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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9 章 申请寄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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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寄出去了。
罗德里格斯先生说他会用挂号信寄,确保不会丢。我站在邮局门口,看着那个白色的信封被工作人员丢进帆布邮袋里,和其他信混在一起。那些信里装着别人的申请书、账单、家书、明信片。它们会坐上长途大巴,颠簸六个小时,到达圣保罗,然后被分拣、盖章、送到某个办公室的某个抽屉里。
然后有人会打开它,读我的名字。
罗德里格斯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等吧。六到八周。”
六到八周。一个雨季的长度。
回家的路上,我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是因为不知道该快到哪里去。家在那里,河在那里,泽安在那里。但如果申请通过了,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一个叫做“过去”的词。我会变成一张贴在冰箱上的照片,他会每天看见,但摸不到。
我的胃抽了一下。
那种疼很具体,像有人用手攥住了我的胃,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拧。
我把手按在肚子上,继续走。
回到家,泽安在院子后面劈柴。
因为米格尔家的船被水冲坏了,需要木头修补,泽安在帮忙把旧木板劈成合适的尺寸。斧头举起来,落下去,木头裂开的声音很干脆,“咔”的一声,像骨头断了。
他看见我回来,停了手里的活,斧头拄在地上,撑着喘了口气。额头上全是汗,后背的T恤湿了一大块,贴在皮肤上,透出他肩胛骨的形状。
“寄了?”他问。
“寄了。”
他没问寄没寄到、会不会丢、万一收不到怎么办。他不会问这些。对他来说,事情做了就是做了。
他把斧头放在地上,走到水龙头旁边,拧开,把头伸到水流下面冲了一会儿。水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流进领口,把胸前也打湿了一片。他甩了甩头发上的水,像一只从河里爬上岸的狗。
我从屋里拿了一条干毛巾递给他。
他接过去,胡乱擦了一把脸,搭在脖子上。
“明薇下午来过。”他说。
“她来干嘛?”
“送这个。”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钥匙扣。塑料的,很便宜的那种,上面挂着一个微型的烧杯模型,里面装着彩色的液体——是封在树脂里的彩色颜料,看起来像在做实验。钥匙扣的背面贴了一张纸条,明薇的字迹,工工整整的:“给你保佑申请通过的。”
我笑了一下。明薇不信任何宗教,但她信“保佑”这个动作本身——它代表有人在意你。
“她人呢?”
“走了。说她妈今天做鱼,让她回去吃饭。”
我把钥匙扣挂在我的书包拉链上。小小的烧杯晃来晃去,里面的彩色液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日子就这么过着。
河水涨了又退,退了又涨。雨季就是这样,它不会一口气下完所有的雨,而是下两天,停一天,再下三天,再停半天。像一个人的呼吸,急促一阵,平缓一阵,再急促起来。河岸的泥土从来没有干透过,永远是潮的、软的,踩上去会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
泽安的腿彻底好了。疤还在,颜色变深了,摸上去是硬的,像一小块树皮。他不穿长裤的时候,那个疤露在外面,有时候我会不小心看见,然后迅速把目光移开。
学校里的日子照常。
桑德拉女士的化学课我还是会困,但频率低了。不是因为我不困了,是我学会了用更隐蔽的方式——撑着下巴,眼睛盯着黑板,瞳孔散掉,脑子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公式上,反复背,反复算,让大脑保持运转,不至于关机。这个方法若昂教我的,他说这叫“用疲劳对抗疲劳”。
若昂最近跟我说话多了。他会在课间问我物理题,会在走廊上等我一起去实验室,会在放学的时候说一句“明天见”。索菲亚说他喜欢我,我说他只是对所有人都好。索菲亚翻了个白眼,说明薇你看她,明薇说没看到。
明薇最近也在忙。她在准备一个数学竞赛,是全国性的,比我们镇上的图书馆竞赛大得多。她每天晚上学到很晚,第二天眼睛下面挂着两个黑圈来上学。我问她累不累,她说累,但累比闲着好。
闲着的时候会想太多。这话她没说出口,但我听懂了。
米格尔隔三差五会来我家。有时候带鱼,有时候带酒。那瓶甘蔗酒他后来自己喝了一半,泽安喝了剩下的一半里的两口,然后就再也没碰过。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坐在芒果树下跟泽安聊天——其实是米格尔在说,泽安在听。米格尔说码头上的事,说谁家的船翻了,谁昨天钓到一条这么大的鱼。他比划的时候手臂张得很开,像在拥抱一个看不见的人。说镇子南边那个寡妇好像对他有意思。泽安听到这里的时候,“嗯”了一声,尾音微微上扬,是他在问“然后呢”的方式。
米格尔说:“然后我就跑了。”
泽安的下巴动了一下。我怀疑那是在笑。
有次米格尔走了以后,我问泽安:“米格尔是不是喜欢你?”
泽安正在喝水,差点呛到。
“他喜欢女的。”泽安说。
“我没说他喜欢男的。我说他喜欢你。”
“那不一样吗?”
我想了想。“不一样。”
泽安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把杯子放下,走进屋里。但我看到他的耳朵红了。只是右耳,左耳没有。这个人连红耳朵都只红一边。
第四周的周三,我收到了一封信。
不是圣保罗来的。是柬埔寨。
信封上的邮票我没见过,面额写着柬埔寨瑞尔,图案是一座寺庙,尖尖的塔顶,像一根指向天空的手指。寄件人地址栏写着金边的一个区名,我不认识。但我知道是谁。
是祖母。
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纸已经发黄了,像是放了很久才寄出来的。纸上的字是圆珠笔写的,繁体中文,笔画很老,有些地方墨迹断了,像一条枯水期的河。
“安南:
听说你书读得好,阿婆很高兴。
你阿公以前也是读书人,在堤岸教过书。他说读书的人不怕穷,只怕没志气。我不懂什么志气,但我知道人要吃饭。你妈不容易,你哥哥不容易。你要心疼他们,就好好读。
钱够不够用?我上个月寄了一点,收到了吗?
照顾好自己。不要生病。
阿婆”
我拿着这张纸,手指在发颤。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堤岸”这两个字——那是西贡的一个华人区,阿公在那里教过书。这意味着我们家不是从中国直接来的南美,而是先从中国到了越南,再从越南到了南美。中间隔着一整片南海,隔着一代人,隔着一场我不知道的迁徙。
泽安站在我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他把下巴搁在我的头顶上——只是一瞬间,然后就抬起来了,像怕压坏我似的。
“阿婆的信?”他问。
“嗯。”
“她说什么?”
“说让我们好好读。说她寄了钱。”
“收到了。上个月。买电线了。”他说。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五百雷亚尔的支票他存了,阿婆寄来的钱他买电线了。在他心里,每一分钱都有它的去处,每一个去处都有它的理由。他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理由。
我把阿婆的信折好,放进物理课本里,和泽安那张纸条、若昂拍的照片放在一起。课本越来越厚了,不是知识在变多,是舍不得扔掉的东西在变多。
周五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不是雨季开始那种雨,而是那种疯了的、发了脾气的、像是要把整个天都倒扣过来的雨。风把雨水吹成了横的,打在窗户上啪啪作响,像有人在敲门,但不是一个人,是一百个人。铁皮屋顶已经不是撒豆子了,是撒石子,是有人端着盆从高处往下倒。
我和泽安坐在客厅里,面对面,中间隔着一张桌子。灯亮着,但灯光在雨夜里显得很弱,像一个快被掐灭的念头。
“水会涨吗?”我问。
“会。”
“涨到多少?”
他没回答。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雨水立刻溅进来,打湿了他的裤腿。他低头看了一眼门外的台阶——水已经漫上来了,漫过了第一级,正在往第二级爬。
他转身走到架子前,拿出那个木盒。里面装了新电池,铜棒一直在河里插着。
蜂鸣器没响。
“坏了?”我问。
泽安蹲下来,检查电路。他的手指沿着导线一路摸过去,在电极接口的地方停了。
“氧化了。”他说,“铜棒表面氧化,电阻变大,水位到了十六也触发不了。”
“要换?”
“或者打磨。”
他从工具袋里找出一张砂纸,披上雨衣,走进雨里。我跟在后面,也披了一件雨衣,雨水打在雨衣上啪啪响,声音大得像用拳头捶我的肩膀。
他蹲在河边,把铜棒从泥里拔出来。雨水从头浇下来,顺着他雨衣的领口往里灌,但他像没感觉到一样。他把铜棒握在手里,用砂纸一下一下地打磨,磨掉那层绿色的氧化层,露出下面黄红色的金属。
他把铜棒重新插回去,接好导线。
静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哔。
蜂鸣器响了。声音在雨夜里显得格外尖锐,像一根针穿过了所有的嘈杂,扎进耳朵里。
泽安站起来,看着那根铜棒。雨水顺着他脸上的轮廓往下流,流过鼻梁,流过嘴角,流过下巴,滴在地上。他的眼睛被雨打得半闭着,但他还是看着那根铜棒,像看着一个终于听话了的孩子。
“好了。”他说。
我们回到屋里,把门关上。雨声变小了,被门隔在了外面,变成了一个闷闷的背景音。水在台阶上继续爬,第二级,第三级。但蜂鸣器一直响着,一声接一声,哔——哔——哔——像一个忠诚的、不知疲倦的心脏。
泽安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厨房,拿出两个杯子,倒了水。一杯递给我,一杯自己喝。
我在桌前坐下,双手捧着杯子,水透过玻璃传到手心里,温的。
“泽安。”
“嗯。”
“如果我去圣保罗了,你一个人住这个房子,怕不怕?”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没有“怕不怕”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有一些别的东西。
“不怕。”他说。
“那你会不会……”
我卡住了。会什么?会不会想我?会不会不习惯?会不会觉得太安静了?我全都想说,又全都说不出口。
泽安等了我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几乎被雨声盖过去,但每一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
“我在这。你走多远,我都在这。”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热了。
都这个字的意思是: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回不回来,无论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变。
我低下头,把脸埋进杯口,让水蒸气模糊我的视线。
雨还在下。
蜂鸣器还在响。
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睡着以后,梦见了一件事:我站在一艘船上,船在河中间漂。岸上站着泽安,他没有挥手,也没有喊,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船越漂越远。我想要跳下水游回去,但水太深了,我不敢。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雨停了。
门外传来泽安劈柴的声音。一下,一下,一下,像心跳。
我闭上眼睛,又听了一会儿。
然后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