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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认识一下,我叫——裴裕绮 高二开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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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开学的第一天,裴贱丫做了一件她想了很久的事情。
她站在班主任王老师的办公桌前,手里捏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三个字——“裴裕绮”。她的手指有点发抖,但声音很稳:“王老师,我想改名字。”
王老师正在整理新学期的课程表,听到这话抬起头来,摘下眼镜看了她一眼:“改名字?改什么名字?”
“裴裕绮。”她把那张纸递过去,“裕是丰衣足食的裕,绮是美丽华贵的绮。”
王老师接过那张纸,看了看上面的字,又看了看面前站着的这个女生。她比去年长高了一些,但还是那样瘦,校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挂在衣架上一样。她的脸上有一种很认真的表情,认真到王老师觉得如果他说一个“不”字,她可能会当场哭出来。
当然,他知道她不会哭。裴贱丫——不,裴裕绮不是那种会当着别人的面哭的人。
“你想好了?”王老师问,“这个名字,你父母知道吗?”
“不知道。”裴裕绮说,“但我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要是不同意呢?”
裴裕绮沉默了一瞬,然后说:“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可以自己做决定。”
王老师看着面前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去年冬天,他给裴裕绮发了贫困生补助,她把钱收下,站在那里没走,犹豫了很久,小声说了一句“谢谢老师”。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但他听出了那三个字里所有的重量——有感激,有不甘,有一定要还的承诺。
他当时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不用谢我,你以后有出息了,别忘了帮助别人就行。”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现在,她站在他面前,要改一个名字。王老师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改名字,但他猜得到。贱丫——这个名字,她背了十八年,背得够久了。
“行。”王老师把那张纸放到桌上,“我跟教务处说一声,把你的名字改了。但正式文件上可能还是原来的名字,户籍改名要本人去派出所办,你能办吗?”
“我可以。”裴裕绮说,“暑假的时候我去办。”
王老师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他看着她转身走出办公室,背影瘦削但挺拔,马尾辫在肩膀上一晃一晃的。
门关上了。王老师拿起那张纸,又看了看上面的三个字。
裴裕绮。
裕,丰衣足食。绮,美丽华贵。
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觉得这两个字选得真好。
“这个名字,”他自言自语,“配得上她。”
裴裕绮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走廊上正好遇到李梦琪。李梦琪端着一盒牛奶,一边喝一边往教室走,看到她就凑过来:“裴贱丫,王老师找你干嘛?”
“我改名字了。”裴裕绮说。
“改名字?改成什么?”
“裴裕绮。”
李梦琪把牛奶从嘴边拿开,眼睛瞪得圆圆的:“裴裕绮?哪个裕哪个绮?”
裴裕绮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丰衣足食的裕,美丽华贵的绮。”
“哇——”李梦琪拉长了声音,“这个名字好听!比裴贱丫好听一百倍!你早该改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裴贱丫这个名字真的太——”
她说到一半突然闭上了嘴,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差点说了一句不太好听的话。裴裕绮倒是没在意,笑了一下:“我知道,太难听了。所以才要改。”
“那你以后就叫裴裕绮了?”
“对。”
“那我以后就叫你裕绮了?”李梦琪说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在念一首诗。
裴裕绮的嘴角微微上翘了一下。她很少笑,但这一瞬间,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很柔软的表情。不是高兴,不是得意,而是——释然。像是背了很多年的东西终于被放下,肩膀上都轻了几分。
“好。”她说。
那天上课,王老师在点名册上画了一个圈,在“裴贱丫”三个字旁边用铅笔写了“裴裕绮”。第一次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全班都愣了一下。
“裴裕绮?”王老师念了一遍,抬起头扫了一眼教室。
“到。”裴裕绮举起手。
全班安静了半秒,然后有人小声议论起来。李梦琪大声说了一句:“她改名字了!以后叫裴裕绮!好听吧?”
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附和声。坐在最后一排的董柏林没有出声,但他的目光一直在裴裕绮身上。他看着她的侧脸,看着她微微翘起的嘴角,在心里默念了一遍那个名字。
裴裕绮。
三个字,像三颗小石子,扔进了他心里的湖面,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他在心里喊了无数遍,每一遍都让他觉得这个名字和她无比相配。裕——像是她注定要过上的那种日子,丰衣足食,什么都不缺。绮——像是她本来就有的光彩,被破烂的校服和旧棉袄遮住了,但一直在那里。
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改名字,但他觉得她值得一个好名字。
下课铃响了,裴裕绮坐在座位上整理笔记。她没有注意到最后一排那双一直追随着她的眼睛,她的注意力全都在书本上。高二的课程比高一难了很多,尤其是物理和化学,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她已经在计划这学期的学习安排了,每天的每一分钟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董柏林坐在最后一排,手里的笔在草稿纸上画着。他没有在写作业,而是在写一个名字。
裴裕绮。裴裕绮。裴裕绮。
他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到草稿纸的一角都黑了,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赶紧把纸翻过来,用橡皮擦把名字擦掉,抬起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但他的耳朵红了。
高二的生活比高一更紧张。文理分科之后,裴裕绮选了理科。她的数学和物理成绩都很好,化学稍微弱一点,但她花了很多时间在化学上,成绩也慢慢提上来了。李梦琪选了文科,她跟裴裕绮说:“你数学那么好,选文科不是更划算?”裴裕绮说:“我喜欢理科。”李梦琪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理科的答案只有一个。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用看人脸色。”
李梦琪没听懂,但她觉得裴裕绮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
董柏林也选了理科。他的成绩不错,但算不上顶尖,在年级排名大概二三十名左右。他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考什么大学对他来说,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他爸是教授,他妈是医生,家里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他的任何选择。他不需要像裴裕绮那样把所有的砝码都压在高考这一个天平上。
但他喜欢看裴裕绮读书的样子。
晚自习的时候,教室里很安静。裴裕绮坐在靠窗第三排,低着头的,背挺得很直,手中的笔在纸上写写停停。窗外的夜色很浓,玻璃上映出她的侧脸,像一幅剪影。董柏林坐在最后一排,从他的角度看过去,刚好能看到她的马尾辫和半个肩膀。
他有时候会盯着她的背影发呆,直到同桌推他一下:“嘿,看什么呢?”
他回过神,低下头继续写作业。
他觉得自己有点病态。每天上学最期待的事情不是下课,不是放学,甚至不是打篮球,而是坐在教室里,看着她。看她低头写字,看她翻书页,看她用手把碎发别到耳后。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出奇之处,但在他的眼里,每一帧都像电影画面。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也许只是欣赏。也许只是好奇。也许只是因为,她是他见过的最不一样的人。
有一次课间,他路过她的座位,无意间瞥见她桌上摊开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用透明胶带加固过,边角都磨圆了,但里面的字迹工工整整,每道题的解题步骤都写得清清楚楚,还用了不同颜色的笔做标注。
他注意到她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了四个字:京华大学。
字不大,但写得很用力,几乎穿透了纸背。
他站在她座位旁边,看了几秒钟。然后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回头。
董柏林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京华大学”这四个字。他爸希望他考省城的大学,他妈希望他学医,他自己对这些事情还没有明确的想法。但看到裴裕绮笔记本扉页上那四个字的时候,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她也考京华大学,那他去北京也不错。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但他记住了。
从那以后,他的草稿纸上除了“裴裕绮”三个字,又多了一个名字:京华大学。
他并没有因此变得特别努力——他还是那个成绩不错但算不上拔尖的董柏林,该打篮球打篮球,该看课外书看课外书。但他开始留意京华大学的招生信息,开始关注它的录取分数线,开始在脑子里悄悄算一笔账——他现在年级二十多名,京华大学在省内录取的前五十名,他有机会,但需要更努力。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但他知道,如果裴裕绮去了那里,而他没去,他可能会后悔。
高二上学期的期中考试,裴裕绮再次拿了年级第一。成绩出来的那天,年级主任在晨会上通报了优秀学生名单,念到“高二(3)班裴裕绮”的时候,全场安静了一下——很多人还不知道她改了名字。
晨会结束后,裴裕绮被年级主任叫到了办公室。年级主任姓马,四十多岁,头发稀疏,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一句都带着一种让人不敢反驳的权威感。
“裴裕绮,”马主任坐在办公桌后面,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你的成绩很好,学校很看重你。你有没有想过考哪所大学?”
“京华大学。”裴裕绮说。
马主任的眉毛微微抬了一下,然后笑了:“京华大学?那是全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很难考。”
“我知道。”
“你有信心吗?”
“有。”
马主任又笑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裴裕绮面前:“这是一份奖学金,学校奖励给年级第一的,一千块。你拿去买点学习资料。”
裴裕绮看着那个信封,没有立刻拿。她犹豫了一下,说:“谢谢马主任。”
“不用谢。”马主任靠回椅背,“裴裕绮,你好好考,考上了京华大学,学校会有更大的奖励。另外,我记得你是青石沟村的?”
“是。”
“你们村的村长是不是叫裴德厚?”
“是。”
“我跟裴德厚算是老熟人了。”马主任笑了笑,“他跟我提过你,说你是个好苗子,让我多关照关照你。”他顿了顿,“他还说,你家里条件不太好,让我看看学校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帮你。”
裴裕绮听到这话,心里忽然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她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但裴德厚这个名字出现在马主任的办公室里,让她觉得有什么东西被连上了,像两根断开的电线被重新接在了一起,滋滋地冒着火花。
“谢谢马主任关心。”她说,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
“行了,回去吧。”马主任挥了挥手。
裴裕绮拿着信封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秋天的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带着塑胶跑道特有的味道。她把信封拆开,里面是一沓崭新的红色钞票,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
一千块。
她在心里算了一下,这些钱够她交两个学期的课本费,或者够她吃三个月的饭,或者够她买一件像样的羽绒服过冬。
她没有买羽绒服。她把钱存了起来,和暑假打工攒的那些钱放在一起,整整齐齐地压在枕头底下。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马主任拿出手机给裴德厚发了一条短信:“那丫头成绩很好,考京华大学有希望。”
裴德厚很快回了过来:“好好培养。她是我们村的希望。”
马主任看着这条短信,笑了一下,把手机放下了。
他不知道的是,裴德厚发完这条短信之后,又给他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儿啊,你上次说的那个开发商的事,我这边有个姑娘,明年考京华大学,你说要是考上了,咱们村的地价能涨多少?”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裴德厚听着听着就笑了,笑声在空旷的堂屋里回荡了很久。
这一切,裴裕绮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拿了年级第一,有了一千块奖学金,离京华大学又近了一步。
十一月,青石县又下雪了。今年的雪比去年大,纷纷扬扬地飘了一整天,操场上铺了厚厚一层。课间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跑出去打雪仗、堆雪人,裴裕绮没有去,她坐在教室里做题,教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董柏林也没有出去。他坐在最后一排,假装在看书,其实一直在看她。
裴裕绮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还是去年那件,袖口的毛边更大了,她这次没有拽袖口,因为拽了也没用,松掉的罗纹已经失去了弹性,怎么拽都会缩回去。她在做题的时候,右手露在外面,手指冻得通红,指尖上全是被冻出来的裂口,有些地方已经结了暗红色的痂。
她偶尔会把笔放下,把两只手拢在一起,放到嘴边哈一口气,搓一搓,然后继续写。
董柏林看着她的手,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副手套。那是他妈妈给他买的,羊皮的,里面加了一层薄绒,暖和得很。他还没用过,一直放在书包里备着。
他想了想,把手套塞回书包。太明显了。她不会要的。
他又拿出一支护手霜。那是他妈塞进他书包里的,说冬天手容易裂,让他洗完手擦一擦。他看了一眼,又把护手霜塞了回去。
还是太明显了。
他想了很久,最后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折好,趁裴裕绮不注意的时候,放到了她的桌角。
那张纸上写着:“桌上的护手霜是买一送一的,我用不完,放你那儿了。”
下面压着一支护手霜。
裴裕绮做完一道题,抬起头来,看到桌角多了护手霜和纸条。她把纸条拿起来看了看,字迹她不认识,但写得很好看。
她皱了皱眉。又是来路不明的东西。
她把护手霜拿起来看了看,是超市里常见的那种牌子,十几块钱一支,包装完好,没有拆封。她又看了看纸条上的字,把纸条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写。
她犹豫了一下,把护手霜放进笔袋里,纸条折好,夹进了课本。
这是她第一次接受来历不明的东西。不是因为她不警惕,而是因为她的手真的太疼了。裂开的伤口被冷风一吹,像是有人拿刀子在骨头上刮,那种疼不是剧烈的、一下子就能过去的疼,而是持续的、细细密密的疼,像无数根针扎进指甲缝里。
她在笔袋里放了三天,终于在第三天晚上,拧开护手霜的盖子,挤了一点在手上。
那支护手霜的味道很好闻,不是那种廉价的香精味,而是一种淡淡的、像牛奶一样的味道。她把手搓了搓,感觉裂口的地方不那么疼了,皮肤也变得柔软了一些。
她在心里说了一声谢谢。不知道谢谢谁,但她觉得应该说。
董柏林第二天注意到她的手上的裂口没那么深了。他看到她低头写字的时候,右手没有再像之前那样畏畏缩缩地握着笔,而是很自然地、很舒展地写着。他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当然,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纸上写了几行字,把护手霜放到了她桌上。
但他觉得,这是他这个月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学校放了一天假。董柏林的爸爸开车来接他回家,他坐在副驾驶上,看着车窗外灰蒙蒙的天。
“爸,”他忽然开口,“我想考京华大学。”
他爸董建国正专注地开着车,听到这话侧头看了他一眼:“京华大学?那可是全国最好的。你想好了?”
“想好了。”
“行。”董建国点了点头,“京华大学好,我支持。但你现在的成绩还差一点,得再往上提一提。”
“我知道。”
董建国没有再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爱唠叨的父亲,儿子有目标,他支持;儿子需要帮助,他提供。就这么简单。
车开了快一个小时,董柏林忽然又说了一句:“爸,如果我想资助一个同学,你会反对吗?”
董建国这次看了他好几秒,然后重新把目光放回前方:“资助同学?什么同学?”
“同班的。家里条件不太好,成绩很好,特别特别好。”董柏林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认真,“我想帮帮她。”
董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他是一个大学教授,见过太多家境贫寒但才华横溢的学生。他知道教育对于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改命。
“你的压岁钱够吗?”董建国问。
“够。”
“那你自己决定。”
董柏林靠在座椅上,看着车窗外的雪。雪越下越大,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在慢慢成形,像一棵小树苗从土里钻出来,细细的,嫩嫩的,但根已经扎下去了。
他要帮裴裕绮。
不是偶尔送一支护手霜、一本笔记本那种帮,而是实实在在的、能让她不用再啃馒头的那种帮。他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但他想试一试。
元旦过后,高二是进入了下学期的节奏。距离高考还有一年半,班里的气氛开始微妙地变化。以前还有人在课间打打闹闹,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埋头刷题。走廊上少了嬉笑声,多了匆匆走路的脚步声和翻书的沙沙声。
裴裕绮的成绩一直稳在年级第一,但她不敢松懈,因为第二名的分数跟得很紧。第二名是隔壁班的男生,叫周远,是个典型的“天才型”选手,上课不怎么听讲,作业经常不交,但每次考试都稳稳地排在年级前列。裴裕绮跟他差距不大,有时候只差一两分。
她知道,跟周远的竞争,拼的不只是努力,还有天赋。而她唯一能拼的就是努力——比别人多做题、多背书、多花时间。
每天早上她五点半起床,比别人早半小时;每天晚上她十一点半睡觉,比别人晚半小时。这多出来的一个小时,她全部用在刷题上。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每个科目轮着来。她把近五年各省的高考真题做了三遍,每一道错题都整理在笔记本上,用红笔标注出错原因和正确解法。她宿舍的床头贴着一张时间表,上面写着:“六点起床→英语。六点半→数学。十二点→吃饭。十二点半→午休。十点→回宿舍。十点半→复盘。十一点→睡觉。”
每一分钟都被精确地分割、填充,没有留白。
但她忽略了一件事——她的身体吃不消了。
三月份的一个早晨,裴裕绮在晨读的时候忽然觉得头晕。她以为是自己没吃早饭低血糖了,忍了忍继续背书。但头晕越来越严重,眼前的字开始重影,黑板上的板书变成了一团模糊的白雾。
她放下书,想站起来去窗边透透气。刚站起来,眼前一黑,整个人就软了下去。
她倒在课桌旁边,膝盖磕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裴裕绮!”旁边的同学尖叫起来。
教室里一阵骚动。有人跑去叫老师,有人去扶她,有人去倒水。裴裕绮的意识是清醒的,她想说自己没事,但嘴巴张不开,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
董柏林从最后一排冲过来的时候,裴裕绮已经被扶到了椅子上。他站在人群外面,看到她苍白的脸、发青的嘴唇、微微颤抖的手。她的手腕细得像一截枯枝,腕骨突出,皮肤薄得几乎透明,能看见青色的血管。
他站在远处,攥紧了拳头。
王老师很快赶来了。他看了看裴裕绮的状态,马上叫了两个女同学扶她去校医室。临走前他叮嘱其他同学不要围观,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快步跟了上去。
董柏林站在走廊上,看着裴裕绮被搀扶着走远。她的脚步虚浮,像踩在棉花上,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三月的风还是凉的,吹起她校服的衣角,露出里面那件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薄毛衣。
他靠在走廊的柱子上,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董柏林给王老师发了一条消息:“王老师,裴裕绮没事吧?”
王老师回:“低血糖,营养不良。校医说她需要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董柏林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开银行APP,把自己这几年攒的钱全部整理了一遍。压岁钱、生活费结余、做家教赚的钱(他周末偶尔给初中生补课),加起来一共八万六千多。
他看了这个数字很久,然后给王老师发了第二条消息:“王老师,我想多资助她一些。从她高三开始,到大学四年,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
王老师的电话直接打过来了。
“柏林,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想干什么?”王老师的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
“我想帮她。”董柏林说。
“帮她可以,但你要想清楚,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她知道是你怎么办?她不要你的钱怎么办?你家里知道了怎么办?”
董柏林沉默了几秒。
“她不会知道的。”他说,“我不想让她知道是谁。她只需要知道有人在帮她就行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王老师叹了口气:“柏林,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想帮她?”
董柏林握着手机,站在宿舍的阳台上。夜风从操场上吹过来,冷得他打了个哆嗦。他看着远处县城的灯火,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话。
“王老师,如果她考不上京华大学,她就得回去嫁人。”
他顿了一下。
“我没有办法看着她被嫁掉。”
电话那头又是长长的沉默。
王老师放下手机,坐在书房里,久久没有动。
他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那是一个冬天,他穿着打补丁的棉袄坐在阶梯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前排的一个女生回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她的座位上多了一条围巾,他以为是女生的,没好意思拿。后来那条围巾出现在他的桌洞里,叠得整整齐齐,下面压着一张纸条:“这不是我的,是捡到的。你要是知道谁丢的,帮我还一下。”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那是谁丢的?围巾上还带着商标,崭新的,连折痕都没有。但他没有问,也没有还。他围着那条围巾过了整个冬天,毕业后在省城安了家,工作了几年,回到县城做了老师。
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生。
但他记得那条围巾的温度。
他拿起了手机,给董柏林发了一条消息:“你打算资助多少?”
董柏林回:“大学四年的学费加生活费,她考到哪,我供到哪。”
王老师看着这条消息,笑了。
他笑董柏林这个孩子,心地太好了。好到不像这个时代的人。
他也笑自己,年过半百了,还会因为一个学生的善意而动容。
三月底,裴裕绮的身体慢慢恢复了一些。她在校医的建议下,开始每天吃一个鸡蛋,喝一盒牛奶。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是奢侈品,但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能再垮下去了。
她不知道的是,这些东西不是她自己的钱买的——是王老师以“匿名助学基金”的名义,每个月多给她转了二百块钱,专门注明是“营养补助”。
她更不知道的是,这二百块钱,来自一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她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的男生。
董柏林注意到她开始吃鸡蛋了。有时候是水煮蛋,有时候是煎蛋,有时候是炒蛋。不管什么做法,她都吃得很有仪式感——先用勺子把蛋壳敲碎,小心地剥开,然后一口一口地吃,吃到最后还会把蛋壳上粘着的那层薄薄的膜撕下来吃掉。
他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像是他在养一棵植物。他给它浇水,它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生长。不需要跟他说话,不需要感谢他,甚至不需要知道他的存在。
只要它好好地活着,好好地长着,他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四月份,期中考试前一周,裴裕绮的家里打来了一个电话。
是她妈打的。
“贱丫,你弟要上初中了,学费不够,你寄点钱回来。”
裴裕绮握着手机,站在宿舍走廊的尽头,风吹得她头发乱飞。
“我上哪弄钱?”她说。
“你不是有奖学金吗?你不是有贫困补助吗?你一个学生,又没什么开销,攒了那么多钱干什么?你弟是你亲弟,你不管他谁管他?”
裴裕绮闭上眼睛。
“我没钱。”她说。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她妈的声音陡然拔高,“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供你读书,你翅膀硬了是不是?连你弟你都不管了?”
“你们什么时候供我读书了?”裴裕绮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学费是奖学金和助学基金出的,生活费是我自己打工挣的。你们给过我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她妈的声音变得更加尖利:“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裴贱丫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寄钱回来,你以后别想回这个家!”
“我本来就不想回。”裴裕绮说。
她挂了电话。
她站在走廊上,风吹得她眼眶发酸。她不知道自己是生气还是难过,或者两者都有。她用袖口擦了擦眼角,回到教室继续做题。
她把所有的情绪都压进了试卷里。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一道一道题地做,一遍一遍地算。
写到第三张试卷的时候,她的手指已经不抖了。
期中考试,裴裕绮考了年级第一。第二名的周远跟她差了十一分。
成绩出来后,裴裕绮没有高兴。她坐在座位上,把成绩单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了口袋的最深处。
不是因为不屑,而是因为这张成绩单让她想起了一个事实——她的成绩越好,她父母的期望就越高。不是说他们终于支持她读书了,而是他们觉得一个考上好大学的女儿,彩礼可以要得更高。
她越想越觉得恶心。
那种恶心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像是有人把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你不是觉得冷,而是觉得脏。
她趴在桌上,把脸埋进胳膊里。
那一刻,她忽然想起了一年前那张纸条。
“All the best wishes to you.”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想起那行字。也许是因为那句话太干净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没有任何隐藏的算计,就是单纯的、干干净净的祝福。
她不知道是谁写的。但她觉得写那句话的人,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
她趴在桌上,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然后她抬起头来,继续做题。
五月的青石一中,槐花又开了。这是裴裕绮在青石一中度过的第二个槐花季。去年这个时候,她还叫裴贱丫,穿着一件袖口磨毛的薄棉袄,坐在教室里做自我介绍,说“我不喜欢别人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现在她叫裴裕绮,穿着一件袖口磨毛的薄棉袄——还是同一件——坐在教室里做题,想着京华大学。
表面上看,她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一样的衣服,一样的生活,一样的成绩,一样的不跟人来往。
但董柏林注意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她吃鸡蛋的时候,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品尝了。她吃得很正常,就像鸡蛋是她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她的脸比以前圆了一点——不是胖了,是脸颊上终于有了一点肉,看起来不再那么棱角分明。
她的笔袋里多了一支护手霜。她每天晚上睡前都会挤一点,把手搓一搓,然后闻一闻手上残留的奶香味。那个味道让她觉得安心。
她甚至开始在课间的时候,偶尔跟李梦琪说几句闲话了。不是那种社交性质的客套,而是真正的、带着一点点放松的闲聊。
“裕绮,你周末干嘛?”
“看书。”
“你能不能看点别的?比如电视剧?”
“我看过电视剧。”
“哪一部?”
“想不起来了。”
“你看你这人,看过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