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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燕子   安德里 ...

  •   安德里斯在治疗暂停的第七天出了院。

      不是“治好了”的那种出院,是“指标暂时稳定了可以回家休养”的那种出院。陈医生开了一长串药,写了一份详细的注意事项,叮嘱他每周回来复查一次,如果有发烧、出血、或者任何不对劲的地方立刻联系。乔治在旁边一条一条地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像在记录一份重要的合同条款。安德里斯坐在床边,把塞巴斯蒂安送的那顶深灰色帽子戴好,把那双乔治带来的毛绒袜子穿上,把从画室带来的速写本塞进背包里。

      他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伦敦难得地放晴了。不是那种夏天午后刺眼的大晴天,而是一种早春特有的、干净的、像被水洗过的、带着一点点凉意和一点点花香的晴天。阳光落在他脸上,温和得像一块被捂热了的棉布,裹着他的皮肤,不烫,不刺,刚刚好让人想眯起眼睛。

      塞巴斯蒂安站在门口等着他。今天没有穿神父袍,也没有穿那件深灰色大衣——被安德里斯烫了一个洞的那件——而是穿着一件卡其色的薄风衣,站在台阶下面的平地上,微微仰着头,像是在感受阳光。他的手里没有拿东西,口袋里也没有鼓鼓囊囊的,整个人站得很松弛,像一棵正在晒太阳的、不急不躁的树。

      安德里斯走下台阶,走到他面前。他穿着病号服外面套的那件深色T恤,戴着一顶深灰色的针织帽,背着一个松松垮垮的帆布包,脸色依然苍白,眼窝依然深陷,但脚步比一周前稳了一些,呼吸也匀了一些。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在塞巴斯蒂安面前,阳光落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短短地、圆圆地、像两个蹲在地上说话的小人。

      塞巴斯蒂安低下头,看着他。他的目光在安德里斯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微微弯了一下嘴角。

      “帽子好看。”他说。

      安德里斯伸手摸了摸头顶的帽子,深灰色的羊毛质地扎着掌心,痒痒的。“你买的。”

      “我知道。”

      “你买的时候就知道我会戴它?”

      “不知道。但我希望你会。”

      安德里斯看着他,阳光从侧面打过来,把塞巴斯蒂安卡其色风衣的边缘镀上了一层薄薄的、几乎要融化的金色。那个人站在光里,没有动,没有催,只是安静地等着,像一个知道潮水会退去、所以不急不躁的、站在岸边的人。

      “走吧,”安德里斯说,“我饿了。”

      “想吃什么?”

      “不知道。你决定。”

      “那不行的。万一我选了你觉得不好吃的东西,你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连选餐厅都不会’。”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你没有说过。但你的表情说过。”

      安德里斯盯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转开目光,迈开步子朝停车场的方向走去。他的耳朵尖是红的——那两只被阳光照得近乎透明的、薄薄的、浅色头发遮住一半的耳朵尖,在早春的风里,在卡其色风衣旁边的视线里,红得像两滴被稀释过的茜素深红。

      塞巴斯蒂安走在他旁边,没有戳破那两滴红色。

      他选了一家很小的、开在一条安静街道转角处的意大利餐厅,橱窗不大,里面只有五六张桌子,墙上挂着几幅褪色的威尼斯风景画,空气里飘着橄榄油、大蒜和烤面包的香气。老板是一个圆脸的中年男人,看到塞巴斯蒂安进门,笑着打了声招呼,像是认识他。安德里斯在窗边的位置坐下,塞巴斯蒂安坐在他对面,阳光从他们之间的窗户涌进来,落在白色的桌布上,落在那瓶插在细口玻璃瓶里的、只有一两朵的白色小花上。

      安德里斯翻了翻菜单,点了一份简单的番茄意面,塞巴斯蒂安点了一份烤鱼和沙拉。等餐的时候,安德里斯靠着椅背,看着窗外。街对面是一排老式红砖建筑,二楼有一扇窗户开着,窗台上放着一盆快要枯死的绿植,一只橘猫蹲在窗沿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一切都很安静,慢悠悠的,像是时间在这条街上走得比别处慢一些。

      “这家店你来过?”安德里斯问。

      “来过几次。老板是教区的一位教友。他的女儿去年做了第一次圣餐,我负责弹弥撒的音乐。”

      “所以你选这家店不是因为它好吃,是因为老板认识你。”

      “也因为它好吃。”

      安德里斯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这个人什么事都有原因”的、带着一点点无可奈何又带着一点点纵容的表情。他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的温度刚好,不冰不凉,柠檬片的味道淡淡的,像被泡了很久、已经快没有味道了的那种淡。

      意面端上来的时候,安德里斯吃了一口,嚼得很慢,像是在用舌头仔细辨认每一根面条的形状和每一滴酱汁的质地。他咽下去之后,又吃了一口,然后放下叉子,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怎么,不好吃?”塞巴斯蒂安问。

      “好吃。我在想一件事情。”

      “什么事?”

      安德里斯没有立刻回答。他用叉子卷起一根面条,盯着那根面条看了几秒钟,像是在通过它思考。

      “你上次说,那首曲子叫《等》。是你母亲教你的。”

      “嗯。”

      “她还在吗?”

      塞巴斯蒂安放下刀叉,端起水杯,但没有喝。他看着杯子里那一片快要泡烂了的柠檬,沉默了片刻。

      “不在了。我十四岁的时候,她去世了。”

      安德里斯没有说“对不起”,没有说“我很抱歉”,没有说任何一个人听到这种回答时应该说的、正确的、礼貌的话。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吃他的意面。他没有追问“她是怎么去世的”,没有追问“你有没有其他家人”,没有追问任何会打开一扇还没准备好打开的门的问题。他只是吃了一口意面,咽下去,然后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话。

      “你今天弹琴给我听吧。在我画室的钢琴上。”

      塞巴斯蒂安放下水杯,看着他。“你画室有钢琴?”

      “有一架。以前租来当静物的,画过它两次之后就一直放在角落里。音不准,有几个键弹不响,但应该还能出声。”

      塞巴斯蒂安看了他几秒钟,然后拿起叉子继续吃他的烤鱼。他的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更安静的、像是在心里说“好”的那种表情。

      吃完饭之后,他们没有再提那架钢琴的事。塞巴斯蒂安开车送安德里斯回画室,路上安德里斯靠着车窗睡着了,阳光从车窗斜斜地射进来,落在他浅色的睫毛上,投下一片细细的、像梳齿一样的阴影。塞巴斯蒂安没有叫醒他,把暖气调高了一格,把车速放慢了一些,绕了远路。他没有告诉安德里斯他绕了远路,就像他没有告诉他,刚才在餐厅里,安德里斯问起他母亲的时候,他想起了很多事情——她教他弹那首法国民谣的时候,他的手指还不够长,够不到完整的和弦,她把着他的手,一个一个地按在黑键和白键上。她说,这首曲子讲的是燕子飞走了,但明年还会回来。不是每一只燕子都会回来,但回来的那些,是因为它们记得这里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然后她走了。不是燕子,是别的什么。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没有说这些。他只是安静地开着车,让阳光落在那个睡着了的、戴着一顶深灰色羊毛帽子的年轻人身上,让车在这条安静的、阳光充足的、两边都是老式红砖建筑的街道上慢慢地、不急着到达地前行。

      画室的门被推开的时候,午后的光从窗户涌进来,把空气中的尘埃照成了无数细小的、发光的颗粒,像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缓慢的、无声的雪。安德里斯走到角落,掀开一块落了灰的白布,露出下面那架旧钢琴。黑色的漆面已经有些剥落了,琴键泛黄,有几个键凹陷下去,像一颗颗缺了牙的牙齿。

      “它还能弹吗?”安德里斯问。

      塞巴斯蒂安走过去,在琴凳上坐下来。他的手指搭在琴键上,按了几个单音。声音闷闷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在说话,但音还是准的——至少那几个键是准的。他又试了几个和弦,有些键不响了,有些键响得比应有的轻,但那架旧钢琴在他的手指下发出了声音,断断续续的、有些生涩的、像一个太久没有说话的人在试着开口说话。

      “能弹,”塞巴斯蒂安说,“有些键不响了,但够用。”

      安德里斯在他旁边坐下,琴凳很短,两个人坐在一起有些挤,他们的肩膀和手臂贴在一起,隔着两层薄薄的布料。安德里斯没有挪开,塞巴斯蒂安也没有。他们在那个狭窄的、挤在一起的位置上,安静地待了片刻。

      “你刚才说,”安德里斯开口,“那首曲子是你母亲教你的。我想听你弹那首。不是管风琴,是钢琴。”

      塞巴斯蒂安的手指放在琴键上,没有立刻开始。他看着那些泛黄的、凹陷的、被时间磨损了的琴键,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不是音符,是一种更抽象的、像是入口的东西。

      “这首曲子很短,”他说,“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小节。但它可以弹很久。如果你愿意,它可以一直弹下去。它不结束,你只是停下来。”

      他没有等安德里斯回答,就开始弹了。

      第一个音符落下来的时候,画室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那些漂浮在阳光中的尘埃,被那道声音推开了一瞬间,又合拢回来,像水面被投入一颗石子之后泛起的波纹。旋律很慢,像一个人在暮色中走过一条很长的路,路的两边是田野,是树,是远处正在变暗的山脉。步伐不急不慢,一步又一步,像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不急着到达的人。

      塞巴斯蒂安的手指在琴键上移动,落在一些坏的键上时,声音会断一下,像一个人说到一半停了一下,吸了一口气,又继续说下去。那种断断续续的、不完美的声音,带着一种属于旧事物的、被时间浸透了的质感,像是在说——我不是完美的,我坏了,但坏的东西也可以发出声音。

      安德里斯没有看琴键,没有看他的手。他看着塞巴斯蒂安的侧脸,看着那道光从窗户涌进来,落在他的眉骨、鼻梁、下颌线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像一幅用最细的铅笔画的素描。他的嘴唇微微抿着,但那个抿的力度不像平时那种克制的、把自己的情绪压下去的抿,而是一种更自然的、像一个在认真做一件他喜欢的事情的人、沉浸在其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抿嘴唇的抿。

      那首曲子很短,正如塞巴斯蒂安说的,二十几个小节,不到一分钟就弹完了。但他没有停。他又从头开始弹了一遍,这一次比刚才慢了一点点,像是在每一个音符之间多留了一点点空隙,让它们有更多的时间呼吸。第三遍的时候,他又加了一点东西——不是旋律的变化,而是一种更细微的、像是在那些固定的音符之间加入了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力度,也许是速度,也许是在某些不该长的地方多停了一拍,在某些不该短的地方少留了一点空白。

      他弹了七遍。

      每一遍都不一样。不是旋律不一样,是那个旋律背后的东西不一样。第一遍是陈述,是“这首曲子是这样的”。第二遍是回忆,是“这是我母亲教我的时候的样子”。第三遍是告别,是“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的时候弹的样子”。第四遍是等待,是“我在等你来的时候弹的样子”。第五遍是重逢,是“你来了之后我弹的样子”。第六遍、第七遍——那些安德里斯分辨不出来了,因为他已经不再用耳朵在听了。

      他在用眼睛听。

      他看到塞巴斯蒂安的侧脸,看到那道光落在他的眉骨和鼻梁上,看到他嘴唇的弧度在每一个乐句的转折处发生的极其微小的变化。他看到他的手指在那些坏的琴键上跳跃、滑过、停顿,像一个在崎岖路上行走的人,每一步都小心地避开那些坑洼,但从不绕路,从不回头。

      他看到了一首曲子。

      不,他听到了一幅画。

      他知道了。他知道那幅肖像画缺了什么。不是颜色,不是构图,不是任何可以用笔刷和颜料补充的东西。它缺了一种声音。一种不是从画布上发出来的、而是从画布深处发出来的、像一个人心脏跳动时传导到皮肤表面的那种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的震动。那幅画需要一个名字。不是“塞巴斯蒂安”,不是“等”,不是任何一个已经被写上去的、固定在画布边缘的、用来看和读的字。那幅画需要一首曲子。一首可以被记住、可以被重复、可以被弹七遍而每一遍都不一样的曲子。

      塞巴斯蒂安弹到第八遍的时候,安德里斯站起来,走到画架前,掀开白布。那幅肖像画在午后的光线下安静地看着他,右下角那三个小字——“塞巴斯蒂安”——旁边,那个他后来加上的“等”字,在光线下显得格外的清晰,像一个被特写的、重要的、不能忽略的词。

      他拿起一支细笔,蘸了蘸调色板上那滩还没有干透的、属于那双眼睛的颜色的残余,然后走到画布前。他弯下腰,在右下角,在那个“等”字的后面,慢慢地、一笔一划地、像在学写字的孩子一样,写下了三个字。不是英文,是法文。他没有学过法语,但他问过乔治这个词怎么拼。乔治拼了一遍,他就记住了。就像他记住眼睛的颜色一样,不是通过记忆,而是通过身体。

      “L'hirondelle。”

      燕子。

      他写完之后,退后两步,看着那三个字在光线下慢慢变干。它们在“塞巴斯蒂安”和“等”的旁边,像一只停在枝头的、随时可能飞走的鸟,但在这个瞬间,在它还没有飞走之前,它是属于这幅画的。

      身后的钢琴声停了。

      安德里斯没有回头。他能感觉到塞巴斯蒂安的目光落在他背上,落在那幅画上,落在右下角那几个新添的法文字上。那种注视不是审视,不是打量,而是一种更安静的、像是一只手轻轻地、试探地、碰了碰你后背的、温和而谨慎的东西。

      “你写了什么?”塞巴斯蒂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比平时低一些,像钢琴上那些坏了但还能发出声音的琴键一样,有一层薄薄的、被什么东西磨损过的质感。

      “你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的名字。我问了乔治,他说法语里燕子是这个词。”

      “你为什么要写上去?”

      安德里斯转过身,看着塞巴斯蒂安。那个人还坐在那架旧钢琴前面,手还放在琴键上,午后的光从窗户涌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把他深色的头发照成了温暖的栗色,把他深棕色的眼睛照得几乎透明,像两颗被光穿透了的、正在发光的琥珀。

      “因为那幅画,”安德里斯说,声音很轻,但很稳,“需要一个声音。你弹的那首曲子,就是它的声音。不是背景音乐,不是点缀,是它本身的一部分。那幅画,如果只有颜色,只有光,只有你的脸,它是不完整的。它缺了你弹琴的时候你身上的那种——”

      他停了一下,在找一个词。

      “那种振动。”他终于找到了。“你在弹琴的时候,你的手、你的肩膀、你整个人都在振动。不是生理上的,是另一种。像是一根弦被拨动了之后,即使你不再碰它,它还会继续响很久。那幅画需要那个振动。需要那个在你弹完之后还会继续存在很久的东西。”

      塞巴斯蒂安的手从琴键上抬起来,放在膝盖上。他看着安德里斯,那双眼睛里的光在那三个字的映衬下变得更深、更沉、像一口被月光照亮的井,表面平静,但你往深处看,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发光。

      “燕子,”他说,声音很轻,像是在念一个咒语,“她教我这首曲子的时候说过,燕子飞走了,明年还会回来。她说,不是每一只燕子都会回来,但回来的那些,是因为它们记得这里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

      安德里斯站在画架前,站在午后的光里,看着他。

      “你这里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安德里斯说。

      塞巴斯蒂安的嘴角慢慢地弯了一下。不是那种克制的、经过计算的微笑,而是一个真正的、像是一个人听到了他等了很久的一句话之后、不得不笑的那种笑。那个弧度不大,但很真,像一盏灯被拧开之后,光先是一小圈,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

      “我知道。”塞巴斯蒂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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