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现实的边缘》琴枫落寒

15、山雨欲来 赵山河

　　赵山河接到母亲电话的那个下午，天阴得很沉。
　　不是那种要下雨的阴沉，而是一种更深的、更重的、像一块铅板压在头顶的阴沉。云层很低，低到好像伸手就能够到，颜色是灰黑色的，像一块巨大的抹布，把整个天空擦得脏兮兮的。空气很闷，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连蝉都不叫了，好像连它们都觉得累了。
　　赵山河是在学校小卖部门口接到这个电话的。
　　小卖部在教学楼一楼的最西边，是一间不大的房子，墙上开了个窗口，窗口上焊着铁栏杆，像一个小型的监狱。窗口里面摆着各种零食和饮料——辣条、方便面、饼干、可乐、雪碧、矿泉水——价格比外面贵了五毛到一块不等，但学生们不在乎，因为方便。
　　赵山河平时很少来小卖部，因为贵。他每天早上从出租屋带一壶水，够喝一天的。他从来不在学校买饮料，一瓶矿泉水要一块五，够他吃一顿早饭了。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他需要打电话。
　　小卖部门口有一部IC卡电话机，灰色的，塑料外壳已经发黄了，按键上的数字被磨得看不清了，话筒上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可能是汗味，可能是口水味，也可能是几百个人用过的味道。赵山河不在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电话卡，是他在火车站买的，三十块，能打一百分钟长途。这张卡他已经用了两个月了，还剩十几块钱。
　　他把卡插进卡槽，拨了家里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他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第三遍的时候，电话通了。
　　“喂？”母亲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浓浓的乡音，但今天这声音不太对，沙哑，发颤，像是哭过。
　　“妈，是我。”赵山河说，“你怎么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山河……”母亲的声音断了，像一根弦突然崩断了一样。然后她哭了出来，不是那种小声的啜泣，而是那种压抑了很久、终于忍不住的嚎啕大哭。
　　赵山河握着话筒的手在抖。
　　“妈，到底怎么了？”他的声音也抖了。
　　“你爸……”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爸的腿……工地上……架子倒了……砸在他腿上……”
　　赵山河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人在他耳边敲了一面锣。
　　“医生说要截肢……”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小，小到几乎听不到，“不截的话，会感染，会死……”
　　“那截啊。”赵山河说，“截了就截了，活着就行。”
　　“可是……钱……”母亲说，“手术费要三万块。三万块啊，山河，我们哪来的三万块？”
　　赵山河握着话筒，手不抖了，但手心全是汗。
　　“包工头呢？”他问，“包工头不管？”
　　“跑了。”母亲说，“出了事就跑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
　　赵山河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父亲出门打工那天，是正月初八，天还没亮。父亲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双新买的解放鞋、一袋子馒头。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盏马灯，灯油快烧完了，火苗一窜一窜的，把两个人的影子照得忽长忽短。
　　“德厚，你路上小心。”母亲说。
　　“放心吧。”父亲笑了笑，“工地上包吃包住，一个月一千五，干到年底能攒一万多。到时候给山河交学费，剩下的把房子修一修。”
　　母亲没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哭什么？”父亲说，“又不是不回来了。过年前就回来。”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时候天还没亮，赵山河看不清父亲的表情，但他记得父亲的眼睛很亮，像两颗星星。
　　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站着的样子。
　　“妈。”赵山河睁开眼睛，声音很平静，“你别急，我来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母亲说，“你还是个孩子。”
　　“我不是孩子了。”赵山河说，“我十六了。”
　　挂了电话，他站在小卖部门口，看着灰色的天空。
　　云层很低，低到好像要压下来。
　　他想起父亲走的那天，天也是这样阴，也是这样闷。母亲站在门口，提着马灯，灯油快烧完了，火苗一窜一窜的。她说“德厚，你路上小心”，父亲说“放心吧”。
　　现在父亲躺在医院里，腿保不住了，包工头跑了，手术费要三万块。
　　三万块。
　　赵山河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他见过的最多的一笔钱，是初中毕业那年，母亲卖了一头猪，得了八百块。八百块，母亲数了三遍，每一遍都数得很慢，手指在钞票上摩挲着，像是在摸什么宝贝。
　　他把电话卡拔出来，塞进口袋里，转身走回教学楼。
　　走廊上空无一人，大家都在教室里上课。他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嗒嗒嗒嗒，像某种古老的节奏。他走到教室门口，门关着，里面传来英语老师的声音，正在讲定语从句。
　　他推开门。
　　英语老师停下来，看着他。
　　“赵山河，你怎么才回来？”英语老师问，“上厕所要上这么久？”
　　赵山河没回答，走到座位上，坐下来。
　　他的同桌是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叫李强，平时跟他关系不错。李强捅了捅他的胳膊，小声说:“你怎么了？脸色好差。”
　　“没事。”赵山河说。
　　他翻开课本，假装在听课，但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他脑子里全是母亲的声音，父亲的腿，三万块的手术费。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背着他去镇上赶集。父亲的后背很宽，很暖，像一座山。他趴在父亲背上，两只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脸贴在父亲的肩膀上，闻着父亲身上那股汗味和烟草味混合的味道。
　　“爸，我要吃糖葫芦。”他说。
　　“好。”父亲说，“爸给你买。”
　　父亲给他买了一串糖葫芦，又给母亲买了一块布，说是要做一件新衣裳。母亲说“花这钱干啥”，但嘴角是笑着的。
　　现在父亲躺在医院里，腿没了，以后再也不能背他了。
　　赵山河的眼眶湿了，但他没哭。
　　他不能哭。
　　他还要想办法。
　　晚自习结束后，赵山河没有像往常一样留在教室做题。他把课本塞进书包，背上书包，走出了教室。
　　“山河，你今天怎么走这么早？”王雪在走廊上遇到他，手里拿着一包辣条，嘴角沾着辣椒油。
　　“有事。”他说。
　　“什么事？”
　　“家里的事。”
　　王雪看着他，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山河。”她说，“你没事吧？”
　　“没事。”他说，“你早点回去。”
　　他走了，脚步很快，像在逃命。
　　王雪站在走廊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她的手里还捏着那包辣条，但她忘了吃。
　　她突然觉得，赵山河的背影看起来很瘦，很单薄，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断的树枝。
　　赵山河没有回出租屋。
　　他去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工地。
　　这个工地正在建一栋居民楼，已经盖到五层了。工地上到处是脚手架、钢筋、水泥袋，空气里弥漫着灰尘的味道，呛得人想咳嗽。几盏大功率的灯照着工地，把整个工地照得亮如白昼，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赵山河站在工地门口，看着那些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的工人。他们的脸上全是灰，衣服上全是泥，手上全是茧。他们戴着安全帽，有的叼着烟，有的在喊话，有的在搬砖，每一个人都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也曾经在这样的工地上干活，也曾经在这样的灯光下流汗，也曾经在这样的噪音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他深吸一口气，走进工地。
　　“你找谁？”一个工头模样的人拦住他。这人四十多岁，穿着一件迷彩服，头上戴着红色安全帽，手里拿着一个对讲机，肚子很大，把迷彩服撑得圆滚滚的。
　　“我想找个活干。”赵山河说。
　　工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多大了？”
　　“十八。”赵山河说。他故意说大了两岁，因为他知道工地不收未成年人。
　　“十八？”工头笑了，“你看起来像十五。”
　　“我长得嫩。”赵山河说，“但我有力气。”
　　工头又打量了他一眼，想了想，说:“搬砖，一天三十，管一顿饭。干不干？”
　　“干。”赵山河说。
　　“明天早上六点来。”
　　“今天不能干吗？”
　　工头看了他一眼，有点意外:“你这么急？”
　　“急。”赵山河说，“家里等着用钱。”
　　工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今晚先干着，算你半天，十五块。”
　　“好。”
　　赵山河放下书包，脱掉校服，叠好，放在一个干净的角落里。校服是新的，他舍不得弄脏。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已经洗得发白了，领口松垮垮的，露出锁骨的线条。
　　他走到砖堆前，弯下腰，搬起一摞砖。
　　一摞砖有十块，大概四五十斤重。他搬起来，走到砌墙的地方，放下，然后走回去，再搬。
　　一趟，两趟，三趟……
　　他搬了五十趟，手臂酸了，腰也酸了，后背全是汗，背心湿透了，贴在身上，像一层皮。他的手被砖头的棱角磨破了，血从伤口渗出来，混着灰尘，变成黑色的泥。
　　但他没停下来。
　　因为他不能停。
　　停下来，父亲的腿就保不住了。
　　工头走过来，递给他一瓶水:“休息一下。”
　　赵山河接过水，拧开盖子，一口气喝了半瓶。水是温的，有一股塑料味，但他不在乎。
　　“你爸怎么了？”工头问。
　　“腿伤了。”赵山河说，“要截肢。”
　　“截肢？”工头皱了皱眉，“这么严重？”
　　“嗯。”
　　“包工头跑了？”
　　“跑了。”
　　“操他妈的。”工头骂了一句，“这些狗日的包工头，出了事就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赵山河没说话，把剩下的半瓶水喝完，把空瓶子放在地上，继续搬砖。
　　工头看着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凌晨两点，赵山河收了工。
　　工头给了他十五块钱，一张十块的，一张五块的。钱是皱的，上面沾着灰，但赵山河接过来的时候，手在抖。
　　不是累的，是激动的。
　　十五块钱，不多，但这是他凭自己的力气挣的。这是他第一次赚钱，用他的手，用他的汗，用他的青春。
　　他把钱叠好，塞进口袋里，穿回校服，背上书包，走出工地。
　　街上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地上，像一滩快要干涸的水。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瘦长的鬼魂。
　　他走回出租屋，爬了六层楼，开门，进去。
　　房间里很暗，他没开灯，怕吵到隔壁的邻居。他把书包放在桌上，把口袋里的十五块钱掏出来，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找到记账的那一页。笔记本是他在学校小卖部买的，一块钱一本，封面是蓝色的，已经卷边了。他在最新的一页写下:
　　10月18日，工地搬砖，收入15元。
　　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书包里，躺在床上。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这头裂到那头，像一条蜿蜒的河流。他盯着那道裂缝，脑子里想着父亲，想着母亲，想着妹妹，想着三万块。
　　三万块，他一天挣十五块，要挣两千天，也就是五年多。
　　五年多，太长了。父亲的腿等不了五年。
　　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觉。明天还要上课，明天晚上还要去搬砖。
　　他不能倒下。
　　他是这个家唯一的男人。
　　第二天，赵山河在课堂上睡着了。
　　不是那种打盹，而是那种彻底失去意识的昏睡。他的头埋在胳膊里，呼吸很沉，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在运转。他的脸上有灰，是昨晚在工地上沾的，没洗干净，一道一道的，像地图上的等高线。
　　老周正在讲数学，讲的是二次函数的图像。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抛物线，标了顶点、对称轴、与坐标轴的交点，讲得很仔细，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嘎嘎地响。
　　“赵山河。”老周突然叫他的名字。
　　赵山河没反应。
　　“赵山河？”老周提高了音量。
　　还是没反应。
　　旁边的李强捅了捅他的胳膊，赵山河猛地抬起头，眼睛还没睁开，嘴已经先动了:“到。”
　　全班哄堂大笑。
　　老周看着他，皱了皱眉:“赵山河，你昨晚干嘛了？怎么上课睡觉？”
　　“没干嘛。”赵山河说，揉了揉眼睛，“没睡好。”
　　“没睡好？”老周说，“你看看你的脸，全是灰。你是不是去工地了？”
　　赵山河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没说话。
　　老周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下课来我办公室。”
　　赵山河点了点头。
　　下课铃响了。
　　赵山河站起来，走出教室，走到老周的办公室门口。门开着，老周坐在办公桌前，保温杯放在桌上，“优秀教师”的金漆又掉了一些，现在只剩下“优秀”两个字了，“教”和“师”都不见了。
　　“进来。”老周说。
　　赵山河走进去，站在办公桌前。
　　“坐。”老周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赵山河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犯了错的学生。
　　“赵山河。”老周说，“你是不是去工地了？”
　　赵山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为什么？”
　　“家里需要用钱。”赵山河说。
　　“你爸的腿？”
　　赵山河抬起头，看着老周:“老师，你怎么知道？”
　　“你妈给我打电话了。”老周说，“她让我多照顾你。”
　　赵山河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上有伤，手指上缠着创可贴，创可贴是他在小卖部买的，一块钱一包，里面五片，他买了两包。
　　“赵山河。”老周说，“你不能这样。你是学生，你的任务是学习，不是赚钱。”
　　“可是家里需要钱。”赵山河说，“我爸要动手术，三万块。我妈拿不出来。”
　　“三万块不是你一个人能赚到的。”老周说，“你一天搬砖挣十五块，要挣多久才能挣到三万？”
　　赵山河没说话。
　　“五年多。”老周说，“你算过没有？”
　　赵山河点了点头。
　　“五年多，你高中都毕业了。”老周说，“你爸的腿等不了五年。”
　　“那怎么办？”赵山河的声音有点哽咽，“我不搬砖，钱从哪来？”
　　老周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赵山河。”他说，“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什么办法？”
　　“你别管。”老周说，“你只管好好读书。你爸的事，我来处理。”
　　赵山河看着老周，眼眶红了。
　　“老师。”他说，“谢谢你。”
　　“不用谢。”老周说，“你是我的学生，我不帮你谁帮你？”
　　赵山河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走出办公室。
　　走廊上，阳光很好，但他的眼睛是湿的。
　　老周的办法，是募捐。
　　他在班上说赵山河父亲的事，说赵山河家里的困难，说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没有煽情，没有渲染，只是陈述事实。但他说完之后，教室里安静了很久。
　　“我捐一百。”陈启明第一个站起来。
　　全班看着他。
　　“我捐五十。”张弛第二个。
　　“我捐三十。”刘洋说。
　　“我捐二十。”王雪说。
　　“我捐五十。”苏晓蔓说。
　　“我捐十块。”有人说。
　　“我捐五块。”另一个人说。
　　钱一笔一笔地捐上来，五块的，十块的，二十块的，五十块的，一百块的。钞票堆在讲台上，像一座小山。有新的，有旧的，有皱的，有平的，有的一看就是从口袋里掏出来的，还带着体温。
　　李默最后一个站起来。
　　他走到讲台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是白色的，已经皱了，边角卷起来了。他把信封放在讲台上，没说什么，转身走回座位。
　　老周拿起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叠钱。他数了数，八十七块三毛。有一张五十的，两张十块的，一张五块的，两个一块的硬币，一个五毛的硬币，还有一张两毛的纸币——那种已经很少见的、绿色的、印着少数民族头像的两毛钱。
　　老周看着那叠钱，眼眶突然有点湿。
　　他抬起头，看着李默。李默趴在桌上，头发遮住了半边脸，看不到表情。
　　“李默。”老周说。
　　李默没动。
　　“这钱哪来的？”
　　“打工挣的。”李默的声音闷闷的，从胳膊里传出来。
　　“你不是说你没去打工吗？”
　　“那是以前。”李默说，“现在去了。”
　　老周看着他，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把钱放回信封里，把信封放在那一堆钱旁边。
　　“同学们。”老周说，“谢谢你们。”
　　全班安静了。
　　“赵山河是你们的同学。”老周说，“他的困难，就是大家的困难。你们今天做的事，让我很感动。真的。”
　　他的声音有点哽咽，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以后不管谁有困难，都要像今天这样，互相帮助。这才是同学，这才是朋友，这才是人。”
　　掌声响起来，很响，很持久。
　　赵山河坐在座位上，低着头，眼泪掉在课本上，把纸洇湿了一小块。
　　他不敢抬头，因为他怕看到大家的眼睛。
　　那些眼睛里，有同情，有心疼，有善意，有温暖。他承受不起，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他只是做了一个学生该做的事，上课，做作业，考试。他没做任何值得别人帮助的事。但大家还是帮了他。
　　他想起母亲说的话:“山河，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以前他不信，现在他信了。
　　募捐一共筹到了一万两千块。
　　加上赵山河家里凑的几千块，还差一万多。
　　一万多，不是小数目，但比三万少了。
　　老周把钱交给赵山河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赵山河接过钱，手在抖。钱是用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的，信封上写着“赵山河同学收”几个字，是老周的字，一笔一划，很工整。
　　“老师。”赵山河说，“这些钱，我会还的。”
　　“不用还。”老周说，“这是大家的心意。”
　　“必须还。”赵山河说，“这是原则。”
　　老周看着他，笑了:“行，那你记得还。”
　　赵山河把钱塞进口袋里，走出办公室。
　　走廊上，阳光很好。
　　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桂花的香味，甜得让人发晕。
　　他想起父亲走的那天，天还没亮，母亲提着马灯站在门口。灯油快烧完了，火苗一窜一窜的。父亲说“过年前就回来”。
　　现在父亲躺在医院里，腿保不住了。
　　但没关系。
　　腿没了，人还在。
　　人还在，家就在。
　　他加快脚步，走回教室。
　　他要读书。
　　他要考上大学。
　　他要让父亲知道，他的儿子，没给他丢脸。
　　陈启明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
　　他推开门，换鞋，走进客厅。他爸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茶叶沉在杯底，一动不动。电视开着，但声音关掉了，画面在无声地闪烁，像一个沉默的梦。
　　“回来了？”陈国栋说。
　　“嗯。”陈启明坐在沙发上，把书包放在旁边。
　　“今天怎么这么晚？”
　　“班里有个同学家里出了事，我们在帮他募捐。”
　　“什么事？”
　　“他爸在工地上摔断了腿，要截肢，包工头跑了，家里拿不出手术费。”
　　陈国栋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捐了多少？”
　　“一百。”
　　“一百？”陈国栋看了他一眼，“你一个月生活费才五百，捐了一百？”
　　“嗯。”
　　陈国栋没再说什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他好像没在意。
　　“启明。”他说。
　　“嗯。”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赵山河。”
　　“赵山河。”陈国栋念了一遍这个名字，“你跟他关系好吗？”
　　“一般。”陈启明说，“但他是我的同学。”
　　陈国栋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做得对。”他说，“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陈启明点了点头。
　　“启明。”陈国栋又说。
　　“嗯。”
　　“你最近学习怎么样？”
　　“还行。”
　　“托福准备得怎么样了？”
　　“在背单词。”
　　“背了多少了？”
　　“两千多个。”
　　“两千多？”陈国栋皱了皱眉，“托福词汇要求八千到一万，你才背了两千，还差得远。”
　　“我知道。”陈启明说，“我会努力的。”
　　“不是努力的问题。”陈国栋说，“是时间的问题。你每天花多少时间背单词？”
　　“一个小时。”
　　“太少了。”陈国栋说，“至少两个小时。你现在高一，时间还来得及，但你不能松懈。你的目标是常春藤，不是普通的大学。常春藤的申请者，托福都是一百一以上，SAT两千三以上，还有各种竞赛、活动、推荐信。你一样都不能少。”
　　陈启明没说话。
　　“我不是给你压力。”陈国栋说，“我是让你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你已经选了这条路，就得走下去。”
　　“我知道。”陈启明说。
　　陈国栋看着他，叹了口气。
　　“去吧。”他说，“学习去。”
　　陈启明站起来，拿起书包，走回房间。
　　他坐在书桌前，拿出托福词汇书，翻开，开始背。
　　abandon，放弃。
　　他不想放弃。
　　他什么都不会放弃。
　　但他脑子里想的不是单词，而是赵山河。
　　他想起赵山河坐在座位上，低着头，眼泪掉在课本上。他想起赵山河说“这些钱，我会还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他想起自己说“不用还”，赵山河说“必须还，这是原则”。
　　原则。
　　陈启明放下书，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灯罩是白色的，里面有三个灯泡，只亮了两个，另一个坏了，没人修。灯光很亮，照得他有点晃眼。
　　他想，如果有一天，他也遇到了困难，会有人帮他吗？
　　他不知道。
　　但他希望有。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
　　他拿起书，继续背单词。
　　林晓月家的灯还亮着。
　　她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数学练习册，正在做题。她做了半个小时，做了五道，错了两道。她把错题抄在错题本上，用红笔标出错误的原因，然后重新做了一遍。
　　做完之后，她合上练习册，拿出日记本。
　　她翻开日记本，看到上次写的那页，又看了一遍。
　　“爸说，等你考上大学，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可是我觉得，写作不需要等到大学。写作是现在的事，是每一天的事。如果不写，我会很难受。”
　　她看着这行字，心里有点酸。
　　她想了想，继续写:
　　“2001年10月18日。阴。
　　今天班里募捐，赵山河的爸爸在工地上摔断了腿，要截肢，家里拿不出手术费。大家捐了很多钱，陈启明捐了一百，张弛捐了五十，刘洋捐了三十，王雪捐了二十，苏晓蔓捐了五十，李默捐了八十七块三毛。
　　李默的钱是打工挣的。他平时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其实他什么都在乎。他只是不说。
　　赵山河哭了。我第一次看到他哭。他平时那么坚强，那么努力，从来不叫苦不叫累。但他今天哭了。他哭的时候，低着头，不让人看到他的脸。
　　我想帮他，但我不知道怎么帮。我捐了二十块，是妈给我的生活费。妈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我不知道这话对不对，但我觉得，能帮一点是一点。
　　这个世界有时候很残酷，但有时候也很温暖。
　　我希望赵山河的爸爸能好起来。
　　我希望赵山河能继续读书。
　　我希望所有的困难都能过去。”
　　她写完，合上日记本，锁好，塞进抽屉最深处。
　　然后她关掉台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这头裂到那头，像一条蜿蜒的河流。
　　她盯着那道裂缝，想起赵山河哭的样子。
　　她的眼眶湿了。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有点湿。
　　她没哭，但眼泪自己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