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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 · 医 这是她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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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来一夜没睡。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每隔几分钟就拿出来看一眼。不是等消息——沈厌发了那个“好”字之后就再也没有发来任何东西。她只是需要确认时间在走,黑夜在变薄,天在变亮。
凌晨五点十七分,她收到了沈厌的消息。
“我在你宿舍楼下。”
祝来从床上坐起来的速度太快,头撞到了上铺的床板,疼得她眼前一黑。她没有管。她掀开被子,踩着拖鞋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天还没亮。宿舍楼下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地上,把一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沈厌站在路灯下。
他穿着校服,但没拉拉链。里面的黑色高领毛衣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显得他的脸更小了,小到像一只纸折的鹤。他双手插在口袋里,仰着头,看着祝来宿舍的窗户。
像是在等她。
又像是在等天亮。
祝来用五分钟洗漱换衣服。她刷牙的时候手在抖,牙膏沫溅到了校服袖子上,她没有擦。她扎头发的时候皮筋断了两次,第三次才扎好。她出门的时候穿错了鞋——左脚是自己的帆布鞋,右脚是室友周宁的运动鞋——她走到楼梯口才发现,又折回去换。
她推宿舍楼大门的时候,声控灯亮了。
沈厌站在门口的台阶下,距离她三步远。
凌晨五点的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带着霜冻的味道。祝来的呼吸在空气中变成白色的雾,沈厌的也是。两团白雾在黑暗中相遇,融在一起,又散开。
“早。”沈厌说。
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也没怎么睡。
“早。”祝来说。
他们并肩走在操场上。
操场上的草坪结了霜,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主席台上的国旗在风里微微飘动,发出布匹抖动的声音。远处的教学楼黑黢黢的,像一个蹲伏在地上的巨兽。
他们走到教学楼门口。祝来伸手推门的时候,沈厌的手也伸过来了。两个人的手同时碰到那扇铁门的门把手上。
门把手是冰的。
沈厌的手也是冰的。但他的手盖在祝来的手上面的时候,祝来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热——不是温度上的热,是别的什么。是“有人在你前面”的安全感,是“你不是一个人”的笃定。
祝来没有抽手。
沈厌也没有。
他们就这样一上一下地握着那个门把手,在黑暗中站了三秒。
然后沈厌推开了门。
他们爬了六层楼。
教学楼的楼梯在清晨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消毒水和灰尘混在一起,再加上前一天留下的、还没有消散的、几百个学生呼吸过的二氧化碳。这种味道不好闻,但祝来觉得安全。因为这是学校的味道。学校意味着秩序,意味着规则,意味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但今天,一切都不在掌控之中。
她正在走向一个天台,和一个白血病患者一起看日出。
六楼的天台有一扇铁门,平时是锁着的。沈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祝来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也没有问。有些事情,不问比较好。问了就会知道答案,知道了答案就要面对后果。她今天要面对的后果已经够多了。
铁门的锁很旧,沈厌拧了两下才打开。门轴发出尖锐的吱呀声,像一个很久没说话的人忽然开口。
天台上很空。
只有一个废弃的篮球架、几根晾衣服的绳子、和一圈矮矮的女儿墙。风很大,比操场上大得多,像有人在天台上开了一台巨大的风扇,对着他们猛吹。
祝来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她用手按住刘海,眯着眼睛看向东边。
天边已经开始亮了。
不是那种“太阳出来了”的亮,是那种“太阳要来了”的亮。地平线上方有一线淡淡的橘色,像一个害羞的人从门缝里往外看。橘色上面是紫色,紫色上面是深蓝色,深蓝色往上是黑色——一层一层地渐变,像一块被水洗褪色的扎染布。
沈厌走到女儿墙边,靠在那里,面朝东方。
祝来走到他旁边,也靠上去。
女儿墙的高度刚好到她的胸口,她可以把胳膊肘撑在上面。水泥墙面很粗糙,磨得她胳膊肘有点疼。
“你经常来这里吗?”祝来问。
“嗯。”
“什么时候发现的?”
“开学第一周。”
“为什么来这里?”
沈厌没有立刻回答。
东边的橘色在变浓,像有人在用画笔一遍一遍地往上叠加颜料。紫色被橘色吞掉了大半,只剩下最上面一层薄薄的、快要消失的痕迹。
“因为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沈厌说,“发现从这里看下去,所有人都是蚂蚁。”
祝来往下看了一眼。
操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主席台、旗杆、跑道、草坪——所有的东西都缩成了玩具般的大小。如果现在有人在操场上,大概真的会像一只蚂蚁。
“当所有人都变成蚂蚁的时候,”沈厌的声音在风里飘着,“你就不会觉得他们看你的眼神,让你难受了。”
祝来转过头看他。
他的侧脸被晨光镀了一层浅金色的光,鼻梁上那道高光像一条细细的河流。他的眼睛看着远方,表情很平静。但祝来已经学会了读他的平静——那种平静不是真的平静,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假象。
“沈厌。”她说。
“嗯。”
“你刚才说,你不想被人用那种眼神看。”
“嗯。”
“什么样的眼神?”
沈厌的睫毛颤了一下。
“就是那种——”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找一个准确的词,“‘你还好吗’的眼神。每个人看到你,第一句话不是‘你好’,是‘你还好吗’。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同情、怜悯、小心翼翼。好像我是一个瓷器,碰一下就会碎。”
“你不是瓷器。”祝来说。
“我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看到病历本上的那三个字。然后他们就不把我当人了。他们把我当一个‘病人’。一个需要被照顾、被保护、被小心翼翼的。”
沈厌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被风吹散。
“我不想被那样看。我宁愿被讨厌,也不愿意被可怜。”
祝来沉默了。
她想起了很多事。他为什么从来不跟人说话——不是因为高冷,是因为任何对话的起点都是“你好”,而“你好”后面总是跟着“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他为什么不交作业——不是因为懒,是因为作业本发下来的时候,老师会在上面写“加油”“保重身体”之类的话。那些话是善意的,但他不需要善意,他需要的是——被当成一个正常人。
他为什么每天中午只吃一个面包和一盒牛奶——不是因为挑食,是因为化疗后的食欲不振让他吃不下更多。他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坐在操场角落看天空——不是因为孤僻,是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靠近他,靠近了就会看到留置针的痕迹,看到了就会问,问了就要回答,回答了就会被当成瓷器。
沈厌在所有人和他之间砌了一堵墙。
不是因为他讨厌那些人。
是因为他太清楚自己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祝来。”沈厌忽然叫她的名字。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带你来这里吗?”
“看日出?”
“不只是看日出。”沈厌转过身,背靠着女儿墙,面朝她。他的脸一半在晨光里,一半在阴影中。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在光与暗的交界处闪烁着,像两颗正在燃烧的炭。
“今天之后,”他说,“你可能会后悔。后悔认识我,后悔看到那本笔记本,后悔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所以我想在你知道全部真相之前,让你看一次日出。这样就算你后悔了,至少你还记得——有一个早上,你和一个快要死的人,一起看过一次日出。”
祝来盯着他看了三秒。
然后她伸出手,掐了一下沈厌的胳膊。
沈厌吃痛,皱了一下眉。
“你干嘛?”
“疼吗?”祝来问。
“废话。”
“那就对了。你在疼,说明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就不许说自己‘快要死了’。”
沈厌揉着被掐的地方,看着她。晨光在他眼睛里碎成了金色的粉末。
“祝来。”
“嗯。”
“你真的很不讲道理。”
“我不需要讲道理。我只需要——不让你一个人。”
太阳出来了。
第一缕光穿过地平线,像一支金色的箭,射穿了天边那层薄薄的云。光在云层的裂缝中炸开,变成无数条射线,像一把正在打开的折扇。天空在一瞬间被点燃了,橘色、金色、粉色、紫色——所有的颜色同时涌出来,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一整箱颜料。
祝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日出。
不是因为它比别的日出更美。是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不是一个人在看的日出。
沈厌侧过头看了她一眼。
光落在他脸上,把他所有的棱角都磨圆了。他的眼睛里有日出的倒影,两个小小的金色的太阳,在他的瞳孔里燃烧。
他笑了一下。
不是那种苦的、涩的、带着告别意味的笑。
是一种轻松的、释然的、像卸下了什么重担的笑。
“祝来,”他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让我觉得,活着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那天的日出之后,祝来兑现了她的承诺——她带沈厌去了医院。
南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住院部七楼。
他们到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半。走廊里已经有很多人了——护士推着药车在各个病房之间穿梭,病人家属拎着保温桶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中药混合的味道,苦而冷。
沈厌走在前面。他的步子比平时慢,不是因为走不动,是因为他在犹豫。他每经过一间病房,都会不自觉地偏头看一眼——不是看里面的病人,是看那些病人家属的脸。
那些脸上写着的不是悲伤,是疲惫。一种比悲伤更深、更重、更看不到尽头的疲惫。悲伤是有终点的,人不能永远悲伤。但疲惫可以。疲惫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像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迷宫。
沈厌不想让祝来变成那种脸。
他在708病房门口停下来。
“就是这间。”他说。
祝来站在他身后,伸手推开了门。
病房不大,三张病床。靠窗的那张空着,中间那张住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爷爷,正靠在床头看报纸,鼻子里插着氧气管。靠门的那张——
是沈厌的。
床头柜上放着他的东西:一个保温杯,一包纸巾,一本笔记本,一支笔。床头卡上写着他的名字:沈厌,16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祝来站在那张床前,看着床头卡上那行字。
那三个字——“白血病”——在医院的白炽灯下显得很普通。黑色的墨水,打印体的宋体字,和病历本上那些潦草的、带着医生个人风格的笔迹不一样。打印机打出来的字是冷酷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但就是这种冷酷,让祝来觉得更可怕。
因为它意味着——“白血病”这三个字在这里太常见了。常见到可以用打印机打出来,常见到不需要任何修饰,常见到医生护士每天都能面不改色地说上几十遍。
而沈厌,只是这几十分之一。
他是打印机里吐出来的一张普通的床头卡。
祝来的眼眶开始发酸。她咬了咬嘴唇,把那股酸意逼了回去。她不能在沈厌面前哭。她答应过自己。
“查房了吗?”祝来问。
沈厌摇头:“九点。”
“那我们先等着。”
他们在床边坐下来。沈厌坐在床沿上,祝来坐在旁边的折叠椅上。中间隔了一个床头柜的距离。
祝来看到了床头柜上那本笔记本。
就是那本。画满了她的那本。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很旧了,边角卷起来,还有几处被水渍洇过的痕迹。祝来伸手拿过来,翻开了第一页。
沈厌没有阻止她。
这一次,她认真地、一页一页地看完了整本笔记本。
几十页的画。
第一页是她低头看书的侧脸。第二页是她跑步时被风吹起的刘海。第三页是她站在走廊上和人说话的样子,嘴巴微微张开,眼睛里有一点点的光。
第五页是她趴在桌上睡觉的素描。她的头发散在胳膊上,睫毛垂下来,嘴唇微微嘟起。沈厌在那张画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小字:“她睡着的时候,世界是安静的。”
第七页是她生气时的样子。周宁不知道说了什么惹到她了,她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圆圆的。沈厌在旁边写:“她生气的样子像一只河豚。可爱。”
第十一页是她哭的样子。祝来认出了那张画——那是体育课八百米测试后,她因为低血糖蹲在操场上哭了。沈厌在角落里写:“我恨自己不能走过去。”
第十五页是她笑起来的样子。那不是一张完整的画,只有几根线条勾勒出的轮廓,但那个弧度和角度,精准地捕捉了她笑起来的特征——她笑起来的时候,右边的嘴角比左边高一点,因为小时候摔跤磕到了嘴角,留下了一点不对称。这个细节连祝来自己都没注意到。
祝来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张画不是她的肖像。
是一条狗。
黑色的,瘦的,蜷缩在悬崖下面。悬崖的顶上,有一轮残月。那只狗仰着头,看着月亮,眼睛里有一点微弱的光。
画的右下角写着四个字:
“我想上去。”
祝来的手停在那一页上,指腹轻轻抚过那只狗的轮廓。
“这是你。”她说。不是疑问句。
沈厌没有说话。
“你觉得自己是那条狗。”
沈厌还是没有说话。
“在悬崖下面的,残月下面的,没人要的狗。”
“……”沈厌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
祝来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床头柜上。她转过身,面对沈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
“沈厌,”她说,“你知道这幅画少了什么吗?”
沈厌摇头。
“月亮。”祝来说。“你说那是残月,是悬崖下残月边的狗。但你的画里只有狗,没有月亮。”
沈厌愣了一下。
“残月在天上,”祝来说,“你只画了悬崖和狗,月亮在你的画框外面。你把自己画进了框里,把月亮留在了框外。因为你觉得月亮不可能会出现在你的画里。”
祝来伸出手,指着那本笔记本的封面上方。
“但月亮就在这里。”她说,“在你的画框外面,在你的世界外面,在你的想象外面。你觉得它不会来,但它来了。”
沈厌看着她。
“你是不是想说你是我画框外面的月亮?”他问。
“不是。”祝来说,“我是来告诉你——画框是可以扩大的。你的世界太小了,小到只装得下悬崖、残月和一条狗。但你忘了,悬崖上面还有一片天空。那片天空很大,大到可以装下很多东西。包括月亮,包括星星,包括——我。”
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查房的时间到了。
沈厌的主治医生姓程,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推眼镜。他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祝来,顿了一下,目光在她和沈厌之间来回看了看,然后笑了。
“女朋友?”程医生问沈厌。
沈厌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看了祝来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但祝来只读出了其中一个——忐忑。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等着被大人批评。
程医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他翻开沈厌的病历,开始例行询问:“最近有没有头晕?有没有流鼻血?身上有没有出现淤青?”
沈厌一一回答。他的回答很简短,像在做填空题。
程医生记录完之后,合上病历本,看着沈厌。他的表情变了。从医生职业化的平静,变成了另一种更严肃的、更郑重的表情。
“沈厌,”程医生说,“上次跟你说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祝来的声音比沈厌的先出来。
程医生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沈厌,似乎在犹豫该不该当着祝来的面说。
沈厌点了点头:“说吧。”
程医生推了推眼镜。
“骨髓移植。配型已经找到了,是一个来自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匹配度九个点,非常理想。如果现在开始准备,最快一个月内可以做移植手术。”
祝来的心跳加速了。骨髓移植。移植成功的话,沈厌就能活。不用死。不用只活半年。可以活很久,很久很久。
“成功率呢?”祝来问。
程医生看了她一眼,语气放慢了一些:“这种手术,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但以沈厌目前的身体状况和供者的匹配度,成功率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之间。”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不是百分之百。但比“半年”好太多了。好到祝来觉得天亮了。
但沈厌的表情没有变化。
他的脸还是很平静,平静到不正常。
“费用呢?”沈厌问。
程医生的表情微妙地变了一下。那个变化很细微,如果不是祝来一直在盯着他的脸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移植手术加上后续的抗排异治疗,”程医生说,“大概在五十万到八十万之间。”
五十万到八十万。
祝来的脑子空白了一秒。
她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她家不算穷,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但五十万到八十万——那是一套房子的首付,是父母十几年的积蓄,是她大学四年的学费加生活费再乘以十。
但钱的问题,是可以想办法的。可以众筹,可以借钱,可以慢慢还。只要人活着,什么都好说。
“沈厌,”祝来说,“有配型了,可以移植了。你还在犹豫什么?”
沈厌没有看她。他看着窗外。708病房的窗户朝南,能看到医院后面的一片居民区。有人在楼顶上晒被子,红色的、蓝色的、碎花的棉被在风里鼓起来,像一面面旗帜。
“我没有犹豫。”他说。
“那你——”
“我没有五十万。”
祝来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程医生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轻,但在安静的病房里,像一块石头掉进了深潭。
“医院可以帮忙联系一些慈善基金,”程医生说,“但需要时间。而且——”他顿了一下,看了沈厌一眼,“而且沈厌一直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募捐。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情况。”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祝来想起了沈厌昨晚在便利店里说的话——“我宁愿被讨厌,也不愿意被可怜。”他不是怕被别人知道。他是怕被别人知道之后,所有人都会用那种“你还好吗”的眼神看他。他宁可死,也不愿意活在怜悯的目光里。
“程医生,”祝来说,“如果手术不做,沈厌还有多久?”
程医生看了沈厌一眼。沈厌微微点了一下头。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程医生的声音很低,“如果不进行移植,预计生存期在四到六个月。”
四到六个月。
比“半年”还短。
祝来觉得自己的灵魂被从身体里抽了出来,悬在半空中,看着下面那个坐在病床旁边的自己。那个自己脸色很白,嘴唇在发抖,眼睛里全是泪水,但没有一滴掉下来。
四到六个月。
一百二十天到一百八十天。
她和沈厌认识还不到四个月。
她还没有时间让他爱上她。她还没有时间让他知道,他不是悬崖下没人要的狗。她还没有时间——
程医生走了之后,病房里安静了很久。
中间床的老爷爷一直在看报纸,不知道是没有注意这边的对话,还是假装没有听到。但祝来注意到,他翻报纸的动作比之前慢了很多,像是在给这对少年少女留出说话的空间。
祝来坐在折叠椅上,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放在膝盖上。她的指甲掐进了手背的肉里,留下四个深深的印子。
沈厌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撑在身体两侧,低着头看着地面。
“沈厌。”祝来先开了口。
“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费用的事?”
“你也没问。”
“我问了你会说吗?”
“……”
“你不会说。”祝来的声音开始发抖,“你什么都不说。你只说你快死了,但你不说为什么快死了。你只说没有明天了,但你不说明天到底怎么了。你让我猜,你让我自己发现,你把病历本放在便利店的凳子上让我自己翻开——你每一步都算好了。”
沈厌的肩微微动了一下。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祝来的声音越来越抖,但越来越清晰,“你知道我看到画会来找你,你知道我问了你就会说出来,你知道我知道真相之后不会走。你一步一步地把我拉进来,然后把最重的东西——五十万——留到最后。你不说,让我自己听到。这样你就不用开口求我,不用开口求任何人。你宁可死,也不开口求人。”
沈厌终于抬起了头。
他的眼睛红了。不是因为哭——沈厌哭的时候不会红眼睛,他会红眼眶、红鼻尖、红耳根,但眼睛不会红。这次他的眼睛红了,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一种更深层的东西。
是愧疚。
“对不起。”他说。
“你不用道歉。”祝来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你没有求我,是我自己走进来的。你没有让我留下来,是我自己不肯走的。你没有说‘救救我’,是我自己——想救你的。”
她站起来,走到沈厌面前。
俯下身,握住了他的手。
这一次,她的手没有抖。
“沈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不行。”
“我没有在征求你的意见。”
“祝来——”
“我说了,我来想办法。”祝来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被钉进了空气里,“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的情况,可以。你不用募捐,不用众筹,不用接受任何人的怜悯。但你不能阻止我想办法。”
“你怎么想办法?”沈厌的声音忽然变大了,大到中间床的老爷爷手里的报纸抖了一下,“你一个高中生,你到哪里去弄五十万?你爸妈?你家的积蓄?你爸妈的钱不是你拿来给一个才认识了不到四个月的同学治病的!”
“那又怎样?”祝来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两个十六岁的人,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对面地站着,眼睛对着眼睛,像两头对峙的小兽。
“那又怎样?”祝来重复了一遍,“是,我爸妈的钱不是给你的。但如果我告诉我爸妈,他们不会不管。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需要帮助,而我认识他、了解他、在乎他——我不能不管。”
“你管不了。”沈厌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像一根被风吹断的弦,“祝来,你管不了。你不应该管。你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过好你的人生。我不值得你——”
“啪。”
祝来打了沈厌一巴掌。
不重。只是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脸颊,像在拍一个不听话的小孩。
但沈厌愣住了。
祝来也愣住了。她不知道自己会做出这个动作。她的手还停留在半空中,五指微微张开,像一个还没来得及收回的惊叹号。
“沈厌。”她的声音在发抖,但她努力让它保持平稳,“我不许你说‘不值得’这三个字。你没有资格决定自己值不值得。值不值得,是别人说了算的。你不是悬崖下的流浪狗,你不是残缺的月亮,你不是任何人不值得的东西。”
她把手放下来,重新握住他的手。
“我值了,”她说,“你就值了。”
沈厌看着他们交握的手。
他的手在祝来的手里,像一块冰被一双手捧着。冰在融化,水从指缝间流下去,滴在地上,没有声音。
“祝来。”他叫她的名字。
“嗯。”
“你说你值了我就值了。”
“嗯。”
“那我值了。”
他反握住了祝来的手。
用力。
很用力。
用力到祝来的手指骨节被捏得发疼。但她没有抽手。她忍着那点疼,甚至觉得那点疼是好的。因为疼意味着他真的在这里,真的握着她的手,真的——活着。
下午,祝来回到了学校。
她走进教室的时候,周宁正在写作业。看到祝来,周宁抬起头,皱了皱眉:“你上午去哪儿了?两节课没来,班主任问你了。”
“请了病假。”祝来说。她放下书包,坐下来。
“你脸色好差。真的生病了?”
“没事。低血糖。”
周宁将信将疑地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
祝来把课本从书包里拿出来,摆在桌上。她摆得很整齐,像以前一样。但她知道,一切都变了。
她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抬起头,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最后一排。
沈厌的座位是空的。
他今天没有来上课。他在医院里。
祝来盯着那个空座位看了五秒,然后收回目光,翻开课本。
课本上的字一个都看不懂。
不是因为她笨。是因为她的脑子里全是数字——五十万。五十万。五十万。
五十万是多少?
她爸一个月的工资是六千,她妈是五千五。家里每个月的房贷是三千,车贷是一千五,生活费是两千。每个月能剩下的,不到五千块。一年攒六万。五十万,要攒八年多。
但她没有八年。沈厌只有四到六个月。
祝来趴在桌上,把脸埋进胳膊里。
她闭上眼睛的时候,看到的全是沈厌病房的窗户。窗外有人在晒被子,红色的、蓝色的、碎花的棉被在风里鼓起来。
那些被子在风里飞了一会儿,然后被夹子夹住,哪里也去不了。
就像沈厌。
他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个月里,被一根叫“五十万”的绳子拴住了,哪里也去不了。
祝来忽然直起身,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了一行字:
“我要赚五十万。”
她盯着这六个字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划掉了“赚”字,改成了“凑”。
“我要凑五十万。”
更现实一点。一个十六岁的高中生,不可能在半年内赚到五十万。但“凑”不一样。凑是一点一点地加,是一块一块地攒,是所有人出一份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可是——沈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他宁愿死,也不愿意被可怜。
祝来咬着笔帽,盯着那行字。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一个沈厌不会拒绝、不会觉得被可怜、不会觉得被施舍的办法。
她把那行字划掉了,重新写了一行:
“我要让沈厌自己愿意活着。”
这就是答案。
不是钱的问题。不是病的问题。是“想不想”的问题。
沈厌不是没有救。他不接受治疗,不是因为没钱——至少不完全是。他是在用“没钱”当借口,掩盖另一个更深的、更说不出口的原因。
他不想活了。
不是因为得了白血病才不想活的。是得了白血病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个“正当”的不想活的理由。
他本来就不想活。白血病只是一个借口。
祝来在草稿纸上写了一句话,写完之后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张纸撕下来,折了两折,放进了校服口袋里。
那句话是:
“一个人不想活,不是因为他对死有兴趣,是因为他对生没兴趣。我要做的不是让他不死,是让他在活着的时候,觉得活着有意思。”
她拿出手机,给沈厌发了一条消息。
“沈厌,你之前说,你想爬上来看看我。”
“嗯。”
“那你爬。我等你。”
“等多久?”
“多久都等。”
对面沉默了。
祝来盯着屏幕,等。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手机终于震了。
“祝来,你知道你在跟一个可能只剩半年的人说‘多久都等’吗?”
第三次了。他说这句话。
“我知道。”
“半年太短了。你等不了什么的。”
“那你就活久一点。活到我等到了为止。”
对面又沉默了。
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祝来以为他不会再回复了。
她准备把手机放回口袋的时候,屏幕亮了。
“好。我试试。”
祝来握着手机,嘴角翘了起来。
但眼泪同时掉了下来。
她笑了,也哭了。
因为“我试试”这三个字,从沈厌嘴里说出来,比“我爱你”还要重。
他愿意试试活着。
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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