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缪斯》零度音程

29、落发 第三天

　　第三天，他的头发开始掉了。

　　不是一把一把地掉，而是在枕头上、在毛巾上、在洗手池里，一根一根地、细细的、浅色的、像蜘蛛丝一样的头发。他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用手指轻轻捋了一下头发，手指间夹着七八根。他又捋了一下，又是五六根。他停下来，看着镜子里那个头发稀疏了一些、眼窝凹陷了一些、颧骨更突出了一些的年轻人。

　　他没有叫护士，没有叫乔治，没有发消息给塞巴斯蒂安。他只是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正在缓慢地、不可逆地、像一幅被橡皮擦一点一点擦去的素描一样，消失。

　　他想起了一件事。在他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画室里，他盯着自己刚完成的一幅画看了很久，然后拿起一把刮刀，把整幅画从画布上刮掉了。颜料堆在地板上，红的、蓝的、黄的、绿的，像一摊被搅碎的、还活着的、正在蠕动的东西。他的老师跑过来，问他为什么要刮掉，那幅画明明很好。他说了一句话，他的老师听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它不是我想要的。”

　　此刻，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那些从自己头上掉落的、浅色的、细细的头发，他忽然想起了那句话。他想对自己说：你也不是我想要的。这个身体，这个正在坏掉的、不可逆地走向终结的身体，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能跑能跳能熬夜画画能和你并肩走在伦敦的雨里而不需要停下来喘气的身体。你想要的是一百年。你连十年都得不到。

　　但他没有对自己说那句话。因为那个十三四岁的安德里斯可以刮掉一幅画，重新开始。而这个二十二岁的安德里斯不能刮掉自己的身体，重新开始。

　　他拿起手机，给塞巴斯蒂安发了一条消息。

　　“我的头发开始掉了。”

　　发完之后他觉得这条消息很蠢。像是一个孩子在说“我的冰淇淋掉了”，在等待一个“没关系，我再给你买一个”的回答。但他知道塞巴斯蒂安不能给他买一个新的头发，也不能给他买一个新的身体，也不能给他买一个新的生命。他只是在告诉他。像一个正在沉没的船在向海岸发送最后一条信号——我在下沉，你知道我在下沉吗？

　　回复来了。不是“没关系”，不是“还会长出来的”，不是任何一个正常人会说的、正确的、善意的、但毫无用处的安慰。

　　是一条语音消息。

　　安德里斯盯着那个语音条看了两秒钟，然后点开。他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到了一段录音。不是说话，不是语音消息，而是音乐。管风琴的声音从手机扬声器里传出来，低沉的、缓慢的、像一个人在你耳边低语一样的旋律。不是他在教堂里听过的那首《等》，而是另一首，更简单的，更像是一首摇篮曲。旋律只有几个音符，反复地、安静地、像呼吸一样地循环着，像一个在说“我在，我在，我在”的声音。

　　那条语音消息只有四十三秒。安德里斯听了三遍。第一遍他在掉眼泪，眼泪流得很凶，止不住。第二遍他靠着浴室的墙壁慢慢滑坐到地上，把手机握在双手里，贴在胸口，让那个旋律通过手机的震动传到他的心脏。第三遍他站起来，洗了脸，把那些掉落的头发从洗手池里捡起来，用纸巾包好，扔进垃圾桶。然后他走回病床，躺下来，闭上眼睛。他没有再掉眼泪，但那个旋律还在他的脑子里，像一只不会停的、温柔的、固执的蜜蜂，嗡嗡地、循环地、不知疲倦地飞着。

　　他睡着了。在他睡着之前，他用最后一点意识打了一行字，发给了塞巴斯蒂安。

　　“那首曲子叫什么？”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手机上有十几条乔治的消息，两条陈医生的护士发来的提醒，和一条来自塞巴斯蒂安的回复。

　　“没有名字。是我刚才在教堂录的。如果你需要名字，就叫它《给你的》。”

　　治疗在第五天的时候到了一个转折点。

　　不是好转，是恶化。陈医生走进病房的时候，脸色比平时多了一度的严肃，那种严肃不是吓人的、让人不安的严肃，而是一种更像是“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话”的严肃。

　　“你的身体对治疗的反应比预期的要强烈，”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用一种平稳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说，“白细胞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我们需要暂停化疗，先给你打升白针，等指标恢复一些再继续。”

　　安德里斯听着，点了点头。他不意外。他的身体从来不是一个配合的、听话的、会按剧本演出的身体。它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脾气，自己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走向终点的路径。

　　“会耽误多久？”他问。

　　“至少一周。”

　　一周。他闭上眼睛，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周的治疗暂停，加上已经过去的五天，加上后面还要继续的时间——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走出这扇门。那把放在教堂石头房间里的、被光照着的、空着的椅子，还要空多久。

　　他拿起手机，给塞巴斯蒂安发了一条消息。

　　“治疗要暂停一周。我的白细胞太低了。要打升白针，等它涨回来。”

　　他没有说“你要等我”，没有说“我会回来的”，没有说任何他已经在过去的几天里反复说过的话。他只是告诉了他。像一个人站在一条河的这边，对河对岸的人喊了一声“我还在”，不需要对方回应，只需要对方听到。

　　回复来了。不是“我等你”，不是“没关系”，不是任何一个他预料中的、他已经听过的、温暖而安慰的话。而是一句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像是一个人在你面前摊开了一张地图、指着上面的一个点说“我在这里”一样的话。

　　“我今天下午请了假。教区给的年假，攒了三年没用。从明天开始，我有两周的时间。你在哪家医院，哪个病房？”

　　安德里斯看着这行字，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停了很久。

　　他答应过塞巴斯蒂安，等他“好一些了”再来。但他不知道“好一些了”是什么时候。也许是一周后，也许是一个月后，也许是永远不会。如果他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好一些了”，那他就是在做一件和塞巴斯蒂安过去三年做的事情一样的事——等待。一个在等一场不会到来的治愈，一个在等一个不会出现的“好一些了”。

　　他把手机放下，拿起床头柜上那幅扣着的小画，翻过来。

　　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看着他。瞳孔深处那个小小的、亮亮的、像星云一样的光点，在病房昏黄的灯光下安静地亮着，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用眼睛说“我在”。

　　他没有回消息。他按了呼叫铃。护士来了，他问她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纸。护士给了他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空白的病历记录单，背面是空白的。他在那张纸的背面，用圆珠笔，一笔一笔地、认真地、像一个在学写字的孩子一样，写了一个地址。

　　伦敦皇家医院，血液科，三楼，307病房。

　　他把那张纸折好，装进信封里——信封是问护士要的，护士用那种“这个人是要写信吗”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但没有问。他在信封上写了塞巴斯蒂安·莫里斯的名字，没有写地址，因为他不需要地址。他知道那个人住在哪里，知道那个人会在哪里收到这封信——在教堂，在侧廊的石头房间，在那架管风琴旁边，在那把被光照着的、空着的椅子旁边。

　　他把信封交给乔治，让乔治明天送去教堂。

　　乔治接过信封，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没有问里面写了什么。他只是把信封小心地放进包里，然后坐在床边，沉默了很长时间。

　　“安德里斯。”乔治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哑。

　　“嗯。”

　　“你确定吗？让他来。你现在的样子——”

　　“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安德里斯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很硬，“头发快掉光了，脸上没肉，手背上全是针眼，脸色像纸。我知道。但乔治，你知道吗，他喝了柠檬汁加白醋。半夜一点，在他的厨房里，喝了一杯柠檬汁加白醋，就为了知道我吐完之后嘴里是什么味道。”

　　乔治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如果我现在不让他来，”安德里斯的声音轻了下来，轻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他会在他的公寓里，坐在那把没有人坐的椅子上，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好一些了’。我不想让他再等了。他已经等了三年。”

　　乔治低下头，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

　　“好，”他说，“我明天去送。”

　　那天晚上，安德里斯发了一条消息给塞巴斯蒂安，只有一行字。

　　“信封里有地址。你来的时候，不要敲门，直接推门进来。我可能睡着了，也可能在吐，也可能在哭。总之不会是一个好看的样子。你不要被吓跑。”

　　回复来了。

　　“我不会被吓跑。你忘了吗，我是那个在你昏迷的时候一个人把你从教堂搬到车上、又从车上搬上三楼的人。你当时比现在重。现在你应该更轻了，我搬起来会更省力。”

　　安德里斯看着这条消息，在病房的黑暗中，在输液架的红光里，在窗外那堵灰色墙壁的沉默注视下，笑了。不是那种脆弱的、带着眼泪的笑，而是一个真正的、发自心底的、嘴角咧开的、露出牙齿的笑。

　　他笑着笑着，又哭了。

　　但这一次，哭和笑没有打架。它们安静地、和平地、像两条颜色不同的颜料被挤在调色板的同一个格子里一样，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新的、他没有见过的、介于金色和粉色之间的、温暖的、柔软的颜色。那个颜色没有名字，但他决定叫它“塞巴斯蒂安”。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那个名字。

　　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

　　像是念经，像是祈祷，像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在用一个名字填补所有关于信仰的空缺。他不知道这个名字能不能救他，但他知道，在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在他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在他把这个名字写在画布右下角的时候，在他用圆珠笔一笔一划地写在病历记录单背面的时候——他活着。不是那种“生命体征稳定”的活着，而是一种更本质的、更鲜活的、更像一个人的活着。

　　有一个人要来。那个人在路上了。在那条从教堂到医院、穿过伦敦灰蒙蒙的街道、经过那些他每天都经过但从未真正看过的风景的路上，那个人的脚步正在一步一步地、不紧不慢地、像他在管风琴上弹奏的每一个音符一样精确而克制地，向他走来。

　　安德里斯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把被子拉到下巴，侧过身，面朝门的方向。

　　门关着，但他知道，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大后天，那扇门会被推开。没有敲门，因为他告诉他不要敲门。直接推。也许他醒着，也许他睡着了，也许他在吐，也许他在哭。总之不会是一个好看的样子。

　　但那又怎样呢。

　　他不是来看他好看的样子。他是来看他的。

　　窗外的伦敦在夜色中沉默着。远处的街道上偶尔传来一两声警笛的呜咽，像这座城市在睡梦中发出的、模糊不清的呓语。更远处，泰晤士河的水在黑暗中缓缓流淌，带着这座城市所有的秘密、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孤独和所有的等待，流向大海。

　　安德里斯在那片属于医院的、安静的、消毒水气味弥漫的黑暗中，在那个他从未如此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被一根细细的线吊着的夜晚，在那个他知道有人正在赶来、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的夜晚，睡着了。

　　他没有做梦。

　　或者他做了，但他不记得了。

　　不记得也许更好。因为他不需要在梦里见到那个人。那个人就要来了。在现实里，在这个他快要离开的、灰蒙蒙的、永远在下雨的、充满了颜料和消毒水气味的、残忍又温柔的世界里，那个人就要来了。

　　门关着。

　　但他已经听到了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