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咸湿的夏天》邱莹莹

6、第 6 章

　　第六章寄往江西的信

　　那封寄往江西的信，是邱莹莹用左手写的。

　　这听起来像一个间谍故事里的桥段——两个十三岁的女孩躲在宿舍的蚊帐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手电筒的光打在一张从练习册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邱莹莹趴在凉席上，左手握着圆珠笔，一笔一划地写，字歪歪扭扭的，像一群喝醉了酒的蚂蚁在纸上爬。黄婉真盘腿坐在她旁边，手里举着手电筒，光柱稳稳地照着纸面，呼吸声压得极低极低，像是在进行一场需要绝对安静的秘密行动。

　　用左手写信是邱莹莹的主意。期末考试前的那一周，她忽然在某节自习课上转过头对黄婉真说了一句话：“信我来写。”

　　黄婉真愣了：“你不是说你文笔不好吗？”

　　“我不是写内容。”邱莹莹说，“我抄。你把你想说的话写好，我用左手抄一遍。这样就算别人看到信，也认不出是你的字。”

　　黄婉真盯着她看了三秒钟。邱莹莹以为她会质疑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比如你的左手能写字吗，比如你左手写的字会不会像鬼画符一样谁也看不懂，比如这个主意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但黄婉真没有。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嘴角慢慢浮起一个弧度——不是那种她平时惯用的、带着点聪明人优越感的微笑，而是一种真正的、被什么东西暖到了的笑。

　　“你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意外。”黄婉真说。

　　“是好的那种意外还是坏的那种？”邱莹莹问。

　　“好的。”黄婉真说，“当然是好的。”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黄婉真负责起草信的内容，邱莹莹负责誊写——用左手。那几天下午放学后，两个人哪都没去，就窝在教室里，黄婉真趴在桌上写草稿，邱莹莹坐在旁边看。黄婉真写了撕，撕了写，废纸团堆了满满一抽屉。邱莹莹也不催她，就安静地坐在旁边翻那本已经翻了三遍的《泡沫之夏》，书页都卷了边，封面上的字被磨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白色的纸胎。她翻到某一页停住，盯着书上的一段话看了很久——“他走的那天我没有哭。不是不难过，而是眼泪太轻了，载不动那么重的告别。”她以前觉得这句话很矫情，现在她觉得，写这句话的人大概是真的经历过什么。

　　最后黄婉真在信里写了七件事。

　　第一件，是她托他做的事——替她见爸爸最后一面。她说她的爸爸叫黄国良，三年前因肝癌去世，葬在晋江的一座小山上。她说她没能见到爸爸最后一面，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所以她请求他，在他爸爸还在的时候，握着他的手，替他叫一声爸爸，也替她叫一声。因为她没能做到的事，希望有人能替她做到。

　　第二件，是关于台风那晚的竹林。她说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那天晚上她为什么跑到竹林里去。不是因为躲台风——没有人会在台风天往外面跑，除非她心里已经有一场更大的台风。她说她那天傍晚听他说完所有的事之后，回到宿舍，坐在床上，忽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宿舍的墙壁在向她逼近，天花板在往下压，同学们的呼吸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要把她淹没。她必须出去。她必须去一个能让她喘气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只能是竹林——因为他们第一次真正说话，就是在竹林里。她说后来他走了以后，竹林被台风毁了，她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那个地方太疼了，毁了反而好。

　　第三件，是道歉。她说对不起，那天在竹林里她碰了他的手，又缩回去了。她说那不是一个拒绝的动作，而是一个被自己的回忆吓到了的动作。她触碰他的那一刻，想到了自己的爸爸。想到爸爸的手在她最后一次见他时，也是这样放在医院的白色床单上，手背上扎着输液针，指节因为消瘦而骨节分明。她忽然就害怕了——害怕再一次失去一个她在乎的人，害怕命运会像带走爸爸一样带走他。所以她的手缩了回去。那不是退缩，是一种创伤后应激反应——当然她信里没有用这个词，她说的是“就像被烫了一下，不是火烫的，是冰烫的”。

　　第四件，是介绍邱莹莹。她说有一个女生每天早上在走廊上假装系鞋带看他，看了整整一个学期。那个女生是她在这个学校最好的朋友，叫邱莹莹——邱少云的邱，莹是荧光色的莹。她说邱莹莹傻、笨、一根筋，但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她说台风那晚她跑出来找她，脚被竹子扎破了流了好多血也没喊疼。她说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能不能假装不经意地走到六班门口，跟邱莹莹说一句话——什么话都行，哪怕是“借过”也行。因为有些人，你只要跟她说一句话，她就能记一辈子。

　　第五件，是钱。她说铁盒里的钱是她攒了三年的压岁钱，一共七百四十六块三毛。她本来想攒够一千块给自己买一辆自行车——不是那种女式弯梁的，是山地车，有变速器的那种，骑起来很帅。但是她觉得他比她更需要这七百四十六块三毛。她说这不是施舍，也不是同情，是一个朋友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能拿出来的全部。她说他没有权利拒绝，因为这些钱不是给他的——是给他妈妈的。他妈妈在医院陪了那么久的床，一定很累。用这些钱给他妈妈买点好吃的，买件新衣服，或者买一张从江西来石狮的车票，回来看看他读过书的地方。

　　第六件，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爸爸走的时候疼不疼？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铺垫，就那么直接地、突兀地放在了第六件事的开头。她说她自己的爸爸走的时候，她不知道他疼不疼。她没有见到最后一面，没有人告诉她细节，她妈妈把一切都藏了起来，像藏一个肮脏的秘密。但越是不告诉她，她就越是想知道。所以她问他——你爸爸走的时候疼不疼？如果他疼，你能不能告诉我他疼成什么样？如果你不想回答也没关系，我理解。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最后一刻叫他爸爸？你有没有握着他的手？你有没有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十岁小女孩完成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第七件，是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就在某个夏天，来石狮看看海吧。”

　　黄婉真把草稿递给邱莹莹的时候，手指在发抖。那密密麻麻的两页纸，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不是用墨水写出来的，是用骨头里的髓写出来的。邱莹莹接过稿纸的时候看见黄婉真的指尖是白的，被笔杆压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子，像一个刚刚卸下重担的人肩上的勒痕。

　　“你不看一遍？”黄婉真问。

　　“我等会儿抄的时候再看。”邱莹莹说。

　　她撒谎了。她只是想找个借口把脸埋进纸里——因为她怕黄婉真看到她眼眶里正在打转的东西。

　　那天晚上熄灯之后，邱莹莹打着手电筒趴在床上，开始用左手抄信。她选了黄婉真睡着以后的时间——不是怕被管宿舍的阿姨发现，而是她不想让黄婉真看到她抄信时的样子。因为每抄一句，她都要停下来，盯着那些字发一会儿呆。

　　“……碰了他的手，又缩回去了。那不是一个拒绝的动作，而是一个被自己的回忆吓到了的动作。”

　　邱莹莹抄到这一句的时候，手电筒的光抖了一下。她停下来，把脸埋进枕头里，闷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继续抄。

　　“……有一个女生每天早上在走廊上假装系鞋带看他，看了整整一个学期。她是我在这个学校最好的朋友，叫邱莹莹。”

　　抄到这一句的时候，邱莹莹忍不住无声地笑了。黄婉真还真是什么都敢写。把她的名字写进信里，寄给一个她暗恋了一整个学期却只跟她说过不超过十个字的男生——这件事放在两个月前，大概会让她羞耻到想把自己埋进操场上的煤渣跑道里。但现在她不在乎了。不是因为她不喜欢黄星源了，而是因为有一件事变得比喜欢他更重要——帮黄婉真完成这个心愿。黄婉真曾经因为想到她而收回了手，她欠黄婉真一个偿还。虽然黄婉真从来没有要求过她偿还，但友谊这件事，从来不是欠了才还，而是因为在乎所以心甘情愿。

　　抄到第六件事那两个问题的时候，邱莹莹的左手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手腕在发抖，每一个字都越写越歪，但她没有停。她咬着嘴唇，把笔握得更紧了，笔杆在指节上压出了又一道红印子。她从来没有用左手写过这么多字——她甚至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左手可以写字。但今天她做到了。原来一个人为了帮朋友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是可以做到自己以为做不到的事情的。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就在某个夏天，来石狮看看海吧。”

　　最后一句抄完，邱莹莹放下笔，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信纸被她握得微微发皱，边角沾了一小块手汗洇湿的印子。她把它摊平，用英语书压住四个角，关掉手电筒，在黑暗中躺了下来。

　　蚊帐在头顶微微晃动着。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了一半，光影从窗户投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个模糊的银白色的框。她听到对面下铺翻了一个身——黄婉真也没有睡着。但她们都没有说话。有些夜晚是不需要语言的，就像有些话是不需要说出口的。沉默本身已经足够响亮了。

　　第二天一早，她们去传达室寄信。

　　传达室的老头姓胡，大家都叫他胡伯。胡伯大概六十来岁，秃顶，剩下的一圈头发是灰白色的，常年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原色的蓝色中山装。他的工作很简单——接电话、收快递、给各个班级分发报纸。传达室有一部黑色的座机电话，放在窗台上，电话线缠成一团乱麻。窗台上有厚厚一沓落满灰尘的信件和明信片，都是寄给已经毕业了的学生的，无人认领，被太阳晒得褪了色，像一个无人问津的记忆堆积站。

　　“胡伯，寄信。”邱莹莹把那封信从口袋里掏出来。她掏的时候很小心，像是掏一件易碎品。

　　胡伯从老花镜上方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站在她身后的黄婉真一眼。“寄哪里？”

　　“江西。”黄婉真说。

　　胡伯把老花镜摘下来，用镜腿指了指窗台上一个落满灰的邮资表。“江西哪里？江西大了去了。九江？南昌？赣州？你总得有个地址吧？”

　　黄婉真愣了一下。她确实不知道具体地址。她只知道黄星源老家在江西，但江西哪个市、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她一概不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缺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地址。

　　“我们——”邱莹莹接过话头，“我们是寄给一个同学的。他转学走了，我们不知道具体地址，但学校应该有他老家的联系地址吧？三班。初一三班。黄星源。”

　　胡伯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上，盯着邱莹莹看了好一会儿。那目光很复杂——不是凶，也不是怀疑，而是一种老年人独有的、见过了太多世事之后才有的审视。他的眼珠有一点浑浊，瞳仁边缘泛着一层淡淡的灰蓝色，但邱莹莹觉得那层浑浊背后的东西是清澈的，清澈到能看穿她们心里所有的秘密。

　　“初一三班。”胡伯重复了一遍，把这三个字在嘴里嚼了嚼。然后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破旧的牛皮纸档案袋，封面上写着“学生档案”四个毛笔字。他打开档案袋，用手指蘸了蘸舌头，一页一页地翻。纸张发黄发脆，边缘打了好几个卷，翻动的时候发出干涩的沙沙声，像一个老人在清嗓子。

　　黄婉真站在邱莹莹身后，双手交叉握在身前，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裙摆的一角。邱莹莹感觉到她的紧张像一股电流从她身体里传到空气中——因为她自己的心跳也加速了。

　　翻到某一页的时候，胡伯停住了。他低头看了看，又抬起头看了看面前两个女孩，然后又低头看了看。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很快又展开了。

　　“黄星源。初一三班。家长电话留了一个——”他报出一串数字，又翻了翻，“户籍地址也有。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

　　黄婉真的手从裙摆上松开了。她无声地吸了一口气，眼眶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邱莹莹赶紧从书包里掏出纸笔，把那个地址记了下来。字写得飞快，笔画全连在一起，但她确定自己能认出来。

　　“谢谢胡伯！”邱莹莹说，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胡伯把档案袋合上，放进抽屉里。他摘下老花镜放在档案袋旁边，看着邱莹莹和黄婉真。他用那副老花镜的镜腿敲了敲桌沿，节奏很慢，像某种古老的暗号。

　　“那个娃儿——”胡伯忽然开口了，声音干哑得像砂纸，“台风天走的那天早上，是你们谁送的信？”

　　黄婉真和邱莹莹同时僵住了。

　　胡伯没有等她们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他走之前来传达室打过一个电话。打给他妈的。他问他妈，爸还在不在。他妈说还在。他说好，我马上就回来。挂了电话以后他在这儿站了一会儿，我看到他站了好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白白的那种信封——放在窗台上，又拿起来，又放下。来来回回好几趟。”

　　胡伯停了停。传达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动，咔哒咔哒咔哒，像一颗缩微的心脏在跳。窗外有一棵被台风打歪了的凤凰树，影子斜斜地投在窗台上，像一道永远扶不正的门框。

　　“最后他问了我一句话。”胡伯说，“他问，胡伯，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

　　邱莹莹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猛地跳了一下，撞得肋骨生疼。

　　“我说有。”胡伯说着，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露出一个只有老人才有的、把往事嚼烂了咽下去又反刍出来的笑，“他说，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我说，就是你会想给她写信的感觉。”

　　黄婉真低下了头。她的下巴抵着锁骨，头发垂下来遮住了整张脸。邱莹莹看不到她的表情，但她看到黄婉真的肩膀在轻轻地、有节奏地起伏——她在调整呼吸。那呼吸的频率和她每次在面对某种巨大情绪时一模一样。

　　胡伯看着她们两个，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上，拿起窗台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茶。茶水已经凉了，杯壁上的茶垢厚得像一层深褐色的釉。

　　“信放这儿吧。”他说，“我帮你们填邮编。江西于都的邮编，我熟。”

　　“您怎么——”邱莹莹话说到一半就止住了。她想问“您怎么知道于都的邮编”，但她忽然意识到，一个在传达室坐了几十年的老人，大概帮无数个学生寄过无数封信。那些信里，大概也有寄往江西于都的。也许不止一封。也许有一个故事。也许他刚才说的“有”，不只是一个字。

　　邱莹莹把那封用左手写成的信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信封是黄婉真选的——白色的，没有图案，最普通的那种，一角钱一个。信封上的字是邱莹莹用左手写的，歪歪扭扭的，像一群找不到家的小蝌蚪。收件人：黄星源。寄件人：两个在石狮等你看海的女生。

　　没有写真实姓名。她们商量过的——不能写真名。万一信被他妈妈看到，万一他妈问“黄婉真是谁”，万一村里的人七嘴八舌——她们不想给他添任何麻烦。所以寄件人那一栏写的是一个代号，一个只有黄星源能认出来的代号。

　　“竹林的蝉。”

　　胡伯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又看了一眼邱莹莹。“左手写的？”

　　邱莹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嗯。”

　　“怪不得。”胡伯说，没有追问原因。他把信拿起来，放进一个装待寄信件的铁皮盒子里。那个盒子已经有不少信了——大多是学校通知之类的公函，牛皮纸信封，盖着学校的红章，工整而冰冷。那封歪歪扭扭的信躺在它们中间，像一群灰鸽子里面混进了一只白蝴蝶。

　　“两个女娃子。”胡伯盖上铁皮盒子的盖子，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信会寄到的。但是人会不会回来，这个不归邮局管。”

　　他说完这句话就低下头继续看他的报纸了。报纸是昨天的《石狮日报》，头版头条写的是“全市生产自救，台风灾后重建有序推进”。他翻了一页，报纸哗啦啦地响。

　　邱莹莹和黄婉真站在传达室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黄婉真说了一句“谢谢胡伯”，然后拉着邱莹莹的手转身走了。走出两步，身后传来胡伯的声音，不急不缓的，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叮嘱——

　　“那个叫黄星源的，走的那天在传达室外面站了很久，你们知道他在看什么吗？”

　　邱莹莹和黄婉真同时回过头。胡伯的报纸挡住了他的脸，只露出半个秃顶和一圈灰白的头发。

　　“他在看操场边那几棵芒果树。台风来之前，树上结了好多青芒果。他说他本来想摘一颗带走的。但他想了想，又没摘。他说——留着吧，等夏天过完了，它们就黄了。”

　　胡伯把报纸翻到下一页，像是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后面的他也不知道了。

　　邱莹莹和黄婉真走出传达室的时候，太阳正正地照在操场上。操场边那几个被锯掉的芒果树留下的大坑还在，坑里的积水被太阳晒得蒸腾出白蒙蒙的热气。断口上的木茬是惨白色的，边缘已经晒干了，裂出一道道细密的纹路，像一张张合不拢的嘴。她忽然想——黄星源说的那些青芒果，大概已经在台风里被吹掉了。它们没有等到黄的那一天。

　　但这封信也许会等到回音。

　　“你觉得他会回信吗？”邱莹莹问。

　　“会。”黄婉真说，然后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语气从刚才的斩钉截铁变成了不确定，“可能吧。希望会。”

　　“他收到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邱莹莹开始想象，“大概刚从工地回来，身上全是灰，手是黑的，然后他妈妈递给他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左手写的，歪歪扭扭的。他肯定一眼就认出来不是你的字——你字那么好看。但他肯定也知道，为什么不是你的字。”

　　黄婉真没有说话。她低着头走路，每一步踩在水泥地上的间隔完全相同。

　　“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傻？”邱莹莹又说，“寄七百四十六块三毛钱，还有一封左手写的信。万一他已经把我们忘了呢？”

　　“不会的。”这次黄婉真的声音很坚定。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说过。”黄婉真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邱莹莹。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把她的轮廓勾勒得很清晰——瘦瘦的肩膀，长长的脖子，微微昂起的下巴。“台风前一天他来找我，跟我说他要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谢谢你们。”

　　邱莹莹的心脏漏了一拍。“你们”这个称谓里，有她。有那个每天早上在走廊上擦栏杆的女生。

　　“他说谢谢谁？”

　　“谢谢我们。”黄婉真说，“他说他知道三楼的走廊上每天早上有一个女生，也知道那个女生的旁边总是有另一个女生。他说他每次打球的时候，如果往看台那边看，能看到六班的两个女生坐在角落里。一个在假装看书，一个在假装吃冰棍。但实际上都在看他。他自己说着说着就笑了，说他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因为他投篮也没那么准。”

　　邱莹莹张大了嘴巴。他看到了。他什么都看到了。那些她以为藏得天衣无缝的眼神，那些她以为只有自己知道的偷看，那些她蹲在走廊上假装系鞋带的早晨——他全都知道。

　　她的眼眶一下子热了。不是感动，不是欣喜，而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上来的情绪。像是一个小偷在某天忽然得知，被盗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在偷东西，但他没有报警，没有声张，只是偶尔会把一些东西放在她容易偷到的地方。

　　“他为什么不早说？”邱莹莹的声音有点委屈。

　　“大概因为他也没想好怎么说。”黄婉真笑了一下，“或者因为他觉得，被人偷偷喜欢，是应该假装不知道的。这才是对那份喜欢的尊重。”

　　邱莹莹低下头，用鞋子蹭着地上的水泥缝。水泥缝里长出了几根细细的野草，被太阳晒得发蔫。她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事实——她暗恋了一整个学期的少年，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在看他。他每天早上从操场走过的时候，明知道楼上有一双眼睛在追着他的影子，却从来不抬头，不戳破，不给她任何尴尬的机会。他保持着一种得体的、温柔的不知情——这是黄星源式的温柔，一种不用言语表达的、藏在不抬头里的温柔。

　　“所以他走的那天抬头看我了。”邱莹莹说，像是终于把拼图拼上了最后一块，“他以前从来不抬头。”

　　“他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了。”黄婉真说，“他想让你知道，他一直是知道的。”

　　邱莹莹深吸了一口气，把涌上来的眼泪硬生生地憋了回去。她还有正事要做——信还没正式寄出去，邮编还没填，邮票还没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走吧。先去买邮票。”她说。

　　两个人去学校小卖部买邮票。小卖部的老板娘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姓蔡，大家都叫她蔡阿姨。蔡阿姨的小卖部是一个铁皮棚子，挨着食堂的墙搭建的，里面有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东西——方便面、薯片、文具、袜子、针线包、还有一柜子落满灰尘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邱莹莹那本《泡沫之夏》就是从这里租的，押金五块，租金一天两毛。

　　“邮票？”蔡阿姨在柜台后面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最后从一个装棒棒糖的玻璃罐子后面翻出了一版邮票。邮票被糖罐子压了不知道多久，背面都粘上了彩色的糖纸碎屑，看起来花花绿绿的。邱莹莹接过邮票，小心翼翼地撕下来一张——面值八毛，图案是祖国的山河，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上面印着“黄山”两个字。

　　她把邮票递给黄婉真。“你贴吧。”

　　黄婉真接过邮票，又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还在，她把邮票翻过来，用蔡阿姨递过来的胶水在背面涂了一层，然后工工整整地贴在信封的右上角。她贴得很慢，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先用手指把邮票的四条边压平，再用指甲把翘起来的边角一一按实，每一个动作都是慢的、用力的、一丝不苟的。邮票贴得端端正正，和信封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好了。”黄婉真说，把信封举起来对着阳光看了看。阳光从薄薄的信纸里透过来，把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迹映成一个模糊的灰色影子，像一片被压缩了的、等待释放的心事。

　　“走吧，去寄。”邱莹莹拉着她的手往传达室走。

　　这次她们没有再犹豫。黄婉真亲手把信塞进了传达室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筒里。邮筒是铁的，油漆已经斑驳了，“中国邮政”四个字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信封落进邮筒的那一刻发出了一声轻微的闷响——噗——像一片叶子落在了水面上。那声闷响在安静的中午显得格外清晰，像一个句号落在了纸上。

　　两个女孩站在邮筒前面，看着那条窄窄的投信口，沉默了大概有十秒钟。

　　“寄到了吗？”邱莹莹问，问完就觉得自己傻——信才刚投进去，怎么可能知道寄没寄到。

　　“寄到了。”黄婉真却用一种确定的语气回答了她，然后把手从邮筒上收回来，拍了拍掌心不存在的灰，“走吧。回去复习。明天考数学，你方程还不会解。”

　　邱莹莹痛苦地哀嚎了一声，然后两个人肩并肩走回了教学楼。

　　那天晚上，邱莹莹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画面。不是黄星源走那天朝她挥手的画面——虽然那个画面在她记忆里从未褪色——而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只存在于她想象中的画面。

　　画面里有一个灰扑扑的小村庄，村口有一棵歪脖子树，树下有一个旧旧的信箱——绿色的，和凤里中学传达室门口那个一样斑驳。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从土路上过来，把一封信塞进信箱里。然后一个少年——比她记忆里更瘦一些、更黑一些、手上有更多茧的少年——打开信箱，拿出那封信。他低头看到信封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左手字，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慢慢拆开，掏出那张折了两折的横格纸。他站在歪脖子树下读完第一行字，然后蹲了下去，把信纸贴在胸口。

　　“他会不会哭？”邱莹莹在黑暗中问。

　　对面的下铺没有回答。过了很久，黄婉真的声音才传过来，轻得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竹叶。

　　“我希望他不要忍着。”

　　暑假前的最后一周，石狮热得发了疯。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每天都趴在三十五度以上，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被太阳晒软了，踩上去脚底会微微下陷，留下一道浅浅的鞋印。教室里的吊扇开到了最大档，但转出来的风是热的，像是有人把吹风机对准了每一个人的脸。期末考试就在这样的高温中来了又走了，像一场不轻不重的感冒，来的时候紧张得要命，考完了才发现不过如此。

　　邱莹莹考完最后一门英语，交卷的时候在试卷背面画了一只猪头。不是因为她都会做——恰恰相反，她大概有一半的题都是蒙的——但她已经不在乎了。她现在在乎的事情比分数大得多。

　　走出考场的时候，她看见黄婉真靠在走廊的栏杆上等她。黄婉真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刚考完试的样子——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整整齐齐，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刚上完一节普通的自习课。但邱莹莹注意到她的手指又在裙摆上画圈，一圈套一圈，像树的年轮。那是她紧张或心事重重的标志。

　　“考得怎么样？”黄婉真问。

　　“英语大概会死。”邱莹莹诚实地回答，“数学大概会死得更惨。”

　　“没事，暑假我给你补。”黄婉真说，然后顿了一下，补了一句，“如果暑假我们还能见面的话。”

　　邱莹莹本来想开个玩笑说“你这话说得好吓人，好像你要去干什么坏事一样”，但她看到黄婉真的表情，把玩笑话咽了回去。黄婉真的表情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在做什么心理准备的样子。

　　“怎么了？”邱莹莹问。

　　黄婉真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把两只手搭在栏杆上，目光投向操场尽头那片被台风毁掉的竹林废墟。竹子已经彻底枯死了，残留的竹竿从土黄色变成了灰白色，像是插在地上的一排骨头。旁边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几棵新的野草，绿得扎眼，在一片枯黄中兀自生长着。

　　“莹莹，暑假我要去我妈那里。”黄婉真说，声音在闷热的风里显得有些发飘，“她在晋江的市场卖菜，暑假是旺季，她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得去帮忙。”

　　“那挺好的啊。”邱莹莹说，“至少你还有妈妈。”

　　话说出口的同时她就后悔了——她想起黄婉真的爸爸。但黄婉真没有在意。

　　“我知道。”黄婉真说，“但是去了我妈那里，我就不能给你补课了。也没有冰棍吃了。也没有人跟你一起在台阶上看晚霞了。”她的声音在说到“没有”这两个字的时候，微微颤抖了一下。那个颤抖很轻，轻到如果邱莹莹不是和她并肩站在一起，如果不是她们的手臂几乎贴着手臂，她大概会错过。

　　邱莹莹把手从栏杆上拿下来，在口袋里摸了摸，摸出一块水果糖。是那种最便宜的橘子味硬糖，蔡阿姨小卖部里一毛钱两颗的那种。她把糖塞进黄婉真的手心里。

　　“暑假才多久啊，”她说，声音故意放得很轻松，“两个月而已。开学你就回来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传达室看有没有江西来的信。”

　　黄婉真把糖攥在手心里，那颗被体温捂热的糖硌着她的掌纹，棱角硌得她微微发疼，但她没有松手。

　　“如果有呢？”黄婉真问。她问这句话的时候转过头来看着邱莹莹，眼睛里有光——不是泪水折射的亮，而是一种带着希望又害怕希望落空的、矛盾的、脆弱的亮光。

　　邱莹莹想了一下，然后笑了。

　　“如果有，我们就再去买一根冰棍。你吃绿豆的，我吃红豆的。然后坐在台阶上，你念给我听。”

　　黄婉真没有再说话。她把糖剥开，橘子味在闷热的空气里弥漫开来，香精的味道浓郁得有点发腻，但两个人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黄婉真把糖含在嘴里，鼓起一边的腮帮子，然后重新趴在栏杆上，看着远处海面上的粼粼波光。

　　“你说他现在在干什么。”她问。这不是一个问句，她说过太多次了，每一次都不是在问——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在想他。我和你在想他。我们一起在想他。

　　邱莹莹从她手里接过糖纸，把它展平了对着阳光看。橘色的玻璃纸，半透明的，阳光透过它变成了温暖的橙红色，像一小块凝固了的夕阳。她把糖纸叠成一个小小的正方形，放进口袋里。

　　“可能在搬砖吧。”邱莹莹说，“也可能在给他妈妈做饭。也可能坐在他家门口那棵不知道什么树下面，看天。他可能不知道我们在想他。但他应该知道——那封信已经在路上了。”

　　那封信确实在路上了。绿色邮筒里的铁皮盒子，胡伯填好邮编的信封，蔡阿姨玻璃罐子后面翻出来的黄山邮票，左手写的歪歪扭扭的字，两页被手汗浸皱的横格纸，七百四十六块三毛钱，一个叫“竹林的蝉”的落款，一个被托付去完成的心愿，和一个不需要回信但依然在等待回信的夏天。

　　它们都在路上了。

　　暑假开始的第三天，黄婉真走了。她妈妈坐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来学校接她，摩托车后座绑着一个装菜用的塑料筐，筐沿上还沾着几片烂菜叶子。黄婉真背着书包坐上后座，手里拎着一个装衣服的塑料袋——没有行李箱，没有新书包，只有一个塑料袋。摩托车发动的时候，邱莹莹站在宿舍楼门口朝她挥手。黄婉真也朝她挥手，挥到摩托车拐出校门看不见了，两只手才放下来。

　　邱莹莹一个人走回空荡荡的宿舍。她和管宿舍的阿姨申请了留校——她爸妈还在广东，她回去也是一个人，不如在学校待着。学校暑假期间允许少数特殊情况的学生留校，但需要每天到传达室签到。邱莹莹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她也没地方可去。

　　黄婉真走后的第三天，她去传达室看有没有信。

　　胡伯说没有。

　　第五天，她又去了。

　　还是没有。

　　第十天，她去的时候，胡伯正趴在桌上睡午觉，电风扇对着他的秃顶呼呼地吹，把他仅剩的那圈灰白头发吹得飘了起来。窗台上的铁皮盒子里空空如也，连公函都没有——暑假期间学校不收任何信件。

　　邱莹莹站在传达室门口，手搭凉棚挡住刺眼的阳光，看了一眼远处的村道。村道被太阳晒得冒出了热浪，空气在地表扭来扭去，像一层看不见的火苗。没有邮递员的影子。没有自行车的铃声。没有从江西来的任何音讯。

　　她转身走回了宿舍。

　　第十五天，她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根冰棍。红豆的。然后坐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一个人吃。冰棍化得很快，汁水沿着手指往下流，她舔了舔手背，发现红豆味没有以前和黄婉真分着吃的时候那么甜。

　　不是冰棍的问题。是分享让甜味加倍，孤独让甜味减半。

　　第二十天，她开始给黄婉真写信。没有寄出去——她不知道黄婉真在晋江的具体地址，黄婉真走之前说“等我到了给你打电话”，但学校传达室的电话暑假期间不转接。所以她只是写，写完了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现在已经有三样东西了——化掉的冰棍，黄婉真写给她的信，还有她自己写的没有寄出去的回信。

　　第一封回信里她写了这样一段话——

　　“婉真，今天我去传达室了。没有信。胡伯说有信会告诉我，他让我不要每天都来。但我不信他。我觉得他可能看漏了。那个铁皮盒子很深，信有可能掉到角落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去翻一遍。我知道这很傻。”

　　第二封回信里她写道——

　　“今天我在操场上看到了一颗青芒果。芒果树不是都被台风刮倒了吗？但这颗是新长出来的。它从一棵还活着的芒果树断枝上冒出来，很小很小，只有拇指那么大，青青的，硬硬的。我看了它很久。我想起胡伯说的那句话——黄星源本来想摘一颗带走的，但他没摘。他说留着吧，等夏天过完了，它们就黄了。这颗芒果是新长的，不是他说的那一颗。但我觉得，如果它在夏天结束之前能变黄，他就会回来。”

　　第三封回信她只写了一行字——

　　“我今天吃了两根冰棍。一根红豆，一根绿豆。然后拉肚子了。”

　　她后来没有把这句话划掉。她觉得黄婉真看到这句话会笑出来。而让黄婉真笑出来，是她觉得暑假里最重要的事。比收到江西的回信更重要。比数学考及格更重要。比她自己开心更重要。

　　八月的一天，石狮下了一场来去匆匆的雷阵雨。雨很大，但不是台风那种毁天灭地的下法，而是夏天特有的、猛烈而短暂的午后暴雨。雨停之后，天边挂了一道彩虹，从海面这边一直跨到山那边，像一座彩色的桥。操场上的积水映着彩虹的倒影，浑浊的水洼变成了七种颜色，美得不太真实。

　　邱莹莹跑到传达室去翻铁皮盒子。

　　铁皮盒子里躺着一封信。

　　她的心跳停了一拍。

　　然后她看到了信封上的字——不是左手写的，是印刷体。不是江西来的，是学校教务处寄给王老师的公函。暑假教师培训通知。

　　她把公函放回铁皮盒子里，走到传达室门口，在门槛上坐了下来。雨后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混着海风吹过来的腥咸。她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看着那道彩虹一点一点地褪色，从浓变淡，从淡变无，最后消失得干干净净。

　　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对坐在里面看报纸的胡伯说了一句“胡伯我明天再来”，然后走回了宿舍。

　　胡伯从报纸后面探出头，看着那个女孩的背影消失在操场尽头。他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自言自语了一句连他自己都没听清的话。

　　信还在路上。

　　七月寄出的信，经过石狮的邮局，经过泉州的转运中心，经过福建和江西之间无数个不知名的县城和乡镇，在八月初的某一天，被一个骑自行车的邮递员塞进了赣州市于都县某个村庄村口那只歪歪扭扭的绿色信箱里。

　　而那个坐在石狮海边的女孩还不知道——

　　回信，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