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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十三章 钱都花哪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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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下午,周若琳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颈椎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响动。
她抱着电脑坐了六个小时,中间只起来倒过一次水,去洗手间一次。屏幕上是三家公司的年报,她在做行业横向对比——营收增速、毛利率变化、ROE、现金流。这些数字在她的脑子里打架,她需要一个一个把它们按下去,归位到该去的地方。
明天开盘前要交这份报告。
她揉了揉脖子,走去接水。然然坐在地毯上,面前摊着一堆积木,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动画片的光影在女儿脸上明明灭灭,小家伙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是在跟积木说话还是在跟电视里的人说话。
“妈妈,你忙完啦?”然然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搭积木。
“还没有。”周若琳接了杯水,喝了一大口,“妈妈休息一下。”
“那你什么时候忙完?”
“晚上吧。”
“晚上你还是看电脑。”
周若琳笑了一下,没接话,女儿陆弈然不会说“你都不陪我”,但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的平静。那种平静让周若琳心里扎了一下。
“妈妈一会儿晚上陪你看一集动画片。”她说。
然然眼睛亮了一下。“真的吗?”
“真的。”
“那你叫爸爸过来,我们一起看。”
然然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还在专心致志地把一块三角形的积木搭到一块正方形的上面。她的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你去把那个蓝色的积木拿过来”。
周若琳愣了一下。
她看了女儿一眼。然然的表情没有任何异常,就是一个小孩子想要爸爸妈妈一起陪着看电视的正常表情。
但她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
她知道陆延舟在书房。他下午进去之后就没出来过。她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隔着一道墙,模模糊糊,听不清说什么,但她认得那个语气——那种跟客户或者上级说话时才会用的、刻意沉稳的、带着一点讨好的语气。
“爸爸在忙。”她说。
“爸爸每天都忙。”
然然把那块三角形的积木放好了,歪着头看了看,又拿下来,换了一个方向重新放。
周若琳看着女儿的后脑勺。头发有点长了,该剪了。下周六吧,如果下周六有时间的话。
“妈妈,你跟爸爸吵架了?”然然突然问。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们最近都不说话。”
周若琳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六岁的孩子当然能看出来家里的氛围。
“你搭的是什么呀?”她换了话题。
“城堡,妈妈。”
“城堡有个尖尖的顶,你那个顶在哪儿?”
然然的注意力被转移了,开始翻找积木块。周若琳靠在沙发上,感觉到自己的背在疼,钝的、持续的、像是有人在她的肩胛骨之间放了一块砖头的疼。她已经记不清这种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她想大概是年纪到了吧。
她抱起电脑,继续看屏幕上的数据。
陆延舟从书房出来的时候,客厅的灯已经调暗了。
然然趴在沙发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块积木。周若琳坐在沙发上,腿上摊着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
他站在客厅和书房交界的阴影里,看了她几秒钟。
还是那件棉质睡衣,领口有点松了,头发随便扎着,有几缕掉下来,垂在脸侧。
他走过去,把然然抱起来。小家伙轻得像一袋大米,但比大米软。头靠在他肩膀上,嘴巴微微张着,呼出的气热乎乎地贴在他脖子上。
周若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我来吧。”她说。
“不用,你忙你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体贴,也没有不耐烦,没有多余的情绪,也没有多余的温度。
他把然然放到小床上,拉了拉被子,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女儿的脸在夜灯的光线下看起来很小很小,鼻梁还没完全挺起来,所有人都说女儿嘴巴的形状像他,他仔细看了看,确实像。他想起然然刚出生的时候,他抱着她,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项目、所有的KPI、所有的LP,都没有这个小孩重要。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
他现在仍然觉得她重要,但重要和“有时间陪她”是两回事。他有房贷要还,有车贷要还,有双语学校的学费要交,有保险要续,有老人要养,有老婆——不对,老婆不需要他养,老婆自己也挣钱。
他走回客厅。周若琳还在看电脑,手指在触摸板上划来划去。
“还在弄?”
“嗯。”周若琳没抬头,“这个报告明天要交,我还没弄完。”
“吃东西了吗?”
“吃了。冰箱里有中午剩的饭菜,你自己热热吧。”
陆延舟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剩的菜放在盘子里,保鲜膜包着。他把保鲜膜揭开,闻了一下——没坏,饭在电饭锅里,他盛出来放在碗里。
他把饭菜放进微波炉,转了转,端出来,站在厨房里吃。吃完把碗洗了,放回沥水架。
他走回客厅,在沙发的另一端坐下来。
两个人之间隔着两个靠垫的距离。不是刻意隔开的,是一种慢慢形成的、没有人去打破的默契。两个人各自占据了一个角落,中间的空地是不言自明的边界。
“今天王总找我了。”他说。
周若琳的手指停了一下。“哦?说什么了?”
“我下周可能要出差。”他说。
他没说全。王建国今天打电话还跟他说了什么——“Phoenix Project”下周要立项了,Joni那边已经在准备了,你也看看材料。语气很随意,但陆延舟听出了潜台词:这个项目可能要给Joni了。
他有点失望。
但这些他都不会跟周若琳说。不是不能,是不习惯。他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聊过“真正的感受”了。聊的都是功能性的话题——然然的接送、周末的安排、下个月的支出。像两个同事在开项目周会。
“去哪?”周若琳问。
“深圳。有个项目要去看看。”
“几天?”
“两三天吧。”
“嗯。”
对话结束。不是因为不想说了,是因为没什么可说的了。
客厅里只剩下笔记本电脑的风扇声,和偶尔从窗外传来的远处的车声。
周若琳突然合上电脑,靠在沙发靠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
“怎么了?”陆延舟问。
“没什么。眼睛疼。”
“看太久了。”
“嗯。”
她闭上眼睛,用手掌覆在眼皮上。温热的、微微发胀的触感。她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了,连续盯六小时屏幕第二天还能满血复活。三十六岁的身体开始跟她算账了——颈椎、眼睛、睡眠质量,每一项都在讨债。
“哦对,下周我要带然然去做个牙齿检查。”周若琳说,“学校发的通知,说要涂氟。”
“不是涂过了上次。”
“上次是龋齿筛查。”
“周几去?”
“周三早上,约了8点的专家号。”
“那你请假?”
“嗯,我跟领导说了。”
陆延舟点点头。他又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他想说的是“辛苦了”。不是假客气,是真的觉得她辛苦。白天上班,晚上带娃,周末还要赶报告。他不知道她是怎么撑下来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下来的。他们都在撑,只是各自撑着各自的,没有一起。
“那个……”他开口。
“嗯?”
“你这个报告,明天几点交?”
“下午一点之前必须给了。”
“那你今晚还要弄很久。”
“嗯是。”
“别太晚了。”
“嗯。”
又是短句。短到像两个不太熟的人在电梯里假意寒暄。但他们是夫妻。是睡在同一张床上、共同抚养一个孩子、房贷写两个人名字的夫妻。
陆延舟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窗外是上海密密麻麻的灯光,远处的高架上车流如织。对面的楼里,有人家在做饭,有人在晾衣服,有小孩在哭。那些窗户里面,也有像他们一样的夫妻吗?也在沉默地吃完一顿饭,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角落,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交叉,也永远不会分开?
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
有时候他会想:我到底在干什么?
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具体的、切近的、摆在眼前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为什么要住这个房子?为什么要开这辆车?为什么要跟这个女人结婚?为什么要有这个孩子?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这些问题在白天不会出现。白天他有报告要看,有会要开,有项目要追,有LP要见。这些问题没有空间冒出来。只有到了晚上,灯关了,手机刷完了,它们才会像水底的泡泡一样,一个一个地,慢慢升上来。但是他一点答案都没有。
他走进卧室,关上门,躺下来。
周若琳在沙发上,面对着笔记本电脑,盯着屏幕上那个已经改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表格。
她其实早就看不下去了。眼睛疼,头疼,背疼。她想关掉电脑,洗澡,睡觉。但她没有。不是因为这份报告真的紧急到非今晚弄完不可,明天早上再弄时间上也来得及,是因为她觉得应该弄完。任务在那里,就应该完成。就像婚姻在这里,就应该维持下去。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感受。它是一种惯性,一种不需要思考的、只管往前走的惯性。
她想到了一个词:autopilot。
自动驾驶。
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和人生都在自动驾驶。上班、下班、写报告、开会、接孩子、做饭、交房贷、交学费——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设定好的程序,她只需要一件一件地执行,不需要问为什么,不需要想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然然说“你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她心里酸了一下,只有一下。然后她把那个酸涩感按下去了,不然呢?离婚吗?一个人带然然,还这个房贷?面对工作上更大的压力?她没有精力去想这些。她连今天这份报告都还没弄完。
终于做完了,她保存了文档,看了一眼时间。晚上十一点四十五。
她关了电脑,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腰,浑身每一块肌肉似乎都在和她抗议。她走到走廊里,看了一眼卧室的门——关着,没有光。陆延舟应该已经睡了。她又看了一眼然然的房间——门微微开了一条缝,女儿的睡觉姿势一如既往地豪放,趴着睡,屁股撅得老高。
她走进去,把然然翻过来,盖上被子。小家伙哼了一声,又睡了。
周若琳站在女儿的床边,看了她一会儿。然然的睫毛很长,像她。嘴巴像陆延舟,唇形很明显。睡着的样子像一个小天使——所有妈妈都会这么觉得。但如果天使真的存在,她应该不需要在六岁的时候就接受“爸爸每天都忙”“妈妈晚上又要看电脑”“爸爸妈妈都不说话”这种现实。
她走出女儿的房间,没有去主卧。她走进书房,书房里也有一张床,偶尔用。
她躺下来,看着天花板。书房的窗户朝北,看不到外面的灯光,只有窗帘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来。
枕头是新的,上周刚从网上买的,记忆棉,不是荞麦的那种。她以前一直用荞麦枕,陆延舟不喜欢,说她睡着了一动就沙沙响。后来她换了。不是因为他说了,是因为她觉得——
她想不起来了。
她闭上眼睛。明天还要上班,要交报告,要去晚上送然然学钢琴,还要做晚饭,还要检查书包,还要把然然的衣服放洗衣机里,陪然然做作业,给然然洗澡,哄她睡觉。
她能做到。她一直都能做到。
第二天周一,早上八点,陆延舟醒了,他看了一眼旁边——周若琳不在。大多数时候她不是睡在书房就是和女儿一起睡。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们是不是出了问题”,而是“她又赶报告赶太晚了”——老婆睡在书房在他心里是一个“不需要多想”的正常现象。
他起床,洗漱,换衣服,把出差要带的的衣服和电脑装好。周若琳已经送孩子去上学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餐桌上有一杯牛奶和半袋牛奶吐司,吐司应该是女儿剩下的。他拿起牛奶喝了一口,已经凉了,他把牛奶放回餐桌上,拿起车钥匙下楼。
他把卡宴开出地库,汇入早高峰的车流。上海的早晨,高架上是密密麻麻的车,红色的尾灯连成一条河。他在这条河里,和他的车、他的焦虑、他的野心、他的恐惧一起,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手机震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是小苏发来的消息:“早早早~今天忙吗?”
他没有回,他不想说“忙”,因为说了她就会说“那你照顾好自己哟”,太无聊。他不想说“不忙”,因为说了她就会说“那我们见面吧”,太麻烦。
他把手机扣在副驾驶座上,看着前方的红灯。
六十秒。
他在心里数。
——
那天晚上,周若琳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然然睡了,电视关了,灯调暗了,她拿着手机,翻相册,看到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她和陆延舟在海边,他穿着白T恤,她穿着大裙摆波西米亚风裙子,两个人都晒得很黑,笑得很大声。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们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孩子,没有双语学校的学费,没有房贷,没有车贷,没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像灰尘一样堆积在婚姻里的疲惫。
他们只有彼此。和一个“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念头。
后来确实越来越“好”了。好到住进了大房子,开上了好车,女儿上了双语学校,银行卡里有了点存款。好到似乎什么都不缺了。好到——
好到不知道还需要对方什么了。
周若琳打开逛淘宝,她感觉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买过东西了,每次打开淘宝和超市APP都是为了女儿,为了家庭。
她在购物车里放了一件米白色克什米尔羊绒开衫,两千出头,不贵,她以前的消费习惯完全覆盖得了。但她在提交订单的前一步停住了手指,把页面切出去,看了一眼备忘录里的本月家庭支出清单,然后回到淘宝,把那件开衫移进了“收藏夹”。
收藏夹里有一排类似的东西——一双她喜欢的低跟鞋,一套想了很久的进口护肤品,一支娇兰新出的豆沙色口红。每一样都不算贵,每一样都被她按下了“稍后再说”。
这个家的账面收入放在上海不算低。她在券商研究所做高级分析师,年薪税前四十二万,但考虑到她已经工作了十年,考虑到她当年是同批里第一个独立带团队的人,这个数字就有点暗淡了。两边的父母都有退休金,不多,各几千块,在上海这个城市里只能算是“不需要他们倒贴”的程度,远不到能帮衬的份。陆延舟比她赚得多。固定薪资加上年底分红,好的年份能过一百万,差的年份七八十万也兜得住。
家庭税前年收入在一百五十万上下浮动,听起来是一个可以过得相当体面的数字。
但体面是有标价的。
房贷是第一头吞金兽。他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中环附近的三房两厅,当年买的时候总价八百万不到,首付是两边父母凑的,贷款四百五十万,三十年,利率当时打九折。现在每个月房贷两万二,一年下来二十六万四,占据了将近五分之一的税前收入。
然然的教育是第二大块。双语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八千,一年九万六。加上钢琴班、幼儿柔术班、英语班、游泳班的课外费用,每个月额外多出大约八千,一年就是将近十万。这两项加起来二十万出头。
周若琳的同事曾经地问过她,为什么一定要送孩子上双语幼儿园,公立的不是也能上吗?她当时的回答是“我们想让然然从小打好英语基础,以后出国也有更多选择”。这个回答没有错,但也不完整。真实的原因是,在她和陆延舟共同嵌入的那个职业圈层里,孩子的教育选择和他们开的车、穿的西装、戴的手表一样,是门面的一部分。
你不能在一群孩子都在双语幼儿园的家长群里说“我家孩子上公立”,就像你不能在一群开奔驰的同行面前开一辆BYD——BYD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圈子不认。
车贷和养车是第三块。卡宴是三年前换的,上一辆车是奥迪A4,开了五年,去做保养的时候发现变速箱有点问题,陆延舟说修不如换,刚好他升了VP,开A4出去见LP确实差点意思。周若琳本来想说“要不我们换一辆稍微低调一点的”,但她犹豫了一下没说,她想起陆延舟提到过Joni的车是宝马X7,王建国的车是奔驰E级。如果陆延舟开一辆大众,他都不敢把车停在公司楼下。
她知道在这个行业里,车不仅是代步工具,它是你的移动名片。LP看到你开卡宴,至少会觉得你的业绩还不错;如果看到你开一辆十年前的老款车,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人踏实低调”,而是“这人是不是业绩不行”。服饰、车、表、房子——这些都是“信任成本”,它们不直接说明你的能力,但它们会让别人愿意给你一个证明能力的机会。
陆延舟在这方面比她在意得多,但她自己也逃不掉这个逻辑——她每年参加券商的年度策略会,在一群背着名牌包的同行面前,她手里的包也不能太寒酸。那是一只她纠结了很久才买的包,不打折的时候舍不得,打折的时候抢不到,最后是在一个澳洲代购那里买的,比专柜便宜两千。
陆延舟的车贷月供八千,一年九万六。加上油费、保险、保养,加上偶尔的违章处理,一年大概十三、四万,他带外面女人出去的每一脚油门,都是这个家庭的共同存款在燃烧。
周若琳的车是一辆开了五年的日系SUV,没车贷,但每年保养和油费也要两万左右。两辆车加起来,十六万。这个数字让她想起当年刚工作的时候,买第一辆代步车,一年养车花不了一万块。
老人的支出是浮动项,但从来不往下降。两边四个老人,医药费和保健品是最主要的开销。她妈腰不好,膝盖还有积液,去年做了一次关节镜手术,医保报销之后自费部分花了两万多。陆延舟的父母身体稍好一些,但他爸有高血压,每月降压药加上定期复查,一年也要大几千。这些钱不是每个月固定支出的,但每来一次就像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砸进水池里,溅起一圈涟漪,然后沉下去。
还有保姆费用。虽然双方父母轮番上阵支持这个小家,但是也不能让老人帮着收拾屋子扫地擦地擦玻璃,清洁加偶尔做饭的双休钟点工这块的支出一个月大概三千左右,一年四万。
保险一年大概五万——一家三口的重疾险和医疗险,加上双方父母的意外险。物业费、取暖费、水电燃气加在一起一年两万出头。家庭日常支出——柴米油盐、日用品、一家三口的衣服、偶尔的外食、陆延舟的健身房、周末带然然出去玩的消费——一个月平均下来大概一万多,一年十二万。这块她很难压得更低了,陆延舟不能穿着拖鞋去见LP,不能穿着优衣库去路演,服装上也是一块不小支出。以及他们的社交圈决定了生活品质不能太差,请工作上的朋友来家里吃饭,桌上不能是超市打折的速冻水饺。带然然去参加她同学的生日派对,礼物不能太寒酸,这些都不是“铺张浪费”。
还有陆延舟偶尔的外出应酬,基本都是人均八百到一千块的餐厅,她不能太计较这些,有些钱在圈子里必须要花,他的工作离不开这些,她要理解,她也只能理解。
抛开浮动项和年终奖的干扰,他们每个月的固定结余在税后收入减去支出之后大概有两万块的留存。年终奖多的时候能多存一些,年终奖少或者没有的时候,那笔结余就会缩水。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就像一个体重超标但还在慢跑的中年人——不健康也不至于猝死,但经不起一次真正的大病或者意外。
她有一次晚上跟陆延舟提过这个事,说家里一年赚一百来万,但去掉所有开销之后,真的能自由支配的钱其实很少。陆延舟当时已经快睡着了,含糊地说了句“过两年就好了,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花钱多”。周若琳没有再说话。她知道他说得没错,但这个“过两年”是一种无限期的拖延策略。然然现在马上上小学,过几年初高中、大学、出国——她身边所有前辈的共识是,孩子的教育支出到了中学阶段是现在的两到三倍。她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觉得自己在跑一个永远追不上终点的赛程。她做行业研究的时候可以给一家公司做五年盈利预测,精确到收入和成本的结构拆分,但她对着自己家庭的收支,只能做完今年的规划就收手,因为明年有哪些变数,她不确定。
她感觉这个家就像一家运行“良好”的公司,有收入,有高昂的固定成本,利润微薄。夫妻俩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各自麻木地履行职责。
她叹了口气,他们家的财务状况其实并不算差——有存款,有理财,和真正经济困难的家庭比起来,他们已经好太多了。但她也知道,这种“好”是脆弱的。
陆延舟需要开卡宴穿好西装见LP和投资人,他需要在外面应酬喝酒,他需要在朋友面前展示某种“成功人士”的从容。她需要背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包,需要在孩子家长群里不显得寒酸,需要在同事面前维持“工作生活平衡”的体面形象。而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结果——他们这台家庭机器每年吞下约一百二十万的收入,吐出来的结余却非常微薄。这台机器不允许任何人停下来——陆延舟不能失业,她不能辞职,老人不能生大病,然然的教育不能掉队。任何一个板块松动,都可能让整个机器分崩离析。
这个想法让她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会儿的呆。他们不是没钱。他们是把钱都花在了“看起来有钱”这件事上。门面撑得不错,但门面后面的账本,只有她一个人在翻。翻完还要放回原处,把封皮擦干净,不让任何人看到里面的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