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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桌前夕 林知夏日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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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开学那天,九月的阳光还是热的,我背着新书包走进高一三班的教室,在班主任王老师的花名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倒数第三排,靠窗。
我走过去的时候,座位上已经坐了人。
一个男生。侧脸对着我,正在低头写什么。
他的校服是新发的,还是蓝白色,但穿在他身上比巷子里那个下午显得挺拔了许多。
他的头发长了一点,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半边眉眼。
我停下脚步。
心跳突然变得很吵。
他大概感觉到了有人在看他,抬起头来。
是那张脸。
白净的、清冷的、没有什么表情的脸。颧骨上的淤青已经消了,嘴角的伤口结了痂,变成一个小小的暗色疤痕。
右手手背上那个圆形的烫伤还在,新生的皮肤是嫩红色的,和周围的肤色格格不入,像一枚烙印。
他看见了我。
这次不是隔着巷子的距离,不是在他最狼狈的时刻,不是在昏暗的光线里。
是在明亮的教室里,在午后的阳光里,在崭新课本和粉笔灰的气味里。
他看了我两秒钟。
然后低下头,继续写字。
没有认领,没有尴尬,没有“那天的事请你不要说出去”。
什么都没有。
好像那天巷子里的人不是他。
好像我们是两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把书包放好,拿出文具盒和新发的课本,动作机械,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我想跟他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能说什么。
“你——你也是三班的啊?”我听见自己说了一句废话。
他没抬头。“嗯。”
“我叫林知夏。”
沉默。
他翻了一页纸,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
我几乎以为他不打算再说话了,正准备尴尬地转回头去,听见他低声说了一句——
“江叙白。”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履行某种程序。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记住那三个字的声音,比记住后来所有人说过的所有话都要清晰。
江叙白。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好看的名字。
清冷的名字。
和他这个人一样,像冬天早晨窗户上凝结的白霜,好看,但不敢碰,碰了会化。
后来的日子,他成为我同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不提那天的事,我也不问。
他每天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书包来上学,很早,永远是第一个到教室的人。
他来的时候会把窗户打开,让晨风吹进来,然后把课本整整齐齐地摆在桌角,开始看书写字。
他的课本包了书皮,是那种最便宜的牛皮纸,边角折得很整齐。
他上课从不说话,老师提问他永远能答得上来,但不主动举手。
他成绩好得出奇,第一次月考就是年级第一,第二名跟他差了二十多分。
成绩贴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问“江叙白是谁”,他只是低头写卷子,好像那上面的名字跟他无关。
他对所有人都淡淡的。
有人跟他说话,他礼貌地回应,但不会多聊一句。
有人找他借笔记,他借,但不会主动给。
有人约他打球,他偶尔去,但在球场上也沉默,赢了没表情,输了也没表情。
他像个影子,存在,但不留痕迹。
我每天都在观察他。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丢人,但我控制不住。
我在意他午饭吃什么——食堂最便宜的窗口,两个素菜一碗米饭,五块钱。
我在意他身上永远是那几件衣服——两件白T恤换着穿,校服外套洗得发白,领口的标签磨掉了字。
我在意他右手手背上那个烫伤——它慢慢结痂、脱落、长出粉色的新肉,但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像一枚永远褪不掉的印章。
我也在意他偶尔露出的淤青。
不是每天都有,但隔三差五地,他的手腕上、小臂上、甚至是脖子侧面,会出现青紫色的痕迹。
有时候是新的,颜色很深,边缘泛着黄;有时候是旧的,已经褪成了淡绿色。
他从不对这些伤做任何解释,也从不刻意遮挡——夏天穿短袖,那些淤青就那么明晃晃地露在外面,像某种无声的宣言。
同学们不是没看见。
有一次课间,坐在前面的赵磊回头看见他小臂上的一片青紫,脱口而出:“江叙白你让人打了?”
江叙白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面无表情地把袖子往下拽了拽,声音很淡:“没有。”
赵磊还想追问什么,被他那个“不要再问了”的眼神堵了回去。
后来大家渐渐习惯了,不再提这件事。
十六七岁的少年人,各有各的烦恼,别人的伤疤,看多了也就不新鲜了。
但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我注意到每次淤青出现的时候,他都会格外沉默。
不是他平时就不怎么说话的那种沉默,是更深的那种——像是一个人把自己缩进了壳里,连呼吸都变得很轻,好像害怕发出声音就会被谁发现。
有一次晚自习,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声和笔尖摩擦纸面的沙沙响。
我坐他后排做数学题,余光瞥见他左手按着课本,右手拿着笔,但很久没有动。
我假装不经意地抬头,看见他垂着眼,视线落在课桌抽屉里。
抽屉半开着,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露出半截,上面是我不认识的字迹。
他的表情很平,但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手指压在信封上,指节微微泛白。
他维持那个姿势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然后他轻轻呼出一口气,把信封塞进抽屉最深处,拿起笔继续写题。动作自然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看见他的睫毛颤了一下。
很短,很快,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
那一瞬间,我心里涌起一种很陌生的感觉。
不是同情,不是好奇,是一种更强烈的、更不讲道理的东西——我想知道他是谁。不,不是他叫什么名字、他考第几名、他爸爸是不是赌鬼。
我想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想把他那层冷冷的壳撬开一条缝,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我知道这很荒谬。
我跟他连朋友都算不上。
我们只是同桌,偶尔说几句话,内容不超过“作业是什么”“今天星期几”“老师刚才说的第几页”。
他从不主动跟我说话,我问什么他答什么,答完就结束,像一台设计精良但对人类没有兴趣的机器。
但我在意。
我从那天巷子里就开始在意了。
在意他嘴角的血,在意他手背上的烫伤,在意他擦血时那种不正常的熟练,在意他从地上爬起来时脊背挺得很直但腿在抖。
我甚至在意他不记得我。
或者说,假装不记得我。
十月的一个下午,体育课自由活动,女生们三三两两地坐在操场边聊天。
沈栀——就是我那个话多到停不下来的闺蜜,歪着头看我,突然说了一句:“林知夏,你是不是有情况?”
我正在喝水,呛了一下。“什么?”
“你最近不对劲,”她掰着手指头数,“上课走神,下课发呆,笔记本边角全是一个人的名字——”
“我没有!”我耳朵开始发烫。
“江叙白,”她压低声音,眼睛亮得像发现了新大陆,“你是不是喜欢江叙白?”
“没有!”我的声音大到自己都心虚,赶紧捂住嘴,左右看了看,确认没有人注意这边,才压低声音说,“你别瞎说。”
沈栀眯着眼睛看了我三秒钟,然后意味深长地笑了:“哦。”
“哦什么哦。”
“没什么,”她拍拍我的肩膀,语气慈祥得像我妈,“林知夏,你完了。”
我推开她的手,假装去看操场上踢球的男生,但视线不受控制地飘向了操场另一头的篮球场。
江叙白在打球。
他也打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白T恤,袖口卷到肩膀上,露出线条分明的小臂。
他打球的方式和他人一样——不争不抢,不喊不叫,接球、投篮、进了就进了,没进也没表情。
但他的动作很干净,投篮的姿势标准得像是练过的,手腕轻轻一抖,篮球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空心入网。
阳光打在他身上,汗珠沿着额角滑下来,沿着下颌线滴落在锁骨上。
他把额前的碎发往后撩了一把,露出饱满的额头和那双很黑很沉的眼睛。
风吹过来,篮球场旁的梧桐树沙沙地响。
我觉得呼吸变得有点困难。
不是因为热。
是因为那个人站在那里,阳光落在他身上,但他的眼睛还是暗的,像一块浸在深水里的墨玉,好看,但没有光。
那一刻我想起巷子里他看我的那两秒钟。
那双眼睛里没有期待,没有恐惧,没有愤怒,没有悲伤。
什么都没有。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眼睛里什么都没有,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悲伤。
我低下头,假装要系鞋带,把脸藏在了膝盖后面。
鞋带没松。
但我需要三秒钟,让心跳恢复正常。
放学的时候,江南的天黑得早,六点多钟路灯已经亮了。
我走出校门,沿着梧桐道往公交站走,书包有点重,我换了个肩膀背。
然后我看见了江叙白。
他没有往公交站的方向走,而是拐进了学校旁边的一条小巷。
那条巷子通往老居民区,我去过一次,是跟妈妈去买菜的时候抄的近道,里面很暗,路灯多半是坏的。
我想起他身上的淤青。
想起那个叼着烟的领头人说“下次就不是三个人了”。
想起他站起来时左腿的踉跄。
我想喊他,但嗓子像被堵住了。
等我想迈步的时候,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巷口的阴影里。
“林知夏!”沈栀在后面喊我,“公交来了!快跑!”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黑暗的巷口,路灯的光只照到巷口那一小块地方,再往里,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知夏!”沈栀跑过来拽我的胳膊,“你发什么呆呢?车要走了!”
我被拽上了公交车。
透过车窗,我看见那个巷口还是空的,没有人出来。
公交车启动了,梧桐树一棵一棵地向后退去,路灯的光在车窗上一明一暗地闪过。
我攥着书包带子,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
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条巷子,那个少年,我会在后来的人生里,想过无数次。
每一次,我都后悔自己没有追上去。
不是因为他会出事——虽然那一天他确实出事了。
而是因为,如果我再勇敢一点点,也许故事就会不一样。
但十五岁的我不会知道这些。
十五岁的我,只是站在公交车上,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看着那个巷口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白色的点,消失在夜色里。
我想起口袋里那支摔裂了笔帽的英雄牌钢笔。
它还在,我一直没有还给他。
不是忘了。
是不敢。
因为我怕还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理由把他留在身边了。
那天晚上的作业,我在草稿纸上写了无数遍“江叙白”。
写到第一百遍的时候,我停下笔,看着满纸的三个字,终于承认了一件事。
沈栀说得对。
我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