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到的江南雪》枕月辞

11、入冬 我决定织围

　　十一月的第一周，江南下了一场冷雨。
　　不像秋天那种绵绵的细雨，是冬天正式来临前的那种冷雨，打在脸上像冰碴子，风一吹，骨头缝里都感觉凉凉的。
　　学校开始检查校服穿戴情况，要求所有学生必须穿秋装校服外套。
　　江叙白的那件外套还是高一发的那件，袖口磨出了毛边，拉链坏过一次，他用回形针别着，总让人感觉下一秒就要崩开一样。
　　外套里面永远是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领口的松紧带早就没了弹性，松松垮垮地挂在锁骨上。
　　我开始给他带厚一点的早餐，热豆浆、肉包子、煮鸡蛋，有时候还会多带一个保温杯，里面装着姜茶或者红枣水。
　　他不爱喝甜的，但姜茶他喝，红枣水他皱着眉也喝，喝完把保温杯还给我，不说好喝，也不说难喝。
　　但他会在还保温杯的时候，把杯子外壁擦干净。
　　直到没有水渍，没有指纹。
　　干干净净地还给我。
　　这个细节，我是在第三次给他带姜茶的时候注意到的。
　　那次我忘记拧紧杯盖，书包里漏了一点，我拿纸巾擦桌洞的时候，发现他帮我把杯盖拧得特别紧，紧到我费了好大劲才拧开。
　　他就是这样的人，不会说“我帮你拧紧了”，只会沉默地帮你把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处理好，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做。
　　十一月七号，立冬。
　　那天早上的晨雾很大，教室的窗户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汽，看不清外面。
　　我到教室的时候，江叙白已经在座位上了，正在往手上哈气。
　　他的手冻得发红，指节那里有些粗糙的裂口，但不是冻疮，是干活干的。
　　暑假在工厂打工的时候留下来的，一直没好全，天气一冷就裂开，裂开就流血，流血了他就用创可贴缠一下，创可贴用了两天就撕掉，因为舍不得用新的。
　　我在他旁边坐下，把早餐放在桌角。今天多带了一个东西，一管护手霜，超市里比较便宜的那种，白色的包装，上面写着“凡士林”。
　　我把护手霜放在牛奶盒旁边，没有说话。
　　他看了一眼，拿起护手霜，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然后放下了。
　　没有用，也没有推开。
　　我以为他不想要。
　　早自习？快结束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一眼，护手霜不在了。
　　我低头瞄了一下他的桌洞，那管护手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铅笔盒旁边，盖子被拧开过。
　　中午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没那么红了。
　　他用了。
　　这件事让我开心了整整一天。
　　他愿意用我用他的东西了。
　　对别人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江叙白来说，“接受”这两个字，重如千斤。
　　他这辈子收下的善意太少了，少到每一次接受都像是一场心理斗争：我配吗？我还得起吗？她会不会觉得我贪得无厌？
　　我多希望他能明白，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还的。
　　比如早餐，比如护手霜，比如我在他桌角悄悄放的那些不值钱但我想了很久的小东西。
　　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是“借”给他的。
　　是“给”他的。
　　给出去的东西，不需要还。
　　就像我对他的喜欢，不是交易，不求回报。
　　他只要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
　　十一月中旬，期中考试。
　　这次我没有考好，年级第十五，退步了七名。
　　成绩出来的那天下午，我趴在桌上不想说话。
　　我答应了爸妈这次要考进前十，结果不仅没进，还退步了。
　　更让我难受的是，江叙白又是年级第一。
　　他坐在我旁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
　　他是那种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说的人，我怕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是“下次加油”，那种官方的、像老师一样的安慰，我不要。
　　晚自习的时候。
　　我的数学卷子发下来了，最后一到大题我全错，扣了十二分。我把卷子翻过来扣在桌上，不想多看，心里很烦。
　　然后一只手伸过来，把我的卷子翻回去了。
　　是江叙白。
　　他没有说话，拿起红笔，在我的卷子上开始写。
　　他没有写答案，而是在我错的那道大题旁边，一步一步地写解题过程。
　　他的字很好看，即使是红笔写的，也像印刷体一样工整。
　　他写得很慢，每一行都写得很清楚，该跳步的地方没有跳，该说明的地方写了简短的文字说明。
　　写完之后，他把红笔放下，把卷子推回到我面前。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他从自己的本子上撕了一张纸，放在我桌上，上面写着三个字：
　　“别难过。”
　　我看着他，他已经在看英语了，好像刚才那件事不是他做的。
　　我把那张纸收进了笔袋，和之前所有的纸条放在一起。
　　那张纸上只有三个字。
　　但我知道，对江叙白来说，写出“别难过”这三个字，比做对一整张数学卷子难多了。
　　因为他从不主动表达任何情感。
　　“别难过”，是一句关心。
　　而关心，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品。
　　他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过来，还要分出一部分心力来关心我。
　　想到这个，我更想哭了。
　　一种说不出来的、堵在嗓子眼里的、想哭又想笑的感动。
　　但这次我没有趴着。
　　我坐直了，拿起红笔，开始看他写的解题过程。
　　他写得很好，每一步都清清楚楚，连我这种数学白痴都能看懂。
　　从那天开始，我每晚回家都会多做一套数学卷子。
　　我想下次考试的时候，能理直气壮地跟他说：“你看，我也会了。”
　　而不是每次都让他来教。
　　我想跟他站得近一点。
　　哪怕只是分数排名上的一两名。
　　十一月二十几号，具体哪天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天特别冷，天气预报说最低气温只有三度。
　　晚自习结束后，江叙白照例等我一起走。我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下课铃响，他先站起来，在走廊上等我；我收拾好书包，跟在他后面；他走前面，我走后面，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把校服外套脱了，递给我。
　　“穿上。”
　　他里面只穿了一件薄T恤。
　　“我不冷……”我说。
　　“你嘴唇发紫，穿上。”
　　他比我高一个头还多，校服穿在我身上像一件大衣，袖子长出一大截。我把袖子卷了几圈，才把手露出来。
　　校服上有他的体温，还有他的味道，洗衣粉，干净的、凉凉的、属于他的味道。
　　我裹着他的校服，跟在他后面走。
　　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走到我家小区门口的时候，我把校服脱下来还给他。
　　“明天还我，你先穿着。”
　　“你不冷吗？”
　　“我习惯了。”
　　他说“我习惯了”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星期二”一样平常。
　　但我听出了那三个字里面的重量。
　　习惯冷。
　　习惯饿。
　　习惯疼。
　　习惯没有人关心。
　　习惯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
　　他习惯了一切不好的事情。
　　唯一不习惯的，是有人对他好。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黑暗里，把那件校服抱在怀里，站了很久。
　　校服上的温度在慢慢流失，变凉，变冷。
　　但我不想松手。
　　因为那是我离他最近的时候。
　　不是身体上的距离，是心里的距离，他把自己的衣服给了我，他把自己仅有的、可以御寒的东西给了我。
　　而他穿着那件薄T恤，走进了只有三度的冬夜里。
　　他甚至没有打哆嗦。
　　因为他习惯了。
　　这个“习惯”，是我这辈子听过最让人心疼的三个字。
　　那件校服我第二天还了。
　　但我没有洗。
　　我想留着他的味道。
　　我知道这很变态，但我控制不住。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那件校服抱在怀里，闻着那股越来越淡的洗衣粉味道，心里想着：江叙白，你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多穿一件衣服？你妈有没有给你熬姜汤？你爸……有没有在家？
　　这些问题我一个都问不出口。
　　但我每天都在想。
　　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给江叙白织一条围巾。
　　他真的需要一条围巾，他没有任何御寒的配饰，冬天只靠一件校服外套和里面的T恤过冬，脖子里空空的，风一吹就缩脖子。
　　我从没织过围巾。
　　沈栀说她妈会，可以教她，她再教我。我跟沈栀约好了周六下午去她家学。
　　沈栀在电话里听我说要织围巾，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问了一句：“给江叙白的？”
　　“嗯。”
　　“林知夏，你完了。”
　　“我知道。”
　　“你不仅完了，你还病得不轻。”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男生围巾的长度？”
　　“不知道。”
　　“你连长度都不知道就要织？”
　　“我可以学。”
　　沈栀叹了口气，声音突然认真起来：“知夏，你真的想好了？江叙白那个人……你知道他不是普通人，他身上的事太多了。你对他好，他不一定会回应你。”
　　“我不需要他回应。”
　　“那你图什么？”
　　我想了很久。
　　“图他好好活着，”我顿了顿，“图他每天早上还坐在我旁边，图他还能喝我带的牛奶。这就够了。”
　　沈栀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比我勇敢，”她说，“我要是喜欢一个人，肯定想让他也喜欢我。你连这个都不求，你这不叫喜欢，叫供奉。”
　　供奉。
　　这个字让我愣住了。
　　我不是在供奉他。
　　我没有把他当神。
　　我只是……心疼他。
　　心疼到愿意做任何事，哪怕没有回报。
　　这算供奉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值得我这样做，那就是江叙白。
　　不是因为他完美。
　　恰恰是因为他不完美。
　　他有太多伤口，太多挣扎，太多不敢说出口的爱与怕。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比任何人都真实。
　　他不是神。
　　他只是一个想活命的十六岁孩子。
　　而这个孩子，值得拥有一条温暖的围巾。
　　第二天，我去沈栀家学织围巾。
　　沈栀的妈妈很热情，手把手地教我起针、平针、反针。我手笨，学了一个下午才学会了平针，织出来的第一行歪歪扭扭的，像是被狗啃过一样。
　　沈栀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你这织的什么啊，哈哈哈哈，是一爬一爬的毛毛虫吧？”
　　我双手放在她脖子上摇：“你闭嘴啊！”笑完以后继续织。
　　拆了织，织了拆。
　　一个下午，我拆了不下十遍。
　　终于在傍晚的时候，织出了巴掌大的一截，虽然还是不太平整，但至少能看出是一条围巾的样子了。
　　沈栀的妈妈看了看，说：“姑娘，你这条围巾织完，估计要到明年夏天。”
　　“没关系，我会加快速度的。”
　　冬天已经来了。
　　如果没有围巾的话，他将有好几个月的冷要挨。
　　我想在那之前，把这条围巾送到他手里。
　　回家的路上，我在公交车上拆了又织、织了又拆，旁边的大妈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说：“小姑娘，你织反了，这一针织错了，要拆掉三行。”
　　我看了看，确实错了，转过头不好意思的笑了：“谢谢阿姨。”
　　我又把它拆了三行，重新织。
　　车一晃，针掉了，毛线散了。
　　我蹲在车厢地板上捡毛线，周围的人都在看我。
　　但我没有觉得丢人。
　　因为我在为江叙白织围巾。
　　这件事本身，就让我觉得做什么都不丢人。
　　一天中午，我正在教室里写作业，王老师走进来叫了江叙白的名字，让他去办公室一趟。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去了大概二十分钟。
　　回来的时候，他的脸色不太太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不好。
　　他没有跟我说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问。
　　但那天下午，我发现他一直在看手机，准确地说，是在看一条短信。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他看完之后把手机扣在桌上，过了几分钟又拿起来看一遍。
　　反复了很多次。
　　晚自习的时候，他终于把手机收进了书包最里层，没有再拿出来。
　　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沈栀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沈栀说：“你猜我中午在办公室门口听到什么了？”
　　“什么？”
　　“王老师在跟江叙白说学费的事。说这学期的学费还差一部分没交，学校催了。江叙白说他知道了，会想办法。”
　　学费。
　　差一部分。
　　那一刻，我想起了他说的“还差两万”，想起他暑假在工厂打工一天八十块，想起他手上的裂口和创可贴，想起他说“我不确定我的生活能不能按照规划走”。
　　原来“不确定”是真的。
　　连下一顿饭、下学期的学费都不确定。
　　他怎么敢规划未来？
　　他连明天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我想帮他。
　　但我不知道怎么帮。
　　我不能直接给他钱，他不会要。我不能替他交学费，这不是我这个年纪的人能做到的事。
　　我甚至不能替他分担任何实际的负担，我唯一能做的，还是每天多带一份早餐，每天陪他走一段回家的路。
　　这算什么呢？
　　杯水车薪吧。
　　但除了这个，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
　　那天晚上，我看着那条织了不到一半的围巾，眼泪掉在毛线上，把灰色的毛线洇成了深灰色。
　　我真的好无力。
　　一种比委屈更深的东西，像沼泽一样，把你往下拽，你想挣扎，但越挣扎陷得越深。
　　十二月十六号，晚自习。
　　那天发生了一件小事，但我想把它记下来。
　　因为我怕很多年以后我会忘记。
　　晚自习的时候，我在做历史卷子，遇到一道不会的题，转头想问江叙白。
　　他正在写英语，感觉到我的视线，转过头来。
　　我们四目相对。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声和笔尖摩擦纸面的沙沙声。
　　他没说话，用眼神问“怎么了”。
　　我指了指卷子上的一道题。
　　他看了一眼，把卷子拿过去，在空白处写了几个关键词，然后推回来。
　　“思路。”他说。
　　只有两个字，但我看懂了。
　　我低下头开始写，写了两行，余光看到他没有转回去。
　　他在看我。
　　不是看卷子，是看我。
　　那一眼很短，大概只有一两秒。
　　他很快就把视线移开了，拿起笔继续写英语。
　　但我捕捉到了。
　　那一两秒里，他的眼神不是平时那种平淡的、波澜不惊的空洞。
　　那眼神里有一样东西，像是春天河面上的冰，看起来还是硬的，但靠近了看，能看见冰面下面有水在流动。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也许是心疼，也许是喜欢，也许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但我知道那不是假的。
　　江叙白不会假装。
　　他不会假装冷漠，他是真的在保持距离。
　　他也不会假装喜欢，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那个人在他眼里就是透明的。
　　他看我，不是看透明的那种看法。
　　他看我，是看“一个很重要的人”的那种看法。
　　虽然他说不出口。
　　虽然他自己可能都不愿意承认。
　　但我看到了。
　　那就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