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许裕琦》雨中的冷雨

4、高三 如果说高二

　　如果说高二是上坡路，那高三就是攀岩——脚下是几乎垂直的崖壁，手上能抠住的只有那些细小的、不起眼的凸起，稍微松一口气，就会掉下去。

　　青石一中的高三惯例是暑假补课。七月中旬，别的学校还在放假，高三的学生已经坐在了闷热的教室里，头顶的电风扇呼呼地转着，卷起桌面上试卷的边角，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教室里的空气混合着汗味、风油精味和印刷机油墨的味道，那是一种只有高三才有的气味，说不上好闻，但闻一次就能记一辈子。

　　裴裕绮坐在靠窗第三排，她的位置没有变过。从高一开始，她就坐在这里，三年了，窗外的槐树长高了一截，窗台上的漆皮剥落了一些，但她坐的位置始终没有动过。她的桌上堆着一摞书，不是整整齐齐地码着，而是像砌墙一样竖着排成一排，把她整个人挡在后面。这不是为了防老师，是为了给自己围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一个只属于她的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她和题目，没有别的东西。

　　她的课本已经不是原来的颜色了。数学书的封面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层，物理书的书脊裂开了一道口子，她用针线缝上了——缝得歪歪扭扭的，但很结实。英语书的边角被翻得卷了起来，像一朵枯萎的花。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裴裕绮”三个字，下面画着一条横线，再下面写着“京华大学”。

　　这四个字她写了几百遍，已经写到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笔画之间的间距永远匀称，横平竖直，像印刷体。

　　高三的课表排得密不透风。早上六点二十早读，七点四十第一节课，中午十二点下课，下午两点上课，五点半下课，晚自习从七点上到十点半。一天下来，坐在椅子上的时间超过十二个小时。裴裕绮习惯了这种节奏，她的身体已经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到了某个时间点自动切换到对应的模式——六点二十，清醒；十点半，疲惫但不松懈；十二点，饿但不着急吃。

　　但她没有意识到的是，机器的零件正在慢慢磨损。

　　高三第一次月考在八月底。裴裕绮考了年级第一，总分六百七十八。这个分数放在往年，已经超过了京华大学在省内的录取线。成绩出来的那天，王老师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六百七十八。”王老师把成绩单递给她，“你知道这个分数意味着什么吗？”

　　裴裕绮接过成绩单，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意味着你离京华大学很近了。”王老师看着她的眼睛，斟酌了一下措辞，“但你要注意，不要放松。高三还有一年，变数很多。你现在是年级第一，但第二名的周远只差你八分。八分，一道选择题的事。”

　　“我知道。”裴裕绮说。

　　“还有一件事。”王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一笔奖学金，学校给的，两千块。你收好。”

　　裴裕绮看着那个信封，犹豫了一下。她最近收到太多来自学校的“奖学金”和“补助”了，多到她有时候会觉得不太真实。青石一中虽然是一所不错的学校，但也没阔绰到能给一个学生发这么多钱的地步。她接过信封，手指捏了捏，能感觉到里面钞票的厚度。

　　“王老师，”她迟疑了一下，“这个奖学金……是学校发的吗？”

　　王老师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当然。你年级第一，学校有奖励政策，你不知道吗？”

　　裴裕绮知道学校有奖励政策，但她记得政策上写的是年级第一奖励五百块，不是两千。

　　她没有再问。她不是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尤其是在钱这件事上。因为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问了，答案可能不是她想要的。而她太需要这些钱了，需要到她没有底气去追问来源。

　　她说了声谢谢，把信封放进口袋，走出了办公室。

　　王老师看着门关上，拿起手机给董柏林发了一条消息：“钱给她了。”

　　对面秒回了一个字：“好。”

　　王老师把手机放下，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他是在帮一个学生，还是在成全另一个学生的私心？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裴裕绮需要这笔钱，董柏林愿意给这笔钱，而他，只是一个中间人。

　　仅此而已。

　　九月份，天气开始转凉。裴裕绮的棉袄又穿上了，袖口的毛边比去年更大了，这次她没有拽袖口，而是用针线把松掉的罗纹缝紧了一圈。缝完之后，袖口看起来没那么松垮了，但凑近了看，能清楚地看到密密麻麻的针脚，像是一道缝了很久的伤口。

　　李梦琪有一次看到了她缝的袖口，沉默了一会儿，说：“裕绮，你要是缺衣服，跟我说，我家还有几件旧——”

　　“不用。”裴裕绮打断了她，语气不重，但很坚定，“我这件还能穿。”

　　李梦琪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她和裴裕绮做了两年同学，已经学会了不在这种事情上跟她争论。她发现裴裕绮这个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她不忌讳谈自己的穷，但她不接受别人的施舍。你可以知道她穷，你不能帮她变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细得像一根头发丝，但裴裕绮划得很清楚。

　　李梦琪有时候会在周末从家里带一些吃的回来，分给宿舍的同学。她给裴裕绮的东西总是最多的，但她从来不会说“这是给你的”，而是把东西放在公共的桌子上，说“大家分着吃”。裴裕绮每次都会拿一份，不多拿，也不少拿，拿完之后会说一声“谢谢”。这是她唯一能接受的被帮助的方式——不是被特殊对待，而是被平等地包含。

　　董柏林也在用一种他不会说出口的方式观察她。他已经观察了她两年，对她的习惯了如指掌。他知道她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准时出现在教室里，比大部分同学早十分钟。他知道她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去食堂，比大部分同学晚五分钟——因为她知道那个时间点食堂人少，不用排队。他知道她晚饭吃得很少，经常只是一个馒头、一碗免费汤。他知道她每周六晚上会给自己加一个煎蛋，那是她一周里最奢侈的一顿饭。他知道她洗头用的是那种最便宜的袋装洗发水，兑了水装在瓶子里用。他知道她的每一支笔都用到了写不出字才换，换下来的笔芯她会攒在笔袋里，留着以后做手工。

　　他知道她所有的事情。他甚至比她自己更了解她的习惯。

　　但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

　　不是不会说，是不敢。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被她那双安静的眼睛看穿。他怕她看出他眼里的东西，然后像对待所有试图靠近她的人一样，礼貌地、温和地、但无比坚决地推开。

　　她推开过很多人。高一的时候，有男生给她写过情书，她看都没看就还回去了，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有女生试图跟她交朋友，她接受了，但始终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她对所有人都是友好的，但那种友好不是敞开式的，而是一种带着明确边界的客气——你可以站在线外面跟我说话，但你不能跨进来。

　　董柏林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跨进去。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跨进去。他只知道，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匿名资助、偷偷塞笔、假装掉东西——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再往前一步，他怕自己会失控。

　　九月中的一个晚上，下了晚自习，董柏林最后一个离开教室。他关灯的时候，借着走廊上的灯光看到裴裕绮的座位上落了一个东西。

　　他走过去，捡起来。

　　是一个平安符。

　　红色的绸布缝成的小袋子，正面绣着一个“福”字，绣工粗糙，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新手做的。袋子的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红绸布褪成了暗粉色，像是被洗过很多次，也像是被握在手里握了很久。

　　董柏林把这个平安符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他不知道这是裴裕绮掉的，还是她故意放在桌上忘了拿的。但不管怎样，这东西看起来对她很重要。

　　他把平安符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第二天早上，他比平时早到了十五分钟，趁教室里还没有人，把平安符放回了裴裕绮的桌上，压在她的笔袋下面。

　　他放完之后，站在她的座位旁边，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条，塞进了她的课本里。

　　那张纸条上写着：“你的东西掉了，帮你放回来了。”

　　没有署名，没有多余的废话。

　　裴裕绮到教室后，看到笔袋下面的平安符，愣了一下。她把平安符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看，确认是自己的。她明明记得昨天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了，怎么会跑到教室里来？

　　她翻了翻课本，看到了那张纸条。

　　“你的东西掉了，帮你放回来了。”

　　字迹很好看，圆润、工整、间距匀称。

　　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几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高一的秋天，她也收到过一张纸条，也是这种好看的字迹。那张纸条上写着一行英文，她当时没在意，夹回课本里了，后来再也没有翻到过。她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的字迹——那行英文是花体，这行中文是楷体，不太好比较。但直觉告诉她，这两张纸条之间可能有某种关联。

　　她想了想，把纸条折好，夹进了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她没有扔掉。就像她没有扔掉高一那张纸条一样。

　　董柏林坐在最后一排，注意到她把纸条收起来了。他的心跳快了几拍，但表面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低头写着数学题，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出一道道黑色的痕迹。

　　他想，她至少没有扔掉。那就够了。

　　十月份，高三的第一次家长会。

　　青石一中的家长会通常安排在期中考试之后，但高三的家长会提前到了十月，因为学校想趁着距离高考还有一段时间，给家长们做一些政策解读和心理辅导。

　　裴裕绮没有通知家里。她知道通知了也没有用——她爸不会来，她妈更不会来，他们要在家照顾弟弟，要种地，要喂猪，要喝酒，要吵架，要做一切事情，除了来看一眼他们在县城读书的女儿。

　　家长会那天，班里来了三十多个家长。有些父母都来了，坐在同一个凳子上，挤挤挨挨的，表情认真得像在开重要会议。裴裕绮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旁边的座位是空的。她把课本翻开，假装在看书，实际上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董柏林的妈妈来了。

　　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风衣，头发盘在脑后，戴着一条细细的项链，整个人看起来优雅得体，和教室里那些穿着朴素、面容沧桑的农村父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坐在董柏林的位置上，面前摆着一张纸和一支笔，王老师在前面讲话的时候，她在纸上写写记记，比学生还要认真。

　　裴裕绮侧头看了她一眼。

　　那个女人侧脸的线条很柔和，皮肤白净，手指修长，指甲修得圆润整齐。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纹路，但不显老，反而给人一种温和可亲的感觉。

　　裴裕绮把目光收回来，低头看着课本。

　　她忽然想到一件事——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坐在教室里。从小学到高中，每一次家长会，她的座位旁边都是空的。小学的时候，她会因为这件事难过，躲在厕所里哭。初中开始她不哭了，习惯了。到了高中，她已经完全不在意了。

　　至少她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家长会结束后，董柏林的妈妈走到王老师面前，跟他聊了几句。裴裕绮收拾东西准备走，听到那个女人说了一句：“王老师，柏林这孩子从小就不让我操心，您多费心了。”

　　王老师说：“董柏林很懂事，成绩也不错，只要稳住了，考个好大学没问题。”

　　董柏林的妈妈笑了，笑容温柔而克制：“那就好。麻烦您了。”

　　裴裕绮背着书包走出教室，经过走廊的时候，看到董柏林站在楼梯口等他妈。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卫衣，袖子挽到手肘，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他靠在那里，手里转着笔，看到他妈走过来，把笔收进口袋，喊了一声“妈”。

　　声音不大，但很亲昵。

　　裴裕绮没有停留，快步走了。

　　她走下楼梯的时候，操场上的风吹过来，吹得她眼眶发酸。她不知道是因为风大，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她加快脚步，走向食堂。

　　那天中午，她难得地去打了一份红烧肉。

　　不是因为她想吃，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这是她很久以来第一次主动做一件“对自己好”的事情，做完了之后，她坐在食堂的角落里，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

　　很香。很软。很好吃。

　　她慢慢地嚼着，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她想，也许有一天，她也能站在某个人的身边，叫一声“妈”。不是那种带着讨好和畏惧的叫法，而是像董柏林那样，自然、亲昵、理所当然。

　　也许有一天。

　　十月中旬，裴裕绮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青石沟村寄来的，不是她妈写的——她妈不识字，是她爸代笔的。信上的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用的是那种最便宜的方格信纸，纸面上还有几道折痕。

　　信的内容很短，短到裴裕绮看了两遍就看完了。

　　“贱丫，你妈身体不好，住院了。你弟还小，家里缺钱。你要是有钱，寄点回来。多少都行。没就算了。”

　　裴裕绮把这封信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信里面没有问她成绩怎么样，没有问她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没有问她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什么都没有。只有“寄点钱回来”。

　　她把信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她没有回信。也没有寄钱。

　　不是因为她狠心，而是因为她没有钱。她账户里的每一分钱都已经规划好了用途——下学期的学费、冬天的生活费、万一出现意外的备用金。她连自己的开销都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哪有钱寄回去？

　　而且她不相信她妈真的住院了。她爸的信十封里有八封是假的，上次说她弟摔断了腿，她急得打了几百块钱回去，结果她弟在院子里跑得比兔子还快。上上次说她妈得了急病，她慌了半个月，后来从邻居嘴里才知道她妈是去镇上赶集了，什么事都没有。

　　她不是被气到了，她是不敢再信了。

　　信任这种东西，就像一张纸，皱了就皱了，再怎么抚平，痕迹都在。

　　但那封信在她心里留下了一个疙瘩。之后的几天，她做题的时候偶尔会走神，脑子里会闪过她爸歪歪扭扭的字迹——“你妈身体不好”——然后她摇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继续做题。

　　走神的时间不长，每次只有几秒钟。但董柏林注意到了。

　　他注意到她这几天做题的速度慢了。不是慢很多，是慢了一点，像一台机器被什么东西轻微地卡住了，转速下降了几转。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偶尔会停下来，看着窗外出神，然后猛地回过神来，继续低头写。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觉得不对劲。

　　他去找了王老师。

　　“王老师，裴裕绮这几天好像不太对劲。”

　　王老师正在批改作业，听到这话抬起头：“怎么不对劲？”

　　“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她……没那么专注了。以前她做题的时候谁都打扰不了她，但这几天她好像在走神。”

　　王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放下手中的红笔，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她家里的事，你少打听。”王老师说，语气不重，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你帮她已经够多了，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管。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不是当侦探。”

　　董柏林被噎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说“我不是当侦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王老师说得对——他确实不该打听那么多。她不需要一个窥探她生活的人，她需要的是一个能让她安心读书的环境。他已经做到了。其他的，不是他的事。

　　但他还是忍不住。

　　那天晚饭时间，他端着餐盘走到食堂，远远地看到裴裕绮坐在角落里。她的餐盘里放着一碗白饭和一碟炒豆芽，没有别的。她吃饭的速度比平时慢了很多，一口饭嚼了很久，像是在品尝什么，又像是在拖延什么。

　　他端着餐盘走了过去。

　　不是去她那一桌——他没那个勇气。他只是走到了靠近她那一排的位置，坐下来，背对着她。

　　他吃了几口饭，听到身后传来轻微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吸鼻子。

　　他顿了一下，没有回头。

　　他继续吃饭，吃得很慢，故意吃得很慢。他想多坐一会儿，想让她知道——虽然她不知道他在——在这个食堂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人，离她不远。

　　裴裕绮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

　　她不是难过。她是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是心里面的。像一个气球，一直被吹一直吹，吹了三年，表面的橡胶已经被撑到了极限，薄得快要透明，再吹一口气就会破。

　　她不想破。

　　她还有一年。她要撑住。

　　她用袖口擦了擦眼睛，继续吃饭。米饭的味道在嘴里化开，甜的，暖的，像一种安慰。

　　她不知道身后坐着的是董柏林。她甚至没有注意到有人在看她。她只是感觉到，在这个偌大的食堂里，在这个充满了嘈杂人声的空间里，她好像不是一个人。

　　这个感觉没有来由，也不讲道理。但它真实地存在了一瞬，像一盏灯，在黑暗里闪了一下，又灭了。

　　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董柏林回了一趟省城。

　　他坐在副驾驶上，车窗外的风景从县城的老旧楼房变成了省城的高楼大厦，从灰扑扑的街道变成了宽阔平整的柏油路，从卖烤红薯的三轮车变成了鳞次栉比的商场和写字楼。每次回来，他都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这两个地方真的是同一个世界吗？

　　他爸董建国在开车，他妈宋雅芝坐在后座。他们每隔两周会来县城接他一次，这次是因为他爸周末有个学术会议，顺路。

　　“柏林，”宋雅芝从后座探过身来，“你最近学习怎么样？”

　　“还行。”

　　“上次月考多少名？”

　　“年级十五。”

　　“能再往上提一提吗？京华大学去年在我们省录取的最低排名是前五十，你现在的排名虽然够了，但不稳。万一今年报考的人多了，录取线——”

　　“妈，我知道了。”董柏林打断了她。他不喜欢他妈这种絮絮叨叨的关心方式，但他知道她是为他好。宋雅芝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在医院的科室里她是主任，在家里她是总指挥，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什么事情都要管。董柏林从小学到高中，每一门课的成绩她都有记录，每一次家长会她都会提前准备问题清单，每一个周末她都会安排补习计划。

　　董柏林不是不感激，他只是觉得有点喘不过气。

　　“京华大学？”董建国在后视镜里看了儿子一眼，“你还想着考京华大学呢？”

　　“嗯。”

　　“上次你说想考京华大学，我以为你就是随口一说。”董建国转动方向盘，车子拐进了一条小巷，“看来你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董柏林说。

　　宋雅芝看了儿子一眼，欲言又止。她想说“以你现在的成绩，考京华大学有点悬”，但她忍住了。她不是一个喜欢打击孩子的人，她知道鼓励比批评有用。

　　“行。”宋雅芝点了点头，“京华大学好。你要是考上了，妈请你吃大餐。”

　　董柏林笑了笑，没有接话。

　　他没有告诉他们，他想考京华大学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这所学校好，不是因为前途光明，而是因为另一个人也想去那里。这个理由太幼稚了，说出来会被笑话。但他心里清楚，这是真的。

　　车停在小区门口。董柏林下车之前，宋雅芝忽然叫住了他。

　　“柏林，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助学的事，你还在做？”

　　董柏林愣了一下，没想到他妈会突然问这个。他上次回家的时候，跟她提过一句“我在资助一个同学”，没有说具体是谁，也没有说金额。宋雅芝当时“哦”了一声，没多问。

　　“在做。”他说。

　　“钱够吗？”

　　“够。”

　　宋雅芝看了他一眼，似乎在判断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这里有三千块，你拿着。不够了再跟妈说。”

　　董柏林接过信封，手指捏了捏，感觉到里面钞票的厚度。

　　“妈，你不问我资助的是谁吗？”

　　宋雅芝靠在座椅上，微微笑了一下：“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你不想说，我问了你也不会说。”

　　董柏林笑了一下，把信封收好，推开车门下了车。

　　他站在小区门口，看着车子开走，尾灯在夜色中渐渐远去，变成两个红色的小点。十一月的风很凉，吹得他缩了缩脖子。他把外套的拉链拉到头，转身走进了小区。

　　他口袋里的那个信封贴着胸口，隔着衣服，能感觉到纸张的温度。

　　他想，这些钱够裴裕绮吃好几个月的鸡蛋了。

　　十一月中旬，青石县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这场雪比往年大了很多，从凌晨开始下，到了早晨，整个校园被一层厚厚的白雪覆盖，像是有人用白布把整个世界蒙了起来。操场上、教学楼顶、车棚的棚顶，到处都是白的，连树枝上都挂着一层晶莹的雪，风一吹，簌簌地往下掉。

　　裴裕绮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棉鞋破了。

　　不是鞋底破了，是鞋面上裂了一道口子，大概有两厘米长，裂在脚背的位置，走路的时候冷风从裂缝里灌进来，灌进鞋子里，像有冰刀在脚趾上刮。她站在原地犹豫了几秒，还是穿着这双鞋走了出去。

　　她没有别的鞋。

　　这双棉鞋是她初三那年冬天买的，十五块钱，在镇上集市的一个地摊上。买的时候店主说“这鞋保暖得很，零下十度都不怕”，她信了。零下十度是不是真的不怕她不知道，但这双鞋确实陪她过了三个冬天，每个冬天都从十一月穿到次年三月，穿到鞋面的布料磨得发白，穿到里面的棉絮被踩得扁扁的，穿到现在，终于裂开了。

　　她走到教室的时候，脚已经冻得没有知觉了。

　　她把鞋脱下来，把脚缩进课桌下面，用校服的下摆盖住脚背。她的脚上穿着一双灰色的袜子，袜子的脚后跟位置破了一个洞，露出一小块发白的皮肤。她把两只脚叠在一起，互相取暖，然后拿出课本开始早读。

　　“Abandon， abandon， a-b-a-n-d-o-n，抛弃，放弃……”

　　她背单词的声音和窗外的风声混在一起，像一首没有人听过的歌。

　　董柏林走进教室的时候，正好看到她把脚缩在课桌下面的动作。他看了一眼，没太在意——冬天冷，大家都喜欢把脚缩起来，没什么奇怪的。

　　但他坐下之后，从后排的角度看过去，刚好能看到她课桌下面露出的半只袜子。灰色的，脚后跟破了。

　　他没有再看。

　　他低下头，打开课本，开始早读。

　　但他一直在想那双破了洞的袜子。

　　他想起上次在超市里看到的保暖袜，三双一包，十九块九。他还想起超市里还有暖宝宝，一贴可以热好几个小时，十块钱一包。他想了很久，最后在中午休息的时候，趁着教室没人，往裴裕绮的书包里塞了一包暖宝宝和两双袜子。

　　他本来想塞三双，但书包太小了，塞不下。

　　他塞完之后，心跳得很快，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快步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假装在看书，但眼角的余光一直盯着裴裕绮的书包。

　　裴裕绮午休回来，打开书包拿课本的时候，看到了里面的东西。

　　一包暖宝宝，两双袜子，灰色的，新的，还带着超市的价签。

　　她愣了一下，把东西拿出来，看了看四周。教室里只有几个趴着睡觉的同学，没有人看她的方向。

　　她皱了皱眉，把东西放回书包里。

　　她没有用那些暖宝宝，也没有穿那些袜子。她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放在书包里，放了整整一周。她在观察，看有没有人来找这些东西，或者有没有人露出“你用了没有”的表情。

　　没有人。

　　一周后，她把暖宝宝拆开了。

　　她贴了一片在脚底，隔着袜子的布料，暖意慢慢渗透进来，从脚底蔓延到小腿，从小腿蔓延到全身。那种温暖不是烤火时的那种猛烈的、灼热的暖，而是温柔的、持续的、像一只无形的手捂住了你冰冷的脚。

　　她坐在教室里，脚底下贴着一片暖宝宝，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她不知道是谁放的。但她觉得那个人一定很细心。细心的意思是——他注意到了她的脚冷，注意到了她的袜子破了，注意到了她没有钱买新的。他注意到了所有这些她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的细节，然后他做了点什么。

　　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但她想把这份善意记住。

　　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今天脚很暖。谢谢那个我不知道是谁的人。”

　　写完这句话之后，她盯着“谢谢”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了日记本。

　　十二月，高三上学期的最后一个月。

　　青石一中的惯例是，十二月会进行一次全市统一的高三摸底考试。这次考试很重要，因为它是高三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定位考”，全排名、全比较，可以看到自己在全市的位置。京华大学的录取线在全省前五十名左右，裴裕绮想知道自己到底离那条线有多远。

　　她准备了很久。她把所有的错题本翻出来重新过了一遍，把近三年的全市模考题做了一遍，把每一个不熟悉的知识点都列了一张清单，一个一个地攻克。

　　考试前三天，她的身体出了问题。

　　开始的症状是头疼。她以为是睡眠不足，晚上多睡了一会儿，但第二天头疼得更厉害了。接着是发烧，不高，三十七度八，但她浑身发冷，穿了两件衣服还是觉得冷。她的嗓子也开始疼，吞咽的时候像吞刀片。

　　她去了校医室。校医给她量了体温，看了看她的嗓子，说是扁桃体发炎，开了点药，让她多喝水多休息。

　　“多休息”这三个字，对高三的学生来说，跟“别活了”差不多。

　　裴裕绮把药吃了，继续自习。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不舒服，因为她不想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她已经在承受太多来自各方的目光了——老师的、同学的、村长的、父母的。她不需要再多一个“生病的裴裕绮”被所有人议论。

　　但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

　　摸底考试第一天的早晨，裴裕绮坐在考场里，面前的答题卡上写着“裴裕绮”三个字。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烧还没退。她的额头滚烫，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她用手背试了试额头的温度，烫得她缩了一下。

　　她想，不能退。退了就什么都没了。

　　她开始答题。第一场是语文，她的强项。前面的选择题她做得很快，古诗词填空她倒背如流，文言文阅读也没有难倒她。但做到阅读理解的时候，她的视线开始模糊了，那篇散文的每一个字她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是读不懂。她用力眨了眨眼睛，把脸凑近试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阅读理解，十五分。

　　她做了十分钟，不确定自己写的对不对。她已经没有力气去确定了。

　　然后是作文。题目是“跨越”。她看着这两个字，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想到了跨越这座大山，跨越这个村子，跨越“贱丫”这个名字。她想写这些，但她太累了，累到每一个字都要用尽全力才能写出来。她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和她平时工整的笔迹判若两人。

　　她写了八百字，自己都不知道写了什么。

　　交卷的时候，她站起来，眼前突然一黑。她扶住桌子，站了几秒钟，等眼前的黑雾散开，才走出考场。

　　中午休息的时候，她没有去吃饭。她趴在桌上，把校服蒙在头上，整个人缩成一团。她的身体在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