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缪斯》零度音程

9、病情 第四次

　　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安德里斯差点没能去成。

　　周三的晚上他开始发烧，不是之前那种低烧，而是来势汹汹的高烧，体温烧到四十度，整个人像一块被扔进烤箱的木头，从里到外都在燃烧。乔治叫了医生，医生看了之后皱了很久的眉，说了一些“免疫系统功能严重低下”“需要住院观察”之类的话，安德里斯一句都没听进去。

　　他在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满脑子只有一件事：周四，周四不是周二。周二已经过了，下一个周二是六天后，他可以在这六天里把病生完，然后周二的时候准时出现在教堂里。

　　这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这是一个人在高烧四十度、意识模糊的时候，从大脑最深处的本能里挤出来的、最原始的念头。

　　他要去。他必须去。不是因为那幅画还没画完——好吧，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而是因为他如果不去，那个人就会知道。知道他在生病，知道他身体不好，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让塞巴斯蒂安知道这件事。

　　不是不想，是不敢。他不敢看到那个人知道他快要死了之后的表情。他不知道那种表情会是什么——是怜悯吗？是同情吗？是那种礼貌的、带着距离感的、像对待一件易碎品一样的“关怀”吗？他不知道哪一种更让他受不了。

　　他宁愿那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他宁愿在那个人的眼睛里，他只是一种颜色，一种需要被注视、被描摹、被记住的颜色，而不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快要熄灭的生命。

　　高烧在周日退了，周一的下午他又开始咳血。不是很多，就是毛巾上两三朵暗红色的、像花一样的血渍。他看着那些血渍，面无表情地把毛巾叠好，放进一个不透明的塑料袋里，塞进了画箱最底层的夹层中。

　　那个夹层里已经有好几条这样的毛巾了。

　　乔治不知道。乔治以为他只是在画室里太拼命了，以为他只是需要多吃一点、多睡一点。乔治是个好助理，但乔治不是他的医生，也不是他的母亲，更不是他的———

　　不是什么？

　　安德里斯把塑料袋塞进画箱，拉上拉链，站起身。他的腿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晃了一下，他扶住画架，稳住自己。

　　周二下午一点五十，他准时出现在教堂门口。

　　比平时早了十分钟。

　　塞巴斯蒂安已经在那里了。

　　他站在教堂侧廊的门廊下，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外面披了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他的手里拿着一本看起来很有年头的书——皮质封面，书脊已经磨损发白，镀金的页边在午后的光线下闪着暗淡的光。他没有在看书。他站在那里，目光落在远处的某个地方，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在思考什么。

　　看到安德里斯从出租车里出来，他把书合上，收进了大衣口袋里，然后走下台阶。

　　“你看起来不太好。”他说。不是寒暄，不是客套，甚至不是关心——那是一种陈述，像医生看到病人的脸色时会说的话，不带感情色彩，但正因为不带感情色彩，反而显得格外刺耳。

　　安德里斯的心沉了一下。

　　“我没睡好，”他说，“画到了半夜。”

　　这不算撒谎。他确实画到了半夜，只是没说的是，那幅让他画到半夜的画不是塞巴斯蒂安的肖像，而是一幅新的、只有他自己看过的、画在小小画布上的作品——一片深不见底的、灰蓝色的水面，水面以下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像一双眼睛。

　　塞巴斯蒂安没有追问。他只是微微侧了侧头，用那双安德里斯画了三次依然觉得“还不够”的眼睛看了他两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进来吧。”

　　他没有提安德里斯的脸色，没有问“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做任何安德里斯害怕他会做的事情。他只是转过身，走在前面，推开了侧廊的那扇小门，然后很自然地放慢了脚步，让因为腿软而走得有些慢的安德里斯能够跟上他的节奏。

　　这个动作太自然了，自然到如果不是安德里斯正好在那一刻抬起头，根本不会发现他是刻意在放慢。他的步幅比平时小了三分之一，他的脚落地的时间比平时慢了半拍，他的肩膀微微向左侧倾斜，像一个在等身后的人跟上来的、耐心的同行者。

　　安德里斯看着那个微微倾斜的背影，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他讨厌这种酸。不是因为脆弱——他其实并不介意自己脆弱，脆弱又不会死人，真正会死人的是另一些东西——而是因为这种酸会让他想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比如伸出手去碰一碰那件深灰色羊绒大衣的后摆，比如叫一声那个人的名字然后看他回过头来时眼睛里有没有光，比如问一个他早就知道答案却依然想问的问题——

　　你会在知道我要死了之后，还这样看我吗？

　　他没问。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用那一点疼痛把所有不该有的念头都按了回去。

　　第四次作画，安德里斯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些节奏。

　　他开始画那些细节了——不是眼睛、嘴唇、轮廓线那些“重要”的部分，而是那些“不重要”的、却让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个人的细节。塞巴斯蒂安左手无名指根部那一小片因为常年戴戒指而留下的、比周围皮肤颜色略浅的痕迹（神父的戒指他只在主持圣事时才戴，安德里斯注意到了）；他右耳耳垂上那颗极小的、不到半毫米的痣；他下颌线靠近耳后的位置，有一条很浅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划过之后留下的疤痕。所有这些细节，安德里斯都一笔一笔地、用一种近乎偏执的耐心画了下来。

　　他画得很慢。不是因为他画不快，而是因为他想让这个慢的过程持续得更久一些。

　　这是一个危险的念头。他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念头。但危险之所以是危险，就是因为它让你一边害怕一边又忍不住想再靠近一点点。

　　“你今天很安静。”塞巴斯蒂安忽然开口。

　　安德里斯没有抬头，手上的笔刷没有停。

　　“我在专心画画。”

　　“你每次都很专心。但今天你一直咬着嘴唇，从开始到现在，没有松开过。”

　　安德里斯下意识地松开了嘴唇。

　　这个动作太诚实了，诚实到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蠢得要命。他听到塞巴斯蒂安轻轻笑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如果你不是全神贯注地在听根本不会注意到，但安德里斯的耳朵此刻比任何时候都灵敏，灵敏到他能听到那个人笑声里那些细小的、像碎冰落入水中的颗粒感。

　　“我没有在笑你。”塞巴斯蒂安的声音带着余温。

　　“你没有在笑我吗？”

　　“我是在笑，”塞巴斯蒂安纠正道，语气认真得像在做神学辨析，“但不是笑你。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安德里斯终于抬起头，看着那个人。塞巴斯蒂安今天穿的是一件深色的高领毛衣，没有穿神父袍——他说过，他在非圣事场合可以穿便服，教堂只是他的工作场所，不是他的牢笼。那件毛衣是深灰色的，贴身但不紧绷，勾勒出他胸口的轮廓和手臂的线条。他的颈侧从高领中露出来，那一段皮肤在午后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温暖的、介于象牙白和浅金色之间的颜色，阳光在他锁骨上方那片小小的三角形区域里投下一小片柔软的光晕。

　　安德里斯的手不受控制地伸向了调色板。

　　“你怎么了？”塞巴斯蒂安察觉到了他动作的突然。

　　“你的毛衣，”安德里斯的声音有些干涩，“这个颜色很好看。我想记下来。”

　　塞巴斯蒂安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毛衣，然后又抬起头，看着安德里斯。他的目光在那张苍白的、专注的、嘴唇上还有一个浅浅的牙印的脸上停留了很久，久到安德里斯开始觉得那道目光本身就像一只手的触碰——从额头开始，慢慢地、细致地、带着一种让人心跳加速的耐心，滑过鼻梁、颧骨、嘴唇、下颌线，最后停留在颈侧的动脉搏动处。

　　“那是我三年前在罗马买的，”塞巴斯蒂安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我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我一直叫它‘灰色’。”

　　“它不是灰色，”安德里斯调着颜色，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冒犯的确信，“它是深灰偏暖，混了少量的棕和黄，在阳光下会透出一种很淡的、接近香槟色的光泽。它不是任何一种单一色调可以概括的颜色，它就像——”

　　他忽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在那一瞬间惊恐地意识到，他正在用两分钟前刚刚在心里想过的、用来形容塞巴斯蒂安这个人的那个句式，来形容一件毛衣的颜色。

　　“就像什么？”塞巴斯蒂安问。

　　安德里斯低下头，假装在调色板上混合颜色，耳尖发烫。

　　“就像一种很复杂的颜色。”他含糊地搪塞过去。

　　塞巴斯蒂安没有追问。但安德里斯在调色的间隙偷偷抬眼看了一眼，那个人的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很淡的弧度，像一幅刚起稿的画，只有几根线条，但已经能看出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画。

　　那种弧度名叫“我什么都知道，但我不说”。

　　安德里斯恨透了那种弧度。

　　也爱透了那种弧度。

　　第五次见面之前，安德里斯做了一件他这辈子都没做过的事情。

　　他去了商场。

　　不是那种为了买颜料而去的美术用品店，而是一个真正的、有香水柜台和试衣间的商场。乔治在电话里听到他要去牛津街的时候，沉默了整整十秒钟，然后用一种极其克制的语气问：“你是不是被人下了药？”

　　“我就是想去逛逛。”安德里斯说。

　　“你？逛商场？安德里斯·温特，你知道你上一次主动出门买衣服是什么时候吗？你不确定你想去的是不是医院？你看清楚了你手机上的导航目的地？”

　　安德里斯把电话挂了。

　　他在商场里逛了四十分钟，最终在Jo Malone的柜台前停了下来。他试了七八种香水，把试香纸排成一排，挨个闻过去，闻到最后鼻子都失灵了，什么味道都分不清了。柜台的服务员用那种“这位客人的品味好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因为他试的全是男香。

　　他最后买了两瓶。一瓶是鼠尾草与海盐，闻起来像海风吹过悬崖上的灌木丛，带着一点点咸涩和木质调的温度。另一瓶是没药与零陵香豆，更深沉，更温暖，像冬天壁炉旁的一件旧羊绒毯子，裹着你，不松不紧，刚刚好。

　　他把两瓶香水带回画室，放在桌上，看着它们，然后拿起那瓶没药与零陵香豆，拆开包装，在手腕内侧喷了一下。

　　然后他凑近闻了闻。

　　不对。

　　不是这个味道。塞巴斯蒂安身上的味道不是任何一种香水能够复制的。那是皂角、阳光、旧书页、檀香，还有某种无法命名的、干燥的、像晒过太阳的棉布一样的味道。它是被时间浸出来的，不是被调香师调出来的。

　　他把香水收进抽屉深处，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在黑暗中描摹那个人的气味。

　　然后他笑了。

　　他笑着笑着，笑出了声。

　　“你在干什么，安德里斯？”他对着空无一人的画室说，语气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又好笑又好气的、像是在嘲笑自己又像是在纵容自己的温度，“你以为你是去买香水，其实你是想把他的味道带回家？你以为你是在画画，其实你是在找借口每周见他一次？你以为你是在调色，其实你是在——”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连他自己都听不清。

　　“其实你是在，什么？”

　　他没有回答。

　　画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伦敦夜晚的车流声，像一条看不见的河，从东向西，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