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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八章 · 雪 只剩下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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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来觉得自己最近像一个间谍。
她开始在课间偷偷打电话——不是打给沈厌,是打给姑姑、打给医院社工部、打给慈善基金会。她的手机通话记录里,那些陌生的号码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一串串没有规律的密码。每次电话接通前,她都要做一次深呼吸,把声音调整到“镇定的大人”模式。
她学会了说“您好”“请问”“麻烦您了”。她学会了在对方说“这个申请需要三个月”的时候,用平静的语气问“有没有加急通道”。她学会了在被拒绝三次之后,依然笑着说“没关系,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她十六岁。一个半月前,她最大的烦恼是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做不出来。现在,她在跟一群四十多岁的成年人讨论“医保报销比例”“自费药目录”“慈善基金审批流程”。这些词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声音。那是另一个祝来,一个被逼着长大的祝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南城下了今年的第二场雪。这一次比第一场大得多,鹅毛一样的雪片从灰白色的天空飘下来,把整个学校裹进了一层厚厚的白色里。操场上的草坪不见了,跑道上的红色塑胶不见了,主席台上的国旗只露出最上面的一颗星。
祝来站在教室的窗户前,看着窗外的雪。
她想起了沈厌说的一句话——“雪是天空的骨灰。”那天他在天台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祝来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她打了个哆嗦,不是因为冷,是因为“骨灰”这个词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太自然了。自然到让她觉得,他和死亡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雪。
今天他又说了不一样的话。
早上六点,她推开教室门的时候,沈厌已经在了。他坐在最后一排,面前摊着那本笔记本,正在写着什么。听到门响,他抬起头,看了祝来一眼,然后指了指窗外。
那是他们的暗号——“看,今天的天空。”
祝来走到窗边。
雪正在下。不是那种急促的、像要砸穿地面的雪,是那种缓慢的、悠闲的、像在散步的雪。每一片雪花都在空中打着旋,不着急落地,好像在享受飞行的最后几秒钟。
“今天的天空,”沈厌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是白的。”
“废话。”祝来说,“在下雪呢。”
“不是那种白。”沈厌走到她旁边,也靠在窗边,“是一种很干净的、像刚洗过的白。你看那些雪片,它们在落地之前是白的,落地之后就变成灰的了。”
祝来看了一眼地面。地上的雪已经被踩出了无数个脚印,灰黑色的,像一张白纸上被人泼了墨。
“所以,”沈厌说,“雪最好看的时候,是它还在天上的时候。”
祝来转头看他。
他的侧脸在雪光里显得格外白,白到几乎透明。他的睫毛上沾了一片雪花,那片雪花在他的睫毛上停了两秒,然后融化了,变成一滴小小的水珠,挂在他睫毛的末端,像一颗随时会掉下来的泪。
“沈厌,”祝来说,“你以后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
“比如?”
“比如——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是星期五,后天是星期六,不用上课。”
“这有什么开心的?”
“不用上课还不开心?”
沈厌歪着头想了想。“不用上课意味着见不到你。见不到你就不开心。”
祝来的耳根开始发烫。她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重新看向窗外。雪还在下,越下越大,远处的那棵梧桐树已经完全被雪覆盖了,像一个穿了一身白衣服的老人。
“沈厌。”
“嗯。”
“你今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今天沈厌去医院抽了血。祝来本来想陪他去,但他不让——“你好好上课,我很快就回来。”他说“很快”的时候,祝来想到了一个问题——他每次说“很快”,是不是都在骗她?就像他说“没事”的时候其实在疼,说“不严重”的时候其实很严重,说“我试试”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放弃了。
“出来了。”沈厌说。
“怎么样?”
“血小板升了一点。从三十五升到四十二。”
祝来在心里快速搜索了一下昨晚查的资料——正常人的血小板计数是一百到三百。三十五的时候,他已经处于“有自发性出血风险”的范围。四十二,还是低。但“升了一点”这三个字,是她这一个多月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真的?”她的声音一下子亮了。
沈厌看着她亮起来的眼睛,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假的。”
祝来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血小板没升。降了。从三十五降到二十八。”
教室里很安静。雪落在窗台上的声音,细碎得像有人在轻轻叹气。
“沈厌,”祝来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不正常,“你为什么要骗我?”
“因为我想看你笑。”他说,“你刚才笑的那一下,很好看。”
祝来没有说话。
“你最近不笑了,”沈厌的声音低下去,低到像雪落在地上的声音,“从你知道我生病的那天开始,你就不笑了。你每天都在打电话、查资料、想各种办法。你连上课的时候都在走神,物理老师叫你回答问题你都不知道讲到哪一页。”
“你观察得倒挺仔细。”祝来的语气有点冲。
“我每天都在看你。”
“你能不能别看我了?”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不看你的话,我不知道还能看什么。”
祝来的鼻子一酸。她转过身,面朝窗户,把脸对着外面的雪。她不想让沈厌看到她的表情。如果沈厌看到她的表情,他就会知道她要哭了。如果他知道她要哭了,他就会说“别哭了”,然后她会哭得更厉害。
“沈厌,”她的声音有点闷,因为她在咬着嘴唇说话,“你别说话了。”
“好。”
“你也不要看我。”
“好。”
“你去看雪。”
“好。”
祝来听到身后传来衣服摩擦的声音——沈厌转过身,和她并排站在窗边,面朝同一个方向。
她感觉到他的目光不在她身上了。他现在在看雪。
她偷偷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雪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像一幅黑白照片。他的鼻尖和颧骨上有淡淡的红——不是因为害羞,是因为冷。他今天穿得不多,校服外面只加了一件薄薄的黑色棉服,领口敞着,露出里面那件已经洗到发白的灰色毛衣。
那件毛衣的袖口起了毛球,领口的罗纹也松了,歪歪扭扭地挂在脖子上,像一条快要散架的围巾。祝来盯着那件毛衣看了两秒,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沈厌的衣服,谁给他买的?谁给他洗的?他在那个出租屋里,是自己一个人洗衣服、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吗?
这些问题以前从来没有出现在祝来的脑子里。她以前觉得“生活”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衣服会自己变干净,饭会自己出现在桌上,床会自己铺好。但现在她知道了,那是因为有人替她做了这些事。沈厌没有替他做这些事的人。
她忽然很想给他买一件新毛衣。
不是因为他现在的毛衣不好看。是因为她想成为那个替他做这些事的人。
“沈厌。”她叫他的名字。
“嗯。”他没有转头。
“你穿多大码的衣服?”
沈厌终于转过头来看她。雪光在他眼里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白色,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你问这个干嘛?”
“想给你买一件毛衣。”
“为什么?”
“因为你的毛衣起球了。”
沈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袖口。那些毛球在雪光里显得格外扎眼,像一群赖在衣服上不肯走的白色小虫。他用手扯了扯袖口的毛球,没扯掉。
“不用。”他说。
“我没问你用不用。我问你穿多大码。”
“祝来——”
“XL?”祝来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不,你太瘦了。L。不,M。你穿M应该就够了。”
沈厌看着她认真估算他身量的样子,嘴唇动了动。
“M。”他说。
祝来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数字。M。一百六十五到一百七十五。他的身高应该在一七八左右,但体重太轻了,所以M码就够了。
“你喜欢什么颜色?”她又问。
“灰色。”
“为什么是灰色?”
“因为灰色不会脏。”沈厌说,“白色的毛衣脏了很明显,黑色的毛衣脏了也看得出来。但灰色的毛衣,脏了也不太看得出来。这样就不用经常洗。”
祝来看着他。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但祝来听出了那句话下面的东西——他不想经常洗衣服,不是因为懒,是因为洗衣服太累了。化疗后的身体,连拧一件湿毛衣的力气都没有。
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本小本子。那本本子是她昨天在文具店买的,手掌大小,封面是深蓝色的,里面全是空白页。她在这本本子上已经开始记东西了——沈厌的医保号、主治医生的电话、基金会的申请截止日期、各种药的名字和价格。
她在本子上翻到空白的一页,用笔写下:毛衣,灰色,M码。
写完之后她又加了一行:围巾。也是灰色。也是M码。
“祝来。”沈厌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
“嗯。”
“你真的不用——”
“沈厌,”祝来把本子合上,塞回口袋,抬起头看着他,“你再说‘不用’这两个字,我就——”
“你就怎样?”
“我就——”
她忽然卡住了。她能怎样?她不能怎样。她对沈厌没有任何威胁力。他连死都不怕,还会怕她什么?
“你就不给我买关东煮了。”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很幼稚。
但沈厌笑了。
不是那种浅浅的、稍纵即逝的笑。是那种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带着一点气息的、真正的笑。他的嘴角弯上去的时候,眼睛也弯了,眼角出现了两条细细的纹路。
“好,”他说,“我不说了。”
“真的?”
“真的。你给我买毛衣,我就穿。你给我买围巾,我就戴。你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要。”
祝来看着他笑的样子,忽然觉得鼻子又酸了。她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祝来你能不能别这么爱哭。但她控制不住。因为沈厌说“你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要”的时候,那个“都”字里有一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
那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对“拥有”这两个字的饥渴。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五。
学校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元旦假期,整个学校都弥漫着一种“马上就要解放了”的躁动。走廊上有人在追逐打闹,有人在商量假期去哪里玩,有人在大声讨论跨年夜要吃什么。
祝来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
她坐在座位上,面前摊着一本数学练习册,但笔尖一直停在第三题的括号里,一个字都没写。
她在想一件事。
姑姑昨天发消息说,慈善基金的申请表已经寄出来了,这两天应该能到。申请表到手之后,需要填写的内容包括:患者基本信息、病情描述、家庭经济状况、治疗方案及费用预算。还需要附上病历复印件、诊断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
祝来一样都没有。
她需要找沈厌要这些东西。但怎么开口?直接说“沈厌你把你身份证和户口本给我”?不行,太像骗子了。说“沈厌我帮你申请救助基金,你把材料给我”?也不行,沈厌会拒绝。他连众筹都不愿意,怎么会愿意申请救助基金?在他眼里,申请基金和众筹是一样的——都是在求人,都是在展示自己的伤口给别人看。
但如果她不告诉他呢?如果他睡着了,她翻他的书包,把那些材料偷偷拿出来复印——祝来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她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会考虑这种事的认?她一向是一个遵纪守法、连上课说话都不会的乖学生。但现在,她居然在想怎么偷偷翻别人的书包。
她咬了咬嘴唇,把这个念头掐灭了。
她不能那样做。不是因为怕被发现,是因为沈厌已经够孤独了。他是那种把所有东西都藏在抽屉最里面、连生病都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人。如果她偷偷翻了他的东西,她就成了那些“趁他不注意窥探他隐私”的人之一。她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她要用别的方式。
午休的时候,祝来走到沈厌的座位前。
沈厌正在吃她带的饭——今天是糖醋排骨、炒青菜和一碗紫菜蛋花汤。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完成一项需要高度专注的任务。
祝来在他对面坐下来——她很少坐这里,这张椅子是沈厌旁边的那个男生的,今天那个男生请假了,座位空着。
“沈厌。”
“嗯。”他抬起头,嘴角沾了一点糖醋汁。
祝来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他。他接过去,擦了擦嘴角。
“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在哪?”祝来开门见山。
沈厌的手顿了一下。
“干嘛?”
“我要帮你申请慈善基金的救助。”
“我没让你帮。”
“我知道。但我要帮。”
“祝来——”
“你说过的,‘你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要’。这是你昨天说的。我现在要给你的是‘申请救助基金的机会’。你要不要?”
沈厌看着她。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脸照得很亮。她的表情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温柔,不是心疼,不是哀求。是坚硬。一种“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答应也没用”的坚硬。
“我的身份证在出租屋里。”沈厌说。
“户口本呢?”
“也在。”
“给我。”
沈厌放下筷子,盯着面前的糖醋排骨看了两秒。
“祝来,你知道申请救助基金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有钱治病了。”
“不,”沈厌说,“意味着我的名字、我的照片、我的病、我的家庭情况,要被很多人看到。会有人来采访我,会有人来拍照,会有人在网上写‘花季少年身患白血病,请大家伸出援手’。我不想那样。”
“没有人会来采访你。”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和姑姑说了,不公开募捐。只申请那些不需要公开信息的基金。”
沈厌愣了一下。“还有这种基金?”
“有。大病救助专项基金,不公开募捐,不公开发布患者信息。只需要提交材料审核,审核通过后直接拨款到医院账户。”祝来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笃定,像一个背了一整夜课文的考生。因为她确实背了一整夜——昨天晚上,她把这几天查到的所有基金信息整理成了一个表格,打印出来,贴在床头。熄灯之后,她打着手电筒一遍一遍地背,背到那些基金的名字、申请条件、审批周期全部刻进了脑子里。
沈厌看着她。
她的眼眶下面有青黑色,是熬夜留下的痕迹。她的嘴唇有点干,是没顾上喝水。她的校服袖子上有一块墨渍,是写字的时候不小心蹭上的。她看起来很疲惫,但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开心的亮,是一种“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的亮。
“祝来,”沈厌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祝来被这个问题噎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她喜欢他?因为她心疼他?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他笔记本里画了什么的人?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每天早上抬下巴让她看窗外的人?
都是。都不是。
她想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因为你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沈厌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你本来就不是一个人。”他说。
“我以前是。”祝来说,“我以前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到教室,上四节课,吃午饭,上三节课,晚自习,回宿舍,睡觉。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一模一样。我和我旁边的人说话,但我不觉得他们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我,好像我是一块透明的玻璃,所有人都可以从我身上看过去,但没有人会停下来。”
“直到那天早上,我在教室里看到了你。你坐在最后一排,指着窗外让我看天空。你叫我‘祝来’,不是‘同学’,不是‘那个谁’,是‘祝来’。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推开门的时候,都会想——今天他在不在?今天天上是什么颜色?今天他会不会抬下巴?”
“所以沈厌,不是我对你好。是你先对我好的。你先画我的,你先给我写纸条的,你先说‘晚安,来’的。你做了这一切,然后现在问我为什么对你好——你觉得公平吗?”
沈厌的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
他没有说话。
但他的眼睛在说话。
那双眼睛在午后的阳光里变成了透明的琥珀色,里面有光在流动。那些光不是太阳的光,是别的什么光——来自更深的地方,来自一个他从不让任何人进入的、黑暗的、潮湿的、长满了青苔的地方。祝来拿着一盏灯,站在那个地方的入口处。她在敲门。她没有破门而入,她在敲门。一下,两下,三下——轻轻地,耐心地,不知道疲倦地。
他终于开口了。
“我的身份证在出租屋的床头柜里,”沈厌说,“第二层抽屉。户口本在第一层,和病历本放在一起。”
祝来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你——愿意了?”
“我没有同意申请基金的事,”沈厌说,“但我可以把身份证和户口本给你。你先看看材料,再说。”
这不是“同意”,但这也不是“拒绝”。这是“你把刀递给我,我接住了,但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拔出来。”
祝来知道,这是沈厌能给出的最大的信任。
他不是在退让。他是在把一道锁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条缝。
元旦放假三天。
第一天,祝来去了沈厌的出租屋。
那是学校附近一栋老居民楼的六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坏了一半,墙上贴满了疏通下水道和开锁的小广告。每层楼的转角处都堆着一些杂物——破旧的自行车、落满灰的纸箱、几盆已经枯死的绿植。
祝来爬到六楼的时候,喘得不行。她站在601门口,门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上联是“平安二字值千金”,下联是“和顺满门添百福”,横批“万事如意”。春联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像一张即将脱落的创可贴。
她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
她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
沈厌站在门口,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完澡。他的脸被热气蒸得微微泛红,嘴唇上有了一点血色——这是祝来第一次觉得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人。
“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意外。
“你不是说身份证在床头柜里吗?我来拿。”祝来理直气壮地说。
沈厌侧身让她进去。
出租屋不大,一室一厅,大概四十平米。客厅里有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一个电视柜,电视柜上没有电视,只有几本翻旧了的杂志和一盒纸巾。茶几上放着一碗泡面,面已经泡发了,汤面上浮着一层油花,看起来已经凉了很久。
祝来看着那碗泡面,眉头皱了一下。
“你中午就吃这个?”
“没吃。”沈厌说,“泡了,没胃口。”
祝来走过去,端起那碗泡面,走进了厨房。
厨房很小,只容得下一个人转身。灶台上有一口锅、一个电饭煲、一瓶酱油、一袋盐。水池里泡着两只碗,碗里还有没洗干净的饭粒。
祝来把那碗泡面倒进了垃圾桶,把碗洗了,把灶台擦了一遍,把水池里的两只碗也洗了。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安静,动作很快,像已经做了无数遍。
沈厌靠在厨房门口,看着她。
她穿着校服,扎着马尾,袖子卷到手肘。她的手浸在冷水里,指尖冻得发红,但她没有停下来。她洗碗的时候用的洗洁精是柠檬味的,那个味道在小小的厨房里弥漫开来,盖过了泡面和消毒水的味道。
“祝来。”沈厌说。
“嗯。”
“你为什么要帮我洗碗?”
祝来把最后一个碗放到沥水架上,甩了甩手上的水,转过身。
“因为我不想你下次吃饭的时候,用的是没洗干净的碗。”
“我没那么讲究。”
“我知道。但我讲究。”
她擦干手,走出厨房,走进沈厌的卧室。
卧室比客厅还小。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一瓶水、一盒药。床边有一张书桌,桌上摊着几本书和那本笔记本。
祝来蹲下来,拉开床头柜的第二层抽屉。
里面放着沈厌的身份证。
她拿起来,看了一眼。
照片上的沈厌比现在更瘦,脸颊凹陷,下巴尖得像一把刀。但那双眼睛是一样的——深棕色的,枯井一样的,没有光的。照片拍摄的日期是今年八月。八月,他刚刚结束第一轮化疗。那是他最瘦的时候,最虚弱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
他去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祝来把身份证攥在手心里,又打开了第一层抽屉。
户口本。一本红色的小本子,封面写着“居民户口簿”五个烫金大字。她翻开第一页。户主:沈建国。与户主关系:子。姓名:沈厌。出生日期:2006年3月17日。
三月十七。双鱼座。
祝来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日期。
她把身份证和户口本放进了书包里,站起来。
沈厌还站在卧室门口。
“你不看一下别的?”他问。
“看什么?”
沈厌走进来,坐在床沿上,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祝来坐下了。
“你想知道什么,可以直接问。”他说。
祝来想了想。
“你妈妈——什么时候走的?”
“三岁。”
“为什么走?”
“跟我爸离婚。我爸常年在外,她一个人带我,太累了。走的时候跟我说,‘妈妈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然后她就没有回来。”
沈厌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一个在念课本的学生。但祝来注意到他的手在动——他的右手拇指在摩挲左手手背上那块疤,来回地、反复地、像在摩挲一个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
“你恨她吗?”祝来问。
沈厌沉默了一会儿。
“小时候恨。现在不恨了。她离开一个让她痛苦的地方,没有错。错的是她用那种方式离开。”
“什么方式?”
“‘妈妈出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沈厌重复了一遍那句话,“我等到晚上,等到第二天,等到第三天。后来我知道了,她不会回来了。但我还是会等她。每次有人敲门,我都会跑过去开。每次电话响了,我都会第一个接。我到现在都改不了这个毛病。”
祝来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忍了一整天。从走进这间出租屋开始,从看到那碗凉透了的泡面开始,从看到他那张瘦到脱相的身份照片开始,她就在忍。她忍住了,因为不想让沈厌看到她哭。但此刻,当他说“我到现在都改不了这个毛病”的时候,她忍不住了。
她哭得没有声音。眼泪一颗一颗地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流下去,滴在校服的领口上。
沈厌看着她哭,没有说“别哭了”。
他只是伸出手,把祝来的手握在手心里。
他的手是凉的。但他的掌心有一点点温度,像一块被冬天的太阳晒过的石头——表面是冷的,但用力握下去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那一点点余温。
“祝来。”他叫她。
“嗯。”她的声音被眼泪泡得黏黏的。
“你刚才说,我对你先好的。你说我先画你的,先给你写纸条的,先说‘晚安,来’的。”
“嗯。”
“那我现在要说一句比那些都早的话。”
祝来抬起泪眼看她。
沈厌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太阳的光,不是灯的光,是某种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涌上来的、他一直以为已经熄灭了的、被他亲手埋葬了很多年的光。
“开学第一天。你说‘到’的时候。你的声音很小,很小,但整个教室里,我只听到了你的声音。”
“从那一刻起,你就是我画框外面那个月亮。”
“我等了你很久。从三岁开始等,等了十三年。”
“我以为月亮不会来了。”
“但你来了。”
窗外在下雪。
第三场雪。
祝来坐在沈厌的出租屋里,握着他冰凉的手,哭得像个傻子。
她在哭什么呢?她在哭那个三岁就开始等妈妈回来的小男孩。她在哭那个一个人的化疗、一个人吐到天亮、一个人在病房里看星星的少年。她在哭那个把自己的名字拆成“悬崖残月流浪狗”、把自己画成画框外面没有月亮的狗的人。
她在哭他等了十三年,才等到一个“来”。
“沈厌,”她说,“你等了十三年。剩下的日子,换我等你。”
“等多久?”
“多久都等。”
沈厌笑了。
那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笑。不是嘲讽,不是苦涩,不是释然,不是温柔。是一种破碎的、脆弱的、像是用最后一点力气挤出来的笑。像一朵开在废墟上的花——你知道它活不久,但它开得太用力了,用力到让人心疼。
“好。”他说。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
南城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下过这么大的雪。整座城市像被按下了暂停键——车停了,人停了,时间也停了。
只剩下雪。只剩下他们。只剩下那两只握在一起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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