬天睡在铺好的被褥里。她认得电车声,认得便利店门口的暖光,也认得外婆厨房里味噌汤的味道。
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她不是回家。
她是带着一部金棕榈电影来到东京。
东京首映前一周,宣传行程排得密密麻麻。报纸、杂志、电视台、广播,还有一些她听名字就已经开始感到疲惫的文化访谈节目。
Julian把日程表递给她时,她盯着那几页纸看了很久。
“Do I really have to explain myself this many times?”
Julian低头看了一眼。
“Probably fewer than they want.”
她叹了口气。
日本媒体当然对她感兴趣。太感兴趣了。
年轻。女性。金棕榈。美国长大。母亲是日本人。父系又有中国背景。电影由坂本龙一作曲。
这些词被不断排列、重组,像他们试图从中找出某种能够概括她的公式。
而日本发行方当然也希望Ryuichi出席东京首映。
不是“希望”,几乎是恳请。
金棕榈年轻导演与坂本龙一的名字放在一起,本身就足够成为新闻。更何况,在日本媒体眼里,Ryuichi像是这部电影与日本观众之间最清晰、也最熟悉的入口。
发行方很快便直接联系了Ryuichi的经纪人。几天后,确认消息传回Julian那里。
Julian把日程表递给她时,语气很平静。
”坂本先生确认出席了。“
Adel正在翻采访提纲的手停了一下。
”首映?“
“And the first press block. Maybe Q&A, if timing allows.”
她低头看着纸上的行程。
“Right.”
Julian看了她一眼,没有继续追问。
可那一瞬间,Adel忽然清楚地意识到:他并不是因为被她请求才来,他是自己答应的。
她和Ryuichi已经有几个月没有真正见过面。
戛纳之后,所有人都像被世界重新分配回各自的轨道。她被采访、放映、Q&A和飞行拖着往前走;而Ryuichi则被巴塞罗那、演出、录音、采访,以及那些永远不会等人的大型项目带走。
他们仍然偶尔通信——有时是一张很短的传真,有时是一盘寄来的磁带。
有时只是几行字:
saw the London review
don’t read too much
—R
但那都不像见面。
真正再次见到他,是东京首映前一天。
地点在发行方安排的一间酒店会议室。长桌上摆着矿泉水、采访日程、宣传册,还有几份她根本不想看的剪报。
Adel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分钟。
她原本只是想提前熟悉一下房间,结果推门进去时,Ryuichi已经坐在那里。
他穿着深色外套,低头翻着手里的资料。头发比她记忆里稍短一些,脸上带着那种长时间奔波之后才会有的疲惫。
听见门响,他抬起头,两个人都停了一下。那停顿其实很短,短到旁人或许根本不会注意。
可Adel却忽然清晰地感觉到,过去几个月里那些没有见面的时间,像一层很薄的玻璃,轻轻落在了他们之间。
“Sakamoto-san.”
她先开口。声音比自己想象中更平静。
Ryuichi合上手里的资料,站起身。
“Adel.”
只是叫她名字,没有拥抱,也没有夸张的重逢。可他眼底很快浮起一点极浅的笑意。
“再次恭喜。”
Adel低头笑了一下。
“你在戛纳已经说过了。”
“不够。”
她抬眼看他。
那句话太轻,甚至像只是普通礼貌。可她还是忽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几个月不见之后,他重新站在她面前,竟然没有变得陌生。
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也让她有一点害怕。
Julian很快从她身后进来,打破了那一瞬的安静。
“很好,每个人都到齐了。”
他把日程表放到桌上。
“Tomorrow: photocall, two press blocks, premiere, Q&A. Distributor wants both of you for the first press block. Music questions, collaboration questions, probably identity questions.”
Adel闭了闭眼。
“Excellent.”
Ryuichi低头笑了一下。
“依旧讨厌媒体吗?”
“比以前更甚。”
“Good.”
她看向他。
“Good?”
“这代表你还是你自己。”
她怔了一下。
Julian已经坐下,若无其事地开始翻日程,像完全没有听见。
第一天的采访在银座一间酒店会议室里。
记者非常礼貌,问题也非常礼貌,礼貌到几乎让人无法拒绝。
“遠藤監督は、ご自身をアメリカの映画作家だと思いますか。それとも、日本にルーツを持つ映画作家だと思いますか。”
(远藤导演认为自己是美国电影作者,还是拥有日本根源的电影作者?)
翻译说完后,房间安静下来。
Adel看着桌上的录音机,红色的小灯正在闪。
她忽然很想念纽约那间乱糟糟的剪辑室。
在那里,没有人问她“是什么”。
他们只问:这个cut对不对,这个silence够不够,这里音乐该不该进入。
那些问题至少诚实。
她抬起头,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温和。
“我在制作电影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翻译成日语后,记者点点头,继续等待。
Adel只好又补了一句。
“我认为我对不真正属于一个地方的人感兴趣。”
这一次,记者终于低头记了下来。
后来几天,类似的问题不断出现。
她会不会说日语。
她小时候是否常来日本。
坂本龙一参与配乐是否让电影带有“日本性”。
她母亲怎么看她的电影。
她外公外婆是否已经看过。
她一开始还能认真回答。
到第三天,她已经学会在句子之间保留微笑。
“没错,我的母亲来自日本。”
“没错,我小时候在日本待过。”
“不,我不认为沉默只归属于某个文化。”
最后一句说出口时,房间短暂安静了一下。
Julian坐在角落里,低头笑了一声。
东京首映当天,影院外排起了很长的队。
很多人是为了电影来的,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坂本龙一来的。
Adel早就知道这一点,她并不介意。
甚至某种程度上,她为此感到安心。因为只要媒体把一部分注意力投向Ryuichi,她就可以稍微退到阴影里,呼吸一会儿。
可Ryuichi显然很懂这一点。
photocall时,他始终站得比她慢半步。
记者喊他的名字时,他会抬头微笑,却很快把视线让回她身上。
像在无声地提醒所有人:这不是他的电影,这是她的电影。
某个记者问他:“坂本さんにとって、この映画はどのような作品でしたか。”(对坂本先生来说,这部电影是怎样的作品?)
Ryuichi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了一眼Adel,然后才很轻地说:“I only listened to the film she had already made.”
不同以往,这一次他没有用日语回答。
这句话是英文。像是从东京的发布会现场,忽然短暂回到了纽约那间昏暗的剪辑室。
翻译成日语后,房间安静了一瞬。
Adel低头看着桌上的水杯。
她没有看他。但她知道,他又一次把光轻轻推回了她身上。
Q&A结束时,有一个年轻女学生站起来提问。
她看起来很紧张,双手紧紧握着话筒。
“映画の中の沈黙が、とても怖かったです。でも同時に、安心しました。”(电影里的沉默让我觉得很害怕,但同时又让我感到安心。)
她停顿了一下。
“どうして、あんなに長く沈黙を残したんですか。”(为什么要留下那么长的沉默?)
Adel没有立刻回答。
她看着台下那张年轻的脸。她忽然意识到,她们之间其实没有差多少岁。
只是一个坐在台上,一个站在台下。
一个刚刚被世界过早地推成了“导演”,另一个仍然可以用发抖的手握着话筒,诚实地说自己害怕。
这是这几天里,很少数不是在问她“是什么”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问电影本身,也是在问那些沉默里的人。
她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话筒,然后没有等翻译。
“沈黙は、空っぽ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我觉得沉默并不是空的。)
台下安静下来。
她的日语并不完美,某些停顿甚至有些迟疑。
但她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時々、人は言葉を持っていないんじゃなくて……”(有时候,人并不是没有语言……)
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寻找更准确的说法。
“安心して話せる場所を、まだ見つけていないだけなんだと思います。”(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地方。)
翻译没有立刻开口,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听见了。
也因为这一次,她并不是在向媒体解释自己,她是在回答一个真正看见了电影的人。
掌声慢慢响起来。
不是戛纳那种汹涌的掌声,而是更克制、更缓慢,像一点点落在她身上。
Ryuichi坐在她旁边,始终没有说话。
但Adel能感觉到,他在听。
而且她知道,他也听懂了。
不仅是日语,还有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刻用日语。
那晚结束后,她终于去见了外公外婆。
外婆文子已经看过电影,见到她第一句话却不是恭喜,也不是夸奖。
只是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痩せたね。”(瘦了呢。)
Adel原本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所有赞美。
可听到这句话时,眼眶却突然红了。
外公远藤凪坐在一旁,慢慢给她倒茶。
电视里还在播东京首映的新闻。
画面上的她站在闪光灯下,穿着黑色裙子,表情克制得像另一个人。
外公看了一眼电视,又看了一眼坐在榻榻米上的她。
“我不认为沉默只归属于某个文化。”外公重复着她白天说过的话,声音很轻。
“いいことを言ったね。”(你说得很好。)
他停顿了一下。
“戦争のあとには、どこの国にも沈黙があった。”(战争之后,哪个国家都有沉默。)
说完,他又慢慢抿了一口茶。像刚才那句话只是偶然经过,并不打算多停留。
片刻后,他看了一眼电视,又看向坐在榻榻米上的她。
“こっちの晏如ちゃんの方がいい。”(还是这里的晏如比较好。)
Adel低头笑了。这一次,她没有反驳。
晚一点时,外婆忽然走到客厅角落那架立式钢琴前。
那架钢琴已经很旧了,琴身边缘有轻微磨损,盖布上还放着几本泛黄的乐谱。Adel小时候常常趴在旁边,看外婆练琴。那时她并不完全懂那些曲子,只记得阳光落在琴键上的样子,以及外婆手腕落下时非常安静的力量。
外婆坐下后,没有问要不要听,只是轻轻打开琴盖。
第一个和弦响起来时,房间忽然安静了。
不是演出,也不是为了庆祝,更像是家里某种自然发生的呼吸。
外公原本坐在一旁喝茶,听了几小节,忽然低低跟着哼起旋律。
他的声音已经不年轻了,有些地方甚至会轻微发哑,可他唱得很稳。像是在唱一首他们已经共同记了很多年的歌。
Adel坐在榻榻米上,看着他们。
外婆弹琴时没有回头,外公也没有看乐谱。
两个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多余交流,却像彼此知道下一句会落在哪里。
那一刻,Adel忽然意识到,母亲那一侧的亲密并不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
不是说“我为你骄傲”,也不是说“你做得很好”。
而是茶、钢琴、一首唱到一半的歌、外婆摸过她脸颊时那句“瘦了呢”、还有外公在电视新闻前,轻轻把她从“金棕榈导演”重新叫回“晏如ちゃん”。
父亲那边的爱总是更克制,像一道被长期训练过的门。
温柔在门后,却很少主动走出来。
而母亲这边不同。这里的人会把音乐打开,会把旧电影杂志翻出来,会在饭后争论维斯康蒂和小津到底谁更残忍,会在她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假装只是去倒茶。
远藤凪年轻时是外务省里极受瞩目的国际派官僚。东京帝大法学部出身,懂法语和德语,曾在巴黎任职,后来回到东京,做到条约局长。那是一个需要相信语言、秩序与国家理性的职位。
战后,一度被认为会成为外务次官的他离开了外务省。外界说法很多,有人说他不愿在新体系里继续低头,也有人说他太旧派,已经不适合新的日本。但文子知道,真正的原因更简单,也更难说出口。
他不再相信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
那些被他写进备忘录、条约草案、外交电文里的词,曾经看起来如此精确:和平、责任、秩序、文明。可战争结束后,它们忽然变得空洞,甚至可疑。
后来他开始写小说,翻译欧洲随笔,替几本文学杂志做编辑,也偶尔写电影评论。比起会议室里的外交辞令,他反而更愿意相信银幕上一个人长时间沉默的脸。
外婆远藤文子则一生都和钢琴在一起。
他们都喜欢欧洲电影。
Adel小时候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直到现在,她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自己对长镜头、沉默、空间、音乐与人的关系如此敏感,也许并不是从某一天突然开始的。
它早就在那里——在外婆的琴声里,在外公书架上那些旧电影期刊里,在母亲带她回东京时,每一个下雨的午后里。
曲子结束后,外公轻轻笑了一下。
“文子、まだ上手だな。”(文子,你还是弹得很好啊。)
外婆没有看他,只轻轻哼了一声。
“あなたは少し遅れた。”(你刚刚有点慢。)
外公笑了,Adel也笑了。
窗外是东京深夜。
远处电车经过,声音轻轻震动着玻璃。
而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一整年都在被世界不断命名——导演、天才、金棕榈得主、美国电影人、亚裔女性导演、坂本龙一合作的新声音。
可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她只是晏如ちゃん。
甚至不需要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