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到的江南雪》枕月辞

7、我能做的只是不看着你死 春游时我们

　　那天晚上之后，我以为江叙白至少会和我说点什么。
　　比如“昨晚的事别跟别人说”，比如“你以后别再管我了”，比如又一次“别靠近我”。
　　我都想好怎么回答了。
　　我会说“我没跟别人说”，我会说“我偏要管”，我会说“你说了不算”。
　　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早上我到教室的时候，他已经在座位上了。
　　书包放在桌上，课本翻开在昨天的那一页，手里拿着笔在写什么。
　　一切还和往常一样。
　　我走到座位旁，把书包放下，拿出那袋温热的早餐，今天是豆奶和包子，放在他桌角，动作一气呵成，练了快一个学期，已经熟练到不需要思考了。
　　他看了一眼那袋东西。然后他伸出手，把豆奶拿出来，插上吸管，喝了一口。
　　是当着我的面吃的。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像是有人在我胸腔里放了一颗跳跳糖。
　　我心跳了一下，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课本，怕他看到我的表情。
　　他喝了。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喝我带的豆奶。
　　他不等所有人都走了才偷偷吃掉。
　　江叙白当着我的面，插上吸管，喝了一口，然后继续写卷子。
　　好像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好像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好像他也不是那个说“别靠近我”的人。
　　我用余光看他，他的侧脸还是那样清冷，睫毛垂下来挡住了眼睛。
　　但从我这个角度，能看见他微微滚动的喉结，很好看。
　　我低下头，用力咬了一口自己带的包子，差点咬到舌头。
　　那天上课，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太专注了。专注在感受旁边的这个人，他翻页时的细微声响，他笔尖落在纸面上的沙沙声，他呼吸时胸腔起伏的频率。
　　这些声音我一直都能听见，但从今天开始，它们有了不同的意义。
　　因为他喝了我的豆奶。
　　这个认知让我从第一节课脸红到了第四节课。
　　接下来的一周，我一如既往地给他带早餐。
　　他也一如既往地收下，并且在大多数时候会当着我的面吃掉一部分。
　　有时候只喝牛奶不吃面包，有时候只吃包子不喝豆浆。
　　我偷偷记下来，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甜的东西，豆奶换成纯牛奶之后他吃得更多一些。
　　于是从下一周开始，我带的早餐从豆奶换成了纯牛奶。
　　他什么都没说，但那一整周，他每天早上都在喝我带的牛奶。
　　我想，这大概就是江叙白式的“谢谢”了。
　　不说，但做。
　　四月初，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
　　说是春游，其实就是拉到城郊的一个生态公园走一圈，美其名曰“亲近自然、陶冶情操”。
　　同学们都很兴奋，提前好几天就开始讨论带什么零食、穿什么衣服。
　　我不太兴奋，因为我在想一件事：春游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偷偷摸摸地给他带吃的了。大家都在吃，他如果不吃，反而会显得奇怪。
　　春游那天是个晴天，太阳不大，风很舒服。
　　大巴车上，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聊天、分享零食、用MP3听歌。
　　江叙白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一个人，戴着耳机，看着窗外。
　　沈栀拉着我坐到了前面几排，但我一直在往后看。
　　“别看了，”沈栀塞了一包薯片在我手里，“脖子要扭断了。”
　　到了公园，老师说要先集体活动，然后自由活动两小时。
　　自由活动时间一到，同学们就像被放出笼子的鸟一样四散开来。
　　江叙白往公园深处走了。
　　我跟了上去。
　　反正公园的路就这么几条，怎么走都是顺路。
　　他走到一棵大榕树下面，停了下来。
　　那棵榕树很大，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还是那本《围城》，封面已经磨损得厉害，书脊上的透明胶带又多了几层，然后靠着树干坐下来，开始看书。
　　我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在他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把视线移回了书上。
　　我从包里拿出两个饭团，是我早上自己做的。
　　一个肉松的，一个梅子的。
　　我犹豫了一秒，把肉松的那个递过去。
　　“吃吗？我多做了一个。”
　　他看了一眼饭团。
　　那是他第一次没有说“不用”，没有犹豫，也没有推回来。
　　他伸出手，接过了饭团。
　　“谢谢。”他说。
　　声音很低，低到像是怕被别人听见。
　　我的心脏又开始不争气地猛跳了。
　　他吃东西的样子很安静。
　　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嚼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阳光透过榕树叶落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睫毛照成了浅棕色。
　　我想起上次在食堂里看他吃白饭咸菜的样子。
　　两个画面重叠在一起，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了。
　　他值得吃更好的东西。
　　值得吃热腾腾的饭菜，有人陪他一起吃，是不用担心下一顿在哪里的那种安稳。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人产生这么强烈的、近乎本能的保护欲。
　　但那种感觉是真实的，我想要他过得好，哪怕那个“好”跟我没有关系。
　　“好吃吗？”我问。
　　他把最后一口饭团咽下去，点了点头。
　　“比食堂的好吃。”
　　我笑了。
　　是那种从心底里涌上来的、压都压不住的、傻乎乎的笑。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好傻，傻到一直等他那么久。
　　“那我以后多做一点，反正我每天早上也做饭。”
　　他看着我，没有立刻说“不用”。
　　沉默了两秒钟之后，他说：“你没必要对我这么好。”
　　又是这句话。
　　“我又不是为了‘有必要’才对你好。”
　　他垂下眼，看着手里攥成团的保鲜袋，指腹在塑料袋上反复摩挲着。
　　“林知夏。”
　　“嗯。”
　　“我不值得。”
　　我的心猛地疼了一下，像是被人捏住了。
　　“值不值得，”我说，“不是你说了算。”
　　他终于抬起头来看我了。
　　他的眼睛里有一样东西，我说不上来。
　　是一种复杂的、像是溺水的人看见岸边有一只手但不敢去抓的那种表情。
　　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
　　但他最终只是把那团保鲜袋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塞进了校服口袋里。
　　“走吧，快集合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往集合的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等了我一下。
　　就那么一下。
　　他停下来，等我从石头上站起来，然后我们并肩走回去。
　　肩膀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二十厘米。
　　我能感觉到他走路时带起来的风，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能看到他右手手背上那个已经变成了浅粉色的圆形烫疤。
　　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
　　我们就那样走了一段路，不长，大概只有两三分钟。
　　但那两三分钟，是我十六岁的春天里，最漫长也最短暂的两三分钟。
　　春游之后，我开始更系统地观察江叙白。
　　我没有偷看，我只是在观察。
　　我把这两个字区分得很清楚，偷看是偷偷摸摸的、不好意思的；观察是认真的、有目的的。
　　我的目的是什么？
　　说出来有点可笑：我想知道他到底有多难。
　　我知道他家没钱，他爸是赌鬼，他经常挨打。
　　但这些是概念，不是事实。
　　我想知道的是事实，具体到每一顿饭、每一件衣服、每一次他皱眉是因为疼还是因为饿了的那种事实。
　　于是我开始记。
　　不是写在笔记本上，那本写了他喜好的笔记本我已经换了第二本了，是记在心里。
　　四月七号，他的校服袖口开线了，第二天他用同色的线缝好了，针脚很细，比我妈缝的还整齐。
　　四月十二号，午饭时间他在食堂打了两个素菜一碗米饭，六块钱。
　　他没有去拿免费咸菜，我猜是因为咸菜太咸了，他最近嘴唇有点干裂。
　　四月十五号，他的运动鞋开胶了，他用502胶水粘了一下，干了之后鞋头有一块发白的硬壳。
　　四月二十号，他没有来上学。
　　那是我记忆中最长的一天，仿佛过了很久很久。
　　他的座位空着，桌面上什么都没有。
　　我给他带的早餐孤零零地放在桌角，牛奶慢慢变凉，包子皮从软变硬。
　　每一节课我都以为他会在下一节课出现。
　　但是他没有出现。
　　放学后我鼓起勇气问了班主任王老师。
　　王老师说江叙白请假了，理由是“家里有事”。我问什么事，王老师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只是说：“你别担心。”
　　别担心。
　　怎么可能不担心。
　　四月二十一号，他还是没来。
　　四月二十二号，没来。
　　四月二十三号，没来。
　　那三天我做了什么？
　　我上课走神，被数学老师点了两次名。
　　我晚饭吃不下，我妈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有。
　　我每晚躺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全是他被人堵在巷子里的画面：三月的巷子，四个成年人，他背靠着卷帘门，手在背后做“不要过来”的手势。
　　我以为他会像上学期一样，消失几天，然后带着新伤回来，一切如常。
　　但第四天，他回来了。
　　四月二十四号，周三。
　　我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座位上了。
　　书包放好了，课本翻开了，铅笔盒在桌角摆得整整齐齐。
　　他看起来不像有什么事。
　　除了……
　　他的左手手腕上缠了一圈白色的布。
　　只是普通的棉布条，从旧衣服上剪下来的那种，边缘还有些毛糙。
　　纱布上没有血，缠得很紧，从手腕一直延伸到小臂中段，遮住了他左手几乎所有的皮肤。
　　他坐在那里写英语卷子，左手放到桌下。
　　我在他旁边坐下，把早餐放在桌角，今天带的是纯牛奶和肉包子，温度刚好。
　　他看了一眼，顿了顿，拿起来吃了。
　　和平时一样。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好像他没有消失四天，好像他的左手上没有缠着纱布，好像一切都正常。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他让我别问。
　　但我的嘴比我的脑子快。
　　“你的手……”
　　“没事。”他的声音很平，和往常一样。
　　“纱布……”
　　“擦伤了，过两天就好。”
　　他在撒谎。
　　我知道他在撒谎。
　　擦伤不会用棉布条缠，不会缠那么紧，不会让他把左手一直放在桌下。
　　但我没有拆穿他。
　　拆穿了也没有用。他不会告诉我真相，不会告诉我这四天发生了什么，不会告诉我他爸是不是又欠了新的债，不会告诉我那些追债的人是不是又对他做了什么。
　　他能做的只是坐在我旁边，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我能做的只是装作相信他。
　　然后把第二天的早餐再多带一个鸡蛋。
　　五月初，天气开始热了。
　　江南的五月，不像春天也不像夏天，是那种黏黏糊糊的、让人喘不过气的温热。
　　梧桐树长出了新叶，教室里开始开电风扇，很多人换上了短袖校服。
　　江叙白也换上了短袖。
　　他的左手手腕上的纱布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还没完全愈合的伤疤。
　　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勒过之后留下的痕迹，一圈暗红色的、边缘有些发紫的印痕，像一条戴在手腕上的旧绳。
　　他没有解释，我也没有问。
　　但我们之间有一个无声的默契：我装作没看见，他装作我不知道。
　　有一天中午，我吃完饭回到教室，发现江叙白不在。
　　他的书包还在，课本摊开着，铅笔盒放在上面。
　　我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去了走廊。
　　他站在走廊尽头的楼梯间。
　　不是上次低血糖蹲着的那种姿势，是站着，靠着墙，仰着头，闭着眼睛。
　　阳光从楼梯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脖子上、锁骨上，把他整个人照得几乎透明。
　　他没有听见我走过来，或者说他以为这个时候不会有人来。
　　他的嘴唇在动。
　　不是在说话，是在默念什么。
　　我站在楼梯间外面，没有进去，没有出声。
　　我听见了他在念什么。
　　不是单词，不是公式。
　　是数字。
　　一串一串的数字，念得很轻，像在数数。
　　“……三千，四千一，五千……”
　　他停下来，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还差两万。”
　　他的声音很小，小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下个月底之前，如果还凑不够……”
　　他没有说完。
　　他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像咽下一口没有嚼碎的药，很苦很苦。
　　然后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没有眼泪，他从来不哭，但他擦眼睛的动作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眼眶里挤出去。
　　我退了回去。
　　走回教室的时候，我的腿在发软。
　　两万。
　　不是两千，不是两万块对于一个十六岁的高中生来说是什么概念，我可以想象。
　　他一天的生活费不超过十块钱，一个月三百。
　　两万块，他要不吃不喝攒将近六年。
　　而他爸让他来还。
　　那些追债的人让他来还。
　　这个世界让他来还。
　　我坐在座位上，把脸埋进胳膊里。
　　眼泪掉在校服袖子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我的内心是愤怒的，一种无能为力的、找不到出口的、憋在胸腔里快要炸开的愤怒。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不能替他还钱，不能替他报警，他爸赌钱欠债后让他去还钱，警察管不了这个。
　　我甚至不能替他挡掉那些人的拳头，因为他会在那些人碰到我之前，先把我推开。
　　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多带一份早餐，在他的桌角放一袋牛奶、一个包子、一个鸡蛋。
　　然后在他假装一切正常的时候，也假装相信他。
　　这算什么？
　　这能改变什么？
　　什么都不能。
　　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历史课。
　　老师在讲台上讲辛亥革命的意义，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在笔记本的边角写了一行字。
　　“我能做的只是不看着你死。”
　　写完之后我看着这行字，觉得自己太夸张了。
　　他才十六岁，不会死的。
　　对吧？
　　不会的。
　　我把那行字划掉了。
　　但我没有撕掉那一页。
　　多年以后我翻到这本笔记本，看到被划掉的那行字，墨迹已经有点褪色了，但字迹还是清晰的。
　　“我能做的只是不看着你死。”
　　十六岁的我，以为自己只是在写一句很重的话。
　　二十五岁的我，对着这行字哭了很久。
　　因为十六岁的我不知道，后来的江叙白，差一点就真的死了。
　　而我甚至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我也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
　　我们两个人，像是隔着一层磨砂玻璃走路，看得见对方的轮廓，但永远看不清对方的表情。
　　他迈一步，我迈一步。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远离。
　　但玻璃一直在那里。
　　不会碎，也不肯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