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月葬花魂》邱莹莹

7、第 7 章

　　冷月葬诗魂

　　第七章紫菱

　　迎春的屋子，叫紫菱洲。

　　这名字好听，听着便是一片紫莹莹的水，水上浮着菱角叶子，圆圆的，贴在水面上，风来的时候便晃晃悠悠地转。洲上有几间屋子，不大，却临着水，推开窗便能看见一片冷冷清清的波光。

　　可迎春不大推窗。她总是坐在窗下，手里拿着一本书，却不是《庄子》便是《太上感应篇》。那些书她看了许多遍了，书页的边缘都磨得毛毛的，有些地方还用指尖沾了唾沫翻过去，留下一点浅浅的印子。她不写诗，也不爱串门，也不怎么说话。姐妹们在一处说笑，她便也在那里，笑是笑着的，温温的、软软的，可那笑底下什么都没有。有时候宝钗说个笑话，众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她也跟着笑几声，笑过了，便又安安静静地坐着，像是方才那一笑，已经把一天的力气都用尽了。

　　大观园里的人都说，二姑娘是个木头人。下人们当面叫她“二姑娘”，背后便叫她“二木头”。说她锥子扎一下也不知道哎哟一声，说她天塌下来也只当被盖。这些话传到迎春耳朵里，她也不恼，也不辩，只是微微地低了头，把那本《太上感应篇》又翻过一页。

　　可她不是木头。木头是没有感觉的。她有感觉，只是不说。

　　那一回，她的乳母偷了她的攒珠累丝金凤去赌钱，她知道了，也不去讨。奶嫂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她也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绣橘看不过去，替她分辨了几句，她倒拦着说：“罢了罢了，省些事罢。”绣橘气得哭，说：“姑娘，你也忒软弱了些。”迎春便叹了口气，说：“我不是软弱。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她们要，便拿去罢。”

　　绣橘不懂。她只觉得自家姑娘太不中用了，任人欺负也不吭声。可迎春心里是清楚的。她不是不知道疼，是她太知道疼了，才知道有些疼是争不来的。她从小便没了娘，父亲贾赦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对她这个女儿从不上心。邢夫人是继母，待她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只是淡淡的，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纱。她哥哥贾琏倒是个能干的，可也忙，也顾不上她。她在这府里，像是一株没人浇水的小草，自己在角落里悄悄地长着，长着长着，便也习惯了没人管的日子。

　　她常常觉得自己是那水上的菱角叶子。菱角叶子圆圆的，浮在水面上，风往哪里吹，它便往哪里去。它没有根扎在泥里，也没有花开在枝头。它只是浮着，安安静静地浮着，风来了便动一动，风去了便又不动了。她觉得这样也好。不动，便不疼。不争，便不伤。

　　可是人不争，命却要来争你。

　　那一年，贾赦把她许给了孙绍祖。

　　孙绍祖是大同府人，祖上也是军官出身，如今在兵部候缺。媒人说，这孙家如何如何富贵，这孙绍祖如何如何才貌双全。贾赦见了两次，觉得门楣还算相当，又收了他五千两银子的借据，便拍板定了这门亲。迎春听说了，也只是微微地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不是不想说。她是有话的。她想问：那孙绍祖，是个什么样的人？品性如何？脾气如何？可有功名在身？可能善待于我？可她张了张嘴，又阖上了。她知道她问了也没用。父亲定了的事，从来不会改。她是女儿，女儿在这世上，便是一件东西，从父亲的家里搬到丈夫的家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由不得自己。

　　姐妹们知道了消息，都来紫菱洲看她。黛玉拉着她的手，眼圈红红的，说：“二姐姐，你——”话没说完，便说不下去了。宝钗坐在一旁，面色沉重，半晌才说了一句：“你到了那边，凡事忍让些，保重自己要紧。”探春站在窗前，背对着众人，一言不发。她的肩膀微微地耸着，像是在忍着什么。湘云远远地坐在门槛上，低着头，手指在地上画着圈，画了一个，又抹掉，又画一个。

　　迎春看着她们，心里忽然便涌上一阵暖意。原来还是有人在意的。原来在这园子里住了这几年，也不是白白住了的。她微微地笑了一笑，那笑容还是温温的、软软的，可这回，那笑底下有东西了。

　　“姐妹们放心，”她说，声音还是一贯的轻柔，像水面上拂过的一缕微风，“我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探春忽然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声音却是一贯的锐利：“什么一样？二姐姐，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你到了那里，若是有不如意的地方，便写信回来。咱们家虽说不比从前了，可也不是任人欺负的。有什么委屈，你不要一个人咽着。”

　　迎春点了点头。可她心里知道，她不会写信的。她这一辈子，从来不曾向人诉过苦。小时候摔了跤，膝盖破了皮，她自己用帕子裹一裹，也不哭，也不告诉人。长大了，乳母偷她的东西，她也只是默默地换一把锁，连凤姐那边都不曾去说。委屈这种东西，说出来便散了些，可她连散的力气都没有。

　　出嫁那一日，天是灰的。正月里，冷得很，风吹在脸上像是小刀子割。迎春穿着大红的嫁衣，头上盖着红盖头，被喜娘搀上了花轿。那嫁衣是府里赶制的，绣着百子千孙的图样，金线银线的，看着是体面的。可那嫁衣有些大了，穿在她身上晃晃荡荡的，像是借来的衣裳。她坐在花轿里，轿子一晃一晃的，抬着她出了大观园，出了荣国府，出了那条她走了十几年的街巷。她掀开盖头的一角，想再看一眼那园子的围墙，可帘子是放下的，什么也看不见。她只听见轿外吹吹打打的声音，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看热闹的路人的说笑声。

　　她忽然想起那年夏天，她和姐妹们在大观园里玩。沁芳溪的水清清的，凉凉的，她们脱了鞋袜，把脚浸在水里，踢着水花。黛玉在念她的新诗，宝钗在岸上坐着，含笑看着她们。探春和湘云在打水仗，把水撩了对方一身，嘻嘻哈哈的笑声在溪面上飘得很远很远。她也笑着，坐在一块石头上，把脚踝没在水里，水从她脚背上流过，凉凉的、痒痒的。那是她最快乐的一个下午。她那时候想，这样的日子，要是能一直过下去，该多好。

　　可是日子不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的。菱角叶子，风吹到哪里，它便在哪里。水干了，它便枯了。

　　花轿停了。她被搀下来，踩着红毡，跨过了马鞍，跨过了火盆，拜了天地，拜了高堂，夫妻对拜。她始终低着头，从盖头的缝隙里，她看见一双黑色的靴子，靴面上绣着云纹，料子是好的，可是有些旧了，鞋尖微微地翘着，像是两只不怀好意的眼睛。

　　洞房之夜，盖头被挑开了。她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孙绍祖的脸。

　　那张脸是年轻的，眉目也算端正，可那眉眼之间有一种什么东西，让她心里一凉。她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是轻慢？是暴戾？是一种被纵容惯了的、对什么都不在意的蛮横？她来不及细想，因为那张脸便压了过来，带着酒气，带着一股陌生的、让她想要呕吐的热气。她闭上了眼睛。她听见自己的嫁衣被撕裂的声音，那百子千孙的绣纹，嘶啦一声，便碎了。

　　那一夜，她缩在床角，浑身发抖。孙绍祖已经睡死了，鼾声震天。窗外的月光透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的脸上没有泪。她哭不出来。她只是呆呆地坐着，把破碎的嫁衣裹了裹紧，手指攥着那撕裂的边缘，攥得指节发白。

　　她忽然想起那年怡红院夜宴，她抽到的那根花签。签上画的是一枝迎春花，题着“暖香坞”，诗句是：“一枝春雪冻梅花，高节长身未易夸。”她那时看了，也没说什么，只是把签搁在桌上，轻轻地笑了笑。迎春花——那花是开在雪里的，小小的，黄黄的，没有人赏它，也没有人赞它。梅花是香的，是美的，是高节长身的，而她只是迎春花。雪冻着它，它也开着；没有人看它，它也开着。开了，便谢了。谁也不知道。

　　高节长身未易夸。她有什么高节？她不过是逆来顺受罢了。她有什么长身？她不过是苟且偷安罢了。可今夜她忽然明白了，逆来顺受也不是容易的。苟且偷安也不是容易的。一个人要忍受什么，比一个人要争取什么，有时候更难。争取是往外发的，有力量便可以。忍受是往里收的，把所有的疼都收进心里，收得满满的，表面还要平平静静的。那需要更大的力气。而她，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力气可以用。

　　孙家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熬过去的。

　　孙绍祖是个暴戾的人。他在外面不得志，便把一腔的戾气都撒在她身上。喝了酒便打，赌输了钱便骂，有时候什么缘由也没有，只是看着她不顺眼，便劈头盖脸地一顿鞭子。她起初还哭，还躲，还求饶。后来便不哭了，也不躲了，也不求了。她只是蜷在地上，任那鞭子一下一下地落，心里想着紫菱洲的水，水上那圆圆的菱角叶子。风往哪里吹，它便往哪里去。鞭子往哪里落，她便往哪里缩。

　　孙家的下人们起初还同情她，偷偷给她送药，替她遮掩伤痕。后来被孙绍祖撞见了一次，把那个送药的丫头打了个半死，撵了出去，便再也没人敢可怜她了。她一个人住在后院的小屋里，那屋子比她从前在紫菱洲的屋子小了一半，又暗又潮，墙角长着青苔，下雨的时候屋顶便漏水，滴滴答答的，滴在缺了口的瓷盆里，溅起细细的水花。她的嫁妆一件一件地被孙绍祖拿去当了，换了酒钱。连她从大观园里带来的那一部《太上感应篇》，也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她想起自己从前读的那些书。《太上感应篇》上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要受这样的报应。她这一生，不曾害过一个人，不曾争过一件东西，不曾对谁说过一句重话。她只是安安静静地活着，像水上的菱角叶子，风来了便动一动，风去了便又不动了。可命运偏偏不肯放过她，偏偏要一鞭一鞭地，把她从那水上抽下来，抽到泥里。

　　有一夜，孙绍祖又喝醉了，摇摇晃晃地走进她的屋子。她正坐在灯下缝补衣裳——那是她仅有的一件还能穿的夹袄，肘部磨破了，她找了些同色的布头，凑合着补一补。孙绍祖站在门口，眯着眼睛看了她一会儿，忽然便笑了一声。那笑声是冷的，是讥讽的，是看着一只蚂蚁在热锅上爬的那种残忍的、不关己的笑。

　　“你们贾家的女人，”孙绍祖靠在门框上，舌头有些大，话都说不利索，“都是假清高。你老子收了我五千两银子，把你卖给了我。五千两——你以为你值多少？”

　　迎春的手停了停，针尖扎进了她的手指，一颗血珠冒出来，红红的一小粒。她把手放下来，没有吭声。

　　孙绍祖见她不答，便又走近几步，弯下腰，凑在她耳边，压低了声音说：“你老子不是个东西。你哥哥贾琏，也不是个东西。你们贾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好东西。你是贾家的女儿，你也是个烂货。”

　　迎春的手抖了一下。她的嘴唇微微地张开了，像是要说什么。可最终，她只是把那件夹袄折了折，放在一边，站起来，走到了窗前。窗外是一堵矮墙，墙头上长着几丛枯草，在风里索索地抖着。月光照在矮墙上，照在那枯草上，白白的，冷冷的。

　　她的嘴唇又动了动。这回，她不是想说什么。她是在念诗。那是她在这世上念出的第一首诗，也是最后一首。那诗不是她写的——她不会写诗。她只是在那一瞬间，忽然便想起了多年前海棠社里，黛玉写的那两句：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她忽然便懂得了这两句诗。从前在园子里，听黛玉念这诗，她觉得美，却说不上来美在哪里。此刻她忽然明白了——黛玉说的是海棠，说的也是她自己。而她自己，连海棠都不如。海棠还有梨蕊的白可以偷，还有梅花的魂可以借。她有什么？她什么都没有。她的白是天生的，是苍白的白，是软弱无力的白。她的魂是别人给的，是父亲给的，是夫君给的，是命给的。她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她忽然想，如果她也能写诗就好了。如果她能写诗，她要把这些年的苦都写进去。那些鞭子落在背上的火辣，那些辱骂灌进耳朵里的刺痛，那些寒冷冬夜里一个人缩在薄被里瑟瑟发抖的孤独，那些看着窗外月光、想念大观园却知道再也回不去的绝望。她要把这些都写进去。写了，是不是便不疼了？写了，是不是便有人能看见了？

　　可她没有写过诗。她只会读《太上感应篇》，一遍一遍地读，读到那些字都像是刻在了她的脑子里。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她没有自召祸患，可祸患还是找上了她。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也不想再问了。

　　后半夜，孙绍祖折腾累了，倒头睡了。鼾声如雷，把窗纸都震得簌簌地抖。迎春慢慢地坐起来，赤着脚走到桌边。桌上有一面铜镜，是嫁妆里唯一没有被当掉的东西——因为它太旧了，镜面都泛了黄，照出的人影模模糊糊的，不值几个钱。她端起那面铜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那张脸，她已经认不得了。那是她的脸么？颧骨高高地凸着，眼窝深深地陷着，嘴角有一道结了痂的伤痕，是前日被孙绍祖一巴掌扇的。她的头发枯黄了，乱蓬蓬的，像是一蓬无人打理的秋草。她看了很久，看着看着，忽然便轻轻地笑了一声。

　　她记得那年夏天，在大观园的沁芳溪边，黛玉脱了鞋袜，把脚踝浸在溪水里，回过头来对她说：“二姐姐，你也来呀，这水凉凉的，可舒服了。”她便也脱了鞋袜，小心地踩进水里。水是凉的，滑滑的，从她的脚背上流过，软软的像是缎子。黛玉对她笑，她也对黛玉笑。那笑是真心实意的，是没有一丝阴影的。她那时候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幸运的人——住在这仙境一般的园子里，有这许多姐妹陪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像溪水一样，缓缓的、清清的、没有尽头的。

　　溪水流走了，便再也不会流回来了。

　　她把铜镜放下，镜面朝下，扣在桌上。然后她走到床边，把地上那件破碎的嫁衣捡起来，抖了抖，披在身上。嫁衣上那些百子千孙的图样，已经破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只有几根残存的金线，在月光下偶尔一闪。她坐回床上，把嫁衣裹了裹紧。天快亮了。窗外有鸡在叫，远远的，一声接一声。孙绍祖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沉沉睡去了。

　　迎春坐着，一动不动。她的眼睛睁着，看着窗外那一点点亮起来的天光。窗外那堵矮墙上的枯草，从黑色变成了灰色，从灰色变成了金色，太阳出来了。可太阳是别人的，不是她的。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夜里，碎了。那碎掉的东西，是她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点念想。她没有哭，也没有叫，也没有怨天尤人。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像水上的菱角叶子，等着风来把她吹走。

　　后来，孙绍祖死在了酒上。喝酒喝坏了肝，死的时候浑身发黄，像一片秋后的枯叶。迎春没有哭，也没有笑。她只是站在灵前，穿了一身素服，低着头，按着礼数，给那具棺材鞠了三个躬。然后她回到后院那间小屋，把她仅有的一点东西收拾了——那件补了又补的夹袄，那面泛黄的铜镜，还有一本她后来不知从哪里寻来的、残缺不全的《太上感应篇》，包在一个旧包袱皮里，走出了孙家的大门。

　　没有人送她。没有人拦她。她像一片菱角叶子，从这片水上漂走了，漂到另一片水上去。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也许她回了大观园，在那已经荒废了的紫菱洲里，守着那几间空屋子，对着那一片冷冷清清的水，度过残年。也许她没有回去。大观园已经不是从前的大观园了。怡红院的海棠枯死了，潇湘馆的竹子黄了，蘅芜苑的藤萝疯了似的长，把门窗都封住了。紫菱洲的水还在么？还是也已经干了，露出了龟裂的淤泥？

　　没有人知道。那些曾经在大观园里笑着、闹着、吟着诗的姐妹们，如今都零落四散了。黛玉死了，宝钗守着空房，探春远在海疆，湘云在寒塘边对着鹤影，而迎春——她在那间无人知晓的小屋里，对着那部残破的《太上感应篇》，安安静静地，翻过一页，又翻过一页。书上写的什么，她早已不看了。她只是需要那翻书的动作，一页一页，重复着，像是木鱼的声音，笃，笃，笃。那声音让她的心静下来，什么都不想。

　　只是偶尔，在春天，院子里那棵不知谁种的海棠开了花的时候，她会抬起头来，看着那满树的嫣红，忽然便想起很多年前，大观园海棠诗社里的那些诗句。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那是黛玉写的。她记得黛玉念这诗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亮亮的，像是潇湘馆竹子上的露水，太阳一照，便闪闪发光。

　　“淡极始知花更艳。”

　　那是宝钗写的。宝钗念这诗的时候，声音还是那样稳稳的、温温的，像是深潭里的水，看不见底，也看不见波澜。

　　“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

　　那是湘云写的。湘云念完了，便自己拍手笑起来，说“我这一首，倒是冷了些”。众人都笑，探春说“你这个人便是冷的，写的诗自然也是冷的”。

　　探春的诗呢？迎春努力地想了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她只记得那日探春站在窗前，拿着笔，蘸了墨，写了一句什么，便放下笔，走到院子里去了。侍书追出去问，探春便摆摆手，说“不好，不好”。可众人都说好。到底是什么呢？

　　她忽然便想起来了。那是两句——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

　　她忽然便笑了。笑里没有苦涩，也没有怅然，只是一种淡淡的、远远的、隔着几十年光阴往回看时的那种释然。她想，这些诗真好。真好啊。她们这些人，那时候真年轻啊。

　　她低下头，又翻过了一页《太上感应篇》。窗外的海棠还在落着，一瓣一瓣，轻轻的，像是有人在无声地叹息。远处有风吹过来，穿过那些荒废了的院落，穿过那些枯萎了的花木，穿过那些再也无人走过的青石小径，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

　　迎春侧耳听了一会儿，便又低下头，安安静静地，像水上的菱角叶子。风往哪里吹，她便往哪里去。

　　案上的烛火又晃了一晃。我抬起头来，窗外已是一片沉沉的暗色。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经移到了中天，冷冷地照着，把院子里那几棵老树的影子投在地上，横七竖八的，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纸。海棠花在夜风里微微地颤着，偶尔有一两片花瓣从枝头坠下来，飘飘悠悠的，落在青石阶上，薄薄的一层，嫣红的，深红的，浅红的，像是一地碎了的胭脂。

　　我低下头，看着摊在面前的《红楼梦》。书页正翻到迎春出嫁的那一回。曹雪芹只用了寥寥几百字便把她打发了出去——一笔带过，连一声叹息都吝啬。迎春不是他最爱的人物，他似乎也不指望读者爱她。她太普通了，太懦弱了，太不“精彩”了。她没有黛玉的才华，没有宝钗的城府，没有探春的锋芒，没有湘云的豪气。她在这部书里，像是一个影子，轻轻地来，轻轻地去，什么也没有留下。

　　可我知道，她留下了些什么。

　　她留下的不是诗。她不会写诗。她留下的，是那首诗之外的空白——是所有那些没有被写出来的眼泪，所有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委屈，所有那些在深夜里一个人默默咽下去的苦。黛玉的诗是写在纸上的，焚烧之后便化作了灰。宝钗的诗是写在心上的，封存之后便再无人看见。湘云的诗是写在风里的，飘散之后便再寻不见。而迎春——她的诗是写在沉默里的。那沉默太重了，重得没有人能够读得懂。

　　我抬起头，看着窗外那一树海棠。花瓣还在落着，一瓣一瓣，无声无息。我忽然便想起一句旧诗来。那是宋人的句子，写的是迎春花，不是海棠，可不知为何，放在这里，却像是量身定做的一般——

　　“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恁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

　　那是白居易的《玩迎春花赠杨郎中》。迎春花，春寒中开的，小小的、黄黄的，没有人把它当回事。诗人却说，莫作蔓菁花眼看——不要用看野花野草的眼神来看它。它也是有魂的。它也是有痛的。它也是在这寒冷的人间，拼尽了全力，开出了自己的那一小朵花。

　　迎春便是那迎春花。她开过，在紫菱洲的水边，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里。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在意。可她毕竟是开过的。

　　我铺开一张新纸，提起笔来。窗外的风忽然大了些，把一瓣海棠吹进了窗来，落在我的纸上，嫣红的一小片，像是谁不小心滴落的朱砂。我拈起那瓣花，放在手心。花瓣薄薄的、凉凉的，犹带着夜的寒凉。

　　我忽然便想，这花瓣，也许便是迎春遗落在紫菱洲的那一句话吧。那一句她藏在沉默里的诗，这一藏，便是三百年。

　　我拈起笔，蘸饱了墨，在纸上落下几个字。写的是迎春的故事。写完了，便把纸折好，压在砚台下。窗外的风停了，那一树海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落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