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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情书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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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斯在回去的出租车上哭了一路。
不是嚎啕大哭,不是那种需要纸巾和肩膀的、有观众意识的哭。是安静的、无声的、眼泪就那么一直往下掉、怎么都止不住的哭。他把脸埋在围巾里,额头抵着车窗玻璃,伦敦的夜色在窗外模糊成一片流动的光河,红的、黄的、白的,像一幅还没来得及调匀颜色的画布。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两眼,把音乐声调小了,但没有说话。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见过太多在车后座哭的人了,这大概排不上他们见过的最悲伤的前一百名。
安德里斯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几次。他不用看就知道是谁,因为会在这个时间给他发消息的人只有两个——乔治的未读消息永远是一长串,像一个不会说话的机关枪;而另一个人的消息永远只有两三行,短得像俳句,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反复掂量过重量之后才放上去的。
他没有看。不是因为不想看,而是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不适合看任何来自那个人的文字。他怕自己看了之后会做出更失控的事情,比如让司机掉头开回教堂。
回到画室,乔治不在。冰箱上贴着一张便条,乔治的笔迹圆滚滚的,像他本人一样温和无害:“给你做了意面在冰箱,不吃的话我会知道。乔治。”
安德里斯没有吃意面。他脱掉外套,走到那块被白布盖着的画布前,站了很久。然后他掀开白布,看着那幅已经完成了大半的肖像画。
画布上,塞巴斯蒂安·莫里斯正看着他。
那双眼睛——他调了十六次颜色才终于画出来的眼睛——在画室的灯光下显得深邃而安静,像两口没有月光的古井。它们在看着他,不是愤怒,不是质问,不是审视,而是安静地、耐心地、像一直在那里等着他回来一样的注视。
安德里斯忽然想起一件事。
在管风琴廊台上,在他情绪失控地说出那些话之后,塞巴斯蒂安没有拥抱他,没有安慰他,没有说那些神父该说的、关于“上帝爱你”之类的话。他只是站在那里,用那双深色的眼睛看着安德里斯,然后用一种平静到近乎冷酷的声音说了一句让安德里斯至今都无法忘记的话。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当教区神父,而是选择成为一个管风琴师吗?”
安德里斯摇了摇头。
“因为教区神父需要听告解,”塞巴斯蒂安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我不能保证,在听到某些告解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想去做一些事情而毁掉我的圣职。”
安德里斯当时没有听懂这句话。或者说,他听懂了每一个词,但没有听懂这些词组合在一起的意思。直到此刻,在画室里,站在那幅未完成的肖像前,盯着那双画布上的眼睛,那句话才像一颗被延迟引爆的炸弹,在他脑子里轰然炸开。
他慢慢地在画架前的凳子上坐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你不是在钓我,”他在手掌的阴影中说,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和哭腔,“你是在等我。”
等我自己走过来。
等我认出你。
等我在你还不能说的那些话面前,先开口说那些你永远不会说的话。
他的手机又震了。这一次他没有忍住,从口袋里掏出来,屏幕的光在黑暗中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
两条消息。
第一条来自塞巴斯蒂安,发送时间是他离开教堂后十五分钟:“你今天状态不好,周二如果来不了,告诉我。”
第二条来自同一个号码,发送时间是十分钟后:“我会去画室看你。不是如果,是当你需要的时候。”
安德里斯盯着这两条消息看了很久。
第一条是塞巴斯蒂安·莫里斯——有礼有节的、克制疏离的、不会越界的神父。第二条是另一个人,一个他很少在公众面前露出的、更真实的、更私人的塞巴斯蒂安。那个塞巴斯蒂安不用“你”而用“你”,不是打错了字,而是因为在他心里,“画室”不是一个地点,而是安德里斯·温特这个人存在的空间,是需要用属格来标记的领地。
安德里斯的眼泪又开始往下掉了。他一边哭一边打字,视线模糊得几乎看不清键盘,但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尽全力地打出了一条回复。
“不要来。”
发送。
然后他又打了一条。
“至少不是现在。”
发送。
然后他又打了一条。
“我还不是那个可以被你看到的人。”
这一次,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半分钟,然后把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了。他删掉的原因是——这句话不是真话。真话是:
“我还不是那个准备好让你看到我有多糟糕的人。”
但他没有发这个。
他把手机扣在膝盖上,仰起头,看着画室的天花板。那里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朵正在盛放的花,几年前就在那里了,他一直没有去修。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觉得那朵水渍花很好看,有一种他自己都画不出来的、自然的、随机的、不属于任何人控制的美。
就像那个人。不属于任何人控制。不属于任何人。
包括他。
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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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的下午,安德里斯没有出门。
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面对着那幅塞巴斯蒂安的肖像,画了整整六个小时。他把之前觉得“已经可以了”的部分全部覆盖重来——背景的暗部加了更多的深红和深蓝,让那种黑色不再是死寂的黑,而是有呼吸的、有温度的黑;毛衣上的灰色(他拒绝叫它灰色)用了几十层的薄涂,让那种介于棕和黄之间的暖调在光线下有了一种几乎可以触摸的质感;嘴唇的颜色他用茜素深红和一点点的拿浦黄调和,画出了一种介于血色和干燥之间的、微微泛白的淡红。
但那双眼睛,他没有动。
从第一次画完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动过那双眼睛。不是因为它已经完美了——它远不完美,他知道自己还可以再加一层、两层、三五层的细节,让虹膜的纹理更清晰,让瞳孔最深处的光点更精确,让整只眼睛从“画得很好”变成“无懈可击”。
但他不想动。
因为那双眼睛的“不完美”,恰恰是它在那一刻的真实。他在画那双眼睛的时候,他的手在抖,他的心在跳,他的眼眶里有一层他拼命忍住的、关于某种他不敢命名的东西的湿度。那双眼睛里有那种湿度。不是画上去的,是渗进去的,像水渗进纸张,从此以后,纸还是那张纸,但它里面有了水,它再也不是干的了。
乔治在傍晚六点的时候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两个袋子——一袋是中餐外卖,一袋是从药房取回来的处方药。他看到安德里斯的样子,脚步顿了一下。
“你哭了。”乔治说。不是疑问,是陈述。
“我画画的时候太投入了。”安德里斯说。
乔治看着他,没有拆穿这个拙劣的谎言。他把外卖放在桌上,把药放在外卖旁边,然后走到画架前,掀开白布的一角,看了一眼。
他只看了一眼,就把白布盖了回去,转过身,背对着画架,深吸了一口气。
“安德里斯。”他的声音有些发紧。
“嗯?”
“这幅画不能卖。”
“我没打算卖。”
“这幅画也不能展。”
安德里斯放下笔刷,看着乔治。他的助理站在画室中央,背对着那幅画,脸朝着窗户,夕阳打在他胖乎乎的脸上,把他平时温和无害的表情照出了一种少见的、严肃的、甚至有些沉重的东西。
“为什么?”安德里斯问。
“因为这幅画,”乔治说,声音很低,“是一封情书。”
画室里安静了很久。
安德里斯没有说话。乔治也没有说话。夕阳从窗户涌进来,把整个画室浸泡在一片温暖的、橙红色的、像熔岩一样流动的光里。那些堆积在墙面上的颜料在光线下呈现出不同的质感——有的光滑如镜,有的粗糙如砂纸,有的层层叠叠像地壳的褶皱,有的薄如蝉翼像蝴蝶的翅膀。
安德里斯拿起笔刷,蘸了蘸调色板上那滩已经干了的、不能再用的颜色,然后在画布的边缘,用一种几乎看不见的力道,画下了最后一笔。
那笔没有任何意义。它不是一个形状,不是一个色块,甚至不是一条线。它只是画笔划过画布时留下的一个痕迹,像一个人的手在另一个人掌心里停留了片刻之后,移开时留下的温度。
“我知道。”
乔治转过头,看着他。
安德里斯没有看乔治。他低着头,看着调色板上那些干涸的、开裂的、像土地一样龟裂的颜料痕迹,嘴角有一个很小、很淡、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
那不是笑。那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像是一个人终于承认了一件他挣扎了很久不想承认的事情之后,反而获得了一种奇怪的、如释重负的平静。
“我知道这是一封情书,”他说,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从我画第一笔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乔治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走过去把外卖袋子打开,把餐盒一个个拿出来摆在桌上。他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很轻,很慢,像在做一件需要小心翼翼处理的事情。
“吃饭,”他说,“你吃完我就走。”
安德里斯走到桌前,坐下来,拿起筷子。他夹了一块宫保鸡丁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然后又夹了一块。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才咽,像一个刚学会吃饭的孩子。
乔治坐在对面看着他吃,眼眶慢慢地红了。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他知道一件事——这件事安德里斯不知道,塞巴斯蒂安也不知道——但乔治知道。
他知道安德里斯的血红蛋白已经降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他知道医生上周给安德里斯打了电话,通知他需要尽快开始一种新的实验性治疗,否则——
否则后面的内容,医生的语气很温和,用词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
乔治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不知道该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件事。他坐在那里,看着安德里斯一口一口地吃着被他放凉了的外卖,看着他苍白的、瘦削的、在夕阳中几乎透明的侧脸,看着他拿着筷子的手指微微发颤却还在努力地、认真地、像是在完成一件重要任务一样地吃饭。
乔治低下头,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
“安德里斯。”他开口了。
“嗯。”
“你下周还去吗?”
安德里斯停下了咀嚼,咽下嘴里的食物,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拖延回答的时间。然后他把水杯放下来,看着杯子里剩下的半杯水,水面在他放下杯子的那一瞬间晃了晃,然后慢慢地、一点点地安静了下来。
“去,”他说,“画还没画完。”
“画完以后呢?”
安德里斯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摩挲了一下。那是一个很小、很细微的动作,如果不是乔治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根本不会注意到。
“没有以后,”安德里斯说,“画完就是画完。”
乔治盯着他看了五秒钟,然后站起来,拿起他的外套和包,走到门口。他拉开门的时候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声音有些哑。
“你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