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现实的边缘》琴枫落寒

10、秘密种子 周六下

　　周六下午的阳光很好，好到让人觉得不出门是一种犯罪。
　　林晓月站在文具店的货架前，已经站了十五分钟了。
　　这家文具店叫“文汇文具”，在江城一中后门那条街上，开了七八年了。店面不大，但东西很全——从圆珠笔到毛笔，从作业本到宣纸，从橡皮泥到水彩颜料，什么都有。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戴着一副老花镜，永远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不管你买不买东西，他都不抬头看你一眼。
　　林晓月很喜欢这家店。因为老板不看你，所以你可以慢慢挑，挑多久都行，没人催你。
　　她今天来买日记本。
　　其实她家里已经有三四个日记本了，都用了一半就放弃了。不是没东西写，而是写着写着就觉得太矫情了，回头看的时候恨不得把那些页撕掉。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她想买一个新的，一个带锁的，一个能把秘密锁起来的。
　　她的目光在货架上扫来扫去，扫了好几遍，终于停在一个粉红色的日记本上。
　　封面印着蒲公英，白色的蒲公英在粉红色的背景上飘散，像一个个小小的梦。旁边有一行英文——“Dreams come true”——字体是花体的，弯弯曲曲的，像藤蔓一样缠绕在蒲公英中间。
　　她拿起那个日记本，翻开来看了看。纸张是淡黄色的，不是那种刺眼的白，摸上去很光滑，像丝绸一样。每一页的右下角都印着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旁边配着一把小小的锁和两把钥匙，锁是金色的，亮闪闪的，钥匙也是金色的，很小，像耳环一样。
　　她看了看价格——十八块。有点贵，她平时用的笔记本才两块钱一本。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买。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001年9月15日，是她高中生活的第二周结束的日子，是她决定开始写日记的日子。
　　她拿着日记本走到柜台前，老板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推了推老花镜:“十八块。”
　　林晓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二十块的纸币，递给老板。老板找了她两块钱，是两个硬币，一个一块，一个一块。她把硬币塞进口袋里，把日记本装进书包，走出文具店。
　　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桂花的香味。学校后门那条街上种了两排桂花树，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满树金黄，香气浓得化不开。她走在树下，花瓣飘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像金色的雪花。
　　她想起陈启明家楼下的那棵桂花树，也开了满树的花。她想起上周去他家的时候，桂花香了一路，甜得让人发晕。她想起他站在门口，穿着灰色卫衣，头发没干，手里拿着一本书。
　　她的耳朵又开始发烫了。
　　她加快脚步，往家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周敏不在。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锅汤，盖子盖着，保温。旁边贴着一张纸条:“晓月，汤在锅里，自己盛。妈去你外婆家了，晚上回来。——妈”
　　林晓月把纸条撕下来，看了看，塞进口袋里。她走进厨房，盛了一碗汤，端到餐桌上。汤是排骨莲藕汤，炖了很久了，排骨炖得烂烂的，莲藕炖得粉粉的，汤很清，上面飘着几颗枸杞，红红的，像小灯笼。
　　她喝完汤，把碗洗了，走进房间，关上门。
　　房间不大，但很整洁。床单是白色的，上面印着碎花，枕头上放着一个布娃娃，是她小学的时候买的，已经很旧了，但她一直舍不得扔。书桌上摆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粉色的，上面画着一只小猫。书架上的书不多，但每一本她都看过——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有《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有余华的《活着》，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她坐在书桌前，把日记本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台灯还没开，窗外还有光。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整个房间染成了橘红色。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长长的，瘦瘦的，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她拧亮台灯。
　　灯光把桌面照得很亮，日记本的封面在灯光下闪闪发光，蒲公英好像在飘动，那些小小的种子好像随时会飞起来。
　　她翻开第一页，拿起笔。
　　笔是黑色的，圆珠笔，笔帽上有一个小小的笑脸图案。她握着笔，笔尖悬在纸上，停了好久。
　　该写什么呢？
　　她想了很久，脑子里乱糟糟的，像被猫抓过的毛线球。今天发生的事太多了——早上去了陈启明家，借了书，看到了苏晓蔓，心里不舒服，回来的时候买了日记本……但这些事能写吗？写了会不会太矫情？会不会太傻？
　　她深吸一口气，笔尖落在纸上，开始写:
　　“2001年9月15日。晴。”
　　写完了日期和天气，她又停了。笔尖在纸上戳了一个小点，墨水洇开，像一朵小小的花。
　　她想了想，继续写:
　　“今天我又去陈启明家了。上次是去借《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次是去还书。他借了我一本新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他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文字很特别，像在跟人聊天，又像在自言自语。”
　　她写到这里，又停了。
　　她看着自己写的字，觉得有点傻。她在写什么？在写读书笔记吗？还是在写日记？日记应该是写心里话的，不是写借了什么书的。
　　她把笔尖放在纸上，又写:
　　“他问我以后想考哪个大学，我说北京。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北京是首都，因为北京有很多书店，因为北京是文化中心。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没说——因为他说他要去北京。”
　　写到这里，她的心跳加速了。她的手指有点抖，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不像平时那么整齐。
　　她继续写:
　　“他说‘大学四年，我想和你在一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我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只是随便说说。但我宁愿相信他是认真的。”
　　她停下来，看着这行字，觉得脸很烫。她用手背贴了贴脸，烫得像发烧。
　　“我好像，有一点点喜欢他了。”
　　她写完这行字，赶紧把笔放下，好像写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好几秒，然后突然把日记本合上，好像怕被人看到似的。
　　她的心跳得很快，快到她觉得心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了。
　　她深呼吸了几次，让自己冷静下来。
　　“林晓月，你冷静。”她对自己说，“你只是写了实话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又没人会看到。日记本有锁，钥匙在你手里。你是安全的。”
　　她说服了自己，重新打开日记本，继续写:
　　“但我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他对我很好，借我CD，借我书，教我英语，等我一起走。但他是对每个人都这么好，还是只对我这么好？我不知道。我不敢问，因为问了可能会很尴尬。如果他说‘我对谁都一样’，我会很难过。如果他说‘我只对你好’，我会更难过，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她写到这里，叹了口气。
　　“算了，不想了。顺其自然吧。”
　　她写完最后一行字，合上日记本，把锁扣上。
　　锁很小，但很紧，“咔”一声就锁上了。她把两把钥匙中的一把放在文具盒里，压在几支不常用的圆珠笔下面。另一把放在抽屉最深处，压在几本旧课本下面。
　　这样，就算有人翻她的书包，也找不到钥匙。就算找到了钥匙，也打不开锁。就算打开了锁，也不会知道那是她的日记——因为封面上没写名字。
　　她把日记本塞进抽屉最深处，压在一摞课本下面。
　　做完这一切，她趴在桌上，脸埋在胳膊里。
　　台灯还亮着，光照在她的头发上，泛着微微的光泽。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
　　蝉叫了一整夜。
　　城市的另一头，李默坐在天台上。
　　这是他最喜欢的去处。每次心里有事，或者没事，他都会来这里。坐在边缘，两条腿悬在外面，脚下是十几米的虚空，远处是江城的夜景。
　　万家灯火，像一地碎金。
　　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故事。但他觉得，那些故事跟他没关系。那些灯是别人的，那些故事也是别人的。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坐在高处，看着别人的生活，跟自己无关。
　　脚边一堆烟头，在夜色中像萤火虫的尸体。他已经抽了半包了，烟盒空了，被他捏扁，扔在地上。
　　他今天没去游戏厅看场子。不是不想去，是马老板说今天不用来，因为有人检查，怕出事。马老板说这话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李，你好好休息一天，明天再来”。
　　李默没说什么，点了点头，走了。
　　但他不知道该去哪。
　　回家？母亲在缝纫机前，奶奶在床上，家里只有嗡嗡嗡的机器声和奶奶的咳嗽声。他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帮不上忙，只会添乱。
　　去网吧？张弛和刘洋可能在那里。但他不想去找他们，因为他不知道去了说什么。他们聊代码，聊生意，聊未来。他听不懂，也不想听。因为那些东西跟他没关系。
　　去学校？今天是周六，学校没人。去了也只能在操场上坐着，对着空荡荡的校园发呆。
　　所以他就来了这里。
　　天台上。
　　一个人。
　　抽烟。
　　想事情。
　　想什么事情呢？其实也没想什么。就是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母亲的手，想奶奶的药，想马老板的话，想赵山河说的“你是全村的希望”。
　　“全村的希望。”他冷笑了一声，把烟头弹到地上，“我连自己的希望都没有，还全村的希望。”
　　他想起赵山河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认真，不像在开玩笑。赵山河是真的相信，他李默是有希望的，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出来。
　　“你看人真准。”李默自言自语，“但我不是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是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到天台边缘，往下看。
　　楼下是一条窄巷子，巷子里堆满了杂物——破自行车、旧沙发、废纸箱、生锈的铁锅。巷子的尽头是一盏路灯，灯泡昏黄，照着空荡荡的路面，像一个疲惫的眼睛。
　　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到天台的另一边。
　　这边能看到学校。
　　江城一中的教学楼在夜色中像一个沉默的巨人，黑漆漆的，只有门卫室亮着灯。操场上空无一人，旗杆上的国旗已经降下来了，在夜风中微微飘动。
　　他想起第一次走进那所学校的时候，是九月初，阳光很好。他穿着新校服，背着新书包，站在校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害怕。
　　不是因为怕学习，而是因为怕自己格格不入。
　　他确实格格不入了。
　　上课睡觉，下课走人，不跟别人说话，不参加任何活动。他在班上待了两个星期，认识的人不超过五个。除了赵山河、张弛、刘洋，还有那个叫苏晓蔓的转学生，他谁都不认识。
　　但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钱。
　　母亲一个月挣一千多块，奶奶吃药要花好几百，家里的生活费也要好几百。剩下的钱，连交学费都不够。他的学费是借的，向亲戚借的，向邻居借的。那些借钱的人，嘴上说“不着急不着急”，但每次见面都会问“李默学习怎么样啊”，意思是你得好好学，别浪费我们的钱。
　　他知道。
　　他知道每一分钱都不容易。
　　所以他在想办法赚钱。
　　游戏厅看场子，一个月一千五。听起来不少，但跟学费比起来，不算什么。一年的学费要三千多，加上杂费、书本费、生活费，一年至少要一万块。他一个月挣一千五，一年一万八，刚好够。
　　但那是理想情况。
　　现实是，他可能干不了多久。马老板那个人，虽然看起来爽快，但谁知道呢？万一哪天游戏厅被查了，他就没工作了。万一哪天马老板翻脸了，他也得走人。
　　他需要更多的钱。
　　但怎么赚？
　　他不知道。
　　他站在天台上，看着远处的灯光，想了很久，没想出答案。
　　“活着就行。”他对自己说。
　　然后转身下楼。
　　楼梯间很黑，他一步一步往下走，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像某种古老的节奏。
　　走到家门口，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轻轻转动，尽量不发出声音。
　　门开了，屋里很暗，只有客厅亮着一盏小夜灯。奶奶的房间传来均匀的呼吸声，母亲的房间灯还亮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光。
　　他走到母亲房间门口，轻轻推开一条缝。
　　李秀兰坐在缝纫机前，低着头，踩着踏板，缝纫机发出嗡嗡的声音。她在一件校服上绣名字，绣的是“李默”两个字，一针一线，很仔细。
　　她的头发花白，背有点驼，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但她才四十二岁。
　　李默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他想说“妈，别做了，早点睡”，但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轻轻关上门，走进自己房间，关灯，躺下。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这头裂到那头，像一道闪电。
　　他盯着那道裂缝，盯了很久，眼睛酸了，但睡不着。
　　隔壁房间，缝纫机还在响。
　　嗡嗡嗡嗡，像某种不知疲倦的昆虫。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有点湿。
　　不是泪。
　　是汗。
　　一定是汗。
　　他不哭。
　　他很少哭。
　　他只在父亲去世的那天哭过。那时候他七岁，站在父亲的遗像前，看着那张黑白照片，突然觉得天塌了。
　　他哭了整整一夜，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睛肿了，哭到后来哭不出来了，只是干嚎，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从那以后，他很少哭。
　　因为他知道，哭没用。
　　哭不能把父亲哭回来。
　　哭不能让母亲的手变好。
　　哭不能让奶奶的病好。
　　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他不哭。
　　他只想赚钱。
　　赚很多很多的钱。
　　让母亲不用再踩缝纫机。
　　让奶奶能吃上最好的药。
　　让自己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
　　“活着就行。”他又说了一遍。
　　但这一次，声音有点涩。
　　张弛家的五金店在江城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店面不大，但东西很全。
　　扳手、螺丝刀、电钻、水管、灯泡、电线、开关、插座……什么都有。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的，像一座用工具堆成的小山。地上也堆着货，只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一个人走过去都要侧着身子。
　　张弛的父亲张建国站在柜台后面，正在跟一个顾客说话。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上面沾满了油污和灰尘，头发乱糟糟的，胡子也没刮，看起来像好几天没睡了。
　　“张老板，这个水管多少钱？”顾客问。
　　“五块。”张建国说。
　　“太贵了吧，隔壁才卖四块五。”
　　“隔壁的是塑料的，这个是铜的。塑料的用两年就坏了，铜的用十年都没问题。你算算哪个划算？”
　　顾客想了想，买了。
　　张建国收了钱，把钱塞进抽屉里，抬头看到张弛站在门口。
　　“回来了？”他说，“吃饭了没？”
　　“吃了。”张弛说，“在刘洋家吃的。”
　　“刘洋？就是你那个同学？”
　　“嗯。”
　　“他家做什么的？”
　　“他爸在钢铁厂上班，他妈在家。”
　　“家里条件怎么样？”
　　“一般。”张弛说，“但他人很好，很聪明。”
　　张建国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蹲下身子，开始整理地上的货。他把一箱箱的螺丝、钉子、垫圈码好，用胶带封起来，搬到墙角。
　　张弛看着父亲，突然觉得他老了。
　　不是今天才老的，是一直在老，只是他没注意到。父亲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手上的茧越来越厚。他才四十六岁，但看起来像五十六。
　　“爸。”张弛说。
　　“嗯。”
　　“我帮你。”
　　他蹲下来，跟父亲一起整理货。
　　父子俩蹲在地上，谁也不说话，默默地搬货、码货、封箱。店里的灯光昏黄，照在他们身上，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像两座沉默的山。
　　“爸。”张弛又说。
　　“嗯。”
　　“我想做点生意。”
　　张建国停下来，看着他:“什么生意？”
　　“卖电脑。”张弛说，“刘洋会装电脑，我学会了，就能自己装。装一台成本一千二，卖两千，一台赚八百。”
　　张建国想了想，说:“你会装吗？”
　　“刘洋在教我。”
　　“你有客户吗？”
　　“有。”张弛说，“我们学校那么多人，谁不想家里有台电脑？只要价格合适，肯定有人买。”
　　张建国又想了想，说:“需要多少钱？”
　　“本钱。”张弛说，“装一台要一千二，我至少要先装一台样品，给人看。”
　　张建国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叠钱，数了数，递给张弛。
　　“一千五。”他说，“够吗？”
　　张弛接过钱，愣住了。
　　他以为父亲会说“不行”，或者“再想想”，或者“你先把书读好”。他没想到父亲会直接给钱。
　　“爸，你不怕我亏了？”他问。
　　“亏了就亏了。”张建国说，“你还年轻，亏了可以再来。我不年轻了，亏了就起不来了。所以你要趁年轻多试试，别像我一样，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店里。”
　　张弛看着父亲，眼眶突然有点湿。
　　“爸。”他说。
　　“嗯。”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张建国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
　　“去吧。”他说，“好好干。”
　　张弛把钱塞进口袋里，转身走出店门。
　　夕阳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尘土的味道，有汽油的味道，有生活的味道。
　　他攥着口袋里的钱，攥得很紧，好像怕它飞走一样。
　　他想起刘洋说的话:“写代码的时候，世界是简单的。”
　　他觉得赚钱也是一样。
　　赚钱的时候，世界也是简单的。
　　你有货，有人要，就能赚钱。
　　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棱两可。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赚就是赚，赔就是赔。
　　他喜欢这种简单。
　　他加快脚步，往刘洋家的方向走去。
　　他要告诉刘洋，本钱有了。
　　可以开始了。
　　赵山河的出租屋里，灯还亮着。
　　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英语课本，正在背单词。他的英语不太好，尤其是听力，每次都考得很差。他知道自己必须补上来，因为高考要考英语，而他想考同济。
　　同济的分数线很高，他的英语至少要考一百二十分以上。他现在只有九十多分，差了三十多分。
　　三十多分，听起来不多，但每一分都要靠努力换。
　　他把单词一个一个地抄在笔记本上，每个抄五遍，然后默写一遍，错了再抄五遍。
　　abandon，放弃。
　　ability，能力。
　　able，能够。
　　……
　　他抄得很认真，每一个字母都写得工工整整，像印刷体一样。
　　抄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是母亲打来的。
　　“山河，你吃饭了吗？”母亲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浓浓的乡音。
　　“吃了。”他说，“妈，你吃了吗？”
　　“吃了。”母亲说，“你爸的腿好多了，能下地走几步了。”
　　“真的？”赵山河高兴地说，“那太好了。”
　　“是啊，医生说恢复得不错，再过一两个月就能正常走路了。”
　　“那就好。”赵山河说，“妈，你别太累了，早点休息。”
　　“我不累。”母亲说，“你在学校要好好读书，别省钱，该吃吃该喝喝。”
　　“我知道。”赵山河说，“妈，你放心。”
　　挂了电话，他坐在桌前，发了会儿呆。
　　他想起父亲拄着拐杖的样子，想起母亲花白的头发，想起妹妹在鞋厂打工的背影。
　　他的眼眶湿了，但他没哭。
　　他擦了一下眼睛，继续背单词。
　　abandon，放弃。
　　他不能放弃。
　　他不能。
　　陈启明家的灯还亮着。
　　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托福词汇书，正在背单词。他打算高二结束的时候考托福，高三申请美国的大学。
　　他的目标是常春藤，最好是哈佛或哥大。
　　这个目标很难，但不是不可能。
　　他算过，他的成绩够了，托福和GRE也能考到高分，推荐信也能找到好老师写。唯一的问题是钱——美国大学的学费很贵，一年要好几万美金，加上生活费，一年要花几十万人民币。
　　他爸说，钱不是问题。
　　但他知道，钱是问题。他爸虽然是个干部，但工资不高，家里的钱大部分是爷爷奶奶留下的。他不想花家里的钱，他想拿奖学金。
　　全奖很难，但不是不可能。
　　他看过数据，每年都有几个中国学生拿到常春藤的全奖。为什么不能是他？
　　他背了五十个单词，然后合上书，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江城夜景，万家灯火，像一地碎金。
　　他想起林晓月，想起她今天在教室里的样子——低着头，皱着眉头，好像在为什么事烦恼。
　　他想知道她在烦恼什么，但他没问。
　　因为他知道，她不会说。
　　她这个人，什么事都藏在心里，不说出来。像一本锁着的日记本，钥匙在她手里，但她不给你。
　　他叹了口气，回到书桌前，继续背单词。
　　abandon，放弃。
　　他不想放弃。
　　他什么都不会放弃。
　　苏晓蔓家的灯也亮着。
　　她坐在床上，面前摊着一本乐谱，正在练习发声。
　　“啊——啊——啊——”她唱了几个音阶，声音不大，但很准。她怕吵到邻居，所以把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自言自语。
　　她练了一会儿，停下来，拿起手机，翻到陈启明的号码。
　　她的手指悬在拨号键上，犹豫了很久。
　　她想给他打电话，想听听他的声音，想问他今天在干嘛，想跟他说今天她妈妈包了饺子，想问他好不好吃。
　　但她没打。
　　因为她知道，他不会接。
　　不是因为他忙，而是因为他不愿意。
　　她叹了口气，把手机放在一边，继续练声。
　　“啊——啊——啊——”
　　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像一只孤独的鸟在唱歌。
　　她唱了一会儿，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的月亮。
　　月亮很圆，很亮。
　　她想起今天在陈启明家楼下，看到林晓月的自行车停在门口。
　　她不知道林晓月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但她知道，林晓月在里面待了很久。
　　很久。
　　她不知道他们在楼上做了什么，但她能猜到。
　　也许在看书，也许在聊天，也许在做别的事。
　　她不想猜，因为猜了会难受。
　　她拿起手机，又翻到陈启明的号码，这一次，她没犹豫，直接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她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她打第三遍的时候，电话通了。
　　“喂？”陈启明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有点冷，有点疏远。
　　“是我。”苏晓蔓说，“你在干嘛？”
　　“背单词。”
　　“背单词？周六晚上背单词？”
　　“嗯。”
　　“你不觉得无聊吗？”
　　“不觉得。”
　　苏晓蔓沉默了一会儿，说:“陈启明，你今天是不是有人来你家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谁告诉你的？”他问。
　　“没人告诉我。”苏晓蔓说，“我自己看到的。”
　　“你看到什么了？”
　　“看到林晓月的自行车。”苏晓蔓说，“停在你们楼下。”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她是来借书的。”陈启明说。
　　“我知道。”苏晓蔓说，“我没说什么。”
　　“那你打电话干嘛？”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苏晓蔓说，“不行吗？”
　　陈启明没说话。
　　苏晓蔓也没说话。
　　两个人就这么沉默着，听着彼此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陈启明说:“苏晓蔓。”
　　“嗯。”
　　“以后别打给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你误会。”
　　“误会什么？”
　　“误会我们之间有什么。”
　　苏晓蔓笑了，笑得很苦:“陈启明，你这个人真的很残忍。”
　　“我只是不想骗你。”
　　“你没骗我。”苏晓蔓说，“你只是不喜欢我。这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
　　“因为我贱。”苏晓蔓打断他，“因为我不甘心。因为我觉得，只要我够努力，你总有一天会喜欢我。”
　　“不会的。”陈启明说，“我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的心已经给了别人。”
　　苏晓蔓愣住了。
　　她握着手机，手指在发抖。
　　“是谁？”她问，“林晓月？”
　　陈启明没回答。
　　但沉默就是答案。
　　苏晓蔓挂了电话。
　　她把手机扔在床上，抱着膝盖，哭了。
　　哭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她，眼睛红肿，妆花了，嘴唇上的唇彩蹭得到处都是，像一个狼狈的小丑。
　　“苏晓蔓。”她对自己说，“你他妈真贱。”
　　她擦了擦眼泪，走进卫生间，洗了脸，对着镜子重新化了个妆。
　　眼线画得很细，睫毛刷得很翘，嘴唇涂了淡淡的唇彩。
　　化完妆，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
　　“苏晓蔓。”她说，“你不能输。你还没输。”
　　但她知道，她可能已经输了。
　　从一开始就输了。
　　窗外的月亮看着这一切，沉默不语。
　　但它知道，这个夜晚，有很多人在失眠。
　　林晓月在想着陈启明说的那句话。
　　李默在想着母亲的缝纫机。
　　张弛在想着那一千五百块钱。
　　刘洋在想着代码。
　　赵山河在想着英语单词。
　　陈启明在想着林晓月。
　　苏晓蔓在想着陈启明。
　　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每个人都在藏自己的秘密。
　　那些秘密，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在风里，落在心里，生根发芽。
　　也许有一天，它们会长成一棵大树。
　　也许有一天，它们会随风而去。
　　但不管怎样，它们都在那里。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在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在每一个月亮很圆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