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次晚安》言以Y

10、微生物 那顿火锅之

　　那顿火锅之后，沈愈白好像变了一点。变化很小，小到可能只有江渡看得出来。
　　比如点外卖的时候，他不再说“随便”了。有一次江渡问他中午想吃什么，他想了大概五秒钟，说“牛肉面”。还有一次在超市，江渡指着货架上两种不同牌子的牛奶问他买哪个，他拿起左边那个看了看，又拿起右边那个看了看，说“左边的吧，那个牌子蛋白质高一点”。他把牛奶放进购物车的时候，动作不太自然，好像还在确认这个选择是不是被允许的。
　　但至少他选了。
　　江渡没有夸他，没有说“你看你做到了”。江渡只是把那盒牛奶放进购物车，然后继续往前走。
　　沈愈白觉得这样挺好的。
　　如果江渡当时夸奖了他，他反而会觉得不自在，会觉得选个牛奶都值得被夸，那自己以前得有多不正常。
　　以前的不正常是真的。
　　他现在回头看，觉得自己以前的很多行为都不太对。并不是那种“我不够好”的不对，而是那种“我活得像一个随时会被收回资格的人”的不对。
　　这些东西不是一顿火锅能解决的，甚至不是一百顿火锅能解决的。
　　但沈愈白开始觉得，也许不需要解决。
　　也许只需要有人陪着。
　　那本厚厚的医学书是他从医院带回来的，放在茶几上快一周了，断断续续地看着。江渡坐在地毯上，背靠着沙发，从沈愈白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在看。
　　沈愈白的书架不大，上面大部分是医学专业书，但也有几本小说和散文，是他在大学时买的，毕业以后就没怎么动过。江渡拿的是其中一本小说，封面已经有点卷边了。
　　沈愈白坐在沙发上，把那本医学书摊在膝盖上，翻到微生物学那一章。
　　他看了几页，停了下来。
　　“你知道吗，”他说，眼睛还盯着书上的一张细菌形态图，“我大学的时候差点挂了微生物。”
　　江渡把手里的书往下放了放。“哦？”
　　“考了五十八分。”沈愈白翻了一页，但其实没在看。
　　大二上学期，第一次考微生物。
　　医学课程的微生物学内容很多，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每一种都要记形态、结构、染色方法、致病机制、诊断依据。那些名字又长又像，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需氧菌、厌氧菌、兼性厌氧菌。
　　他每天晚上背到熄灯，早上六点起来接着背。课本翻得起了毛边，重点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种细菌的特征他都默写过至少三遍。
　　他觉得自己准备得差不多了。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那天，他从教学楼的公告栏上找到了自己的学号，后面跟着一个数字：58。
　　全班平均分75。他比平均分还低了17分。
　　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好几秒钟。旁边的同学在议论谁考了最高分，有人说“好像有个满分的”，有人叹气说“完了要挂了”。
　　沈愈白没有说话，转过身，走开了。
　　他不是那种会把情绪写在脸上的人。他从公告栏走到自习室，一路上碰到了好几个认识的同学，有人跟他打招呼，他点了点头。没有人看出来他刚才看到了什么。
　　他走进自习室，找了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来。
　　那个下午他什么都没干。书摊在面前，翻到第一页，眼睛盯着上面的字，一个字都没读进去。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在来回转：我是不是不适合学医？我是不是真的不够聪明？我是不是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这些想法不是从五十八分长出来的。
　　五十八分只是把它们从土里翻了出来。
　　它们一直就在那里，埋了很久，埋得很深，但他知道它们一直在。
　　从他小时候考了九十八分还被罚站开始，从他拿着全班第一的成绩单只换来一句“年级第几”开始，那些想法就已经种下了。五十八分是它们冒出地面的那一天。
　　他想了很久。
　　没有在想怎么提高成绩，在想自己这个人。他把自己从头到尾审视了一遍，像一个做手术的医生在探查一个创伤病人的腹腔，一处一处地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你够努力吗？你够聪明吗？你对得起你父母交的学费吗？你配得上“医生”这两个字吗？
　　每一个问题的答案，他都觉得是否定的。
　　他从下午坐到天黑，从天黑坐到自习室熄灯。保洁阿姨来打扫卫生，看到他还坐在那里，说“同学，关门了”。他站起来，腿有点麻，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然后把书收进书包，走出教学楼。
　　十一月的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片。他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得很慢，每一脚都踩得很重。回到宿舍，室友已经上床了，有人还在玩手机，床铺亮着一小块蓝光。他刷牙洗脸，爬上自己的床，躺下来，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他没有打电话回家，没有找朋友聊天，没有去找老师问怎么提高。他觉得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他不够努力，是他能力不行，是他在该拼命的时候没有拼命。
　　接下来一个月，他调整了作息。六点起床改成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回寝室改成十一点回寝室。他把微生物学的课本重新看了一遍，每一章都做了详细的思维导图，把所有细菌的分类和特征做成了表格，打印出来贴在床头。他把历年的考题找出来，一道一道地做，做错的题抄在本子上，反复看直到滚瓜烂熟。
　　那时候他没有智能手机，用的是一部老款的翻盖手机。他把手机里的游戏删了，把壁纸换成了一张微生物学的重点总结，每次打开手机，他就看一眼。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那天，他挤在公告栏前面，从密密麻麻的学号里找到了自己的：89分。
　　比期中考试高了31分，全班第八。
　　他站在那里，旁边的同学在笑，在拍手，在说“终于考完了晚上去吃顿好的”。他没有笑。他把成绩记在心里，转身走了。
　　不觉得高兴，不觉得如释重负。他只是觉得自己补上了一个窟窿。
　　窟窿补上了，没有什么可高兴的，那是应该的。
　　但那场期中考试的影子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此后的每一次考试，每一次考核，每一次需要被评价的时刻，他都会想起那个五十八分。那个数字像一个基准线，不是用来超越的，是用来提醒他的——你可能不行。你再怎么努力，也可能不行。
　　“我不害怕考试，”沈愈白说，“我是害怕证明自己不行。”
　　他养成了一些习惯。考试的时候，明明写对了的答案，他要检查三遍。第一遍确认选的是对的，第二遍确认答题卡没涂错，第三遍确认第一遍和第二遍没有看错。做手术之前，他会在脑子里把整个过程过三遍，从切皮到关腹，每一个步骤，每一条血管，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
　　不是因为他记不住，是因为他要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任何东西。
　　“不是细心，”他说，“是害怕。害怕犯错，犯错的代价对我来说太大了。不是手术失败的代价，是‘你看果然是你不行’的那个代价。”
　　他看着摊在膝盖上的那本微生物学书。书上那张细菌形态图他看过很多遍了，大肠杆菌的革兰氏染色是阴性，杆状，有鞭毛。这些知识他早就烂熟于心，但他还是在看。
　　“大学那几年，我每天都在‘我还可以’和‘我什么都不是’之间反复横跳。考好了，我觉得是侥幸。考不好，我觉得是活该。我把自己逼得很紧，因为我觉得松一口气就会被甩在后面。但其实没有人追我，只有我自己在追一个永远追不到的线。”
　　他说完了。
　　客厅里安静了一下。阳光从窗户那面移到了地上另一块地方，还是亮堂堂的。江渡把手里的书合上，放在地毯上，转过身，靠着沙发，仰头看着沈愈白。
　　“五十八分不是世界末日。”江渡说。
　　“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它就是。”沈愈白说，“因为当时我觉得五十八分不是一个分数，它是我这个人的评分。它证明我不够好，证明我不够努力，证明我不是学医的料。”
　　“你觉得你父母会因为五十八分而觉得你不够好吗？”
　　沈愈白想了想。他父母的反应他其实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他们。成绩单寄回家的时候，他只把期末成绩给他们看了。期中考试五十八分，他用涂改液把那个数字盖住了，重新写了一个六十多分。
　　这是他第一次瞒着父母改成绩。
　　一直以来，他怕的不是他们打他骂他冷暴力他，他怕的是他们什么都不说，但那一段时间什么都不说的表情已经足够让他难受了。他选择不让他们知道。这样至少他不用面对那个可能出现的安静。
　　“他们会。”沈愈白说。
　　“你父母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沈愈白把手放在那本微生物学书上，拇指在封面的边缘来回蹭了几下。“成功的人、体面的人、不让他们丢脸的人、考试考第一的人、手术做最好的人、永远不会说‘我不行’的人。”
　　“那你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他之前回答过一次。上次他说的是“我想成为一个可以犯错的人”。
　　今天他想了一会儿，觉得那个答案还是对的，但可以再说得具体一点。
　　“我想成为一个……不需要用分数来证明自己活着有价值的人。”
　　他说完自己都觉得这句话挺矫情的。但他说出口了，就没再收回去。
　　江渡从地毯上站起来，坐到沙发上，挨着沈愈白。他伸出手臂，从后面揽住了沈愈白的肩膀，把他往自己这边带了带。沈愈白顺着他的力道靠过去了，后脑勺抵在江渡的肩膀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几道细细的裂纹，从灯座向四周散开，像树枝。
　　“你可以犯错。”江渡说。
　　“你可以考五十八分。你可以有不完美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每件事都做到一百分。”
　　“你真的这么觉得？”
　　“你真的可以。”
　　沈愈白闭上眼睛。他能感觉到江渡说话的时候胸腔的震动，隔着衣服传过来，闷闷的，但很稳。他把脸往江渡的脖子里埋了埋，轻声说了句谢谢。
　　那天晚上睡下以后，沈愈白在被窝里翻了个身，面朝江渡。窗帘没拉严，一条细细的光线从窗帘缝里漏进来，正好落在江渡的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柔和。江渡闭着眼睛，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沈愈白盯着他看了几秒钟。
　　“江渡。”他轻声说。
　　“嗯。”江渡没睁眼。
　　“晚安。”
　　江渡的眼睛睁开了一点，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晚安，沈愈白。”
　　沈愈白把手伸过去，搭在江渡的手臂上，没有再说话。他闭上眼睛，手指微微蜷着，搭着那块地方，感觉到江渡手臂的体温透过睡衣传过来，温热的。
　　那只手搭了很久才松开。
　　沈愈白没有说的是，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以后，沈愈白没有去食堂。
　　他的胃在中午吃过一顿饭以后就再也没有进过东西。他躺在宿舍的床上，上铺的床板离他的脸很近，木头的纹理一道一道的，他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有人用圆珠笔画了一个笑脸，画得歪歪扭扭的，两只眼睛一个大一个小。他看着那个笑脸，觉得它好像在嘲笑他。
　　第二天他也没有怎么吃东西。
　　早晨喝了一杯水，中午在食堂打了一份饭，扒了两口就放下了。
　　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堵着，食物咽不下去。
　　他坐在食堂的角落里，面前那碗饭从热变凉，他端起盘子送到回收处的时候，米饭还剩了大半碗。
　　打菜的阿姨看了一眼盘子，嘟囔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他走回宿舍，在书桌前坐了半小时，翻开微生物学的课本，第一页，大肠杆菌的形态图，革兰氏染色阴性，杆状，有鞭毛。他看着那张图，字都认识，但连不成句子。
　　他把书合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美工刀。
　　那把刀是用来裁纸的，刀片很薄，很利。他把刀片推出来一截，银白色的金属在台灯下反着光。
　　他看着自己的左手手腕，尺侧那一块皮肤很薄，能看到底下青色的血管。他用刀片在上面划了一下。
　　不深，只划破了表皮，渗出一排细小的血珠，像一条红色的虚线，很快汇成一条线顺着手腕流下。
　　疼。
　　那种尖锐的、清晰的疼，从手腕传到手臂，传到肩膀，传进脑子里。他觉得舒服了一点，疼的时候脑子里的那些声音就停了。
　　那些“你不够好”“你不行”“你对得起谁”的声音，在疼的那一瞬间，全部消失了。他把血迹擦掉，又流出来，循环往复，直到流不出血为止，用创可贴贴上。他发现自己的手变得很凉，但他不在乎，刀片洗干净，放回抽屉里。
　　第二天那道伤口结了一层薄薄的痂，紫红色的，细细的一条。他在伤口上面又划了一道，在原来的位置，沿着同一条线。
　　血又渗出来了，比昨天多了一点，顺着腕骨往下淌了一小段，滴在桌面上，圆圆的，暗红色。他用纸巾擦掉了，那天晚上他去学校外面的麻辣烫店点了一份特辣的。
　　红油浮在汤面上，辣椒籽一粒一粒的，他看着那碗红彤彤的汤，端着碗坐到角落里。
　　第一口吃下去，嘴唇在烧，舌头在烧，整个口腔在烧。他继续吃。
　　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
　　辣味从口腔滑进食道，落进胃里。几秒钟以后，胃开始烧了，不是温和的暖，是剧烈的、像被人攥住了拧了一下的那种灼烧感。他的额头出了一层薄汗，鼻尖也出汗了，眼眶有一点湿，不知道是辣出来的还是别的。他把那碗麻辣烫吃完了，汤也喝了大半。
　　回到宿舍以后胃疼了很久，蜷在床上，手按着肚子，指甲掐进皮肤里。
　　疼，但脑子是静的。他想，这样挺好的，这种疼他能控制。
　　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疼，疼多久，疼到什么程度。
　　不像那些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成绩、父母的脸色、那个永远填不满的洞。
　　那些刀口的痕迹后来长好了，皮肤愈合了，但留了一条浅褐色的疤。不仔细看的话不太明显，在手腕的内尺侧，细细的，像一条画上去的线。他的手很白，那条线就显得清楚了一些，次数多了，颜色也越来越深。
　　后来他再也没有用过那把美工刀，不是因为他不想了，是因为他找到了别的方式——更忙的手术，更长的夜班，更拼命的努力。
　　但那条疤一直都在。
　　他穿长袖的白大褂，袖子盖住了手腕，没有人看到过。
　　除了江渡。
　　那天晚上在办公室，江渡握住他的手腕，拇指正好按在那条疤上。沈愈白感觉到江渡的手指在那里停了一下，很轻，很短的停顿，像在读一行盲文。然后江渡的手指移开了，什么都没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