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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 10 章 等待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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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日子像河面上的浮萍,看着不动,其实一直在漂。
每天放学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不再是放下书包,而是看桌上有没有信。没有。第二天再看,还是没有。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泽安把那个位置一直空着,像在等一个必定会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客人。
第五天的时候,索菲亚问我:
“要是信来了,录取了,你要怎么办?”
我看着她。
“信来了以后,”我说,“我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了。”
“你现在不知道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确实不知道。
索菲亚没有追问。她从书包里掏出一包饼干,掰成两半,一半给我。“吃。你有低血糖,别到时候晕倒在信箱前面。”
索菲亚记住了我所有的毛病。爱睡觉,低血糖,做实验的时候会自言自语,看电路图的时候咬笔帽。这些毛病连我自己都不全记得,她替我记着。有时候我想,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另一个版本的你,那个版本比你更关心你。
那天晚上,泽安接到一个电话。
是法比奥——他在里约做电工的那个技校同学。电话是打到座机上的,我正好在厨房热牛奶,顺手接了。
“喂?”
“泽安在吗?”那边声音很年轻,带着里约人特有的那种拖腔,尾音往上翘。
“等一下。”我拿着听筒走到客厅,“泽安,电话。法比奥。”
泽安从外面进来,手还是湿的,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才接过听筒。他“嗯”了一声,然后听了一会儿,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又松开了。
“什么时候?”他问。
那边说了一长串。我听到几个词:里约、工作、工资、机会。
“我考虑一下。”泽安说。然后挂了。
他挂了电话以后站在那儿,手还握着听筒,没放回去。我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肩膀比去年宽了一点,不是长胖了,是干活干的。肩膀的肌肉线条隔着T恤也能看出来,像河岸被水冲刷出来的棱角。
“法比奥说什么?”我问。
“问我去不去里约。有工地的电工活,比这里钱多。”
我的心脏跳了一下。“你要去?”
他沉默了几秒,把听筒放回座机。“不去。”
“为什么?”
他没回答。他走到厨房,把灶台上的牛奶关了火——我忘了关,牛奶差点溢出来。他倒进杯子里,端过来放在我面前。
我看着那杯牛奶。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奶皮,用勺子挑起来,下面冒着热气。
牛奶的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星期六上午,明薇来我家,带了一本她刚从圣保罗买回来的物理竞赛题集——她爸爸上周去圣保罗进货,顺便带回来的。书很厚,封面是深蓝色的,印着白色的公式,看起来像一片浓缩的夜空。
“送你的。”明薇把书放在桌上。
“你不是要留着做题吗?”
“我又做不完。”她说,“而且,”她顿了顿,“你要是去圣保罗了,这些东西用得上。”
我翻开书。扉页上写着她的名字——李明薇,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线下面又写了一行小字:“给安南。你会走得很远。”
我把书合上,抱在怀里。
“明薇,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一个人走,好像不是因为自己想走,而是因为世界推着你走?”
明薇想了想。“那要看推你的是什么人。如果是爱你的人,推你走是为了让你去更好的地方。”
“那留下的人呢?”
“留下的人,”明薇的声音低了下去,“留下的人有他们的路。”
我和明薇坐在河边看书的时候,阿披查骑车经过。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工具箱,里面应该是五金店要送的货。他看见我们,减了速,但没有完全停下来——他不太会跟女生说话,尤其是两个女生坐在一起的时候。
“阿披查!”我叫住了他。
他把车停下来,一只脚撑在地上,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哥在不在店里?”
“不在。他上午来过,买了几个接线端子,然后就走了。说去东边修水泵。”
“哦。”
阿披查犹豫了一下,好像在想要不要说接下来的话。最后还是说了:“你哥……他最近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说不上来。”阿披查挠了挠后脑勺,他的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就是,比以前更不爱说话了。比以前更……怎么说,心不在焉?上次他买接线端子,给了钱忘了拿东西就走了。我追了半条街才追上他。”
阿披查说完就骑车走了,像是怕我再追问。
明薇看了我一眼。她没说话,但她的眼睛在说:你哥在想你的事。
我在想他的事。我们两个人,像两条鱼,各自在水里游,但游的是同一条河,呼吸的是同一片水。我的心跳快了的时候,他的会不会也快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买接线端子的时候忘了拿接线端子——夏泽安,那个把每一分钱都用得明明白白、把每一根电线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夏泽安,忘了拿他付了钱的东西。
周日晚上,妈妈又打电话来了。
这次信号比上次好一点,但还是断断续续的,像一条被揉皱了的纸带。她说店里生意还行,说最近腰不太好,说隔壁店的老王回中国了,说圣保罗的华人区新开了一家超市。
我听她说。她说话的时候,我能想象她的样子——围裙上全是油渍,头发用一个黑色的夹子别在耳后,手里永远拿着一个锅铲或一个勺子。她的声音在我脑海里是有形状的。
“安南,你还在吗?”
“在。”
“你哥呢?”
“在旁边。”
“让他接一下电话。”
我把听筒递给泽安。他接过去,说了一声“妈”。然后就是漫长的沉默。他在听,听他妈说那些他早就知道的事情——钱、工作、照顾好妹妹。他“嗯”了两声,又“嗯”了一声。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平,但我知道那是他用全部力气压平了的:
“她申请了圣保罗的预科。在等结果。”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妈妈的声音变大了,隔着电话线、隔着几千公里、隔着餐馆后厨的油烟和嘈杂,我听到她说了一句非常清晰的话:
“让她去。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泽安没有回应这句话。他把听筒递给我。
“妈,我在。”
“安南,妈妈跟你说,你一定要去。妈妈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你不能跟妈妈一样。你哥哥已经……”她的话断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你哥哥已经为我、为这个家付出够多了。你不能再欠他的。”
“妈——”
“你是妹妹,但你不能什么都靠他。他也要有自己的日子过。”
电话那头传来有人在喊“老板娘,三号桌加一份炒饭”。妈妈应了一声,匆匆说了句“妈妈先忙了”,就挂了。
我握着听筒,听着嘟——嘟——嘟——的声音。每一次的嘟声都像一个字,拼出来就是:走。走。走。
泽安站在旁边,看着我。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张安静的、波澜不惊的脸。但他的眼睛不一样了。那双眼睛里有一样东西,我以前没在里面见过。我花了三秒钟才认出那是什么。
是恐惧。
他不怕黑。不怕蛇。他在害怕什么?
我突然明白了。
他害怕的,是妈妈说的那句话——“你不能再欠他的。”
“泽安。”我叫他的名字。
他看着我。
“我去。”我说,“如果录取了,我去。”
他的眼睛动了一下。那道我以为是恐惧的东西,在那一刻变成了别的什么。我认不出那是什么。也许是一种被理解了之后的、巨大的、无处安放的——感激?不。不是感激。是比感激更重的东西,重到他的眼睛装不下,就漏了一点出来。
只是一点。像河面上的月光,薄薄的一层,风一吹就散了。
但他没有让风吹。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让那一点光留在他眼睛里。
“好。”他说。
那声“好”,听起来像一声叹息。
又不像。
我分不清了。
深夜,我躺在床上。河水的声响从窗户渗进来,不急不慢的,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我想起妈妈说的那句话——“你哥哥已经付出够多了。”
付出。这个词让我不舒服。好像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一笔账,收支要平衡,欠了要还。可是我和他之间,从来没有账本。他修电线,我递钳子。他拉灭灯,我假装睡着。他把外套披在我身上,我抱着他的外套翻个身。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被计算过,因为它们不是交易,它们只是——活着的方式。
我在黑暗里翻了个身,把脸转向墙壁。墙壁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是我去年在图书馆要来的,旧了,边角翘起来了。我的手指在地图上摸索,找到了南美大陆,找到了巴西,找到了圣保罗的位置——一个比我的指甲盖还小的点。
从那里到我们家,地图上只有一根手指的距离。但我知道,那根手指横在纸上的短短一截,在真实的世界里,是六小时的车程,是四百公里的公路,是无数个看不见彼此的日日夜夜。
我把手指按在圣保罗那个点上,然后慢慢往北划。经过亚马逊雨林,经过圭亚那,经过委内瑞拉,经过加勒比海,一直划到北美洲,再到太平洋,再到亚洲大陆。我找到了柬埔寨,找到了金边,找到了湄公河。
我的手指停在那里。
阿婆在那条河的岸边。我在另一条河的岸边。我们相隔一整个地球,但我们都住在河岸上。水把我们连在一起,无论多远。
我缩回手,把手放在胸口。心跳一下一下的,稳的。
然后我睡着了。这一次,没有做梦。
第二天早上,我在书包里发现了一样东西。
一个小小的铜片,被打磨得很光滑,形状不太规则,大概是随手从某个废料上剪下来的。铜片的表面刻了一个字,刻得很浅,笔画像用钉子一笔一笔凿出来的,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来是什么字——
“安”。
他把一个字刻在铜片上,放在我的书包里。没有说一句话。
我把铜片握在手心里,握了很久。铜的温度被我的体温捂热了,贴着手掌的肉,像一块小小的、不会说话的、但一直在这里的心。
我把铜片穿了一根红绳,挂在脖子上。
铜片贴着我的胸口,凉的,慢慢变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