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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十六章 · 寻 。终于可以 ...

  •   祝来一夜没睡。她躺在宿舍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那两道裂缝还在那里,像两条干涸的河流。她盯着那两道裂缝,脑子里在转一个名字——陈芳。陈芳。陈芳。沈厌的母亲。一个消失了十三年的人。一个在户口本上只剩下“离异”两个字的人。
      她从哪里开始找?她没有照片,没有身份证号,没有最后已知的行踪。只有“陈芳”这两个字,和一个“曾经是沈厌母亲”的身份。她想了整整一夜,想到天亮,想到鸟开始叫,想到室友的闹钟响了三次。她想出了一个计划——不,不是计划,是方向。一个很模糊的、像雾一样抓不住的方向。
      她要去沈厌的老家。他三岁之前住的地方。他妈离开之前住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痕迹,那一定是从她消失的地方开始找。
      早上六点,祝来给班主任发了一条请假消息——“家里有事,请假一天”。她没有等回复,把手机塞进口袋里,背着书包走出了宿舍。雪停了,但天没有晴。云层很厚,铅灰色的,像一大块没拧干的湿抹布挂在天空。空气里全是水汽的味道,混着落叶腐烂的甜腥气。祝来站在学校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
      祝来犹豫了一下。沈厌的老家在哪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沈厌在南城出生,三岁之前住在老城区的一个老小区里。她听沈厌提起过一次——“我小时候住在城东那边,老棉纺厂的家属院。后来那片拆了,变成了商品房。”老棉纺厂。城东。家属院。这些是她仅有的线索。
      “去城东。棉纺厂家属院。”祝来说。
      司机愣了一下:“棉纺厂家属院?那片早就拆了。现在是新的小区,叫锦绣花园。”
      “那就去锦绣花园。”
      出租车开了四十分钟。祝来坐在后座上,看着窗外的街道从熟悉变成陌生,从繁华变成萧条,又从萧条变成崭新。城东是南城的老城区,这几年在搞拆迁,一半是废墟,一半是新楼。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并排站在一起,像两张被拼在一起的、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照片。
      锦绣花园到了。祝来下了车,站在小区门口。这是一个很新的小区,楼房是浅黄色的,外墙刷着鲜亮的涂料,每栋楼都有电梯和防盗门。小区的绿化做得很好,冬青和香樟在雪后显得格外青翠。但祝来知道,这片青翠的下面,是沈厌小时候跑过的泥土地。那些笔直的、铺着瓷砖的道路下面,是他曾经踢过石子的巷子。那些崭新的、亮着灯的窗户后面,是他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被推平后的废墟。
      她走进小区,走到物业管理处。物业管理处在一栋居民楼的一楼,门口挂着一块蓝色的牌子,写着“锦绣花园物业服务中心”。祝来推门进去,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手机上的短视频。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片小区拆迁之前,是不是棉纺厂家属院?”
      男人抬起头,看了祝来一眼。“是啊。拆了好几年了。”
      “那拆迁之前的住户,您这边有记录吗?”
      “住户记录在开发公司那里。我们物业只管现在的业主。”
      “那开发公司在哪里?”
      “出了小区,往左走,大概两百米,有个写字楼。开发公司在五楼。”
      祝来道了谢,走出物业管理处,按那个男人指的方向找到了那栋写字楼。写字楼很旧,电梯的按钮上有烟头烫过的痕迹,走廊的灯坏了一半。她坐电梯上了五楼,找到那家开发公司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办公,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短卷发,戴着金丝眼镜。
      “您好,我想查一下棉纺厂家属院拆迁之前的住户信息。”祝来说。
      女人抬起头,打量了她一眼。“你谁啊?查这个干嘛?”
      “我在找一个人。她以前住在那片。”
      “这片拆了五年了。住户信息早就不在我们这儿了。都移交给街道办了。”
      “哪个街道办?”
      “城东街道办。就在前面那条街,走十分钟就到。”
      祝来又走了十分钟,找到了城东街道办。街道办在一栋灰色的三层小楼里,门口停着几辆电动车,台阶上有没扫干净的雪。祝来走进去,一楼的服务大厅里坐着几个工作人员,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敲键盘,有的在发呆。
      “您好,我想查一个人。她以前住在棉纺厂家属院,拆迁之后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祝来趴在窗口上,对里面一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说。
      “叫什么名字?”
      “陈芳。”
      “什么时候住在棉纺厂家属院的?”
      “大概——十三年前。”
      女工作人员皱了一下眉:“十三年前?那时候的住户信息都是纸质的,不一定能找到。而且信息保护法规定,我们不能随便把居民的个人信息透露给外人。你是她什么人?”
      祝来张了张嘴。她是沈厌的同学。沈厌是陈芳的儿子。陈芳是沈厌的母亲。这个逻辑链条太长太绕,长到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绕到她自己都快绕晕了。
      “我是她儿子的同学。”她说。
      “那你让她儿子自己来查。”
      “他——来不了。”
      “为什么?”
      “他生病了,住院了。”
      女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我帮不了你”的无奈。
      “对不起,没有本人或直系亲属的授权,我们不能提供居民的个人信息。这是规定。”
      祝来站在窗口前,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戴上耳机,继续接电话。她讲的是方言,祝来听不太懂,但能听出她在跟朋友约晚饭——“六点?行。老地方。”她的声音很轻松,像世界上没有任何值得发愁的事。祝来忽然觉得她和这个女工作人员之间隔着一堵墙。那堵墙叫“正常”。她在墙的这一边,每天想着怎么救一个人。那个女工作人员在墙的那一边,每天想着晚上吃什么。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她们不在同一个世界里。
      祝来走出街道办,站在台阶上。
      天又开始下雪了。很小的雪花,稀稀拉拉的,像天空在下头皮屑。她抬起头,看着那些雪花落在她的脸上、睫毛上、嘴唇上。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找不到陈芳,怎么办?如果没有收入证明,基金会审批不下来,手术费凑不齐,沈厌会死。这个链条太长了,长到她看不到尽头。每一个环节都是墙,她每一面都要撞。她撞了居委会,拿到了贫困证明。撞了医院,拿到了诊断证明。撞了沈厌的父亲,被推给了陈芳。现在又要撞陈芳。陈芳这面墙,她撞得开吗?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必须撞。不是因为墙会倒,是因为如果她不撞,她会永远觉得自己没有尽力。
      手机震了。祝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是沈厌发来的消息。
      “你在哪?”
      “城东。”
      “去城东干嘛?”
      “找你妈妈。”
      对面沉默了很久。久到祝来以为他不会回复了。
      “你找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她不想被找到。”
      祝来盯着那行字,心脏像被人用手攥了一下。“因为她不想被找到”——沈厌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一定很平,平到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祝来知道,这句话下面压着的东西有多重。重到他花了十三年才把它从心里挖出来,放在嘴边,说给别人听。
      “她不想被找到,是她的事。我想找到她,是我的事。”
      “你找不到的。”
      “你凭什么这么确定?”
      “因为我找过。”
      祝来的手指僵住了。沈厌找过。他找过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在他还相信“妈妈只是出去买东西了”的时候,他找过。他可能一个人走过很多条街,敲过很多扇门,问过很多人——“你有没有见过我妈妈?”没有人见过。因为他的妈妈不想被见到。
      “你什么时候找的?”
      “六岁。上小学的第一天,放学后没有回家,一个人走了三条街,找到了以前住的那个小区。老棉纺厂家属院还在,但我们的房子已经换人了。开门的阿姨不认识我妈妈,也不认识我。我说‘我妈妈叫陈芳’,她说‘没听过’。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走了。走了很远的路才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爸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说在同学家。他信了。”
      祝来站在雪里,眼泪流了满脸。她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流了,再擦,再流。她的手背上全是眼泪和雪水,分不清哪滴是泪,哪滴是雪。
      “沈厌,你六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在街上找妈妈?”
      “嗯。”
      “你不怕吗?”
      “怕。但找妈妈更重要。”
      祝来蹲在街道办的台阶上,把脸埋进膝盖里。她哭得没有声音,但肩膀在剧烈地颤抖。路过的人看她,但没有人停下来。一个穿着校服的女生蹲在台阶上哭,在大人们看来,大概只是青春期的情绪波动。没有人知道她哭是因为一个六岁的男孩,一个人走了三条街,敲了一扇陌生的门,问“你有没有见过我妈妈”。没有人知道那个男孩现在十六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手背上扎着留置针,营养液一滴一滴地流进他的血管。没有人知道他快死了,他的父亲在国外不管他,他的母亲消失了十三年,只有一个十六岁的女生在替他找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答案。
      祝来蹲了一会儿,站起来,擦干了眼泪。她不能哭。哭了就看不清路了。看不清路就找不到陈芳了。找不到陈芳就盖不到章了。盖不到章就凑不到钱了。凑不到钱沈厌就会死。这个链条太紧了,紧到她连哭的资格都没有。
      她走进街道办,走到另一个窗口前。这次是一个男工作人员,三十岁左右,戴眼镜,看起来很年轻。
      “您好,我想找一个人。她以前住在棉纺厂家属院,拆迁之后搬走了。我查不到她的新地址,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按规定不行。”
      “我知道有规定。但——她儿子住院了,白血病。需要她帮忙提供一些材料才能申请救助基金。她不知道她儿子病了,她儿子也不知道她在哪。我是替她儿子来找她的。他不能来,因为他躺在医院里。他一个人。没有人陪他。我是唯一一个帮他的人。”
      祝来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但没有哭。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她咬着嘴唇,把那些眼泪逼了回去。
      男工作人员看着她,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擦了擦,又戴上。
      “你等一下。”他站起来,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
      祝来站在窗口前,心跳快得像要炸开。她不知道自己是在紧张还是抱有希望。可能是都有。紧张是因为她知道,即使工作人员愿意帮忙,也不一定能找到。十三年了,陈芳可能已经离开了南城,可能改了名字,可能再婚了,可能——可能死了。希望是因为,如果找不到陈芳,她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她已经撞了所有的墙,这是最后一堵。如果这堵墙也撞不开,她就输了。沈厌就输了。他们都输了。
      门开了。男工作人员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
      “我帮你查了一下。陈芳,女,四十二岁。拆迁后登记的地址是城北的一个小区。这是地址,你拿去吧。”他把那张纸递给祝来。
      祝来接过那张纸,手在抖。纸上的字迹很潦草,但她看清了——城北,花园路,幸福里小区,3号楼,402室。
      “谢谢您。”祝来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别谢我。按规定不能给的。但——你说得对,有些规定,在命面前不算什么。”
      祝来把那张纸攥在手心里,走出了街道办。雪下得更大了,风也更大了,像有人在天上开了一台巨大的风扇。祝来站在台阶上,看着手里那张纸。纸上的墨水已经被雪水洇开了一点,“402”三个字变得模糊,像一个正在融化的密码。
      她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城北。花园路,幸福里小区。”
      出租车在雪里开了三十分钟。祝来坐在后座上,手里攥着那张纸,攥得很紧,紧到指甲陷进了掌心。她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陈芳不见她怎么办?如果陈芳说“我不是沈厌的母亲”怎么办?如果陈芳说“我没有儿子”怎么办?她该怎么办?她跪下来求她?她抱着她的腿不让她走?她说“你儿子快死了,你不救他他就真的死了”?她会心软吗?一个在儿子三岁的时候就离开的母亲,会因为“快死了”这三个字心软吗?
      祝来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要去。去了不一定有结果,但不去一定没有结果。
      幸福里小区到了。这是一个比锦绣花园老得多的小区,楼房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的涂料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水泥。小区里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但大部分已经坏了。祝来走进3号楼,爬了四层楼。楼道里有一股霉味,混着炒菜的油烟味和洗衣液的香味。有人在做饭,有人在看电视,有人在吵架。这些声音从不同的门后面传出来,交织在一起,变成了生活的声音。
      祝来站在402门口。
      门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上联是“家和万事兴”,下联是“人顺百福来”,横批“幸福之家”。春联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像一张即将脱落的创可贴。
      祝来深吸了一口气。她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表情敲门。微笑?太假了。严肃?太吓人了。流泪?太戏剧化了。她最后选择了没有表情。一张空白的、什么情绪都没有的脸。因为她在紧张。紧张到做不出任何表情。
      她敲了三下门。
      没有人应。
      她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门口。她穿着家居服,头发随便扎着,脸上没有化妆。她的五官——祝来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和沈厌的一模一样。深棕色的,琥珀一样的,形状像杏仁,眼尾微微上挑。那双眼睛在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好看,但现在,那双眼睛里没有光。不是沈厌那种“枯井”一样的暗,是另一种暗——是一个人在生活中被磨去了所有棱角之后剩下的、平坦的、没有波澜的暗。
      “你找谁?”女人看着祝来,表情里没有好奇,没有警惕,只有一种“又是一个找错门的人”的疲惫。
      “请问您是陈芳吗?”祝来的声音在发抖。
      “我是。你是谁?”
      祝来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准备了那么多话——我是您儿子的同学,他生病了,他现在在医院里,他需要您帮忙盖一个章,他需要您的帮助——全部卡在喉咙里,像一堆被洪水冲到闸门口的树枝,纠缠在一起,谁也过不去。
      “我是沈厌的同学。”她说。
      陈芳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惊讶,不是悲伤,不是愧疚。是恐惧。像一个被通缉了很久的人,终于听到了警笛声。她的眼睛猛地睁大,瞳孔收缩了一下,身体本能地向后缩了半寸。
      “沈厌?”她的声音变了,不再是那种疲惫的、平静的语调,而是一种尖锐的、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的声音。
      “对。沈厌。您的儿子。”
      “我没有儿子。”
      祝来的心脏像被一把锤子砸了一下。
      “陈阿姨,您——”
      “我说了,我没有儿子。”陈芳的声音更大了一些,大到楼道里的声控灯都亮了。那种尖锐变成了愤怒,愤怒变成了防御。她在用愤怒建一堵墙,把祝来挡在外面,把沈厌挡在外面,把自己的过去挡在外面。
      “陈阿姨,沈厌生病了。白血病。他现在在医院里,一个人。没有人陪他。他的血小板只有十五,随时可能大出血。他需要做骨髓移植,但手术费要五十万。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钱,他爸在国外不管他。我来找您,是想请您帮忙盖一个章,申请慈善基金的救助。不是问您要钱,是请您帮我们证明——沈厌的家庭确实很困难,他需要帮助。”
      祝来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在抖,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她像一个在背课文的学生,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准,因为她在来的路上练习了无数遍。
      陈芳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从恐惧变成了慌乱,从慌乱变成了痛苦,从痛苦变成了一种祝来读不懂的东西。那种东西很复杂,像很多种颜色混在一起,搅成了一团灰色的泥。
      “你走吧。”陈芳说。她的手已经放在了门把手上,准备关门。
      “陈阿姨——”
      “我帮不了你。”
      “您只需要盖一个章——”
      “我说了我帮不了!”陈芳的声音忽然炸开了,大到整栋楼都能听到。她的声音里有愤怒,但祝来听出来了,那层愤怒的下面是更深的、更柔软的东西——是愧疚。她没有帮沈厌,不是因为不能帮,是因为不敢帮。她不敢面对自己有一个儿子的事实。她不敢面对自己抛弃了那个儿子的事实。她不敢面对那个儿子快死了的事实。她怕看到沈厌的名字,怕听到沈厌的声音,怕想起沈厌的脸——那张脸,一定和她很像。因为她生的他。她的基因在他的身体里。她的眼睛在他的脸上。她抛弃了他,但他的身体里流着她的血。
      “您能不能——”祝来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忍了一整天——从早上六点起床,到跑街道办,到坐出租车,到爬四层楼梯,到敲那三下门。她忍住了没有哭,忍住了没有在陈芳面前失态,忍住了没有跪下来求她。但她现在忍不住了。因为陈芳要关门了。那扇门一关,她就没有机会了。沈厌就没有机会了。
      “求您了。”祝来蹲下来,蹲在402门口,蹲在陈芳面前。她的眼泪滴在地上,一滴一滴的,在地面上留下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她的书包从肩上滑下来,文件袋从书包里掉出来,申请表、诊断证明、贫困证明散了一地。
      “求您了,”她抬起头,看着陈芳,声音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沈厌快死了。他没有时间了。他等不起了。您是他的妈妈。他找了您十三年。他六岁的时候一个人走了三条街去找您。他敲了一扇门,开门的阿姨说没听过您的名字。他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走了。他走了很远的路才回到家。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他只跟我说过。他跟我说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到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知道他疼。他疼了十三年。从三岁到十六岁,每一天都在疼。您不能让他疼了十三年,最后连一个章都不给他盖。”
      楼道里很安静。声控灯灭了。黑暗像水一样涌过来,把祝来和陈芳淹没在黑暗里。黑暗里,祝来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她的哭声,是另一个声音。是陈芳在哭。她哭得很轻,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抖。祝来看不清她的脸,但能感觉到她在哭,因为她的呼吸变了,变得急促、紊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
      “他——还好吗?”陈芳的声音从黑暗里传出来,很小,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
      “不好。”祝来说,“他每天都在流鼻血,血小板低到十五,随时可能大出血。他吃不下东西,要靠营养液维持。他很瘦,瘦到骨头都突出来了。他很疼,但他从来不说。他只会说‘没事’‘不严重’‘习惯了’。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没有人靠近他,他也不让任何人靠近。但他在等。他在等一个人。等了十三年。”
      “等谁?”
      “等您。”
      陈芳的哭声大了起来。不再是无声的抽泣,而是真正的、放出来的、像决堤一样的哭。她的哭声在黑暗的楼道里回荡,像一个被困在井底的人在呼救。
      祝来蹲在地上,听着她哭。
      她没有说“别哭了”。因为她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她不是陈芳,她不知道陈芳这十三年经历了什么。她不知道陈芳离开沈厌之后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过,不知道她有没有在深夜想起过那个孩子,不知道她有没有偷偷去看过他。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一件事——沈厌在等她。等了十三年。她来了。虽然晚了。但来了。
      陈芳的哭声渐渐小了。
      她蹲下来,和祝来平视。黑暗中,祝来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那双手伸过来,握住了祝来的手。陈芳的手是暖的,不像沈厌的手那样凉。她的手上有茧,是常年做家务留下的。她的指甲很短,没有涂指甲油。她的手和沈厌的手不像——沈厌的手指更长,骨节更分明。但祝来握着那双手的时候,想到了沈厌的手。沈厌的手在她手心里的时候,也是这个姿势——五指微微张开,掌心贴着她的掌心,像一个正在被解码的密码。
      “他在哪个医院?”陈芳问。
      “南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708病房。”
      “我能去看他吗?”
      祝来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这一次,她没有忍。她让眼泪流了满脸。因为她等这句话等了太久了。沈厌也等了太久了。十三年的等待,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回音。
      “他能见您吗?”祝来的声音在发抖,但这次是高兴的发抖。
      “我不知道。”陈芳的声音也在发抖,“他恨我吗?”
      “他不恨您。”祝来说,“他从来没有说过恨您。他说的是‘我接受了她不会回来的事实’。他没有恨,他只是接受了。”
      陈芳又哭了。
      两个人蹲在黑暗的楼道里,面对面地哭。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像一个在不断练习死亡的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半个小时。陈芳站起来,打开了门。走廊的灯光从门后面透出来,照在她脸上。她的脸是湿的,眼睛是红的,鼻尖也是红的。
      “你进来吧。”她说,“我把户口本找出来。盖章要用的。”
      祝来站起来,腿已经麻了。她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等血液重新流进双腿,然后跟着陈芳走进了402。房间不大,两室一厅,家具很旧,但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放着一杯茶,电视开着,画面里在放一档相亲节目。陈芳走进卧室,翻箱倒柜地找东西。祝来站在客厅里,看着墙上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扎着两个小辫子,笑得很开心。小女孩的眼睛——和沈厌的一模一样。
      “那是你妹妹?”祝来问。
      陈芳从卧室里探出头,顺着祝来的目光看向那张照片。
      “嗯。沈厌的妹妹。我后来再婚生的。”
      祝来看着那个小女孩的笑脸,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沈厌知道他有妹妹吗?他知不知道,他的妈妈离开他之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他把那个孩子养在身边,给她扎辫子、买新衣服、送她上学、接她放学、在她生病的时候整夜不睡地照顾她。而沈厌,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着凉透了的泡面,做着一个人的化疗。
      祝来把目光从小女孩的照片上移开。她不想看了。不是不喜欢那个小女孩,是太疼了。看到那个小女孩被妈妈爱着的样子,她就想到沈厌从来没有被妈妈爱过。这种对比太残忍了,残忍到她的胃都在痉挛。
      陈芳从卧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户口本。户口本的封面是红色的,写着“居民户口簿”五个烫金大字。她翻开其中一页,递给祝来。祝来低头一看——户主:陈芳。与户主关系:长女。姓名:沈厌。出生日期:2006年3月17日。婚姻状况:离婚。迁入日期:2010年9月5日。
      祝来看到了“迁入日期”那一栏。2010年9月5日。沈厌四岁半。他妈妈把他从户口本上迁走了。不是迁到别的地方,是迁到了他爸的名下。她把自己的儿子,从自己的户口本上划掉了。像划掉一个写错了的字。
      “我能拍张照吗?”祝来问。
      “拍吧。”
      祝来拿出手机,拍下了沈厌户口页的照片。她拍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她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沈厌看到他妈妈户口本上没有他了,他会怎么想?他会说“习惯了”吗?还是他会沉默?沉默比“习惯了”更可怕。因为“习惯了”至少是一种表达,沉默是什么都不说,把所有的疼咽进肚子里。
      “陈阿姨,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你问。”
      “您为什么离开沈厌?”
      陈芳沉默了很久。她的手在摩挲户口本的封面,来回地、反复地、像在摩挲一个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
      “因为我不配做他的妈妈。”她说。
      祝来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没有泪水,但有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是认命。她已经不为自己辩解了。她知道自己在沈厌的生命里做了不可原谅的事。她不需要别人来告诉她。她自己知道。
      “陈阿姨,您配不配做他的妈妈,不是您说了算的。是他说了算的。”
      陈芳的嘴唇动了一下。
      “他想见您。”祝来说,“他没有说过这句话。但他的眼睛里说过。您是他的妈妈。他等了您十三年。您去看他一眼。一眼就行。”
      那天下午,祝来从陈芳家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户口本复印件。不是陈芳的户口本,是沈厌的那一页。她复印了两份,一份放进了文件袋里,另一份放进了书包的内侧口袋。
      她走出幸福里小区的时候,雪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半张脸,金色的光照在雪地上,把整个世界照成了一种温暖的、虚假的颜色。祝来站在小区门口,拿出手机,给沈厌发了一条消息。
      “沈厌,我找到你妈妈了。”
      对面没有立刻回复。
      祝来站在雪地里等。等了很久。
      手机终于震了。
      “她说了什么?”
      “她说——她不配做你的妈妈。”
      “她没说错。”
      祝来盯着那四个字。她没说错。沈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一定很平,平到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祝来知道,这四个字下面压着的东西有多重。重到他的心脏都跳不动了。
      “沈厌,她想来看你。”
      “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的样子不好看。我不想让她看到。”
      祝来的眼泪又涌出来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心疼。沈厌说“我现在的样子不好看”——他不让陈芳来看他,不是因为恨她,是因为他怕自己现在的样子会让陈芳难过。他瘦了,脸色白了,头发掉了,嘴唇上全是干裂的死皮。他不像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像一个正在枯萎的老人。他不想让他的妈妈看到他枯萎的样子。他想让他妈妈记住他小时候的样子——那个在棉纺厂家属院里跑来跑去的、笑得很开心的、还没有被生活打倒的男孩。
      “沈厌,你妈妈不会在意你的样子。她在意的是你还活着。”
      “她不在意。她在意的话,就不会走了。”
      “她走了,但她回来了。”
      “她回来是因为你要死了。不是因为她在乎。”
      祝来的手停在键盘上。沈厌说得对。陈芳同意来看他,不是因为突然良心发现,是因为祝来蹲在她家门口,哭着说“沈厌快死了”。如果沈厌没有生病,陈芳会来看他吗?不会。她会继续假装自己没有儿子,假装自己只生了一个女儿,假装那十三年的空白不存在。她的“回来”,是因为“死亡”这两个字。不是因为她爱他。
      祝来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她站在雪地里,手机攥在手心里,脚趾在鞋里冻得发疼。她想到了一个问题——爱一个人,是爱他的存在,还是爱他的消失?陈芳在沈厌存在的时候离开了,在沈厌快要消失的时候回来了。她的爱,是在他的消失里。
      “沈厌。”
      “嗯。”
      “不管她是为什么回来的,她回来了。这就够了。”
      “够什么?”
      “够你见她一面。不够原谅她,不够接纳她,不够叫她一声‘妈’。但够你见她一面。一面就行。”
      对面沉默了很久。久到祝来以为沈厌昏过去了。
      “一面之后呢?”
      “一面之后,你想怎么样都行。恨她也行,原谅她也行,不见她也行。但先见了再说。”
      “祝来。”
      “嗯。”
      “你是不是在逼我?”
      “是。”
      “为什么?”
      “因为你不逼自己。你只会说‘习惯了’‘没事’‘不严重’。你不逼自己,我替你逼。”
      对面又沉默了。
      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好。我见她。”
      祝来把手机贴在胸口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南城冬天的空气又冷又干,吸进去的时候像刀子割她的肺。但她的心里是暖的。不是因为陈芳回来了,是因为沈厌说了“好”。他愿意了。他愿意打开那道锁了十三年的门,让那个抛弃他的人进来。不是因为原谅,是因为他想在死之前,再看她一眼。
      祝来不知道的是,沈厌在发完那条消息之后,把手机放在了枕头旁边,面朝窗户侧躺着。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天空露出了久违的蓝色。那种蓝很浅,像被水洗过的牛仔裤。
      他看着那片蓝色,心里在想——妈妈回来了。在他快死的时候。她回来不是为了救他,是为了看他最后一眼。但他还是想见她。不是因为他还爱她,是因为他想让她看看,她不要的那个孩子,长成了什么样。他有没有长高?他的眼睛还像不像她?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弧度和她的一不一样?他想让她看到这些。然后让她后悔一辈子。这是他能做的、最后的报复。
      但他的眼泪出卖了他。
      他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滑过太阳穴,滑进枕头里。枕头是湿的。他不是在报复,他是在委屈。委屈了十三年。终于可以当着那个人的面,委屈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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